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宗寺

多倫淖爾匯宗寺位於錫林郭勒大草原東南部的多倫縣城。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汗時期，就定名“多倫淖爾”，在這山青水秀、綠草豐美的風水寶地上，建起“夏宮”，歷代元朝大汗都到此地避暑遊獵。該寺始建於1691年（康熙三十年）是清王朝敕建的皇家寺院，由哲布尊丹巴活佛主持設計、建造。1705年冊封章嘉呼圖克圖為大國師，頒賞金印，住持匯宗寺，內外蒙古各旗均派一名品學兼優的喇嘛常住該寺。1732年（雍正十年）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因故移居多倫淖爾，成為整個蒙古地區藏傳佛教中心。佛光普照，享譽中外。

匯宗寺依山傍水，坐北朝南，佔地面積26.6萬米。

匯宗寺，亦作彖宗寺，內蒙古地區喇嘛教格魯派黃教寺廟，在錫林郭勒草原多倫縣城關鎮內，當地俗稱“東大倉”。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清朝皇帝康熙在多倫淖爾今多倫附近　會見內外蒙古各部、旗王公、台吉，史稱“多倫會盟”，並應蒙古封建王公所請，答應“願建寺以彰盛典”，開始修建寺院，翌年開始修建。匯宗寺廟質為木架結構，殿高15米，座落在條石基礎上，殿體前為包廈。殿分上下兩層，由1米粗的20根大梁木支撐著，為九九八十一間之尊數，整體造型相當精緻美觀。殿頂是藍色琉璃瓦滾龍脊造型，塑有可與黃金相比的1.5噸金黃色風磨銅廟頂一個，八卦圖一個，羚羊兩隻。在主殿院落內有5層殿院，南北長達一里半左右，東西寬約百米。於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　三月全部竣工。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賜寺名為“匯宗寺”，康熙親題匾額，御書匯宗寺碑文和漢白玉碑一對。用蒙、漢、滿、藏四種文字記述建寺緣起經歷。匯宗寺有跳舞場佛事跳鬼、大山門、天王殿、鐘鼓樓正大殿上下兩層、東西配殿、官倉、佳倉、後殿等，巍然聳立，金碧輝煌。匯宗寺由章嘉呼圖克圖（即章嘉活佛）為該寺住持，為政教合一為主的寺廟，執掌漠南內蒙古地區宗教事務，供管蒙旗政務。各旗均派一名喇嘛高僧來此寺廟，成為口外最大的喇嘛教寺廟，廟內常駐喇嘛1000餘名，每名喇嘛年餉銀50兩，由租銀地及各旗縣供給。此外距匯宗寺方圓周圍30公里的土地、出產均劃歸此寺。匯宗寺與19年後建起的善因寺相仿，但佔地規模，廟宇建造範圍，比善因寺約大兩倍。現僅存部分建築。

由匯宗寺廣場、大山門、天王殿、八大菩薩殿、金剛殿、大雄寶殿及其附屬的善因寺，十三座活佛倉，五座官倉和120多座當子房等組成，具有典型的清代中原建築風格，融入蒙古、滿、藏藝術精美內涵，外觀莊嚴華貴，裝飾富麗堂皇，成為蒙古高原建築藝術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

1945年8月匯宗寺的一部分建築毀於戰火，這座百年明寺開始走向衰落，“文革”期間再次遭到破壞，寺中喇嘛也被迫離開寺廟。

新中國成立后，多倫縣人民政府從2000年開始對匯宗寺採取搶救措施，在財政並不寬裕的情況下陸續撥出巨款進行修復，此項工作還在繼續進行之中。2001年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5年，中興第一任住持阿格旺·希日佈道爾吉，不辭辛勞，曾三上青海，迎請了三世佛及阿彌陀佛、藥師佛等十尊鎏金大銅像，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徵選優秀喇嘛，於2005年農曆6月16日隆重舉行匯宗寺重新開光大典及多爾吉住持坐床儀式，人山人海，盛況空前，從而使廢棄幾十年的著名古剎重放昔日光彩。如今，在多爾吉住持喇嘛親自引導下，匯宗寺全體喇嘛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發揚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遵紀守法，戒律清凈，認真學習蒙、藏、漢佛學經典及五明學科，熱情實施蒙藏醫療服務，解除大眾身心痛苦，為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服務，為倡導人類和平幸福，推動佛教事業健康發展決心做出應有的貢獻。

