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若虛

1924年在本村小學學習，1936年考入濟南師範學校。

1938年夏，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並赴延安陝北公學學習，次年1月入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6月入抗日軍政大學文藝工作團，隨抗大總校活動於晉察冀邊區與晉東南地區。

1941年8月出任文藝工作團舊劇指導。

1942年11月任八路軍政治部前線劇團宣傳股長，從事戲劇、曲藝創作和演出，並工程派青衣，戲曲藝術造詣頗深，曾參加京劇《賀后罵殿》、《孔雀東南飛》、《打漁殺家》、《四朗探母》的演出。在為慶祝抗戰勝利演出全本《法門寺》中，成功地飾演賈桂。他演唱的京韻大鼓《大西廂》與呂班的白圈大鼓、苗培時的西河大鼓齊名。抗日戰爭期間，他還創作了京劇現代戲《盪家恨》、京劇歷史劇《亡宋鑒》、歌劇《參軍曲》、快板劇《放哨》、鼓詞《三勇士推船渡江》、《飛奪瀘定橋》、《南京狗打架》等。在紀念抗日軍政大學建校5周年活動中，《亡宋鑒》獲優秀獎，他被評為“模範幹事”，獲得校長林彪的獎勵。

1946年任晉冀魯豫邊區邯鄲劇院劇務主任，翌年到邯鄲民眾教育館任股長、副館長。

1948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9年4月任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部戲曲改進局舊劇處幹事，負責接管四維戲劇學校和籌建中國戲曲學校。

1950年1月，任中國戲曲學校教務長，10月任支部書記，1953年任副校長。在校長田漢支持下，著手建立新的戲曲藝術教育體制和教學體系，廢除封建師徒制、包身制和打罵體罰制度。先後聘請王瑤卿、蕭長華、劉喜奎、侯喜瑞、姜妙香、譚小培、程硯秋、荀慧生、尚小雲、郝壽臣等名角到戲校任教，制定了“以政治為基礎，以藝術教育為主體”和“普遍培養，因材施教，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學方針。他對老一輩藝術家謙虛尊重，事師禮，委重任，對各流派的教師，一視同仁，無門戶之見，新老教師稱他“既是領導又是同志，還是朋友”。同時，他非常關心學生的思想和學習，經常教育他們樹立革命的人生觀和良好的職業道德。凡學生考試、排練、實習、演出，他必親臨現場督導，且對全校數百名學生的姓名及所學的戲種和派別與成績都了如指掌。因而，學生們都親切地稱他為“咱們的老校長！”史若虛不但勤於育才，而且還善於選才、辯才。如劉長瑜還在頑童時，一次他突然把他和幾個低年級的學生叫到跟前，要每人念一遍《打漁殺家》中蕭桂英那句“女兒捨不得爹爹”。他從小長瑜的念白和神情中，發現了她的藝術天才，發現了他的璞玉般的光彩。從此，他對劉長瑜精心培育，煞費苦心地為她安排《楊門女將》等教學劇目，並督促她苦練武功，從而在唱念做打等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他和戲校幹部、教師的共同努力下，培養出了劉秀榮、楊秋玲、孫岳、張春孝、劉長瑜、李長春、葉少蘭、李維康、耿其昌等一大批優秀畢業生。此間，他還與別人合作改編過京劇《碧波潭》、《四川白毛女》、《賣水》等劇本，並參與《新白兔記》、《白蛇傳》、《賣水》等劇目的唱腔設計。

“文革”期間，戲校被江青一夥侮辱為“封資修的大染缸”，他為此遭到迫害。1970年5月至1973年10月，他被迫離開戲校去天津警備區農場勞動，而仍堅持在勞動之餘擬定戲校未來的招生計劃。他1978年1月恢復工作，出任中共戲校領導小組組長；同年戲校擴大建製為中國戲曲學院。1980年1月他被正式任命為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此間，他主持學院大專班的招生工作，選調了張君秋、尚長春、張正芳、鈕驃、葉蓮、艾美君、萬風妹、萬汝泉等到學院任教。又以七二級戲校學生為基礎成立了學院實驗劇團併兼任團長。

