王復生

王復生，1896年9月出生於雲南省祥雲縣，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王復生與鄧中夏等19人發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北京大學馬克 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11月，李大釗建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王復生是第一批入團的團員之一，1921年秋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7年初，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受黨組織派遣，王復生回雲南主持建立了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幹的國民黨雲南省臨時黨部。大革命失敗后，王復生按照黨中央指示前往東北，在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等地開展革命活動。“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國東北，王復生遵照黨組織的安排，在齊齊哈爾、汭河、黑河一帶，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組織抗日活動，幫助解決抗日義勇軍馬占山部的糧食和武器供應問題。1936年6月，日軍在東北地區實行“大檢舉”、大搜捕，大肆逮捕抗日愛國人士，瘋狂鎮壓抗日力量，王復生不幸被日軍憲兵隊逮捕。日軍對他進行了殘酷的刑訊逼供，但王復生視死如歸，始終嚴守黨的機密。同年8月15日，王復生在齊齊哈爾被日軍殘酷殺害，犧牲時40歲。

王復生，名濡廷，字涵萬，乳名正澥，化名甄海、振海等。1896年9月27日生，雲南省祥雲縣人。1917年，王復生開始就讀於北京高等師範，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法國文學系。此間，結識有志愛國青年羅章龍、鄧中夏，並在李大釗、陳獨秀等先生指導下，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了解蘇俄社會主義革命。1919年5月4日，他作為骨幹，參加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1920年1月18日，通過羅章龍介紹，王復生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期刊室的毛澤東，兩人一見如故。

1920年3月，在李大釗指導下，王復生與羅章龍、鄧中夏等19人發起組織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被推選為法文翻譯組組長。同年冬，王復生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出席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大會。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王復生即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3月底，王復生因學費困難，經北大同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楊鍾健介紹，到陝西華縣咸林中學，任國文教員。與先期到咸中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魏野疇合作共事。他們以咸林中學為陣地，在師生中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熱情宣傳新思想、新文化。1922年冬，他帶領進步學生潘自力、吉國楨、關中哲、楊慰祖、杜松壽等，步行20多里到赤職，和王尚德專門研究醞釀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之類的組織，結果成立了跨縣、校的進步青年團體——赤社（咸中叫青年勵志社）。

咸中在青年勵志社的影響下，學生“自治會”、“青年讀書會”等組織也都有了較大的發展。王復生在咸中還組織過“民權運動大同盟”，推動學校的民主運動。

1923年暑假，王復生離開咸林中學，回北京大學復學。一面繼續讀書，一面從事革命活動。1925年8月，曾被組織派往陝西綏德第四師範開闢黨的工作。同年，在北大與王有德、楊蘭馨等發起成立雲南旅京青年進步團體“革新社”，創辦《革新》雜誌，1926年3月改為“滇新社”，《革新》改為《鐵花》。3月18日，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滇新社骨幹姚宗賢、范士榮慘遭北洋政府殺害。王復生滿腔怒火，起草《滇新社為三一八流血宣言》，4月5日，寫了《三一八流血的代價》先後刊登在《鐵花》上。4月底，王復生被組織派往廣州，在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工作。接著，王復生被黨組織派回雲南了解政治形勢，經過一段工作，再次到廣州向黨組織彙報雲南“倒唐”運動的開展情況。

1927年春節后，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指示王復生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身份回雲南，幫助組建國民黨雲南臨時省黨部。他回到雲南立即開展工作。3月12日，主持召開雲南國民黨黨員大會，成立國民黨雲南臨時省黨部，擔任省黨部書記。在國共合作的形式下，他積極工作，雲南省農民協會、學生聯合會、婦女解放學會、昆明市總工會等群眾團體紛紛成立，一時，雲南國民革命風起風涌。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王復生也遭雲南軍閥逮捕，后被其弟營救出獄。出獄后，即在鄉下養病，身體稍恢復便到上海找黨組織接受新任務。

