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相近，習相遠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是說：只有智慧打開最多的智者和智慧封閉最深的愚者，他們的心性不會受外在環境的污染和教化而改變。在「上知與下愚」之間，是絕大多數的一般人，都能修養心性，也都會受到環境的影響。接受教化可以升華，受到污染則會下沉，環境能起到污染的作用，但同時也存在著能使人出污泥而不染的方法，那就是正法正道。由於相生相剋的原理，世間存在能使人污染、下滑的邪道，必然也同時存在能使人純凈、升華的正道。所以透過學習正道，一般人都能從修養心性中得到升華，這也許就是禮樂教化的最終目的。

人在迷中很難有自知之明。其實人的先天都有真誠、善良、寬容諒解的純真本性，只是特點有些不同而已。是因為後來出現了神造人，才有了人間和人體，因而有了人的文化和歷史，也就有了學習和認知，形成知識、見解和觀念，還有深淺不一的情慾、執著和人心。所以來到人間生死輪迴的元神本性是相近的，而學習的知識，沾染的觀念和執著卻是因人而異，相去甚遠的。習染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觀念、執著心愈多，智慧也就封閉得愈深；反之，愈能顯露出元神的本性和智慧。

論語公冶長篇：「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文章，古注即是儒學經典之文，子貢認為容易學，性與天道則難學。天道還比較容易一點，性最難。性是心的本體，亦稱心性。學儒把自己的心性學明白了，就能成為聖人。孔門弟子，以及後世儒生，凡欲學為聖人者，無不注重探討心性的道理，但因心性的道理難明，以致後來有性善性惡之說的問題難以解決。

性善之說出於孟子，當時與孟子論性的學者有告子等人，在孟子告子篇里，告子曾提出不少難題來問孟子，今舉一例：「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解答，水的流向誠然不分東西，但一定是向下流，而不向上流，歸結：「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再說明：「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與孟子相反的則為荀子的性惡說。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認為，人性生而好利，順之則爭奪生，而辭讓亡。人性生而疾惡，順之則殘賊生，而忠信亡。人性生而有耳目之欲，順之則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荀子針對人性之惡，乃主張：「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性善性惡兩說理論，終戰國之世，無人提出第三說，直到西漢，始有揚雄發表另一見解，他在法言修身篇里說：「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自揚子提出「善惡混」之說，后儒探討心性之學，不出孟荀揚三說，但這三說誰能得孔子言性之意，實為一大問題。

論語陽貨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兩句話把「性」與「習」分辨甚明。此處孔子所說的「性」，與周易繫辭傳孔子所說的「太極」，名異而實同，都是心的本體，都未說是善是惡。而且得孔子心傳的曾子，所作的大學，只講「明明德」，「格物致知」，再傳的子思所作的中庸，只講「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出都未講善惡，足見性無善惡。有善有惡是指「習相遠」的「習」而言，習是習慣。習慣是心的作用，心習於善則善，心習於惡則惡，如尚書太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不義就是不善。性無善惡，歸於性，便是相近。習有善惡，順於習，便是相遠。所以性善性惡以及善惡混諸說，但就習相遠而言，非就性相近而言，探討心性道理者不可不知。雖然如此辨明，並非就明白了心性，尚須格物致知與率性等實際用功，始能有所窺見。

1、人的本性都是很單純的，但是人心和思想卻都是極其複雜的，所以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且互相之間差異極大。在複雜的人心和觀念中鑽牛角尖，或要求別人和自己一致，符合自己的意願和想法，簡直是庸人自擾。

想想看：認同本性的一面，用本性的一面來看世界和對待別人比較好呢？還是用後天形成的觀念、思想、人心為人處世比較好呢？

2、如果認同、接受人世間的不好的觀念、不好的思想、執著心等，會受到污染，那麼不認同、不接受、不接觸人世間的不好的觀念、不好的思想、執著心等，是不是就不受污染了？這是不是要具備能區分人心、思想、觀念的善惡好壞的能力？這是不是就具備了某種程度的智慧了？這方面做得愈好愈徹底，是不是心就愈純凈，愈能顯露出本性，也就是智慧愈高了？

