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寧生

汪寧生10～11歲間，因灌雲縣士紳不願自家子弟入日偽學校，所以汪寧生進入私塾，學習《論語》、《孟子》、《古文觀止》等古籍，同時接受了英文等課程的啟蒙教育。這段學習經歷，為汪寧生後來從事中國古代文化研究及與西方學術界的交流奠定了基礎。

1949年，汗寧生參加革命工作，同年考入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學習，旋即被派往無錫農村參加土改工作。

1950年代的北大雖經歷次政治運動，但遠紹清儒考證之學近接五四以後以科學方法整理國學之傳統，北大的文史研究仍然紮實而厚重，北大歷史系尤為中國古代史及考古史學界著名學者集中之地，汪寧生受業於向達、鄧廣銘、蘇秉琦、宿白、閻文儒、夏鼐、唐蘭等史學、考古學大師。

1952年，汪寧生任華東水利學院(今河海大學)職員。

1954年，汪寧生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考古學，從此確定了其今後的人生道路，北京大學的學子生涯影響了他今後一生的為人與為學。

1959年，汪寧生大學畢業，留校任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秦漢考古”課助教。一年後不滿組織不尊重其學術旨趣安排其報考“隋唐史”研究生的行為，遂以“交白卷”方式表示無聲之抗議，於是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工作。所渭禍福相依，這一變故，反而成就了汪寧生在中國乃至世界民族考古學、人類學領域的傑出貢獻。從1960年起，汪寧生即參加由全國人大統一領導的雲南民族調查組，到四川t茂汶、涼山、黔西北、滇東北調查，此時他對民族調查毫無興趣，但這段經歷卻為他以後的一生與民族學田野調查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

1963年，汪寧生回到中央民族學院，當時的中央民族學院匯聚了諸如潘光旦、費孝通、吳文藻、林耀華、聞宥、宋蜀華、馬學良等民族研究領域的權威和著名學者，汪寧生因無課可上，便借暇飽覽國內外人類學著作，並經常得到這些前輩學者的指點，不甘平庸、求知若渴的汪寧生吮吸著人類學養份，投身於民族考古學、文化人類學研究領域的興趣漸生漸濃：受顧頡剛《浪口村隨筆》(1963年改名史學雜識 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影響，開始關注運用今日可見之民族志資料與中國古史之記載以及現今考古之發現進行類比—— 驗證、進而揭示歷史之本來面目的民族考古學方法的學習、探索，並在以後的研究中加以運用，為西南古史中一些疑難問題的解決奉獻了他的智慧。

1964年底，汪寧生由中央民族學院調到雲南省歷史研究所工作，從此開始了他此後40多年從未問斷的民族考古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田野研究。

1979年，汪寧生調入雲南民族學院工作至今，為雲南民族學院的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發揮出了重要作用。

《幾個南詔城址的考察》一文為雲南《學術研究》1962年第11期刊載。 《試釋晉寧石寨山出土銅片上的圖畫文字》(載《文物》1964年第5期)一文，通過把銅片上的圖畫符號與中、外民族學、考古學資料進行嚴謹的類比后，形成這些符號“基本上仍是一種圖畫文字… … 仍屬於原始紀事範疇，還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字”的結論，迄今為止尚無人能以令人信服的論據或論述反駁之。1965年在歷時半年多的滇西南邊境各縣的調查中，發現滄源崖畫；

1966～1975年間，在不少人興趣盎然於轟轟烈烈的“與人斗其樂無窮”之革命時，汪寧生卻“難得糊塗”地潛心於彙集雲南己發表之考古資料、調查搜集民族文物並著手從事德國學者利普斯之《事物起源》一書之翻譯工作(198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敦煌文藝出版社再版)；

1973~1976年間，參加編寫《雲南各族古代史略》，完成工作之餘，忙中偷閑又完成了以後一系列重要論文初稿的撰寫。

1976年，《八卦起源》發表於《考古》1976年第4期，利用涼山彝族等西南少數民族中流行的“數卜法”，推論《周易》中的八卦起源於“古代巫師舉行筮法時所使用的一種表數符號”，從而推翻了伏羲畫八卦的傳統說法，也否定了近代以來八卦起源於龜卜兆紋、男女生殖器、上古文字等等一些毫無根據的推測。

1978年，《試論中國古代銅鼓》一文發表於當年《考古學報》第2期，不僅回答了銅鼓源於木鼓的問題，而且確定了銅鼓最早起源於中國雲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西部和貴州省西部，其對銅鼓類型所作的“六分法”以及有關銅鼓發展演變問題的推論，在今日之銅鼓研究中仍有重大影響。

1979年《考古學報》第4期刊載其論文《晉寧石寨山青銅器所見古代民族考》；

1980年，汪寧生之代表作《雲南考古》由雲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1992年再版)；

1981年，《原始紀事和文字發明》發表於《考古學報》第1 期， 《釋“武王伐紂前歌后武”》在《歷史研究》第4 期發表；

1984年在阿德雷得召開的澳大利亞亞洲研究會議上宣讀《雲南崖畫》論文，不久又在墨爾本La Trobe大學作同樣題目演講，該文旋即為澳大利亞Rock Art ReSearch雜誌發表，此為中國崖畫研究的第一篇英文論文；

1985年《滄源崖畫的發現與研究》一書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1986年在美國召開的“古代中國及社會科學一般法則”學術會議上宣讀了《仰韶文化葬俗和社會組織研究》論文(後由美國Ea r l Y Ch i na刊載)，這是中國第一篇反對古典進化論的學術論文；

1986年8月參加在英國南安普頓召開的“世界考古學大會”，宣讀了《雲南青銅器上所見之古代族群》英文論文；

1987年，《從原始計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發表於《考古學報》第3期，《談民族考古學一文》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

1989年，引發了汪寧生良多感慨並引以為自豪的《民族考古學論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論集匯聚了他1989年以前的民族考古學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他從事民族考古學研究在學術思想、研究方法方面的發展歷程，記得論集出版后不久他曾說：中國考古界能出版這樣的論文集者不多啊(截止到1989年時)!

1989年，《銅鼓與南方民族》(吉林教育出版社)、《中國西南民族的歷史與文化》(雲南民族出版社)相繼出版發行；

1990年後，開始對歷年利用民族志資料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心得，撰寫成短文SLIP,以《古俗新研》專欄形式先後在《中國文物報》、台灣《大陸雜誌》和香港《華僑日報·學林》發表。

汪寧生聰穎好學，思維敏捷，眼光獨到。一生研究涉及崖壁藝術、南詔大理國諸城址之考證、雲南考古材料的綜合整理(特別是對雲南青銅器的考釋和研究)、西南民族歷史研究等領域，所著與作，始終堅持“務陳言之盡去，乃他人所未發”的原則，對顧頡剛先生的教導“搞東西總是要事先把材料搞全”、為社會“作真實之貢獻”奉行不悖，“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科學態度在他一生的為人為學中得到充分體現，他在民族考古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中的獨到見解，奠定了他在學術界舉足輕重的地位。汪寧生一生著述頗豐，稱之為“碩果累累”或“璀璨奪目”亦不為過。迄今為止，己出版論文集4種、專著4種、譯著1種、日記1種，發表論文數十篇(絕大部分刊載於今天我們孜孜以求的所謂“國家級刊物”上)。汪寧生是中國民族考古學研究領域的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