1928年上半年，王懋廷向王復生傳達了去東北開展秘密工作的指示。王復生即攜夫人郭煥章踏上北去的列車，一到哈爾濱，就和地下黨負責人楚圖南接上關係。楚圖南安排王復生在教育界開展秘密工作，於是，他假報貴州藉，改名王甄，到哈爾濱三中執教，從事文、史、地教學。他把愛國主義思想推向了課堂，不但獲得了學生的熱烈擁護，而且贏得了校長甘南引的暗中支持。11月9日，在王復生、楚圖南、甘南引策劃下，哈三中、哈工大、哈法大、哈一中、二中、女一中、女二中的愛國師生走上街頭，示威遊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堅決反對日本滿鐵株式會社在東北修建五條鐵路，侵略中國，掠奪中國資源的強盜行徑！

因發動學生運動，在哈爾濱無法立足，王復生只好在黨組織安排下到齊齊哈爾，與地下黨員韓幸之接上關係，並向韓傳達了中共滿洲省委對時局的意見，了解了當地情況，最後通過北京大學同學、黑龍江民報社社長常秉奕的關係，在《民報》副刊任編輯，以此掩護，繼續開展黨的秘密工作。

1933年冬，王復生通過老朋友、時任省政府秘書李濃如的關係，經黨組織同意就任《黑龍江民報》社社長。上任伊始，他首先帶頭自降工資三分之一，補貼報社低工資職工，以此團結報社廣大職工，為開展黨的秘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在擔任社長三年中，他利用自己合法身份，通過接觸偽滿洲省府高層機密的機會，搜集了許多戰略價值很高的情報資料，為黨組織決策提供了依據，為東北抗日聯軍發展壯大作出了貢獻。

1936年6月13日，王復生不幸被日本侵略軍派駐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的憲兵司令部逮捕。8月15日，被日本憲兵殺害於齊齊哈爾北部的大江壩。

1936年8月，淪於日本侵略者鐵蹄下的白山黑水籠罩在日偽“大檢舉殘酷鎮壓”的氣氛之中。8月15 日上午，日本憲兵隊戒備森嚴的齊齊哈爾北校場上，一輛刑車呼嘯而至，車上下來五位拖著沉重鐐銬被折磨得遍體鱗傷的共產黨人，其中一位帶著深度近視眼鏡，面容清瘦斯文的中年人深情地環視著戰鬥了8個年頭的祖國河山，心中默默地向她告別，這就是寧死不屈壯烈犧牲於日本侵略者屠刀之下的中共早期黨員、雲南人民的優秀兒子王復生同志。

進入北大后王復生制定了龐博的讀書計劃，顯示出他立志做博識學者的氣質。在大學本科四年的學習計劃中，他具體地羅列了囊括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圖故書目，內容涉及哲學、史學、文學、經學、戲劇等等領域。預定在精通法文，兼通英語的基礎上大量研究西方各個流派的思想和哲學著作，致力研究法國文學史和歐州文學史，閱讀倫理學（邏輯學）、心理學著作，並擬將來赴法留學后，再專攻生物學，在經濟並不寬裕的情況下他有計劃地購閱各類書籍，對當時各種漢譯西方學術叢書，更小惜省吃儉用陸續購閱，足見他對新文化的熱烈興趣和求知慾望的強烈。

王復生體質素弱，病痛時發，但是在“知識救國理想的鼓舞，仍堅韌不拔地游弋在知識的海洋中，他廣泛涉獵了一大批中外學術思想論著，同時受到教授學者高水平講演的啟發，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觀點，尤其是他對中外文藝理論思想的一此見解，至今讀來仍然頗有精到之處口如他在日記中寫到：“近讀《元曲選》，覺吾國文學思想觀念與彼方（指西方）大異，西洋思想固應當積極介紹灌輸人國內學術界，而本國思想學術不容一筆抹煞，大有推闡之必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優秀遺產的價值，“深信東方神秘思想之不可侮”。王復生對法國文學素有研究，在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後，他竭力推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說道：“真即美即善，文學技術高妙處，在人人心中共有之境界，他人不能道之，而吾能以極平常字句，極簡單之語言表而出之，使他人一目豁然，不奮若自己出。要達到這種高妙境界，寫實主義（即現實主義莫上矣一王復生譯有法文詩選若干篇，曾將日本伊呂波歌譯成法文，並且花了很大精力翻譯《世界家庭之生命》，交同學鄧中夏在刊物上連載，同時還為昆明及各地刊物撰稿大學時代的王復生顯露了橫溢的才華，在他面前展示了一條通往學術研究事業的坦途。

