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萬山

襄陽城得名的三種說法

1、一般人認為，漢水經過襄陽這一段，名叫“襄河”（流傳在天門仙桃一帶的小調《玉娥郎》有唱襄河的內容，就名叫《襄河謠》）。山南水北為“陽”，襄陽城在漢水即“襄河”以北，應名為“襄陰”，為何叫襄陽？

2、《荊州記》說“駕山而下謂之‘襄’”，襄陽城南峴山北麓的十里小河因而名叫“襄水”，襄陽城因此而得名。東漢應劭也這樣解釋說：襄陽“城在襄水之陽”。

3、襄陽城的得名可能與牛郎織女在天河的浪漫神話傳說有關。漢水和天河在先秦的口中都叫“漢”，在他們的心目中，漢水和天漢是一回事。西漢毛萇《詩傳》就說：“漢，天河也。”劉邦被項羽封在漢中，心中老大不滿，蕭何勸劉邦說：“語曰天漢，其稱甚美，願大王王漢，撫其民，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襄陽段漢江基本是東西走向，讓襄城區與樊城區隔江相望。這一段漢江的走勢與天上的牛郎織女段天河十分類似。“牛郎、織女”的名稱，目前可見的最早出處為《詩經。小雅. 大東》。襄陽和襄河的“襄”字，與《詩經。小雅。大東》中的“雖則七襄”同用一個“襄”字，可能有內在聯繫。

一座充滿神秘浪漫的山；一座泌著文化幽香的山；一座與古城襄陽歷史同步，相映生輝，相互媲美的山。追溯歷史與文化，它當屬早在春秋時期就以“神女弄珠”而聞名華夏。據襄陽學院魏平柱教授考證，弄珠的漢江二女神，可上溯到公元前977年陪周昭王南巡，乘“膠膠之船”過漢江時，“夾擁王身，同溺而亡”的延娟、延娛二位侍女，距今已近3000年了，比隆中因諸葛亮隱居而成名早1860多年，比峴山等城南諸山亦出名早1240多年，比鹿門山出名也應早1080多年。圍繞萬山0.5公里以內還有解佩渚、羊石廟、柳子關、萬山潭、老龍堤等諸多文化遺址，可謂一步一故事，滿山皆文化。

在荊山山脈大家族中，萬山並非常高聳入雲，海拔不過150米，但萬山絕壁臨江，山水相依，雄奇俊秀，自然天成。

首先，從“混沌初開，乾坤始奠”始，即與南鄰的柳子山（又名順安山）比肩雄立，如兩員威風凜凜的虎將，銅牆鐵壁般遠遠地護衛著古城襄陽，歷朝歷代守襄陽者，均在兩山之間設有“柳子關”，凡取襄陽者必先取柳子關與萬山，方可到達襄陽以西走廊，直抵襄陽。因此，萬山自古以來就是關隘要塞，為古戰場和兵家必爭之地。

其二，萬山與南鄰柳子山一脈相承，恰似“龍頭”，由南向北，飛馳漢江邊，屹立江渚上，其山的北端絕壁臨江，奇峭挺拔，與壁下“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發醅”的碧綠江水“零距離”接吻，自然天成為“青山綠水”勝景。宋代詩人蘇軾在《萬山》詩中寫道：“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水。漢水蹙成潭，旋轉山之趾。……月炯轉山曲，山上見洲尾。綠水帶平沙，盤盤如抱珥。”襄陽籍田園詩人孟浩然曾坐於萬山邊的磐石上釣魚，怡然自得地詠出了“垂釣坐磐石，水清心亦閑”的千古名句。這在古城襄陽的諸山中僅此一峰，獨具風韻。

其三，萬山壁立江邊，拔江而起，高聳兀立，懸崖磷峋。佇立崖邊向北眺望，天寬地闊，大氣磅薄。遠看，大江浩蕩東去，漁帆點點；近處，無垠沙洲如茵，綠意盎然；俯視壁下，綠波蕩漾東流，江碧峰青。孟浩然登萬山寫有一首非常著名的《秋登萬山寄張五》（張五，字子容，時隱居在峴山近旁的白鶴山）的詩：“北山白雲里，隱者自怡悅。相望始登高，心隨雁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髮。時見歸村人，平沙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何當載灑來，共醉重陽節。”盛唐時期孟浩然登萬山，居高臨下，為我們描摹了這樣一幅清幽淡雅的水墨畫，在文明發展到當代的今天，登臨萬山之顛，屹立絕壁江邊，當屬居高鳥瞰襄、樊二城美景，觀賞漢江飄逸風姿的最佳位置，令城南諸山汗顏莫及。

其四，萬山清秀飄逸，美如秀女。其主峰悠然引頸高聳如秀女之首，自主峰以下面向漢江，分別向東北和西北逶迤徐下至漢江邊，形成一個大寫的“人”字，活脫出一個坐姿秀女的兩隻手，戲玩江水；又如仰卧秀女，頭枕柳子山，腳蹬漢江水，盡情享受這自然之美。且萬山面積達1500餘畝，森林茂密，植被豐厚，“美女說”自古有之。曾鞏在《萬山》詩中說：“萬山臨漢皋，峰嶺頗秀髮”。萬山臨近漢皋台（現安定醫院以南台地），萬山主峰的樹林如少女的秀髮一樣舒展美麗。並說：“飄渺出煙雲，清明動毛髮。留連到歸時，長見西林月。”萬山飄渺氤氳如煙雲一般，滿山的樹林，頗如少女的秀髮，隨風拂動，令人留連望返，及至歸去時，已是月掛樹梢的時分。

