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鄉派

中國近代古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曾國藩為湖南湘鄉人而得名。曾國藩原信奉並提倡桐城派古文，但是他的文章與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簡樸”的作風並不相同。

曾國藩以所謂“同治中興”的“名臣”，幕府廣聚人才，以堅持理學道統的桐城派為號召，使桐城派古文一時復盛。他適應時勢的需要，進一步強調“經濟”，將義理、考據、辭章、經濟四者比之孔門的德行、文學、言語、政事四科，並針對桐城派古文之弊，提出修正意見，包括擴大古文的傳統，由八家上推至先秦兩漢，主張駢散兼容，提倡“雄奇瑰瑋”（《致南屏書》）。他本人的文章“復字單義，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李詳《論桐城派》）。這些從古文理論到創作實踐對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後人稱之為“湘鄉派”。

曾國藩門下，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稱四大弟子。他們已處於所謂“同治中興”的洋務運動發展時期，思想與實踐都與洋務有較密切的關係。他們的文章雖各有成就，特別是張、吳二人得桐城“雅潔”之傳，最為桐城派人推崇，但是陳舊的思想與陳舊的文章模式已很難再有超越前人的建樹，他們真正給桐城文帶來新氣象的是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議論文和海外遊記，尤其是後者，以新奇的事物與略帶變化的文風，形成湘鄉派文的一大特色。如黎庶昌的《游鹽原記》、《卜來敦記》，薛福成的《觀巴黎油畫記》、《白雷登海口避暑記》等都以樸實暢達的筆墨傳其形神，以異國新奇風物引人入勝。薛福成的《觀巴黎油畫記》幾成膾炙人口的名篇，以傳神之筆將內容繁雜的畫面形象地表現出來，又極善烘襯渲染。

曾國藩原信奉並提倡桐城派古文，作《聖哲畫像記》 ，列桐 城派古文創始人三大家之一的姚鼐為古今聖哲32人之一，並謂“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又作《歐陽生文集》序，宣揚桐城派古文，敘述桐城派的源流和眾多的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還歷稱各處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見其影響所及，至為廣大，“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其本身“又為文章領袖，其說一出。有違之者，懼為非聖無法”（李詳《論桐城派》 ）。這樣，桐城派古文就形成了一個“中興”的局面。

但是，曾國藩本人實非桐城派的忠實信徒，當時他的幕府賓客瀏陽縣學教諭吳敏樹已指出曾國藩並不“以姚氏為宗，桐城為派”（《與篠岑論文派書》 ）；曾國藩亦自承認“斯實搔著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後塵”。又說：“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則示了他的文章與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簡樸”的作風並不相同。他在《送周荇農南歸序》中“略述文家原委”，頗為讚賞清中葉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恆、孫鼎臣、周壽昌等駢文家，對“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的趨勢，並無美詞，而感傷“天游、齊燾輩宏麗之文，闃然無復有存者矣”！他讚賞“為文務閎麗”，而對桐城派古文無大興趣，確是事實。

曾國藩編選《經史百家雜鈔》，補充了姚鼐《古文辭類纂》摒棄經史的缺陷，擴大了桐城派古文學習的源流，是通達的；而為文少禁忌，奇偶並用，使文章舒展有氣勢，雄厚有內容。更重要的是接受時代思潮的影響，於桐城派標榜的義理、考據、辭章之外，加以“經濟”一條，使古文反映現實政治、社會問題，更實際有用了。這就使桐城派古文從局促迂緩的狹小天地里解脫出來而應時向前發展。因此，曾國藩古文實繼承並發展了桐城派，而開創了“湘鄉派”。晚清李詳說：“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后益探源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復字單義，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裕釗、吳摯甫汝綸、黎蓴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傳先生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 《論桐城派》 ）湘鄉派矯正桐城派專在文詞上洗刷求雅潔，而掩飾內容的空虛，確是應當肯定的。曾國藩亦指出“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致吳南屏書》 ）。此當指桐城派古文。