“多倫淖爾”名稱的由來，源於元世祖忽必烈汗時期，其意思為“七個湖泊”，由相互鄰近的峒干淖爾、依克達汗淖爾、巴罕達淖爾、空兒貴淖爾、巴彥淖爾、科布多淖爾和烏木克淖爾等組成。在元朝上都城東側，水草豐美，碧波蕩漾，上都河、黑水河、蛇皮河和吐力根河在此匯合成灤河（京津主要水利來源）。早在1260年（元中統年間），忽必烈大汗就在這塊風水寶地上，建起東涼亭（又叫夏宮），以後元朝的歷代皇帝在七、八月份炎熱之時，都要到此遊山玩水，避暑狩獵。

時輪運轉，清朝為了鞏固北部邊疆的安全，選擇了地理位置重要的多倫淖爾，於1691年（康熙三十年）5月，康熙帝親赴美麗的多倫淖爾草原，召集外蒙古三部首領與內蒙古各部的49旗王公貴族，禮哲布尊丹巴活佛為大喇嘛，管理外蒙古宗教事務，共商國家統一，各民族共同發展大計，並宴賞各部，商討北部邊疆事宜，對喀爾喀部（外蒙古）編設盟旗札薩克，確立了對外蒙古的統治和管轄，從此外蒙古正式列入清朝版圖，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多倫淖爾會盟”，又稱“康熙會盟”。

在這盛大的宴會期間，應蒙古各部首領的請求，決定在這片“川原平衍，水泉清溢”之地，仿北京故宮中和殿的風格，建造一座宏偉的藏傳佛教寺院，即多倫淖爾廟，以紀念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會盟。康熙帝欣然應允，併發詔書由國庫撥款十萬兩白銀幫助修建，由內務府和工部負責寺廟工程開支。

建造多倫淖爾寺廟的位置選在會盟期間康熙帝設大帳的原址上。

最初是為內遷的外蒙古三部所建。寺廟建造工程的主持、設計者哲布尊丹巴活佛，是一位傑出的雕塑家和建築師。在他的執事下，把所需的工匠從京城和直隸地區調集，主要建築材料基本上在當地解決。其中，方石、條石、漢白玉等石料大多取自元上都舊址；所需的磚瓦多數由老窯村燒制而成，琉璃瓦及鴟吻等裝飾物件取自京城；所需的木料是從熱河地區運來。至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寺廟建設初具規模，而哲布尊丹巴活佛又準備返回外蒙古，清廷派遣駐京的章嘉活佛主持多倫淖爾廟的後續工程建設，直至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基本完工。

1701年（康熙四十年）6月，油飾彩繪工程圓滿結束。同年7月期間，康熙帝臨拈香禮拜，強調依照京城暢春園永寧寺的模式裝飾多倫淖爾廟，經過半年多的準備，從京城迎請來佛像、經文及供器等，將其裝修一新，並決定在多倫淖爾設立喇嘛印務處，章嘉活佛為札薩克達喇嘛，掌管內蒙古喇嘛教事宜。內蒙古49旗每旗選派一名品學兼優的喇嘛到該廟禮拜，形成了“家各一僧”制度；外蒙古各旗也依照這一制度，各派僧人到多倫淖爾廟常住。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康熙視察了多倫淖爾廟。當時蒙古各旗王公齊集在這裡，表達團結一致，效忠清朝的心愿。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清朝冊封章嘉活佛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頒發金印，總管內蒙古喇嘛教。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多倫淖爾寺的整個工程全部完工，根據章嘉大師的提議，為多化淖爾廟敕額“匯宗寺”，“匯宗”一詞出自《尚書·禹貢》篇，有“江漢朝宗於海”之意，從而有了正式的寺院名稱。