萬山是上蒼著意降臨在漢江邊上的一顆璀燦奪目的明珠；萬山是大自然饋贈給襄陽人民的一件豐厚無比的厚禮，讓在襄陽這塊大地上繁衍生存的世世代代子民盡情享受這自然之美。

自然天成的名山秀水，自然是仙境。自然仙境，自然是神的故鄉，孕育出許許多多的神話故事。萬山因而是一座神話名山，最著名的有以下三則：

“神女弄珠”是中國古代典籍中最早而又最為迷人的浪漫情愛故事。據《南都賦》注引《韓詩內傳》載：春秋時，多情的鄭大夫“鄭交甫將適楚，遵彼漢皋台下，乃遇二神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他不知二女是漢江女神，便上前挑逗說：“願請子之佩。”二女含笑不語，解下佩珠相贈。鄭交甫喜不自禁，以為得到了定情信物，接過寶珠，藏於懷中。行約數十步，回望二女，杳無蹤跡，伸手探懷，已失佩珠，方悟遇到了漢水女神，不禁悵然。又據明萬曆《府志》載：“萬山之西有曲隈，為解佩渚，乃鄭交甫遇神女處。”

漢江二女神何許人也？其最早見諸於《詩經？漢廣》詩中：“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一句，后被漢朝劉向收入《列仙傳》。據《帝王世紀》載，周昭王伐楚，返濟漢，楚人獻膠膠之船，船之中流膠解而溺昭王，他的兩位侍女延娟、延娛“夾擁王身，同溺於水”，化為神女。之所以為神，是因為二女無辜而死，深得荊楚人民的同情，“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及至“數十年間，人於漢江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對此二女，“漢江之人，立祀於江湄”，“暮春上已之日，禊集祀間“（見晉？王嘉《拾遺記》）。據載，延娟、延娛是東甌（今浙江溫州一帶）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其與周昭王溺漢水而亡的時間，據最新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當在公元前977年，流傳至今，已近3000年（2983年）了。

由於“神女弄珠”與“漢江女神”的神話故事等發生在萬山，且涉及到人神之愛，因而成為中國文化史上最為著名的浪漫風景，引來歷代文人學士遊覽踏訪，留連歌詠，寫下了無數的詩詞歌賦，成為中國文化乃至華夏文化史上最為瑰麗的一頁。就手邊積累的詩詞而言，僅唐代就有李百葯、李白、杜甫、孟浩然，張子容，陸龜蒙等30多位詩人，或親臨遊覽歌詠，或互趨唱和，盡展了他們的才華。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九月，劉表之子劉琮降曹，曹操不戰而得襄陽，軍威大振，意氣風發，在漢水之濱大宴群僚，慶祝勝利，隨軍南下的建安才子楊修，徐幹、阮瑀、陳琳、應瑒，以及剛剛歸順曹操的王粲共六人，都以漢江女神為題材，寫下了同題作品《神女賦》。其王粲在萬山卜居十五年，對鄭交甫遇漢江女神的故事較其他才子體會更深，把握更精，因此對漢水女神的描寫可謂更加傳神，達到極致。《詩》曰：“體纖弱而才足，膚柔曼以豐盈。發似玄鑒，鬢類刻成。戴金羽之首飾，珥昭夜之珠璫。襲羅綺之曳衣，黼縟綉之華裳。錯繽紛以雜，佩熠 焜而煌”。先從體、膚、發、鬢方面刻畫神女的風彩，生動地描摹了神女的鮮明生動形象。

王莽追劉秀的故事在中華大地上盡人皆知，自古以來，民間傳說此故事就發生在萬山。

相傳西漢末期，天下大亂，豪強割據，當時最大的兩個軍閥——王莽與劉秀爭天下，其間，劉秀在今陝西一帶兵敗王莽，順漢江落荒東逃，意欲回故鄉棗陽休養生息，再圖興兵。王莽則擁兵緊追，意欲將劉秀趕盡誅絕，獨霸天下。一日，王莽追兵至襄陽以西諸山時，正是午夜時分，兵馬勞頓，便命部下宿於千山，待天亮后再行追趕。劉秀亦兵困馬疲，見王莽兵馬歇息，加之已到家門口，心也放下許多，便小憩萬山。為了阻止王莽繼續追趕，劉秀便心生一計，一面命萬山土地神施放大霧，將萬山、千山和漢江沿岸置於大霧之中；一面搖身一變為一清早上山砍柴的樵夫，故意在離王莽不遠處彎腰砍樵。此時，天已放亮，王莽見遠處有一樵夫，便命軍士將樵夫抓來問道：“此山為何地？”樵夫答曰：“這座山叫千山。”王莽用手指著東邊萬山方向又問：“前邊的山叫什麼山？”樵夫答道：“前邊的山叫萬山。”並煞有介事地說：“啊！大王莫不是追前天晚上從這裡經過的那伙兵馬吧！他們現在可能就住在萬山。”王莽聞之，舉目向萬山方向看去，只見萬山方向大霧瀰漫，萬山若隱若現，十分遙遠，又聽樵夫如是說，心想：我追了這麼多天才到千山，劉秀卻在萬山，這千山到萬山還有多遠啊，看來是追不上了。於是放棄了再追趕劉秀的念頭，使劉秀躲過了一劫，從而成就了光武帝劉秀的霸業，於公元25年建立了東漢政權。