為說理則需要格物博辨，必然破壞清淡簡樸的風格。可見湘鄉派比桐城派要前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學桐城派而不墨守桐城派。曾國藩利用桐城派“私立門戶”，創建湘鄉派。桐城派古文到了曾國藩手裡，變為湘鄉派古文，成為宣傳封建道德，維護封建統治更為適應的工具，因而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信任和支持。

曾國藩的古文寫作和理論，都與 桐城派有所不同。他“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吳敏樹《與筱岑論文派書》引），為文務閎麗，與桐城派清談簡樸文風不同。他在《送周荇農南歸序》說:“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頗讚賞清中葉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垣、孫鼎臣、周壽昌等駢文家，而對“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的趨勢，並無美詞，而感傷。天游、齊燾輩閎麗之文，闃然無復有存者矣！對桐城派古文無大興趣。在古文理論上，他說：“古文之道，無所不施，但不宜說理耳。”（《致吳南屏書》）對桐城派主張的義理、考據、詞章，補充並強調了“經濟”的重要。因此他編《經史百家雜鈔》，補充了姚鼐《古文辭類纂》的缺陷，擴大桐城派古文學習的源流，是通達的；而為文少禁忌，奇偶並用，使古文舒展有氣勢，雄厚有內容，為桐城派打開了僵局。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編《續古文辭類纂》，包括經、子史、集，以補姚鼐《古文辭類纂》之未備。

黎庶昌在《目錄序》中闡述了曾國藩古文理論：“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氏之旨合，而非廣已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不可偏廢。”說明了曾國藩批判繼承桐城派而自創一派的實際。其後，晚清李詳說，“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后益探源揚（雄）、馬（司馬相如），專宗退之（韓愈）。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復字單義，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裕釗、吳摯甫汝綸，黎□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傳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論桐城派》）。從此相沿而以曾國藩為湘鄉派創始者，對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前進。

曾國藩湘鄉派古文理論，歷史作用 有兩面。他利用桐城派，“私立門戶”，創建湘鄉派，實即擴大封建勢力，反對人民革命，辦理鎮壓人民的洋務，宣揚封建道德等等，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工具。但他強調“經濟”，要求應時實用，糾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脫離實際，追求清閑的傾向，有一定進步意義。正象他創辦上海機器廠，培養近代科學技術人材，翻譯西方科學文化書籍，選派青年學生出國留學西方等等。都有利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為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知識，準備了一定的條件，客觀上有利於中國的近代化。

在詩歌方面，曾國藩屬於宋詩運動中的人物，尊尚黃庭堅，他說：“涪叟（黃庭堅）差可人，風騷通□□”，“自□宗涪公，時流頗忻向”（《題彭旭詩集后》）。 《晚晴□詩匯》也說他“承袁、趙、蔣之頹波，力矯性靈空滑之病，務為雄峻排□，獨宗江西，積衰一振。”但正象在古文方面極力擴大桐城派古文的學習源流一樣，他在詩歌的實際主張上也不拘囿於宋詩派的狹小天地。他在《聖哲畫像記》里說：“蓋詩之為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及。”自言鈔古今詩十八家，篤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已不限於黃庭堅。在《日記》中他還提出“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並認為李白、杜甫、王昌齡、李賀以及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之樂府，都“多神到機到之語”，其《讀李義山詩集》詩又極口稱讚李商隱“渺綿出聲響，奧緩生光瑩”，更遠遠超出宋詩範圍之外。所以他編纂《十八家詩鈔》 ，抄錄曹植、阮籍、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 、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杜牧、蘇軾、黃庭堅、陸遊、元遺山詩6500餘首，都可見出其取徑廣的趨向。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卷首附有傳記、年譜，1936年世界書局出版。

他奉命主持湘軍時，好延攬人才，以學問文章相切磨，一時文壇英俊多被網為幕府中成員，俞樾、郭嵩絒燾、薛福成、吳南屏、吳汝綸、張裕釗等，均有盛名，可稱桐城派後勁。經過曾氏的推展，桐城派能延至清末，深受他影響的，有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因而說是清代獨霸文壇的主流，並非過譽。

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或者說它的個性 是：“獨立根性”是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也是湖湘文化有別於其他區域文化的根本所在，是湖湘人的氣質、風氣、價值觀等的集中體現。