王復生在北京求學期間，正是中國新文化運動迅猛興起的時期，西方各種思想學說紛紛涌人中國，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倡導自由思想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辦校方針指導下，成為當時新文化傳播的主要陣地，不僅各派資產階級文化思想普遍流行，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李大釗、陳獨秀亦被聘請為北大教授．面對繁雜的西方各種思想學說，王復生象許多當時追求進步的優秀青年一樣，熱情認真地加以學習和了解，不同程度地先後接受過杜威的實用主義、羅索的新唯實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盧梭的民主學說，柏克森的生命哲學，尼採的超人哲學，叔本華、托爾斯泰的學說等等。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18年，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在中國傳播馬列主義的革命先驅李大釗，為了在進步學生中更廣泛地傳播馬克思主義，決定將館藏的西方外文圖書，特別是有關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著作加以編目制卡，撰寫提要，以方便學生借閱。為此，組織思想進步，諳習外文的王復生同羅章龍、李梅羹、范鴻韻、商承祖、宋天放等人參加這一項工作，王復生擔任法文翻譯組組長，在這項工作中，王復生較多地接觸和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19年，中國專使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特權，廢除賣國的二十一條，收回山東權益等正義要求。但美、英、法、日、意列強置中國民族利益而不顧，繼續堅持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侵害中華民族的權益，消息傳回國內，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高等院校學生開始組織起來，許多報刊和團體也連續發表宣言，提出反帝愛國的正義主張。5月1日，《晨報》副刊出版了《勞動節紀念專號》，專號上發表了李大釗的《五一節May Day雜感》指出：這個日子是下人的直接行動取得成功的日子，是工人的祝典日。

1920年8月9日晚，他談論學習至深夜，還總結一套讀書方法。存王復生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述：“仲湃規予治學太泛恐無所就，聞之汗背，予實犯此病，”他們的政治生活能互相幫助，誠懇坦率地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給我們後人作出了良好的楷模。如1921年1月29日星期六的文字記述：伸懈約至叔鄰處談．謂人當勇往任事，其實求學，洵屬見到語。仲懈並不以吾前此嚴岸為然，渭吾前日之病，患在獨學無友，有勝於已，不敢與之交，恥自己露出破綻，不如已者，己不屑與之交，宜破除氣，勝於已者友之以為砥礪，不如已雖不與之深交，亦不宜拒絕，宦於適當處鼓其聞上…。今聞仲懈言而大懼，宜痛改之，此病不去，終無向上之日”。

1920年初，王復生在北京晤訪毛澤東，傾聽毛澤東關於湖南民眾驅逐軍閥張敬堯的見解后，於日記中寫道：“訪毛潤之言：湘人於張敬堯誓不兩立，然苟欲吳佩孚督湘，湘人想象之事，實或可減少痛苦？然為『新文化運動』計，則寧取張敬堯呵斥吳氏，蓋張敬堯，量不學無識，其於新文化；但知其不利於已，小好而已，而其不好與好之何在？同惜然也。亦無術代以新文化以補之舊文化。吳佩孚思想頑固，苟其實行排斥新文扎，必以固舊之思想文化代之。湘人腦力上所受之痛苦，更可痛矣！與吾同意。”2月18日，王復生與輔社成員一起，在陶荔亭為毛澤東回湖南餞行。可見，王復生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始人李大釗、鄧中夏，毛澤東等人交往至深，友誼厚密，志同道合。