此故事將一代皇帝美化為神仙，褒揚了他的帝王之氣和王者智慧，同時也使萬山成為華夏帝王興盛史上的聖山。

在萬山主峰巍然屹立著三塊巨古，民間傳說為“三義石”，是劉備、關羽、張飛三個結義兄弟的化身。

東漢後期，曹操篡權，在許都（今河南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漢獻帝（公元199——220年在位）僅是“守位而已”。自詡為“帝室之胄”，是“中山靖王”劉勝（漢景帝劉啟的兒子）之後，胸懷“匡扶漢室”鴻鵠大志的劉備接受徐庶“宜枉駕顧之”的建議，於漢獻帝建安12年（公元207年冬）親率結義兄弟關羽、張飛二人，去拜訪隱居隆中的諸葛亮。萬山是劉備、關羽、張飛三人從襄陽西去隆中的必經之地。其時，劉備、關羽、張飛曾“三顧茅廬”（諸葛亮在隆中的故居），前兩次均未見到諸葛亮，悵然而歸。轉來時本應從萬山以南的柳子關回襄陽，但劉備思賢若渴，一步一回首地思念諸葛亮，行至柳子關前，竟不願過關，急切忘情地跳下坐騎，帶著關羽、張飛登上萬山主峰，希望奇迹出現，能夠在萬山山頂的高處看到諸葛亮的身影。到達山頂后，關羽、張飛坐于山頂歇息，劉備則立於山頂，面向隆中方向，虔誠地遠遠向西眺望隆中山。由於劉備、關羽、張飛三人兩次均分別在各自的同一位置或立或坐，其身影便幻化為三塊巨石，其中一塊為站姿，頭身分明，酷似人形，面向隆中方向而立，顯然是劉備的輪廓；兩塊為坐姿，無疑是關羽、張飛歇息的身軀。這就是民間傳說的著名的“三義石”。

民間還傳說，劉備、關羽、張飛兄弟三人兩次在萬山山頂向西眺望隆中山和諸葛亮，以致於幻化為三塊巨石的誠心，冥冥之中感動了諸葛亮，於是才有了第三次真正見到了諸葛亮，才有了“未出茅廬已知天下三分”的《隆中對》。如今，形象逼真，威武凝重的“三義石”已在萬山之巔虔誠地屹立了1780多年，它不僅是劉、關、張三人對諸葛亮求賢若渴，一片誠心的見證，而且是上蒼安排由東漢一統到“三國鼎立”的最初源頭。

萬山因有王粲故居、王粲井而傳名。王粲，字仲宣，祖籍山東，幾乎與山東老鄉諸葛亮同時來到襄陽，投靠時任荊州刺史的同鄉劉表，未被重用，於是隱居萬山達15年之久。后歸曹操，拜為丞相掾，賜爵關內候，隨曹氏入朝，直做到侍中。他寫的《登樓賦》千古傳頌，名顯天下，因之被後人公認為“建安七子之冠冕”。後人亦將王粲和曹植相提並論，合稱“曹王”。著有《王侍中集》。人以文名，山以人傳，萬山因有王粲舊居；自然會引來文人墨客憑弔。他們寫詩作賦，更增添了萬山的文化底蘊。

關於他在萬山的故居和水井，現已無遺跡可考，其位置大約在山之東麓漢江邊則是確定無疑的。考據萬山之巔，在萬山主峰向西北延伸至崖嘴鞍部東側約30米處，確有一古井。據附近農民稱，古井早已封死，現遺址為深約3米、地表直徑5米的“Ⅴ”形土坑。坑底斜卧一塊長2米、寬1.3米、厚15公分的半月形乳白色井口石，內口圓澤光滑，尚有從井中提水時繩索長年累月勒磨的溝痕。其毀夷至目前有兩種說法。一是圯墜說。據明萬曆年間府志載：“萬山北際河，水下有仲宣樓”，表明王粲故居在明代已圯毀，墜於水中。二是毀廢說。據襄陽知名散文作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席星荃先生《才子名山兩堪憐》一文說：“據記載，王粲當年的茅廬大約在山之東麓，這裡如今是廠房一片……”，言下之意即王粲故居的毀廢並非一朝一代所為，及至“如今（已）是廠房一片。”這從唐宋以來史書記載和詩詞歌賦只有石井而無故居得到印證。早在宋代，《元豐類稿》收錄的《魏侍中王粲石井闌記》就說，唐上元三年（公元674年），節度使將來 把石井闌（保護石井的圍欄）移至襄州刺史官舍保管。太子舍人甄濟亦寫有《石井欄記》。到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於 任襄州刺史，又為之記。會昌二年（公元842年），節度使盧鈞又寫有《石井欄記》。唐代詩人杜甫在《回棹詩》中明確地說：“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這些史傑和詩詞，均只記載了王粲井保存依然完好，但字未提其故居。訪問附近老農，有說30多年前在萬山東麓山腳下尚存一古井。從我國居住傳統來講，水井定然在房舍近旁，不可能距房舍太遠。因此，王粲故居當在現萬山東麓山腳下的原陶瓷廠區一帶，其毀廢說亦在理中。至於明萬曆府志對王粲故居的“圯墜說”，距王粲卜居萬山的東漢未期（建安時期）已達1360多年，其記載許是傳說而已，未必可信。

