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可望投清
孫可望投清
孫可望投清又稱為孫可望降清。發生在1657年。
孫可望，從小習文弄武，長大后以經商為生，走南闖北，閱歷豐富。他身材矮小，相貌不揚，但是剽悍異常，膽略過人。后參加張獻忠領導的起義軍，並與李定國等一起被收為義子。在戰場上孫可望攻則機智勇猛，守則堅韌頑強，號稱“一堵牆”。不過從這個外號也可看出孫可望擅於防禦，用兵凝重，奇謀變化則非其所長。
1647年（順治三年），張獻忠在四川西充與清軍接戰中陣亡，身為大西四將軍之首的孫可望自然而然的接過這個爛攤子，成為軍事上的實際領袖。眼見滿洲肅王還在後面戀戀不捨的一路攆來，大西軍新敗之餘，只好拿毫無戰鬥力的地方雜牌武裝開刀，輕鬆擊潰重慶，貴陽，定番等地的明軍後進入貴州避戰。肅王豪格本打算“宜將剩勇追窮寇”，無奈當時川黔一境已是十室九空，糧草接應不上。軍勢早成強弩之末，再追下去恐怕要“蹶上將軍”，只好悻悻然收兵北返。大西軍才算喘息方定，返駐貴州遵義整頓修養。
大敵方去，獻忠妻張氏和宰相汪兆林興沖沖前來撿落地桃子，每次開會議事公然傲居四將軍之上，發號施令好不快活。沒想到卻惹起眾怒，四條好漢見“皇后”與“宰相”不度德，不度勢，無權無勇還來聒噪，乾脆開會一致決定將其“鎮壓”。事畢，四將軍各複本姓，又公推孫可望為首，實行集體領導。準備以貴州為基地再圖進取。就在此時，雲南沙定州叛亂的消息傳來，當地土司龍在田早年本與大西軍是舊相識，關係深厚。至此極力勸說四將軍以助沐天波平叛為名，收取雲南以為長遠之計。眾人以為有理，於是整頓兵馬西向殺入雲南，沙定州跳樑小丑，哪裡見過如此陣仗，一時被打得抱頭鼠竄。永曆元年四月，大西軍順利攻入昆明城，十月擒殺沙定州。雲南全境告定，然而四將軍之一的艾能奇也在戰鬥中中毒箭陣亡。
全滇底定后，孫可望為爭取地方士紳支持，廢除大西國號，暫以干支紀年。三位將軍分別稱王開府，孫可望以盟主身份統領軍政事務。建立政權機構，分官設任。同時嚴厲打擊貪污，恢復開科取士以爭取人心。孫可望還爭取到了黔國公沐天波的合作。沐氏世守雲南，在官紳百姓中享有很高威望，對大西軍剿除沙定州，為他報一箭之仇，沐天波心存感激，他採取合作態度，其他雲南境內的大小官員土司自然望風歸順。這就使大西軍在政治上站穩了腳跟。在經濟上孫可望大力減租屯田，開發當地井鹽，獎勵商貿。在軍事上整肅軍紀，加強訓練，建立後勤保障制度。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向被看作僻遠煙瘴之地的雲南兵精糧足，社會安定。以一隅之地成為日後抗清的基地。充分展示出孫可望在政治上的過人才幹。
孫可望為人心高氣傲，絕非夜郎自大之輩，大西軍的實力得以恢復之後，他所考慮的就是如何走出雲南，重新參與全國性的政治角逐。同時對內而言，可望雖名為盟主，但三將軍向來分庭抗禮，互不相下，為了樹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也勢必要借對外闢土開疆來提高聲望。放眼天下大勢，清軍連戰連勝，正是順風順水之時，若獨力與之對抗，這個仗恐怕不好打，南明政權雖腐朽不堪，但畢竟還有一定的地盤和實力，而且當時南明的旗號在政治上還有相當大的號召力，若能與南明聯合抗清，在政治上大西軍必能爭取到更多的合作者，在軍事上的壓力也將大為減輕。於是在與沐天波等人商議下，派原明臣楊畏知為代表，遠赴永曆行在廣東肇慶商討攜手抗清事宜，並請封秦王。