1982年他把自己從1958年至1962年在報刊上發表過的論述戲曲教育的二十一篇文章，編成《史若虛戲曲教育論文集》，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后獲中國戲曲學院著作一等獎。正當他打算離休之後，撰寫自己從事戲曲教育四十年回憶錄，為後人留點什麼時，誰知，1983年他心臟病突發，經搶救無效逝世，享年六十五歲。八月三十日下午，國家文化部在八寶山為他舉行了追悼會，李先念、彭真、宋任窮、秦基偉、周揚、黃鎮、劉復之、賀敬之、曹禺等送了花圈。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和他的生前好友及學院的師生共八百多人參加了追悼會。?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中國劇協第二、三屆理事及文化部藝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國家文化部藝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市高等教育學會常務理事。

1949年7月28日，農曆己丑年七月初三日，中國戲曲改進會發起人大會在北京飯店舉行。會場懸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題詞：“推陳出新”、“開展平劇改革運動”，指示了戲曲界當前的任務。到會者發起人百餘人。由歐陽予倩主席，他說明召開這個大會是接受了文代大會的指示，來完成改革戲曲的任務。接著由全國文聯主席郭沫若講話，他說：在中國，舊戲曲的改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戲曲在群眾中有廣泛的影響，它是土生土長的民族形式，一種綜合的藝術，是很重要的社會教育工具之一。在今天這個嶄新的人民自己的時代，不僅舊戲曲要改進，一切舊文藝都要改進，連同我們自己也要改造，應該堅決走向徹底為人民服務的方向。改進戲曲，不僅是改進戲曲本身，而是為了改進社會，改造人民的舊思想。戲曲工作者首先要努力進行自我教育，從思想上改造自己，才能幫助教育別人，完成戲曲改革的任務。最後，他並就《霸王別姬》、《三岔口》兩戲提出改進的意見。

1954年6月25日，農曆甲午年五月廿五日，參加王瑤卿追悼會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劉芝明，文藝界人士和王瑤卿生前友好歐陽予倩、程硯秋、張庚、羅合如、馬少波、馬彥祥、蔡楚生、尚和玉、蕭長華、姜妙香、葉盛蘭、杜近芳、曹寶祿等，和中國京劇團演員、中國戲曲研究院戲曲學校師生以及王瑤卿家屬等六百多人。中國戲曲研究院戲曲學校副校長史若虛在會上介紹了王瑤卿的生平事迹。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劉芝明在會上講話，他指出：戲劇家王瑤卿一生從事藝術工作的勇於創造革新和勤懇熱心地教育后一代的精神，以及他在藝術上的成就，都是中國戲曲界要繼承要學習的優良的傳統。

1959年3月14日，農曆己亥年二月初六日，藝術局局長周巍峙主持召開——關於遵照周總理的指示，研究成立程派劇團的會議。提議主張成立程派劇團，一是繼承，一是教學，還要有研究任務，但不要把全國各地的程派演員都集中到這個團來，否則無異於縮小程派藝術陣地，不利於程派藝術的發展。出席這次會議的有馬彥祥、馬少波、李超、張夢庚、栗金池、張治、史若虛、晏甬等。

1980年11月30日，復刊不久的《北京晚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這樣一條轟動性的消息：《應廣大讀者和觀眾的要求〈四郎探母〉即將公演由中國戲曲學院大專班和實驗京劇團聯合演出一批新秀登台獻藝》，宣布“京劇《四郎探母》將於12月3日至9日在天橋劇場連演七場。”本次演出先由大專班和實驗京劇團分別各演兩場，然後選部分演員組成最佳陣容連演3場，共7場。在12月3日至12月9日正式演出的7天里，《北京晚報》不僅報道了演出的盛況，並且在第一版先後發表了《百花盛開憑春風》、《京劇有危機嗎？》、《讓京劇舞台絢麗多彩》、《京劇需要八十年代的新星》、《如何對待掌聲》等五篇署名“本報編輯部”的評論文章，多為當時編委所撰；還刊登了記者過士行所采寫的中國戲曲學院院長史若虛的專訪《從事戲曲四十春》等。這次演出，轟動京城，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一萬多張戲票被搶購一空，很多人為買不到票而遺憾。《四郎探母》的上演也受到了一些非難，說這場戲宣揚的是“叛徒哲學”，《北京晚報》不應該搞這樣的演出。事後也有人稱這是改革開放初期思想解放的一個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