“解佩渚”是鄭交甫在萬山以西向漢江二女神索要佩珠之處。按明萬曆《府志》“萬山之西有曲隈，為解佩渚”的記述（查詞書：“隈，山、水等彎曲的地方。”“渚，水中間的小塊陸地），結合《韓詩內傳》所作的鄭交甫行至漢皋台下“乃遇二女神”的記載，考據萬山以西地形，漢皋台乃千山以東山脊台地，台地山勢向東緩延下降至現賈洲6組農戶住宅處，正好為山腳彎曲之地，亦為漢水故道彎曲處。以“萬山之西有曲隈，為解佩渚”的角度看，萬山山腳自西北漢水邊向西南延伸，與漢皋台向東緩延下降至山腳之間，正好形成夾角地帶。因漢水故道在此夾角地帶彎曲繞行，此夾角地帶當為“渚”處。此位置正好是《韓詩內傳》所指“漢皋台下”與明萬曆《府志》所指“曲隈”和“渚”的交會點。實地位置應為現“湖北中大製藥廠”院內，古時這裡為水中間的一個小島，及至十幾年前這裡尚存有一小土丘，應是鄭交甫遇神女的“解佩渚”的準確位置。閑暇到此觀察暇想，古時這裡可謂曲隈如畫廊，綠水映洲渚，水隨山繞，島浮水中，江上遠帆，山上青松，應是萬山以西風景絕佳，最具魅力的去處，亦是漢江女神朝暮遊覽，溜漣忘返的仙境。加之鄭交甫在此與漢江二女神邂逅艷遇，成就了人神之愛的浪漫一頁，確立了“解佩渚”在中國文化史上男女情愛的獨特地位。

萬山潭是萬山北麓江邊的一處勝景。站在萬山主峰向北看去，萬山北麓分別向東北和西北蜿蜒徐下，至漢江邊突出兩堵絕壁，中間形成一個不足百米的“凹”字，凹口下即為深潭。如今漢江支流仍流經潭邊，潭的輪廓依稀尚存。但遺憾的是深潭早已淤平，被填為便道，植上意揚。但古時這裡卻是潭水清澄，遊人如織的地方。孟浩然曾坐在潭邊的磐石上，一邊悠閑地釣魚，一邊欣賞萬山美景，並有感而發詠出了《萬山潭》詩一首：“垂釣坐磐石，水清心亦閑。魚行潭樹下，猿掛島藤間。游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還。”

山清水秀的萬山不僅是無數文人學士鍾情之山；不僅是神女皇帝（劉秀、劉備）神往之山；而且還有很多武士將軍也心馳萬山。晉朝鎮南大將軍、荊襄大都督杜預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杜預何許人也？據《晉書？羊祜傳》載，西晉泰始5年（公元269年），鎮南大將軍羊祜（都督荊州軍政事務，出鎮襄陽），胸懷統一江南孫吳政權壯志未酬，竟暴病卧床，臨死前向前來看望他的晉朝開國皇帝武帝司馬炎“死諫”，舉薦右將軍杜預接替他的職務。羊祜死後，武帝司馬炎即揮淚頓拜杜預接任鎮南大將軍，都督荊襄軍政事務。杜預按任后，不負前任羊祜力薦和武帝司馬炎信任，督軍團練，政績卓著，僅用兩年時間即於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會諸將代吳，滅之”（《通鑒》語），實現了“三分歸一統”的千古大業。這在《三國演義》最後一回第120回中，羅貫中以“薦杜預老將（指羊祜）獻計策，降孫皓三分歸一統”全章節記述了這一中國歷史上壯懷激烈的歷史史實。西晉時襄陽百姓曾在峴山建有一“杜預祠”，以示紀念。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西晉開國元勛、功蓋華夏的一代名將杜預，對萬山也獨具衷情，經常率眾登臨萬山，春遊觀山水，飲酒賦詩篇，最後竟痴迷到懷著對萬山的無限敬畏，在萬山東麓江邊立了一塊“杜預碑”。應當給大家介紹的是，這塊碑不是一般的墓碑、記事碑，而是一塊對萬山歌頌詠贊的文化碑。據史料載，杜預在這塊碑上，借山喻人，借水喻世，縱情抒發了他對文學、思想、哲學的感悟，即情揮灑了他對人生、宇宙、山水的感嘆，表達人生有盡，而山水宇宙無窮，江山輪迴，倉海桑田，高山為谷，海底為山，立碑警曉後代，務求超凡脫俗，敬為山水。其胸懷是何等的浩瀚、寬廣、大氣。後人評價他的這塊碑比蘇軾的《赤壁賦》意義還大，更有價值。因為蘇軾的《赤壁賦》僅僅是紀述了曹、吳赤壁之戰的史實，而杜預碑則表達的是對宇宙、自然、人生、包括對文學、思想、哲學的看法，在中國古代文化圈裡極為著名。但遺憾的是史料上對這塊杜預碑的碑文無完整記載，且在數百年後圯塌於萬山潭東側不遠處的漢水中。據《南雍州記》（公元389年東晉武帝始至公元554年梁元帝止的165年間，襄陽僑置雍州）記載，每逢天氣晴朗的日子，漁夫樵子常能看到萬山潭底的杜碑。唐代詩人杜甫在《回棹詩》中說：“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他以和杜預為同宗的口吻，說杜預碑圯於江底不是杜氏之過，亦讚揚了王粲井依然保存在萬山之巔。宋代詩人曾鞏在《萬山》詩中也說：“解佩蓋已幽，沉碑終自伐”，一方面以神女“解佩授珠”的浪漫神話讚揚了萬山的古老悠久和美麗，同時對杜碑隨著山體圯塌自沉江底表示了無限惋惜。明代詩人曹璘在《春日登萬山懷古》詩中也說：“湘妃解佩名空在，杜預沉碑績已闌，”肯定了杜預碑沉於萬山北麓江底的事實。我想，假如清理漢江古河道，打撈出杜預碑，將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我們襄陽也將在中華大地上更為出名。