永曆朝堂之上，對大西軍主動前來要求投效倒並無太大反對意見，但可望請封秦王一事，卻引起了軒然大波。大抵是反對者居多，認為曾經是“流寇”首領的孫可望狂悖無禮，異想天開，最多只能授予公爵，楊畏知見壓力太大，只好讓步表示接受永曆所封景國公一爵，而少數有識見的大臣如堵胤錫等認識到當時南明已是日薄西山，必須在軍事上依靠大西軍和大順軍才能重新打開局面，因此頂著壓力堅持要求封孫可望為二字郡王，后經永曆帝同意改封為平遼郡王，楊畏知這才興沖沖回滇交差。荒唐的是南明潯州守將陳邦傅聽說此事後也來湊熱鬧，邦傅為討好孫可望起見，竟別出心裁，偽造封王敕書和秦王金印，派人冒充使者前往雲南。孫可望接見偽使后滿心歡喜，立即舉行隆重的封王典禮，布告全滇，宣布從此奉南明永曆正朔。沒想到沒多久楊畏知回滇，帶回了封郡王的敕文，西洋鏡拆穿，使得可望尷尬異常，憤憤然說：“為帝為王，吾所自致，何藉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為人笑。”乾脆將錯就錯，自稱秦王。大西軍和南明的合作，竟然就在這樣一場鬧劇中開場。
請封秦王一事，後世議論紛紛，各執一詞，毀孫者認為孫可望是僭號自大，心懷不軌。也有人認為永曆小朝廷囿於雞毛蒜皮之事，目光短淺，不知利用孫可望主動投效的大好時機聯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清。實則當事雙方均各懷心事，均有不得已而為之的苦衷。孫可望乃野心勃勃之人，定策聯明抗清之際就已打好了自己的算盤，請封秦王並非信口開河，而是他戰略上的一步厲害殺著；一方面，得到永曆朝廷授予的王爵，有助於在內部建立起高於李定國和劉文秀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也為自己將來成為南明政權的繼承者張本。秦王一爵，看似無關緊要的榮譽性爵位，實際上意義重大，有明兩百餘年來，一字親王向來只封給朱明宗室子弟。與孫可望性質相似的金聲桓，李成棟舉江西，廣東反正來歸，也只受封國公，特別是秦王爵乃是當年是明太祖次子所封“首藩”，在宗室諸王中地位最為尊崇。當時南明尚還佔據兩廣之地，並非不名一錢的破落戶，與可望是合作而非依附關係。以孫可望之雄，據全滇，擁強兵，若再假以位號，必將成為南明政權的有力競爭者。歷史上的有名篡臣曹操，司馬氏，朱溫等無一不是乘世亂繼起，先稱公稱王，再搞逼宮禪讓。殷鑒不遠，永曆諸臣自然不願前門拒虎，後門引狼。就連力主與孫合作的堵胤錫也僅僅要求永曆封可望為郡王，正是有鑒於此。然而永曆小朝廷實在腐敗無能，袞袞諸公莫衷一是，竟拿不出一個統一的應對意見，僅靠小聰明，小伎倆敷衍應付，徒然讓孫氏嗤之以鼻罷了。
孫可望亂世之梟雄，並非墨守成規的三家村老夫子，請封一事鬧了個自討沒趣，可望志不稍減，他知道當時清軍在兩廣連敗明軍，已成囊括天下之勢，若再與永曆朝廷討價還價，只是貽誤戰機罷了，於是乾脆利用陳邦傅的偽詔自稱監國秦王，發布命令出師抗清，要求四川，貴州及湖廣明軍皆受其節制。在孫可望部署下，白文選部入貴州，劉文秀部入四川，先將擋住去路，拒不遵命的各部南明軍閥掃除乾淨，這些大小軍閥打著抗清保土的旗號，實則橫徵暴斂，為害地方。如今被掃蕩一空也算好事。在孫可望的整頓下，貴州，川南大力推行雲南的治理經驗，一時竟氣象一新，成為日後抗清的重要後方基地。
