黌門

黌（音 hóng），古代稱學校，有黌門、黌宮、黌宇、黌序、黌校等說法。另有 黌門監生（明清時國子監的生員。也有的是恩蔭或捐納而得的）、黌門客（指秀才、讀書人）等名稱。對此，古代典籍中多有介紹，如《後漢書˙仇覽傳》：“農事既畢，乃令弟子群居，還就黌學。”《幼學瓊林˙卷三˙宮室類》:“黌宮膠序，乃鄉學之稱。”湯顯祖《還魂記》：“黃門舊是黌門客，藍袍新作紫袍仙。”《儒林外史˙第六回》：“身在黌宮，片紙不入公門。”（意思是說，自己是個生員，有身份，絲毫不能參與訴訟的事。黌宮，古代學校，這裡指當時的府學、縣學、公門、衙門。）李漁《笠翁對韻》：“北面黌宮宜拾芥，東巡岱畤定潘柴。”（拾芥：撿取地上的草芥。比喻取之極易。）《漢書·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岱畤：岱，泰山。畤，古代祭天地五帝之處。燔柴：燒柴，祭天之禮。《禮·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地。）

學宮之門。借指學宮，學校。

《警世通言·鈍秀才一朝交泰》：“里中那些富家兒郎，一來為他是黌門的貴公子，二來道他經解之才，早晚飛黃騰達，無不爭先奉承。”

《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七：“必須得個子弟，在黌門出入，方能結交斯文士夫，不受人的欺侮。”

《鏡花緣》第二七回：“況令郎身入黌門，目前雖以舌耕為業，若 九公 刻了此方，焉知令郎不聯捷直上？”

清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第一回：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裡，居然請了先生，教他兒子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黌門秀士。鄉里人眼淺，看見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姓方的便漸漸的不敵了。

姚雪垠 《李自成》第二卷第三七章：“我不是舉人，也不是黌門秀才，雖是 李 氏一族，卻是三代清貧。”

即使在今日，黌門、黌宮等古雅的說法也沒有失去生命力，2006年4月19日下午，在廈門大學授予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的儀式上，連戰先生當場揮毫，寫下“泱泱大學止至善，巍巍黌宮立東南”的題詞，一時傳為美談。

以文廟為核心，附設傳授儒學的縣學，形成廟、學結合的體制，崇儒、尊賢、重教有機結合，成為中國傳統教育的典範。但是20世紀末陸續刊行的方誌對文廟、學宮的記述較少，故而特撰此文，以期新一輪修志時能加以重視。

黌門，學宮之門，借指學宮。東陽民間將文廟、學宮所在統稱黌門。東陽黌門，在廟、學結合的基礎上，又附設“輝映樓”等文化設施，它是東陽人修身、問學的代表性場所，其悠久的人文素質教育傳統，綿延千年，影響深遠。而且東陽黌門建築，宏大、靜穆、典雅，其選址、布局，形神兼備，匠意獨具，文化脈絡清晰，其構建和裝飾尤見百工技藝之鄉的特色。

一、文廟的初創

文廟是由官方飭建的崇祀孔子的場所，又稱孔廟，夫子廟。東陽文廟始建於何時？清道光《東陽縣誌》載：“宋淳化五年，楊尹移戴叔倫碑，內載太原王昌圖創夫子廟於縣廨前，而不詳其事”。楊尹是北宋淳化五年（994）到任的東陽縣令，上任伊始就將“荒郊迥立，蔓草半侵，苦雨摧殘，畏日銷鑠”的《去思碑》移置於太原王昌圖建的夫子廟之右。

《去思碑》為紀念戴叔倫在東陽縣令任上業績而建。戴叔倫（732-789）字幼公，一作次公，金壇（今屬江蘇）人，唐代著名詩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至四年（783），戴叔倫以監察御史里行的官銜任東陽縣令。《去思碑》建於唐興元元年（784），即戴叔倫離任的翌年。清道光《東陽縣誌》錄有《陸長源去思頌》全文，此文不僅記述了戴叔倫在東陽縣令任上“飾崇文廟，教闡虞庠”的事實，而且盛讚了戴令在東陽興學、尊知、重教的業績，其中文廟在他任上經歷了“飾崇”即整治裝飾的事實說得明明白白。根據清道光《東陽縣誌》對東陽文廟的記述有兩點似已明確：第一，唐中葉，在戴叔倫任東陽縣令前東陽已有文廟；第二，王昌圖所創的文廟在縣廨之前，是為一直沿襲的縣治東南一百七十九步的舊址，而唐代戴令所整治裝飾的文廟和庠序為另有其址，其規模也不如現存的黌門舊址大。