王復生極為重視社會主義運動史和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的研究，他研究馬克思的學說，了解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還注意了解如基爾特、蒲魯東等等各種社會主義理論，以求得從理論上弄懂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豐義理論之間的區別。經過學習研究，他解剖自己的思想，“受老莊餘毒固矣，近日研究馬克思唯物史觀，科學的社會主義，此心稍知物質社會(道德，法律，風俗)亦不可侮也。”表明他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通過與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鄧中夏、等人的交往學習，經過“五卅”運動的洗禮，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有了革命的信仰，就堅信不疑地宣傳、播種，致死不渝地為之奮鬥。王復生在積教學習馬列主義的同時，不斷地向家鄉祥雲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接受這種宣傳最多的要數他的親兄弟，後來成為雲南地下黨領導人的王德三。王復生定期給在家鄉的弟弟王德三寄《新青年》、《響導》等傳播馬列的進步刊物。1920年王德三到北京求學，繼續與王復生生活在一起。在王復生的啟發和影響下，也走上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重新發現的王復生的一些手稿中，可以充分地說明：王復生是弟弟王德三接受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王復生與鄧中夏、羅章龍、高尚德何盂雄、劉仁靜，王有德、李梅羹、李駿，朱務著、黃日葵、范鴻吉等北大同學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現稱來雨軒)集會，討論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鑒於當時的鬥爭環境，決定研究會暫時以秘密方式活動，待條件成熟后再向社會公開。1921年11月17日，由王復生等19人署名作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人，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啟事公開宣布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研究會設立英，法。德文翻譯組，譯介馬克思豐義原著，王復生擔任法文翻譯組組長。同時，他深感了解和研究工人運動的重要，多次參加去北京丰台鐵路工人和門頭掏煤礦工人中開展調查。向工人宣傳階級鬥爭的學說，並將調查情況詳細記錄，返校後向研究會會員作“勞動運動研究”的專題報告。1920年冬，王復生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4月24日，王復生參加在北大舉行的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大會，在會上與羅章龍等7人一起被推選為“五一”運動委員會成員，組織工人舉行紀念活動。在王復生等人的積極奔走組織下，5月1日，長辛店1000多工人舉行降重集會，高呼“勞工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宣布成立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北京市區也舉辦了一系列宣傳紀念活動。，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后，王復生加入了共產黨。曾經立志於當學者著書立說的王復生，自覺地在時代的選擇中挑起救國的重擔，接受了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先鋒戰士。

王復生入黨后，以更加堅定的信心和熱情投身到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人運動的工作之中，風塵僕僕地奔走於北京、天津，唐山等地，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工人運動盡心儘力，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的一位得力工作者。

1922年，黨組織決定派遣王復生到陝西開展建黨、建團工作，王復生到陝東地區以華縣咸林中學為據點，和先期到該校的魏野疇(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聯合，利用教員身份進行革命宣傳教育，通過“共進社”(北京的陝籍青年組織的進步社團)為建立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做打基礎的工作，同時相機建立組織。同期聯繫上渭南赤水鎮“兩等職業小學’的王尚德(即王璋峰，在武漢人團，1922年7月由武漢派回赤水進行建團工作)。王復生以學校為講壇，以師生為對象，在教學中，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平時經常到學生中上交朋友，進行具體的誘導工作。課餘還組織學生社團“青年勵志社”(一名赤社)學習。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和進行演講，組織學生體育會，利用鍛煉身體，郊遊，旅行等活動完成黨組織交給的任務。