據明朝天順三年（公元1459年）《襄陽郡志》載：“老龍廟在城西北10里，創自前代，明洪武甲寅（公元1347年）重修。”還說“老龍堤在縣西，臨漢江西河套，西抵萬山計十一里，上有老龍廟，故名。”從這一記載中關於老龍廟與老龍堤的位置關係看，老龍廟在“城西十里”，而老龍堤“西抵萬山計十一里”，即龍頭堤直抵萬山東麓腳下，距襄陽有十一里，而老龍廟未在萬山腳下，在距襄陽僅十里，亦即離萬山東麓腳下有一里的位置。因此，老龍廟與萬山頂上古老須彌寺，而幽蘭寺，再保提寺不是一回事，它是專為護佑漢江大堤而“創自前代”的。明末清初倒塌。

關於老龍廟與老龍堤，萬山附近有一民間故事，說萬山是漢江襄陽段的龍頭，巍然屹立於襄陽以西的漢江上游。在建老龍廟前，漢江年年洪水泛濫，即使從“三國時胡烈為襄陽太守，築堤以抗水”（《襄陽府志》語），“宋元以降，守襄者莫不以堤為安務”，但由於萬山這個龍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致使洪水肆虐更甚，所築之堤也“累築累圯。”后襄陽地方官悟出要治江水必先尊萬山龍頭，於是在萬山腳下的漢江堤首始建老龍廟，並稱沿江大堤為老龍堤。自此後，萬山龍頭甚為高興，欣然以力約束漢水，方使沿江大堤固若金湯，老龍堤外漢江溫順東流，碧波浩渺；老龍堤內一片蔥綠，歌舞昇平。”

上述故事自然是一個美麗的傳說，但凝聚著自古以來襄陽人民對萬山的敬畏和崇拜。這也是歷代文人到襄陽必游萬山的原因之一。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達官貴人和詩人為之讚頌。寫下了許多《大堤曲》。南朝樂府曲《襄陽樂》其中《大堤曲》詠：“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兒女，花艷驚郎目，”據說是劉宋肖綱（即南朝梁代簡文帝，公元550年至552年在位）所作，在宋梁之際是歌舞，有樂曲伴奏。劉禹錫在游老龍堤時，競一氣詠出《堤上行三首》，其中第三首曰：“春堤繚繞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開。日晚上樓招顧客，軻峨大 落帆來”。李白也寫過多首《大堤曲》，其中一首詠嘆：“昔為大堤客，曾上山公樓。開窗碧峰滿，拂鏡滄江流。”孟浩然寫道：“大堤行樂處，車馬相馳突。歲歲春草生，踏青二三月”。

據附近老農說，在萬山與柳子山之間，原有一個無名小山凸（現襄隆景觀大道在崗梁制高點的位置，萬山磚瓦廠用土挖平后，闢為公路），秦巴古道即是從此無名小山凸以南與柳子山之間穿過，是東進古城襄陽的關隘咽喉，故名柳子關。

考據現地理現狀，現襄隆景觀大道在崗梁制高點以西的公路並非原秦巴古道，而是正好建於古漢水“曲隈”和故道之上，這只是解放以後和近十幾年來公路幾度改建的事情。真正的古時秦巴古道路線遺跡尚存，它由西向東穿行於現襄隆景觀大道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上，經現職業技術學院辦公樓，到原襄陽縣陶瓷廠，再爬上萬山與柳子山之間的無名小山凸以南，到達柳子關，其柳子關的準確位置應在今航宇公司（原名宏偉廠）大門位置。古時的柳子關並不象今天這樣無關隘之險，舒緩坦朗。據地方史記載，柳子關一帶原本是榛莽蒼蒼，陡險蔽野，常有虎狼出沒。明朝詩人曹璘在《春日登萬山懷古》詩中說萬山“南向孤城臨漢水，西來大路枕秦關。”在這裡，“秦關”即指柳子關，說的是站在萬山居高遠望，萬山東南面向古城襄陽，北臨滔滔漢水；自西而來的秦巴古道悠然高枕著柳子關。由此可見，明朝時期的柳子關比自西而來的秦巴古道經過的崇山峻岭要高得多，足見那時的柳子關是何等的壯觀、挺拔與高聳；而登上柳子關向東看去，則是居高鄰下，至古城襄陽十里曠野，一馬平川，更加彰顯了柳子關的雄奇、險峻與巍峨。蘇軾有詩讚曰：“過關無百步，曠盪吞楚藪。登高忽惆悵，千哉意有偶。所憂誰復知，嗟我生苦后。團團山上檜，歲歲閱榆柳。”

萬山文化底蘊豐厚，古迹眾多，俯拾即是，令人景仰，在這裡既可享受萬山絢麗燦爛的文化積澱，又可領略萬山諸多風景名勝各具風姿的自然景觀。

節日承載的是深厚的文化和民風民俗，它包兩層含義，一是指紀念日，如“五一”國際勞動節等；二是指導傳統的慶祝或祭祀的日子，如中秋節、清明節等。而在古襄陽萬山則曾產生過一個全民參與的盛大的紀念日（類似於現在的“三八”婦女節），史料載這是鄭交甫偶遇漢江女神並與之傳情的紀念日。