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一句名言。

人在後天形成了許多的固有觀念和思想框框，特別是人在私心的作用下，在頭腦中產生了很多不好的思想，這些都是人後天形成的，並不是人真正的自己。能夠找到先天真正的自己，不帶任何觀念的用自己的真本性來思考問題，看待周圍一切事物，才是真正地認識自己，就好像人把戴在眼前的變色鏡摘掉，才能看到世界的本來面目一樣。

蘇格拉底還有一句名言是「美德即知識」，意思是存在著美德、真誠善良等這一類知識，值得我們去學習。

人先天的自己是善良的、純凈的、純真的，而且是智慧的。是後天的一切使人變得複雜、骯髒、愚鈍、迷失。在迷失中去尋找智慧，就像在黑夜中尋找光明一樣。一般人所認為的「智慧」，往往只是處理問題的手段，甚至是思想中的觀念，但是這一類觀念愈多，對自己的智慧只會封閉得愈嚴。

「認識自己」，從修養心性的角度來談，包含向內找自己不足的一層意思。做什麼事時，不能總看別人的錯，而是要多看自己哪裡做得不好，要改進。再進一步講，如果人能做到無執無求，就能更好的認識自己。因為人在各種慾望和執著的帶動下，是無法認識自己的，是找不到真正的自我的。

只有去掉人的不好的觀念，破除人的思想框框，盪去人心的污濁，才能啟迪人的慧根，喚醒人的良知，使人看清真正的自己和世界的一切。、

性相近，習相遠

生長在首都北京的孩子，乘公交車從胎兒時起差不多就是一門必修課，因而，我早早地感知了公交車裡的冷暖。十二歲的我，不屑那些對需要幫助的人無動於衷的行為，因而更尊重那些懂禮貌、講公德、尤其是對老、幼、病、殘、孕謙讓有禮貌的人。

一個星期六的上午，從天驕飛翔教育中心輔導班上完作文後，在鹿海苑小區的公交站牌下，我登上665公交車。上了車，在離後門不遠處找到座位坐下，車上再沒有空座位了，車裡還有許多人站著。這時，有一位老人，從前面坐著的人的目光中，朝後面走過來。在我座位的前面，是三個老、幼、病、殘、孕黃色專座，上面坐著三個年輕人，都二十多歲的樣子。我想：他們肯定不會讓座的。不過，沒關係，他們不讓我讓。我剛想站起，就看到一個年輕人站了起來，把座位讓給了老人，老人說了聲“謝謝”，滿臉笑容地坐下來。載著愛的公交車又啟動了，駛過了一站又一站，前面又到一站，我抬起頭想看看站牌，卻在無意中看到，在公交車的門口，一個男子正扶著一位老人，幫他把沉重的東西拎下去；然後又匆匆地返回公交車上……我的心被感動了，給老人讓座，幫老人拎東西，雖說事情不大，卻表現出了一份濃濃的愛心。要是人人都能這樣，那該多好呀，這樣的事可是人人都能做的呀！

周一的早晨，我早早地來到學校，學校也有許多事情需要做啊，在路過一至四年級的那座樓時，一陣朗朗的讀書聲正從裡面飄出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

也說“性相近，習相遠”

萬千動物均是“性相近，習相同”，為何唯獨人類“性相近，習相遠”？

自然環境的巨大差異無論是對動物還是對人類都會造成顯著的習性差異。生活在不同地理環境的熊科動物，如北極白熊、亞洲黑熊、中國大熊貓，它們之間存在著極大的習性差別。同樣，人類中的愛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以及非洲黑人之間在生活習慣上也都體現出巨大的反差。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上述這些熊已分化為不同的物種（生物學關於“種”的定義是“一群能夠互相交配繁衍後代的生物”），不同種類的熊之間習性固然差異很大，但同一種熊是習性相同的。對全球人類而言，不管是黑人、白人、還是黃種人，他們都屬於同一物種，不僅可以互相通婚，不同語種之間還可以彼此轉譯，互通信息。同為人類，僅僅憑著全球殊異的自然環境就已造成各種地區人們的

“習相遠”，但人類“習相遠”的根本原因在於彼此之間人文環境的差異。

人類是地球上唯一的智能物種，所有生命當中只有人有語言，有思維，有智能，並擁有各自獨特的社會環境。千差萬別的人文環境所造成的“習相遠”遠遠大於大自然所造成的習性差異。在所有人文理念中，文化“價值觀”決定了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取向，道德判據，甚至決定了人們的一生。這種價值觀的根本差異是造成人們“習相遠”的主要內因。