就在孫氏自行其是之時，永曆小朝廷卻越搞越糟。1649年，在清孔有德，尚可喜等會攻下，廣東廣西先後陷落，大敵壓境下永曆帝束手無策，唯有向西一路狂奔。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進入孫可望地盤尋求庇護。事到如今，永曆已無任何與孫可望講價的本錢，只好一任可望安排。從此成為傀儡，事事仰人鼻息。
1652年，可望迎永曆移蹕於貴州安龍，自己則坐鎮貴陽，號稱國主，事事遙制指揮。孫氏此舉，倒頗似北齊肇始人高歡所建立的霸府制度。當年高歡開幕府於晉陽，而把自己擁立的傀儡北魏皇帝安置在洛陽（后遷鄴），為篡權代魏預作準備。可望倒未必是效法古人，恐怕還是覺得做慣了國主，一旦與永曆見面，難以抹下面子來俯首稱臣。於是乾脆眼不見為凈。據史料記載，可望在貴陽“大興土木，建立宮殿、樓觀甚美偉。又作行宮十餘所於滇、黔孔道，以備巡幸”而永曆所處安龍“居民不過百戶”，破敗之狀可見一斑。並派員嚴密監視永曆，凡各地官員將領有與永曆文書往還者，可望更是視為心頭大患。如李定國便是因桂林大捷告捷於永曆而遭忌的。
平心而論，孫可望在接掌大西軍領導權之後，僅三數年時間便把雲貴等地的軍政事務治理的井井有條，同時更根據形勢變化提出聯明抗清的戰略大計，是明清易代之際出類拔萃的領袖人物之一。可望本人雄心勃勃，一力以問鼎中原為己任。在當時群雄角逐，皆以力征經營天下之時原也無可厚非。然而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有著不可忽視的弱點，其一是胸襟太窄，缺乏應有的格局與氣度，而這對一個意在天下的政治家來說，往往是致命的缺點。永曆雖軟弱無能，然而在正統觀念深入人心的當時，卻是南明抗清力量擁戴的精神象徵。可望作為南明國政的實際負責人，若能推誠擁戴永曆，必能得到更多人的信服和支持。然而可望計不出此，凡跟永曆關係稍微親密之人，他必認為是故意和自己唱反調，最後硬生生將所有人都趕到了自己對立面去。弄得眾叛親離。第二個毛病是孫可望缺乏政治家必要的彈性，能伸而不能屈。試看以狡詐著稱的高歡，在晉陽關起門來作威作福，可見了北魏皇帝還是執禮甚恭，甚至屁顛屁顛的跟在皇帝後面提宮燈，也不過就是刻意籠絡人心，消除大家對於他這個權臣的惡感。而可望器小易盈，在初試鋒芒后便迫不及待的要自登九五，嘗一嘗為人主的滋味，再不肯退讓半步。所謂過剛者易折，正是對孫可望最好的註解。
1651年，可望與李定國，馮雙禮會兵入湖南，與戰清軍一敗塗地，紛紛向湘北潰退。為解除側翼威脅，李定國統兵奇襲廣西，鎮守廣西的清定南王孔有德猝不及防，在桂林戰役中情急自刎，廣西全境恢復。緊接著，李定國又奉孫可望之命揮師北上，迎戰清廷南下援軍尼堪親王部，在衡州戰役中再次大敗清軍，尼堪當場被擊殺。一時間“兩厥名王”，李定國之名震動天下，成為遠近歸心的英雄虎將。天下局勢出現了有利於南明的逆轉。然而可望的狹隘猜忌也於此時爆發出來。他自知四將軍向來在張獻忠麾下都是平起平坐，互不相下。論德論才，自己都不足以駕馭定國。孫可望以國主自居，早已容不得有人建立起於他相仿的功名聲望。如今定國在抗清戰場上取得輝煌戰果，自然有功高震主之嫌。在妒火中燒之下，可望竟不顧大局，陰謀設計準備以會商軍務為名誘捕定國。李定國在探知這一情況后不勝惋惜，長嘆道：“本欲共圖恢復，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為顧全大局起見逐率軍退入廣西，避免與可望見面。孫可望的私心自用導致錯過了東西兩路明軍全殲湖南清軍的大好機會。他自己也很快自食惡果，在周家鋪迎戰北上寶慶的清軍時，雙方激戰一日一夜，最後明軍大敗，孫可望單騎逃走。清軍也損失慘重，雙方在湖南戰場上一時陷入僵局。