“獨立根性”的主要表現即在於“湖湘歷代知識精英均煥發著一種“無所依傍，浩然獨往”而不囿於陳見的創新精神；一種慷慨激越的“愛同胞而？仇虐，時時迸發於腦筋而不能自已”①之精神和卓勵敢死、強悍熾烈的士風民氣。這些精神從楚文化的代表、流放湖湘十年的屈原開始，中經濂溪周氏（敦頤）、湖湘學派、王船山、魏源、郭嵩燾等一大批湖湘文化精神的傳人繼承，直至於譚嗣同、唐才常、黃興、蔡鍔、陳天華等一大批維新改革精英，一直弦歌不絕。過往大都及於學術而未顯，及至近代，尤其甲午戰爭以後，民族危機深重，湖湘子弟將這種精神貫穿到了政體改造運動中，這種精神在近代數次政治現代化運動中顯示出了它那不同凡響的力度。“無所依傍，浩然獨往”即指湖湘士民有一種自振於他省的浩然獨立精神。用維新志士楊毓麟的話說，即湘人無奴性，馮友蘭則說楚人多有極新之思想，錢基博則認為湘人能自創風氣，並能別於中原人物而獨立。另外，陳寅恪、錢穆、魯迅、陳獨秀等大學者都對湘省人獨立自主精神多有讚譽。“無所依傍，浩然獨往”的精神成為湖南士民敢於衝決網羅的文化底蘊，它演化出強烈的求新求變精神和堅決的反封建精神。

曾國藩(1811～1872)晚 清軍政大臣、近代作家、湘鄉派古文的創立者。字滌生。湖南湘鄉人。家世務農，父名麟書，秀才。曾國藩為道光十四年(1834)舉人，十八年成進士。二十三年(1843)，以翰林院檢討典試四川。轉侍讀，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部。在京師時，治義理之學，兼為詞章、考據。咸豐元年(1851)，太平軍起。曾國藩應詔屢向清廷獻策。歷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試江西，中途因母死回鄉服喪。這年十一月，奉命在鄉辦團練，號“湘勇”。次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曾國藩又治水軍，造大小戰艦二百幾十艘。於是統帥水陸湘軍與太平軍轉戰於長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數省，轉敗為勝，得清廷信任。同治時期，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曾國藩被重用，加太子少保銜。又以鎮壓太平軍、捻軍立功，先後掌握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及直、魯、豫三省大權。太平軍失守江寧后，曾國藩晉封一等侯。官至兩江總督、武英殿大學士。死後謚號“文正”。曾國藩在道光末至咸豐初年以前，是一個仕進順利的官僚，咸豐二年以後則是清廷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劊子手。他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極其崇拜上自文王、周公，下至姚鼐、王念孫的“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圖其遺像”，以為“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 《聖哲畫像記》 ）。他自己追求的理想也恰是成為這樣的聖哲人物。

曾國藩初學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以為“姚先生持論閎通”，自稱“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後期身居高位，幕府人材甚眾，已為文章領袖，又曾宣揚桐城派古文，敘述桐城派的源流和眾多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還歷稱各地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見其影響所及，至為廣大。證明“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歐陽生文集序》）。“其說一出，有違之者，俱為非聖無法”（李詳《論桐城派》），一時聲勢頗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個“中興”的局面。但曾國藩的目的是借鼓吹桐城派以自立門戶而為古文宗主。他的幕府賓客瀏陽縣學教諭吳敏樹，便撰文揭穿曾國藩這一用心。吳敏樹既不承認自己是曾國藩所說的桐城派古文作家，也不認為曾國藩是桐城派。他尖銳指出曾並非真心以姚氏為宗，桐城為派，其實是“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 《□湖文集》卷六《與筱岑論文派書》）。在吳氏指出了事實之後，曾國藩承認“斯實搔著癢處”。但曾國藩生前並未標榜自己為“湘鄉派”。

曾國藩古文實繼承並發展了桐城派，而開創了湘鄉派。湘鄉派矯正桐城派專在文詞上洗刷求雅潔，而掩飾內容的空虛，確是應當肯定的。但由於湘鄉派古文成為宣傳封建道德、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信任和支持，則顯然違背了歷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