“價值觀”的分道揚鑣必定造成“習相遠”的南轅北轍。由是觀之，如何擁有正確的價值觀將是一個人是否真正成熟的核心問題，而解開此題的關鍵，唯一能靠的就是教育。無論是提高人們的思想品格，還是修鍊每個人的道德素養，教育永遠是提升國民素質的根本保證。

教育不只是高頭講章式的滔滔說教，也別指望“千頃地一根苗”地拔出個光輝形象就能有“神”的感召力。一個人良好習性的養成更應該看重社會“環境”的影響與周圍群體的作用！

“習”乃是社會環境馴順之產物，面對“環境”強悍的主宰作用，人們總會選擇最適合自己生存的應對方式，久而久之“習”就形成了。可見“習”無可避免地帶有鮮明的社會屬性。它有別於個人私癖，喝咖啡加芥末那只是你的私人癖好，與社會“習性”無干。因此在討論習性教化之時，必須密切關注社會“環境教育”的突出作用。

荀子《勸學篇》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南北朝人賈思勰按照這個道理專門做過實驗。他特意把細弱的槐樹苗種在麻田裡。那槐樹苗受到周圍高密麻莖的遮擋，為了爭得陽光便拚命向上生長，三年過後果然長得又高又直。人定勝蓬！可以相信，在一個催人正直向上的生長環境里，每一個孩子同樣都會成長為筆直的棟樑之才。

人人都熟悉“孟母三遷”的故事。孟母本姓仉，她之所以三次遷徙，選擇良鄰而居，就是因為她深諳“環境教育”的特殊作用。它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無聲教育，一種曠日持久的蘭若熏陶，更是一種“人人教我，我教人人”的群體教育。

我們每個人每日每時每刻都在接受“環境教育”。只可惜我們的“環境老師”極不稱職，甚至是在誤人子弟。當一位過路騎車人扶起一位倒地的老婦卻被反誣為肇事者，還被法庭判賠高額醫藥費時；當一位見義勇為青年為救他人壯烈犧牲，棚屋裡依仗他養家的孤兒寡母生活無著時；當一個不用功的差生憑著“拼爹”進入名校，而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卻被關在名校大門之外時；當假冒偽劣賺得盆滿缽滿，而誠信企業因貨真價實成本更高而瀕臨倒閉時……在如此頻繁，如此令人心寒，如此沉甸甸的“環境教育”下，那些空洞的說教又顯得多麼的輕飄、蒼白與虛偽啊。

世上沒有天生的優等民族，但絕對會有優等的社會環境（當然也有劣等環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人們可以期待“英雄造時勢”——大掃天下，滌盪邪祟，建造出一個最理想的真善美“大境”，如此豪傑方可配稱是“英雄造時勢”。只有大英雄才能如此“造境”，泱泱大國，淳淳華夏，有此“大境”何愁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對教育而言，一個真善美的上乘環境足可勝過100個好父親，加100個好校長，再加上100個警察！

人的性格、性情、性質是由遺傳以及個體在母親子宮內的大腦發育過程所決定的。

出生后就難以再改變。每個人都有由自己的大腦決定的性格特徵，不能也不用去改變。

（只有疾病狀態才需要去改變，也即糾正，否則危害自己或社會他人）

理論上，這些特徵決定了我們的“潛能、天賦”，也決定了我們的“局限”，後者也包括我們罹患人格障礙、神經系統疾病的風險。即後天的應激因素（各種壓力）在原先性格（大腦）的基礎上激發了人格形成與疾病發作

習性與習慣即“大腦訓練”，其實僅僅就是改變認知繼而改變行為的嘗試——每個人的大腦都不一樣，造成了難易程度很不同。

改變本性行為，將是長期的，是艱巨的，因為大腦基礎不會改變，即使在改變過程中有所進步，也比其他人對某種人格障礙更為易感也即形成風險更高，而且在再次應激壓力刺激條件下也更輕易形成；

但是認清這些問題的實質，有助於接受現實，從而調整自己，互動環境，配合教師去獲得穩定而愉快的生活。

最後再次強調，從科學的觀點看，我們的大腦在決定了我們的局限性（短處）的同時，也賦予了我們許多潛能（長處）。所以從這個角度說，性相近，習相遠，是不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