1923年春，震驚全國的“二七”慘案的消息傳到咸林中學，王復生髮動全校師生召開悼念死難烈士，聲討帝國主義封建軍閥暴行的大會。並在華縣縣城舉行遊行示威，聲援上海工人的罷工鬥爭。在王復生，王尚德等領導下，咸林中學和赤水兩等職業小學的進步師生閱讀革命書刊，討論革命的有關問題，組織講演團到高塘、下郅等鄉鎮開展宣傳革命的活動，造成了話躍的革命氣氛。這是黨的創建時期陝東革命力量開始聯合的標誌，為後來渭南、華縣地區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1923年7月，王復生回北京大學復學，應屆畢業的咸林中學進步學生潘自力、關中哲隨同到北京，他為他們安排了補習，爾後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又將他們託付鄧中夏、劉天章、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5年8月，王復生遵照黨的派遣，到陝北綏德第四師範學校任教。“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陝北后，中共陝北特別支部立即組織愛國師生開展罷課和遊行示威，抵制英貨、日貨、募捐援護的活動，隨後義掀起了一次轟轟烈烈的反基督教運動口王復生積極領導投人了這些鬥爭。他還為反墓督教運動領導機關“陝北反基督教大同盟撰寫了《耶穌是什麼東西》的宣傳文章，幫助人們認清基督教的本質，對陝北人民的反帝鬥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25年冬，王復生奉命離開陝北回到北京，從事學生運動和主持“新滇社”的工作。

新滇社，是1924年在王復生等同志的推動和發起下成立的雲南旅外求學的進步青年組織。當時雲南進步青年多聚集北京，為了引導這些青年走向革命、王復生常邀集一些進步青年聚於他的住處，旅京學生中遇有要事，也經常聚合於王復生處。當時他住在離沙灘（北大一院）不遠的一個廟宇內，百南同學常到他那裡學習討論馬克思學說，他也經常給子一些宣講和指教。他在雲南旅京學生中頗具威望，對促進雲南旅京青年走向革命影響較大“新滇社’（原稱“革新社）出版的《革新》、《鐵花》周刊，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雲南軍閥唐繼堯的腐朽統治，號召雲南人民推翻獨裁政權，節新雲南政治。王復生始終是該革命團體的主要創建人和負責人之一。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區委和國民黨左派領導下，北京群眾10萬餘人在天安門集會示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執政府的賣國行徑。請願隊伍前往執政府時，遭到軍警槍殺鎮壓，造成了駭人聽聞的“三·一八”慘案，王復生等組織“新滇社”成員和雲南籍進步學生參加了這一示威遊行，“新滇社骨幹、共產黨員姚宗賢，范示融不幸催難。目睹烈士的死難情景，激起王復生對反動派的無比憤概，他以悲憤的心情寫了《新滇社為三·一八流血宣言》，聲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北洋軍閥的血腥罪行，深切哀悼遇難的烈士，提出要對慘案的罪魁禍首段祺瑞‘賈德耀解除公職，交法庭審判；為死難烈士舉行國葬等嚴正主張，他在稍後發表的《三·一八流血的代價》一文中尖銳指出：“三、一八流血的代價，是使人們認清了帝國仁義的走狗軍閥官僚是人民的仇敵，欲求中國獨立白由，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及國內的軍閥官僚。

‘九·一八’的血腥事實教育了王復生，他在日記中寫道：現在我決心犧牲一切做國民革命。先鍛煉得一個冷靜的頭腦，堅決的意志”在接到黨組織的指示后，立即以“新滇社名義組織雲南籍革命青年南下廣州，參加國民革命4月底，王復生踏上南下征程，決心去接受血與火的洗禮。到廣州后，王復生在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工作，並為《鐵花》第六期撰寫了題為《告雲南育年朋友》的文章，這是討伐唐繼堯的一篇檄文。不久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決定派王復生和楊青田返滇。陳延年同張伯簡（雲南人，軍委書記）、王德三、王復生、楊青田等研究了雲南情況后，指出雲南軍閥唐繼堯正與北洋軍閥勾結，反對只大政策”和北伐戰爭雲南工作的首要任務是聯合“反唐”勢力，進行“倒唐”，以解除北伐軍的後顧之憂，以保障革命中心廣州的安全，然後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林祖涵委派王復生和楊青田為國民黨中央特派員，返滇工作。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國民革命不斷高漲的形勢下，雲南軍閥唐繼堯卻圖謀勾結吳佩孚、孫傳芳，夾擊廣州國民政府，成了對後方的隱患。為此，王復生身負重任啟程返昆，時值繼堯政府發布“反赤”布告，嚴厲鎮壓青年學生的進步活動。先期返昆的楊青田被密探盯梢，無法活動，很快離滇。王復生巧妙的利用同學，親友關係隱蔽下來，積極開展活動。他不顧雲南軍閥的血腥鎮壓，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大膽運用各種社會關係，通過揭露唐繼堯擴充嫡系，用人唯親，對下屬多疑多忌等事實，批判唐繼堯對抗國民革命，勾結北洋軍閥的陰謀，造成“倒唐”的社會輿論。他還通過胡若愚的秘書長郭子謙，張汝驥的高參高竹章的關係開展了策動倒唐活動，由於王復生在昆明沒有跟楊青田接上頭，而雲南的社會政局等情況，必須及時向中共廣東區委彙報並取得工作指示，故於10月離昆赴廣州。