周家鋪大敗，孫可望急需一場對外勝利來恢復自己的聲望。這時錢謙益與張煌言提出東西明軍並舉，會攻長江的大戰略，遣使要求孫可望以主力出兵援應。孫可望也認為這是重樹自己威望的大好機會，然而新敗之餘，他並不想親自冒險出師，另一方面可望此時已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劃取代永曆以自立，也需要他坐鎮後方部署一切。因而可望決定重新啟用先前在四川戰敗，被削去兵權的劉文秀。劉文秀作為遠大西軍第三號人物，為人謙和，他一力主張抗清，卻不願為孫可望賣命打江山。眼見內變就在眼前，劉文秀並無揮師東征之意，而是屯兵於湖南辰州待變。一直拖了一年多才整裝上道，親自指揮明軍水陸並進，圍攻常德，然而由於連日大雨，兩路明軍呼應不靈，被敵軍各個擊破，劉文秀領敗軍退回貴州。此次常德之役，成為明軍最後一次主動出擊。隨後內訌陡起，南明政權再也無力東顧了。
常德大敗，可望並不十分在意，前線軍事尚處於僵持狀態，而孫可望心中的當務之急則是儘快完成取代永曆帝的政治圖謀。加上身邊將領的連番慫恿勸進，可望帝制自為之心日益迫切，對外發布詔令皆用“皇帝聖旨，秦王令旨。”，與當初朱明王朝之祖朱元璋擁立傀儡皇帝韓林兒時所用“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如出一轍。在僚屬方於宣等人參與策劃下，“定儀制，太廟，廟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於中，張獻忠主於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主也。擬改國號曰后明，日夜謀禪受”，就連永曆身邊近臣馬吉翔，龐天壽等人也見風使舵，投向孫可望以謀富貴。永曆帝完全被監視控制起來，出境越來越困難。隨時都將被廢黜以致喪命。並不甘心就此束手待斃的永曆在一些忠於自己的大臣策劃下，密詔遠在廣西的李定國統兵入衛，前來救駕。不料事機不密，反被孫可望偵知，在震怒之下派兵入宮，嚴令勒逼永曆交出“首事之人”。先後處死參與此事的大臣一十八人，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經此一事，可望愈益加快了謀權篡位的步伐。一再避促永曆遷往貴陽，永曆帝的日子越發不好過了。
李定國當初為避孫可望猜忌而轉入廣西，本打算合同鄭成功收復廣東后迎永曆移駕，然而前線軍事頗不順手，在永曆連番密詔之下，李定國決定放棄兩廣，回兵救助永曆。一路上輕騎簡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破孫可望安排的防線。進入安龍城。因為考慮到貴州乃是孫可望的勢力範圍，於是又連日兼程護衛永曆進入雲南昆明，留駐昆明的沐天波，劉文秀皆出城歡迎。一致支持永曆以昆明為都，重整朝政。至此孫可望獨秉國政，一手遮天的局面被徹底打破。
永曆遷往昆明后，為爭取團結孫可望，維持一致抗清的局面，不但對留駐昆明的孫部將領一體加官進爵，又派使者赴貴陽表示倚重之意。在李定國奏請下，還禮送可望妻，子及部眾回貴陽以示無他。面對永曆帝及定國的主動示好，孫可望一時躊躇不決。然而前面已說過，知進而不知退是可望性格上的主要缺點，在做了多年國主之後，要他重新退回到臣子的地位，甚至居於李定國之下，在他看來，是絕對無法接受的奇恥大辱。在左右親信的慫恿下，孫可望一面大規模封侯拜將以鼓舞士氣，一面集結兵力，悍然準備以武力來解決問題了。