據宋代庄季裕《雞肋篇》載：“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天節，雲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會漢水之濱，傾城自萬山泛舟而下，婦女於灘中求小白石有孫可穿者，以色絲貫之，懸插於首，以為得子之祥。”這段記載不僅介紹了節日的由來，具體是何日，還記載了當時人們歡度節日的盛況，特別是婦女們在這一天，自尋漢江灘有孔小白石，以綵線穿珠懸插於頭上，希冀多子多福的撲素而美好的願望，從中我們可以窺測當年萬山花枝招展，美婦如雲，萬山以下江面舟帆竟發，歡歌蕩漾的節日景象。

此節日淵源於延娟、延娛二神女“夾擁王身（周昭王），同溺於水”之後，襄陽百姓對二女深表同情，“視若殞生”，“漢江之人，立祀於江湄”，“暮春上已之日，禊集祀間”的故事，且將每年正月二十一日作為二神女與交甫邂逅之日定為“穿天節”，反映了當時婦女們希冀二神女幸福美滿的美好祈禱，和對自身美滿愛情追求的行為取向，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同時，我們可否作這樣的推測，延娟、延娛二神為何在萬山以西“解佩渚”駐足遊覽？也許在3000年時，她們就是從這裡與周昭王一起乘“膠膠之船”入漢江，並在不遠處溺水而亡；也許這裡就是那時“漢江之人，立祀於江湄”，“暮春上已之日，禊集祀間”的地方。遺憾的是，這一具有襄陽地方文化色彩的“穿天節”隨著歲月的磨礪而湮滅。如能恢復象至今仍在我們楚地流行的“端午節”，和在閔逝一帶自然延續的“龍舟節”一樣，那將使我們襄陽文化綻放出新的異彩，令國人艷羨和著迷。

似此風景絕佳，神女流漣之渚，當屬“萬山第一名勝”，自然建有亭閣之類建築。但什麼時間所建，無考。然在北宋仁宗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時，這裡曾建有“弄珠亭”是有據可查的。北宋時期蘇東坡的表兄、著名畫家和詩人文同（字與可，號笑笑先生），在游弄珠亭時，曾賦詩三首，其一為《弄珠亭春日閑望》：“弄珠亭上客，來想弄珠人。野草迷晴岸，垂柳暗繞津。天涯羈旅地，村落寂寥春。何處然叟，扁舟下釣綸”。詩人在一個晴朗的春日傍晚，來到弄珠亭，不禁想起“神女漢皋之曲”的故事，但見一派春色，野草青青，濃密的垂柳使渡口隱而不顯，遠處有靜謐的村落，江上有垂鉤的漁翁。文同在這裡給我們呈現的是一幅以他自己為主體的山水春景圖，不愧為畫家和詩人。第二首是《弄珠亭春望》，其詩為“岸柳舞毿毿，春濃物象酣。煙雲分極浦，舟楫聚回潭。上水魚千萬，眠沙雁兩三。遙望無可奈，長是寄城南。”這首詩與上首詩相較，雖然都著眼一個“望”字，然而一為“閑望”一為“春望”。“閑望”重在描寫閑靜的春景，而“春望”則著重描寫春機的盎然。所以上首詩中的物象為靜態的，而這首詩則側重於動。兩首詩可為姐妹篇。第三首是寫柳的，題為《弄珠亭下柳》：“江柳早春前，蒙蒙弄紫煙。末容長作帶，已見亂飛綿。遠外分晴島，深中泊暮船。惟應漢水色，賴爾一年年。”詩中前四句直接寫早春的垂柳，后四句寫透過柳枝看到的水色。

在我國廣柔的大地上，凡名山必建有佛寺禪院。萬山作為山水相依，神女出遊的名山，自然建有寺院。據《襄陽縣誌》載：萬山“山頂有幽蘭寺，原名須彌寺，今稱保堤寺，因山為老龍堤首也”。萬山山頂有寺至遲於隋唐，距今已有1400多年了。對此，有北宋詩人蘇軾《萬山寺》詩中“禪房久已壞”的詩句為證，說佛寺毀壞已經很久了，但仍透含出古剎的肅穆與清靜。蘇軾寫這首詩是在北宋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偕同其父蘇洵和弟蘇轍父子三人從家到四川眉山出發，前往京師汴梁（今河南開封），途徑襄陽時，由於旅途勞頓或偶遇風寒，未能隨其父和弟弟一起游萬山，只是當弟弟蘇轍向他描繪了游萬山的觀后感，激情所致而成詩的。在詩的結尾，他還寫道：“山川近且秀，不到懶成恥。問之安能詳，畫地費簪”，表達了詩人未親臨萬山的後悔或惋惜之情。應當追溯的是，在萬山這樣的名山所建的佛寺，一旦建成，其毀損或頹廢是要經過漫長過程的。蘇軾在詩里說：“禪房久以壞”，自其父子到襄陽北宋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當上推到隋唐時期，應是萬山“禪房”所建時間。