1927年，雲南發生“二六”政變后，中共廣東區委分別派王懋廷、王復生回雲南主持國共兩黨的黨務。3月12日，王復生主持在省教育會內召開國民黨黨員大會，紀念孫中山逝世兩周年，並宣布建立“中國國民黨雲南臨時省黨部”，大會選舉王復生，李鑫等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為執行委員．由王復生主持黨務。同月，在王復生等人的指導下，建立了國民黨昆明市臨時執行委員會，以後陸續建立了滇南、滇西，滇東北等地的國民黨黨部。從3月到4月底，昆明市黨部所屬黨員人數就猛增到2000多人，全省國民黨左派力量迅速增長，在中共雲南特委和國民黨省黨部的領導下，3月至7月問，省農民協會、省學聯，省會學聯、全省婦女解放協會、昆明市總工會等群眾團體先後建立起來，並在全省各地建立了分會，開展工農運動，王復生雖然沒有擔任中共雲南黨的領導職務，但仍積極參加黨的組織建設，曾為中共雲南特委舉辦的黨團員訓練班講課，始終關切黨組織的發展。

1927年蔣介石製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龍雲政府即步其後塵，於5月11日出動大批軍警徠，突然查封了雲南省國民黨左派黨部及團體，大肆逮捕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人士，並將王復生、李鑫等六人指控為“赤化亂黨要犯’予以監禁，電示南京蔣介石政府批准加以殺害。王復生在獄中與難友們一起展開鬥爭，作好了迎接任何嚴峻考驗的準備。在中共雲南黨組織發動社會各界請願要求保障人權，釋放被捕人員的社會壓力下，新當權者胡若愚為了標榜開明，擾絡人心，王復生等人才得以釋放出獄。為王復生、李鑫、趙祚傳等人的安全出獄，中共雲南特委以國民黨省黨部名義在省教育會禮堂召開2 0110多人參加的歡迎大會。之後，由於王復生身份已經暴露，無法繼續留在雲南工作，遂於當年秋末離開昆明前往上海。

1928年秋到莫斯科參加“六大”的中共雲南省臨委書記、二弟王懋廷向王復生傳達了中央指示意見，到東北恢復和加強黨組織的力量。6月，王復生夫婦由上海到達哈爾濱，經雲南籍共產黨員楚圖南的介紹，化名王甄海(振海)，先後到哈爾濱第一中學，第三中學任教，開展革命活動。