1657年，可望在貴陽誓師，親率十四萬大軍往攻雲南，而這時李定國，劉文秀部下僅三四萬人，兵力對比懸殊。可望認為此戰必勝，竟“預製扭鎖三百副”並放出大話：“破滇之日用以囚永曆並定國、文秀諸文武解黔耳”。面對來勢洶洶的孫可望大軍，李定國，劉文秀決定親率部眾，破釜沉舟與可望一搏。九月十五日，雙方軍隊相遇於雲南曲靖交水，分別距離十里下營。可望軍十餘萬人列營三十六座；定國、文秀軍約三萬人分三營列陣與之對峙。可望見人多勢眾，以為可以穩操勝券，卻不知他手下將領白文選，馬寶等人與李定國等多年出生入死，都不願意自己人打自己人。早已暗通定國約定陣前倒戈。只有孫可望自己還蒙在鼓裡，大做削平群雄，一統天下的好夢。
十九日，定國，文秀主動出擊，雙方交戰於三岔口。兩軍交鋒之初，文秀驍將李本高馬蹶被殺，前鋒失利稍退。立於高阜觀戰的可望見已挫定國銳氣，當即命命秦軍乘勝推進。白文選見形勢危急，親率五千鐵騎與馬惟興營二軍聯合抄出可望陣后，連破數營，定國、文秀趁勢揮軍進擊，秦軍大亂，手下紛紛大呼：“迎晉王！迎晉王！”十幾萬大軍一時土崩瓦解。孫可望僅在少數兵馬保護下，倉皇東竄，逃往貴陽。留守貴陽的大將馮雙禮見可望大勢已去，謊稱李定國追兵已至，嚇得孫可望僅帶妻兒與少數隨從繼續向東狂奔。一路上各地南明守將均閉門不納。威行一時的孫可望眾叛親離，真正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他憤憤然對部下說：“今為李定國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數莖頭毛，行當投清師以報不世之仇耳。”隨即逃往清方轄境，並派出使者，向清方接洽投降事宜。
在得知孫可望勢窮來歸的消息后，負責湖廣軍務的洪承疇如獲至寶，連忙派人接應可望入境。隨即派人隆重護送孫可望進入北京。對於這位前南明最高領導人的歸降，清方上下十分重視，不禁立即在湖南冊封可望為義王，還派出多位親王顯貴出京郊迎以示敬重。。當時的遺民方文親眼目睹孫可望進京，賦詩感慨：“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爭擁看其形。紫貂白馬蒼顏者，曾攪中原是殺星。”
可望降清后，多次受到順治帝的接見和賞賜，感激涕零之餘，他痛罵李定國，劉文秀皆是“忘恩負義”“以奴叛主”之輩，要求討伐南明“大兵征滇，臣報效之日。滇南形勢，臣所熟悉。或偕諸將進討，或隨大臣招撫諸境，庶少效奉國初心。”以圖立功自效。將南明各地形式，軍事機密盡和盤托出。又親自手書招降自己的舊部。一時忙得不亦樂乎，唯恐不夠儘力。
隨著清廷在西南軍事上的順利進展，曾經紅極一時的“義王”也逐漸變成了一塊雞肋。而孫可望易進難退的老毛病仍不知收斂。順治十五年，孫可望意外的與失散幾十年的兄弟相會了。喜不自勝的他竟上疏請求動用公款接遠在上海的兄弟一家赴京團聚。沒想到一石激起千層浪，朝廷御史抓住這一機會紛紛大力攻擊可望“索求無厭”，“無人臣禮”。扣上許多大帽子，接著又有人揭發可望在外放債取利，順治帝藉此機會親自下旨訓斥，嚇得孫可望冷汗直流，他終於醒悟過來自己已成為將烹之狗，待藏之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