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再次巡幸多倫淖爾，看到匯宗寺的恢宏壯觀和來自內外蒙古王公也齊集在此，各旗的喇嘛在此靜心誦經禮拜的情況，極為高興。他認為這都是章嘉大師的功績，宣布“黃教之事，由藏向東均歸爾一人掌管”。從此正式確定章嘉大師總管內蒙古喇嘛教，也確認匯宗寺為其中心寺廟的地位。

阿格旺·希日布多爾吉（李青龍）法師，1965年出生於內蒙古通遼市（原哲里木盟）科爾沁左翼中旗，4歲時被確認為哲里木盟道寶寺十二世格吉格圖活佛轉世靈童。

1988年7月，他畢業於錫林郭勒盟衛生學校，系統地學習了蒙醫藥學理論知識。

1988年8月，他出家于山西省五台山羅睺寺，師從藏傳佛教大師阿格旺次仁大喇嘛，剃度受戒，精研佛經，潛修佛法。

1991年，他前往內蒙古呼和浩特大召寺，拜席力圖呼圖格圖卡爾文·扎木蘇為師，繼續鑽研佛學，系統地掌握了藏傳佛教顯密經及其儀規。

1994年，他受聘於呼和浩特市中蒙醫院，開設蒙醫傳統五療門診部，濟世救人、普度眾生。

1997年，他在研修佛法的同時，利用繁重的醫務工作之餘，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中國書畫函授大學，提高了書畫藝術修養，對書畫藝術有了新的感悟和造詣。

2000年，他在積累多年的臨床經驗的基礎上創建了呼和浩特沐日光蒙藏醫藥學研究所，使傳統蒙藏醫學與現代醫學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獨特的適應現代需求的蒙藏醫學理論體系。

2002年，他又成立了內蒙古湖荷蒙醫藥研究所，開展醫學研究，普濟群生。

2005年，經多倫縣人民政府的任命和內蒙古自治區民委宗教局批准，他擔任內蒙古多倫淖爾匯宗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任住持。為使盛極三百多年的匯宗寺三寶具足，重現昔日風貌，從農曆4月16日開始，不辭辛勞三上青海塔爾寺，迎請了三世佛及阿彌陀佛、藥師佛、宗喀巴大師等十尊鎏金大銅像，各種唐卡八十餘幀，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全套，轉經筒及法器法物具備齊全；同時夜以繼日地親自講解佛經，培養了優秀喇嘛。

2005年6月16日，他邀請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北京雍和宮住持圖布丹喇嘛及內蒙古佛教學校、大召寺、席力圖召、貝子廟等處的四十餘位喇嘛，成功地舉辦了規模宏大的匯宗寺“開光”大典，重現匯宗寺昔日風貌。

自從“開光”以來，住持喇嘛親自前往五台山、北京等多處，徵集佛學經典教材，選招青少年喇嘛，學習藏文藏經，成功舉辦了首屆十月二十五日“紀念宗喀巴大師千盞燈大法會。”