王復生與楚圖南一起在青年學生中開展革命宣傳，組織進步社團的活動，引起國民黨哈爾擯特區當局的注視，他被迫轉移到齊齊哈爾，進人電報局供職。不久，受北京大學同學、時任黑龍江省《民報》社長常秉彝的延聘，任《民報》主筆。王復生通過報紙社論及副刊文章，進行歷史唯物主義宣傳，用合法手段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後來因東北政局動亂，王復生曾轉移到吉林中學、黑龍江省立第一中學等地教書，進行艱苦隱蔽的活動。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瀋陽，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蔣介石下令“絕對不抵抗，把東北三省大好河山拱手送給侵略者，徹底暴露了其賣國“反共”的面目，激起全國各界各階層人民的抗日反蔣怒潮在空前的民族危難激憤下，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東北黨組織立即組織領導工人、農民、學生等社會各階層人民開展各種形式的鬥爭。王復生遵照黨組織的布置．與蘇聯駐黑河領事館取得聯繫，奔走於訥河、黑河一帶，幫助解決北滿抗日義勇軍馬占山部的糧食和武器供應困難問題。馬占山部抗日武裝遭受挫折后，王復生由黑河歷盡艱險徒步繞返齊齊哈爾，繼續進行抗日活動。

1934年11月，王復生通過社會關係就任偽滿黑龍江省《民報》社長兼總編輯。他與共產黨員金劍嘯等利用報紙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日宣傳：以《民報》文藝副刊為陣地，先後發表《王二之死》、《瘦骨頭》、《興安嶺的風雪》等文藝作品，從側面揭露日偽的黑暗統治，歌頌東北抗日聯軍的英勇鬥爭事迹；以《民報》出刊二千號紀念日的名義組織“白光社”劇團，演出了《錢》、《母與子》、《黃昏》等具有愛國思想意義的劇目，宣傳抗日救國，引起社會上的很大反響，此外，還在報社內外組織琦瀾讀書會、同仁會、人生改善會、經濟研究會等群眾團體，宣傳抗日活動。

在日偽殘酷統治的險惡環境中，王復生於1935年夏與中共北滿省委取得聯繫，在廣泛的群眾基礎上，著手建立齊齊哈爾黨組織，他首先在《民報》社內發展黨員，然後吸收進步教師、學生加入組織，到10月即已發展黨員20餘人，鑒於形勢的變化，王復生加強了黨的組織建設，設宣傳、行動、調查二部分工協作，對白光社一劇團注重演戲宣傳而放鬆黨的別項工作的傾向及時作了糾正他還及時把中國工農紅軍從陝北出征抗日的消息告訴大家，堅定同志們對抗戰勝利的信心。王復生針對偽滿政府中部分官員是屬於被迫脅從的，不乏愛國之心的具體情況，注意開展對這部分人的爭取工作如偽滿黑龍江省教育廳廳長王賓章對日本扶植的滿州國政局極為不滿，有改革社會的意願在王復生的說服爭取下，他表示對王復生關於時局問題的論述極為敬佩，同情共產黨的活動，贊同以共產主義改革滿州社全，驅逐日本侵略勢力，主動給黨組織提供經費，以請客聚餐等形式把自己的公館作為開會場所，給黨組織的活動給以極大的支持與便利。

金劍嘯等人的抗日活動，引起了日偽的注意。由金劍嘯已受到敵人的監觀，王復生果斷採取措施決定讓金劍嘯迅速轉移哈爾濱日本侵略者扶植的偽滿洲國出籠以來，不斷透到個囚特別是東北各階層人民的痛斥反對，採取各種方式進行反杭，使得日偽草木皆兵，魂不守舍。為此，1936年6月13日，日偽在東北地區實行‘大檢舉’，對中國共產黨人，抗日愛國人士大肆逮捕，瘋狂鎮壓抗日反偽力量。當天，王復生及部分同志也在民報社內被捕。

在獄中，王復生教育被捕同志要嚴守黨的機密，經得住生死考驗。日本憲兵隊為欲逼供齊齊哈爾黨組織及其抗日活動情況，在一個多月時間內、對王復生刑訊達18次之多，使用了殺京水、壓打子、上大掛、夾手指等酷刑，把他折磨得遍體鱗傷，多次昏死過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在抱定為共產主義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獻身的王復生面前，酷刑只能摧殘身體，絲毫改變不了個共產黨員對黨和人民的忠貞。