二、文廟的形制

東陽文廟的形制以清至民國時期的文廟遺存為依據。它遵循地方文廟布局的基本規則，坐北朝南，中軸對稱，由前至后沿中軸有照壁、欞星門、泮池、廟門（大成門）、大成殿等建築，唯崇聖祠置於大成殿左側。

照壁照壁也稱“萬仞宮牆”，形制高大，上書“仰之彌高”四個大字。

欞星門東陽文廟欞星門作衝天牌樓式，五間六柱。

欞星門至照壁之間為廣場，今“黌門廣場”即原黌門廣場的改擴建。

泮池泮池為半圓形水池，圓弧向外。東陽文廟泮池納南來之文秀水入池，跨池有南北向小橋一座。文秀水引城南勒馬峰茶院坑水經長生塘入城，於文廟前九曲入泮池。

大成殿大成殿是文廟的核心建築。東陽文廟大成殿遵常制，重檐歇山頂，坐落在高台上，踏道為垂帶台階，南面三階。此外有東西兩廡、崇聖祠、鄉賢祠、名宦祠、孝子祠。

東陽鄉賢祠在廟門西側。奉祀自梁劉昆、申屠狄，唐厲文才以來的歷代鄉賢數十人。鄉賢的祭祀，屬廣義的祖先崇拜，沒有宗親血緣關係的理念，極具地域人文內涵。名宦祠在鄉賢祠右。奉祀著唐邑令戴叔倫，宋邑令鮑安上，教諭舒璧，訓導彭如翱等一批為東陽作出貢獻的官員。孝子祠在名宦祠右。奉祀著漢斯敦，晉許孜等一批孝子。東陽人文傳承中，“孝敬”頗具特色，孝，一直是東陽立德之本，存世的“斯孝”、“孝德”、“孝順”、“懷德”等地名都記載著以孝立德的人文傳承。

三、文廟的奉祀

文廟主祀孔子，隨從享祭者多數為孔子的學生，或與孔子同時代並與孔子有交往的儒家代表人物。

隨從享祭都是各朝代依照奏請然後由朝廷下詔而定的，到清末，隨從享祭者有“四配”、“十二哲”、“先賢”、“先儒”之分。

入廟奉祀等級森嚴，但神像的置放場所和表現形式歷朝有變化。到清末東陽文廟入祀者全以“神牌”的形式奉祀於大成殿內，東西兩廡已成學舍。

一、學宮的創建

清道光《東陽縣誌》載，“宋皇祐元年（1049）知縣鮑安上始建學宮”。但是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下詔“明設考課，各使勵精，琢玉成器，庶其非遠。州縣及鄉里，並令置學”。宋末元初的著名歷史學家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學校考》中就明確記述“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唐大曆十二年（777），東陽升為望縣，作為望縣的東陽在尊孔崇儒大興教育的唐代建文廟、修學宮是必然之舉。唐建中元年（780）——四年（783）戴叔倫任東陽縣令期內，東陽縣學已名聞郡國，其講頌之聲聞於里巷，而且已形成文廟與學宮結合的體制。然而自戴令離任的783年至慶曆四年（1044）詔令州、縣皆立學，近三百年的時間裡，東陽史籍中多言廟而不及學。至慶曆八年（1048）未見有縣學在原有學宮的基礎上動工修葺擴建的記載。

二、學宮的形制

清道光《東陽縣誌》“知縣鮑安上始建學宮”的記述，究其內容實為鮑安上在修葺擴建文廟的基礎上增設學舍。宋《毛維瞻記》對此有明確的記述，“夫子廟隳落卑隘，反不及細民之舍，老屋數十椽上露星日……且患舊址迫狹，遂辟東南官圃以廣之……”。但可以承認，鮑安上修文廟建學宮在選定地址，擴大規模，完善廟、學結合的建築格局等方面是有“始建”之政績的。

本文所說的學宮格局是以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廢縣學時的格局為依據的，但從傳承的角度說，又不能脫離宋知縣鮑安上所始建的格局：

凡屋巍然，中崇者曰殿，內塑先聖及十哲之像，安焉，又繪七十二子於兩壁……殿之陰延而袤者曰講堂，度可布數十席……殿東西設兩廡，廡下有室曰齋，以舍學者，……左右前後庖廥垣囿無不稱備……