2006年，他圓滿地舉辦了正月十五日吉祥聖火祈願大法會。

如今，阿格旺·希日布多爾吉住持，為了按照佛教儀規圓滿正規地舉辦四大法會，奔波祖國大江南北，多次前往五台山、呼和浩特大召寺、內蒙古佛教學校，訪師尋道，廣泛收集經卷法器法物。如嘛呢丸法會所需的苯巴瓶、甘露丸配方等。在他執事下，匯宗寺已步入正規化發展的軌道，喇嘛們遵守清規戒律，按時起早鍛煉身體，按時上殿、按時上課，學藏、蒙、漢三種文字的佛學經典。他傳授其藏醫學理論知識、書畫藝術，在傳教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在他執事下，已經具備了舉辦每年一度的“正月十五日吉祥聖火祈願大法會”、“四月十三至十六日嘛呢丸大法會”、“六月初八至十五傳統祈願大法會”、“十月二十五日紀念宗喀巴大師千盞燈大法會”和具備了承辦各種重要佛事活動的實力。與此同時，他熱情地開展蒙藏醫療服務，解除共眾身心疾病。

他認真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宗教政策，遵紀守法，發揚佛教的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為維護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構建和諧社會，為倡導人類和平幸福，振興三寶，利樂眾生，推動佛教事業的昌盛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藏傳佛教對17世紀蒙古編年史的影響在元代，藏傳佛教宗派薩迦派雖很盛行，但主要在宮廷中活動，至於在社會下層人民中沒有什麼影響。自16世紀30年代開始右翼阿兒禿廝部首領袞·必里克·麥力艮吉囊和其弟土蠻（土默特）部的俺答，以出兵攻打亦不剌等為契機，開始經略青海湖地區。袞·必里克吉囊死後，俺答的勢力進一步滲透到這一地區。特別是俺答之子丙兔和侄孫賓兔，分別佔據了青海湖一帶和今屬甘肅的松山一帶后，幾乎控制了蒙古通往西藏的咽喉，為今後右翼接觸西藏和藏傳佛教入蒙古地區創造了條件。

從當時蒙、藏雙方僧俗封建主的利益來看，他們之間是既相互需要，又相互利用的關係。對於當時繼承父兄事業，稱霸蒙古的野心日益膨脹的俺答汗來說，最需要的是“靠神權來擴大自己的勢力”。俺答汗要實現其政治野心，必須取得輿論支持，而此時古老的蒙古宗教——薩滿教已不能滿足他這一需要，同時中原逃入所信奉的白蓮教的教義，又難以打動俺答之心。這樣，俺答只好從歷史上尋找祖宗成功的先例，回顧忽必烈與八思巴喇嘛建立法王與教主特殊關係的故事，把注意力轉向西藏，選擇了新興的格魯派即黃教。

此時黃教在西藏也正處於極端困境之中，迫切需要外部強大力量的支持和保護，以求生存與發展。隨著對格魯派持寬容和支持態度的帕竹地方政權的衰落，敵視黃教的鄰蚌（仁蚌巴）家族興起。他們與噶瑪噶舉派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格魯派。1481年該家族軍隊控制了拉薩地區，禁止拉薩三大寺的黃教僧人參加宗喀巴始創的新年祈願大會。必力工瓦武力奪取了格魯派在必力工地區（止貢地區）的寺產。哈力麻傳承和后藏貴族時刻威脅著黃教。在這種局面下，黃教需要走一條借蒙古貴族的武力建立自己神權統治的道路。雙方的相互需要和共同利益，使他們終於走到一起。

右翼蒙古首領俺答等開始接觸藏區喇嘛僧侶時，採取禮遇、優待的策略，這在藏區喇嘛僧侶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558年，俺答率軍西征，路遇西藏商隊，將他們打敗之後，以慈悲為懷釋放了千名喇嘛。據《蒙古源流》記載，16世紀60年代中期，袞·必里克·麥力艮吉囊之孫忽圖黑台·切盡黃台吉率軍攻入青海藏區的三河匯合處失里木只（Silim Ji，清譯本作塞勒木濟或錫里木濟）之地，並派代表與當地藏族佛教領袖進行談判。結果藏族喇嘛投降，切盡黃台吉將其中三名喇嘛帶回右翼阿兒禿廝部。這些無疑對藏區佛教僧侶產生很大的影響，使他們認識到蒙古強大的武力可資利用。這樣雙方一拍即合，相互利用。美國學者札奇斯欽曾指出，蒙古接受和信奉藏傳佛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蒙、藏兩族同屬於游牧民族同一文化類型的範疇，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相互接近。在忽圖黑台·切盡黃台吉的積極倡導下，俺答接觸黃教著名的阿升喇嘛，開始信奉佛教。