大革命失敗后，王復生按照黨中央指示前往東北開展革命活動。1928年12月，到齊齊哈爾，九·一八前王復生在齊齊哈爾《黑龍江民報》當編輯，利用《民報》宣傳抗日戰爭，支持馬占山等領導的江橋抗戰。

江橋抗戰失敗，馬占山到黑河重舉抗日義旗。黨組織派王復生到黑河辦《民眾日報》，以促進抗日事業，被馬占山聘為省政府顧問。日本侵略軍已將黑河交通封鎖，不久，黑河就斷了糧草，抗日部隊和機關人員只好以馬料為食。面對困境，馬占山一籌莫展。王復生看到抗日軍民忍飢挨餓，焦慮萬分。王復生忽然想到“廣發祥”糕餅店老闆王國華。王國華是老共產黨員，在中蘇邊境開店作掩護，實際是中蘇兩黨的聯絡人。王復生找到王國華，經王國華協調，王復生到蘇聯駐黑河領事館商談為馬占山部隊解決食品問題。蘇聯領事當時正在莫斯科向外交部長彙報日本侵略中國事態。領事館官員謝苗諾夫熱情接待了王復生。聽王復生敘述后，謝苗諾夫馬上與莫斯科通話，莫斯科回話說：支援中國抗日部隊是蘇聯應盡的義務，外交部正與有關部門商談，這事還要驚動斯大林同志。

王復生一聽，急忙說：現在抗日軍民正餓著肚子，要經過那麼多部門，會不會拖很長時間？請求謝苗諾夫再回電催促。王復生就坐在謝苗諾夫的辦公室等候，一直等到蘇聯的明確答覆。

不多時，蘇聯駐黑河領事館就送來了大量麵粉，解決了抗日部隊的飢荒。

雖然糧食暫時解決了，但抗日部隊彈藥消耗越來越大，馬占山求王復生再向蘇聯請示援助一些彈藥。王復生又一次找到蘇聯領事館。又是不巧，蘇聯領事出去視察，謝苗諾夫接待了王復生。謝苗諾夫說，彈藥問題不比糧食，如果日本人知道蘇聯為馬占山提供了軍火，會引發國際糾紛。

經過努力，蘇聯人想出個辦法：1930年“中東路戰爭”中，東北軍梁中甲旅的武器被蘇聯繳獲，蘇聯人答應將這批中國武器還給馬占山部隊。王復生欣喜若狂。

可是，當王復生離開領事館時，聽到馬占山在慶城(慶安)中日軍伏擊潰敗的消息。王復生立即找到王國華，告訴他彈藥已經談妥，要王國華聯繫在小興安嶺打游擊的共產黨員陳大凡，將武器彈藥給陳大凡的游擊隊。

王國華聯繫不上陳大凡，日本人很快就要到黑河，王國華說：日本人一來就會盯上你，日本人佔領齊齊哈爾後，那裡的黨組織需要人，你最好回到齊齊哈爾。

當天，王復生就帶著乾糧，一個人徒步向齊齊哈爾走去。穿過興安嶺大森林，越過嫩江草原，王復生走回了齊齊哈爾。

到齊齊哈爾後，王復生在一中當一段教師，後到《黑龍江民報》當社長，與金劍嘯等人秘密宣傳抗日，發展黨員。

1936年6月，王復生被日軍逮捕。一個多月時間內，日本人對王復生刑訊達18次之多，打得他氣息奄奄，胸骨、肘骨、肋骨、腿骨全都被打斷，逼他說出黨組織和抗日活動的情況。但王復生視死如歸，始終嚴守黨的機密。1936年8月15日，王復生在齊齊哈爾北門外江壩被日軍殺害，犧牲時40歲。

《滇新社為三一八流血宣言》

《三一八流血的代價》

王復生是雲南籍第一位共產黨員。他是一個為理想而獻身的革命者，是雲南人民的優秀兒子。

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王復生奔走於雲南、北京、陝西和黑龍江等地。面對酷刑，他嚴守黨的機密，展現了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錚錚鐵骨，保持了共產黨人寧死不屈、視死如歸的自我犧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