這段引自《毛維瞻記》所記述的廟、學結合格局在近千年的歷史變遷中雖陸續有所毀壞修葺，但基本格局一直沒變。

明倫堂位於大成殿正北，鮑令於北宋皇祐元年（1049）擴建，時稱“講堂”，后經多次改建重建，然其址未變。

尊經閣（即藏書閣）位於明倫堂正北，始建於南宋淳熙六年（1179）毀於明崇禎間，現存的尊經閣為清嘉慶六年（1801）重建。

教諭宅在明倫堂東。

訓導宅在明倫堂西。

輝璧樓在欞星門東，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改建學宮大門時始建，為學宮正門的門樓。

齋宿所在廟門外東。

園林廟學園林的構造點滴散見於有關文字中，唯文廟古柏在道光縣誌中立目記載：“凡數本，並列泮池左右，水天相照，文采尤覺蔚然。”輝映樓及坊表

輝映樓位於教諭宅東園。南宋紹興二十六年（1156）邑人胡嘉猷建。輝映樓有如稷下學宮，是東陽文人學士講會聚議的場所。輝映樓“平揖南山，旁顧雙峴，繚以畫水，夾乎儒宮”，給邑之名流及文人學士提供“輝映斯樓”的處所，有效的促進了文教的興盛。南宋紹定三年（1230）重建輝映樓，元代陳樵作《輝映樓賦》，其中如“飛閣中起，虹采相宣，則有群書漆版，汗簡華緘”，“琢桂為戶，文錦楹兮，名翚引翼，翠螭騰兮”等句，極言東陽百工技藝之鄉建築的特色。

坊表欞星門前學前巷由東至西有石坊三：狀元坊，為厲仲祥、周師銳、杜幼節、俞葵、俞仲鰲立；會魁坊，為張國維立；解元坊，為盧楷立。黌門建築的修葺鼎新

黌門建築歷千年，其間雖有摧剝隳落，然總是在不斷修葺鼎新中以美輪美奐面世。美輪美奐的黌門展現給我們的是東陽文化史上最為震撼人心的協奏曲，是在“禮門義路”的追逐中官民合力共勉的接力運動。凡有所作為的父母官都不以“公帑財詘”為借口，而以興學明倫，尊知育才為己任，盡心謀划，與民共濟，完成黌門修葺鼎新的任務。明成化三年（1467）知縣房驥任上重建明倫堂，“搜公帑之所存，僅得白金二十兩” （清道光《東陽縣誌》），僅二十兩銀子是無法完成明倫堂的重建任務的，於是房令就與邑內俊彥張維正、趙孟實、盧孟涵等共謀舉事，於是就有由趙孟實、盧孟涵為主於成化三年、九年、十六年三度大修黌門的史實。綜觀東陽衙署官員，化政維熙、履位循良、為民稱頌、去思情篤者也不在少數。如唐代戴叔倫，宋代鮑安上、王袂，元代郭瑛、任謙，明代房驥、繆樗、王遵、趙善政，清代潘士璜、胡啟甲、馬天爵、許傳一等，他們都在黌門“名宦祠”內佔有一席。其中明萬曆四年（1576）在任的知縣趙善政，慨嘆廩膳生學額有限（20名），遂捐出自己的正常薪給，在南門外創建復初書院，並認為養士應有田地給養，又倡置學田（清道光《東陽縣誌》、《金淛學田記》）。其後，如清順治六年（1649）在任知縣潘士璜，倡修學宮，並捐出薪俸白銀六十兩，康熙十七年在任的知縣胡啟甲捐出薪俸重修文廟等，都在興學重教中留下政跡。

千年黌門，載入史冊的大修就有四十餘次，參與其事的主要角色是邑內人士，主要為三種人：一是有知有識之士，以邑庠生，太學生居多；二是篤於義行的俊彥、富民，如盧宅人盧孟涵，巍山人趙孟實在主修黌門的同時還兩次修建義烏東江橋和玉山夾溪橋；三是望族人士居多，他們或子承父業，或祖孫幾代義舉相傳。清康乾期間城內南門王氏王道源、王楷、王煒侹、王正誼祖孫四代主修黌門，其中太學生王煒侹和太學生王正誼父子獨資修黌門是黌門史上最大的一次修葺鼎新。這次大修預算是白銀五百兩，工程歷時三年，實際耗資一千一百兩。另如明嘉慶年間邑人張太需、張文定父子，明隆慶二至三年趙祖綰等都大手筆參與黌門的修葺。他們在黌門歷史上留下了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