1576年忽圖黑台·切盡黃台吉勸說俺答信奉佛教，並建議俺答邀請黃教教主瑣南堅措到青海來相見。據《明神宗實錄》記載，留駐青海湖地區的俺答之子丙兔向明廷請求在青海湖西北修建佛寺，得到允許，該寺於1577年建成，明萬曆皇帝賜名“仰華寺”。（萬曆五年四月癸亥）1578年俺答汗與藏傳佛教格魯派高僧瑣南堅措在仰華寺會見，標誌著黃教正式傳入蒙古地區。黃教的傳播與發展，在蒙古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這次著名的仰華寺大會上，俺答汗與這位格魯派高僧互贈尊號，瑣南堅措封俺答汗為“轉千金輪察克喇瓦兒迪·薛禪合罕”，而俺答汗則尊封瑣南堅措為“斡赤兒·答喇·達賴喇嘛”。瑣南堅措為了提高俺答汗的地位，把他說成是忽必烈（元世祖）再生，而俺答汗說瑣南堅措是八思巴的轉世。

內蒙古多倫縣距北京直線距離只有一百八十公里。多倫古稱「多倫淖爾」，

是蒙語「七個湖泊」的意思。歷史上，多倫因著名的「多倫淖爾會盟」（又稱「康熙會盟」）而名垂史冊。一六九一年五月，清朝康熙皇帝在三度親征平定了葛爾丹叛亂之後，在多倫淖爾接見內外蒙古的王公貴族。盛大的閱兵儀式上，康熙皇帝身披鎧甲，威風凜凜，並親自下馬彎弓，結果十射九中。會盟期間，又將外蒙三大部落仿照內蒙的體制，實行盟旗制度，從而理順了內外蒙古各部旗之間的關係。

為紀念這次盛事，應蒙古王公們的請求，康熙恩准由國庫撥銀十萬兩，在多倫淖爾興建一座規模宏大的喇嘛廟。寺廟建成後，又御書寺名「匯宗寺」，取《尚書》「匯漢朝宗於海」之意。要求內外蒙古一百二十旗，每旗派兩人進寺供職∶一個是各旗王爺的兒子，一個是各旗最聰明的喇嘛。受朝廷委派住持匯宗寺的章嘉大活佛，與西藏達賴、班禪和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成為藏傳佛教的四大領袖之一。但因章嘉擁有清廷冊封的「大國師」稱號，地位又在其他三人之上。通過這種政教合一的方式，滿清王朝實現了對這一地區的有效統治。

二十多年後，康熙五十一年即一七一三年，康熙皇帝再次駕臨多倫，看到這裡「殿宇廊廡，鍾台鼓閣，日就新整，而居民鱗比，屋廬接望」的繁榮景象，不禁發出「儼然一大都會也」的讚歎。雍正五年即一七二七年，為慶祝內外蒙古以及西北地區全部歸附清廷，雍正皇帝又下詔書，在匯宗寺西南不遠處，興建了一座規模更大的「善因寺」。

可惜的是，在藏傳佛教中據說地位僅次於西藏布達拉宮的匯宗寺，其正殿一九四五年被追繳日軍的蘇蒙聯軍焚毀，其他偏殿等也多次被拆，如今只有寺廟的山門、天王殿和章嘉佛倉保存尚好，並在修復之中。善因寺的主要建築，也毀於「十年浩劫」。

三百年後的今天，當年「康熙會盟」的準確地點已經無從考證，但「康熙會盟」留下的許多故事，仍在多倫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