還有一首歌頌萬山寺的詩寫得極好。它就是與蘇軾同時期的宋代詩人王逵游萬山後寫的《萬山寺》詩，詩曰：“眾狀皆窮險，茲形獨擅方。坦夷中砥礪，端正外青蒼。上帝圍棋局，炎君避暑床。回嗟太行路，更近利名揚。”詩人獨闢蹊徑，不是正面描繪萬山建築形態或頹廢，而是採用“以景狀寺”的藝術手法，把萬山佛寺形容至神話境界。前四句寫萬山在古襄陽西的群山中地勢窮險，獨擅一方，臨江砥礪，端端正正地屹立於青蒼天地山水之中；五六句寫佛寺建於萬山之巔是上帝著意布下的棋局，因為佛寺所在的地方蒼翠清涼，可作炎君（炎帝）避暑的床榻；后兩句抒發了對萬山寺的讚美和感嘆，其“回嗟太行路”是一種廣義的泛指，“更近利名揚”則更為直白，說的是詩人遍游名山大川後來到萬山寺，認為萬山寺座落在這樣的山水之中，當聲名遠揚。

關於萬山寺廟的遺址，現在尚存。實地踏勘，在萬山主峰向西北延伸至漢江故道崖嘴之上，為一塊近10畝的平坦台地，地勢開闊，適合布局群體建築，且台地上古磚瓦當遍布，堆積連綿，其間大都為周邊農民開墾耕種，並不斷有整塊古磚古瓦出土。這些古磚古瓦青黛古樸，質量上乘，敲去均具金石之音。從我國佛寺禪院建築布局看，有寺廟必有水井，供僧侶飲用。而此處建築遺址與古井相依並存，相互佐證，當為古須彌寺、或幽蘭寺的遺址所在。

另外，《襄陽縣誌》的記載，一方面言明了萬山佛寺由須彌寺、爾幽蘭寺、而保堤寺的更替過程，肯定了古時在萬山之巔建有古寺；另一方面載明了以“須彌”和“幽蘭”名寺，足見古時萬山是一座佛教聖地和寶山。查詞書，“須彌”為梵語中“古印度神話中的高山名”，一指佛像的底座；二指佛塔、佛殿等的一種底座。可見隋唐時襄陽人從建萬山寺廟開始，就視萬山為佛像或佛塔的底座，寺廟則為建於這個底座之上的寶寺。詞書釋“幽”為深遠僻靜，“蘭”在梵語中與“若”並聯，“蘭若”指梵語中的寺廟。古時將萬山寺廟由“須彌寺”更名為“幽蘭寺”意謂幽清深靜的寺廟，顯得更為情境與真實，並且富有禪意，反映了那時襄陽人民和僧侶對寺廟的敬重與神往。不難想象，古時那晨鐘暮鼓，禪師說法，眾僧頌經，香煙裊繞之中的萬山，該是一幅怎樣的恢宏與容顏。至於其後更名的“保堤寺”，《襄陽縣誌》說得很明白，“因山為老龍堤首也”，表達了前代襄陽人慾借萬山仙氣龍威，護佑老龍堤安全無恙的美好願望。其與萬山東麓腳下老龍堤首的“老龍廟”是彼此無關的。

孟浩然對此潭可以說衷情到如痴如迷的境界，每游萬山必觀此潭，每觀此潭必詠名篇。在《西山尋辛諤》（西山即萬山，辛諤為孟浩然同鄉舊友）詩中曰：“落日清川里、誰言獨羨魚。石潭窺洞徹，沙岸歷紆餘。”詩人說他在乘舟訪問同鄉舊友時，不獨羨魚，在蕩舟中亦兼愛落日清川之優美風光，來到萬山潭時更愛洞窺潭中水清見底，潭邊曲拆延伸之貌。在《初春漢江漾舟》詩中說：“羊公峴山下，神女漢皋曲。雪罷冰復開，春潭千丈綠。”先用羊公峴山、神女漢皋兩個典故，交待從峴山逆水漾舟至萬山江段漢水江面，再以兩句著意描摹萬山潭的春意，說飛雪融化，河冰早已解凍的萬山潭水伴著早春，一綠千丈，屏放異彩。與孟浩然為友，先隱居峴山對面的白鶴山，后又與孟浩然同隱鹿門山的唐代襄陽藉詩人張子容，也對萬山潭十分偏愛，他在《春江花月夜》這首千古絕唱的詩之第一首中，把萬山潭描繪到極致。詩曰：“此夜江是月，流光花上春。分明石潭裡，宜照浣紗人。”前兩句為月夜漢江景色泛描，后兩句專寫萬山潭，說明亮月光下的潭水，恰到適處地能倒映出浣紗（意為在水邊洗衣服）的少女。魏平柱教授甚至推測，詩中的這位月夜潭邊浣紗少女，或許就是詩人想象的意中人。

通過對上述幾首名傳千古的詩詞的釋解，可以想見，萬山潭與孟浩然垂鉤處，當為萬山乃至漢江襄陽段在那時的風光最為顯赫的“AAAA”級品牌景點。

似此，杜預確為西晉開國元勛，功蓋華夏，可歌可泣。為使自己功勛彰顯後世，名傳千古。他想出了一個自認為可行的辦法。據《晉書？杜預傳》載：“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二石為碑，記其功勛，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日‘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他希望自己的勛績永垂天地之間，縱然翻天覆地，峴山上的石碑沉入深谷水中不見，而萬山腳下江底隆升為陵，其沉碑亦立於陵之上，後人亦可見碑而知其勛跡。因此，後人對他的這種作法頗有微詞。距杜預沉碑600年後的中唐詩人鮑溶在《襄陽懷古》詩中就予以了辛辣的諷喻：“襄陽太守沉碑意，身後身前幾年事。湘（襄）漢千歲未為陵，水底魚龍應識字。”挖苦譏笑杜預沉碑於水的行為是愚蠢的。宋代詩人歐陽修也說：“可笑沉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江山”。他在《峴山亭記》中還對此作了批評。但後人亦有對他這樣表示了理解和支持。例如蘇洵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襄陽懷古》一詩中說：“來萬山下，潭水轉相縈。水深不見底，中有杜預銘。潭水竟未涸，後世自知名。成功本無敵，好譽真儒生。”在《萬山》詩中，再次對杜預這樣作，作了緬懷和讚揚：“萬山臨漢江，傑立與峴偶。杜公破三吳，磊落叔子后。當年愛山意，無乃求自附。自比誠不慚，山水亦奇秀。羊公苟有知，當為頷其首。”還有更多的詩人對他這種作法的思想性給予了肯定，認為杜預這樣作，反映了他對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和對宇宙、自然、山水變化規律的看法，表達了他對人生有盡，而山水宇宙無窮，江山輪迴，滄海桑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唯物主義世界觀。此舉深廣的哲學意義和濃郁的文化色彩，感動了代代中國文人，唐宋以來幾乎所有的著名文人都曾來此憑弔，留下燦爛的詩章。

關於杜預沉碑處，除《晉書？杜預傳》有記載外，《南雍州記》（公元389年東晉武帝始至公元554年梁元帝止的165年間，襄陽僑置雍州）記載的相當真切，每逢天氣晴朗的日子，漁夫樵子常能看到萬山潭底的杜碑。其當在萬山潭東測不遠處的漢水中，沉碑處亦在岸邊絕壁地段。杜預後裔，唐代詩人杜甫在《回棹詩》中說：“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他以杜預為其祖先的口吻，對見不到杜預碑十分傷感，亦讚揚了王粲井依然保存在萬山東麓。

劉言史，洛州（今河北永平）邯鄲人，是中唐著名詩人，與李賀同時。晚唐襄陽籍詩人皮日休稱其詩“雕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鍊成字，千煉成句”，“有詩歌千首，其美麗恢贍，除可賀外，無人匹敵”。宋代著名文藝理論家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大曆（公元766年）以後，吾所取者，李長吉、柳子原、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可見劉言史在中唐詩壇上的地位。《唐才子傳》說他：“少尚才氣，不舉進士”。未來襄陽時，在冀州節度使王武俊幕府，深得王武俊器重，奏請朝庭，賜官棗強縣令，劉言史以身體有病拒受，人因稱劉棗強。唐憲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時任禮部尚書、襄州大都督的李夷簡，為引進劉言史，不惜以襄陽特產漆器千件贈王武俊，在厚賂之下，王武俊才放劉言史來襄陽，被李夷簡闢為司功參軍。一年後又表奏升職，而劉言史卻在“詔下之日，不恙而卒。”李夷簡深感痛惜，厚葬之襄陽城西十里柳子關，當在今萬山以南襄隆景觀大道埡口與航宇公司（原宏偉廠）大門一帶。

劉言史客死襄陽后，中唐詩壇甚為哀傷，韓孟詩派領袖孟郊有詩《哭劉言史》：“精異劉言史，詩腸傾珠河。取次抱置之，飛過東溟波。可惜大國謠，飄為四夷歌。常於眾中會，顏色兩切磋。今日果成死，葬襄之洛何。洛岸遠相吊，灑淚又滂沱。”晚唐詩人皮日休在劉言史死多年後，為其撰寫了長達1000多字的《劉棗強碑》文，其銘結尾曰：“已矣先生，祿不厚矣，彼蒼不誠。位既過於趙壹兮，才雙逾於禰衡。既當時之有道兮，非歿世而無名。嗚呼！襄陽之西，墳高三尺而不樹者，其先生之故塋。”對劉言史死而無名憤然不平，深感不滿。該碑文載《全唐文》第779卷。

劉言史的詩，《全唐詩》僅存一卷，令人不能盡睹風彩，甚為可惜。他來襄陽僅一年余，未來得及為襄陽留下更多的詩篇，即“不恙而卒”，也是襄陽的一大遺憾。但他在襄陽期間僅存的與李夷簡唱和的兩首詩，對襄陽應是一種小小的安慰。一首是《上已日陪李尚書宴光風亭》，詩曰：“碧池萍嫩柳垂波，綺席絲鏞舞翠娥。為報會稽亭上客，永和應不勝元和”。詩的前兩句，把李夷簡的上已日光風亭宴集與王羲之的蘭亭宴集相比，並說晉穆帝永和年間的那次蘭亭集會比不上唐憲宗元和年間李尚書的這次光風亭集會。另一首《奉酬》也是寫這次宴集的：“閏余春早景沈沈，禊飲風亭恣賞心。紅袖青娥留永夕，漢陰寧肯羨山陰。”最後一句，依然是以王羲之蘭亭盛會與李夷簡的光風亭宴集相提並論。由此可見，這次禊飲光風亭之盛。從這兩首詩中，我們了解到中唐時期襄陽有個光風亭，其後在晚唐詩人段成式、溫庭筠、韋蟾三人詩中均有光風亭的斷句，但劉言史的這兩首詩是襄陽有光風亭，並是當時襄陽達官顯貴，文人墨客宴飲歌舞之場的最早記載，這也是劉言史對襄陽的一大貢獻。當然，光風亭在襄陽什麼地方，建於何年何時，有待進一步考證。

據《水經注》載：“萬山上有郗恢碑，魯宗之所立”。又據魏平柱教授考證，此碑可能為郗恢功德碑，碑文尚待考證。

郗恢，字道胤，深得東晉武帝司馬曜器重，“以為有藩伯之望”。“藩”指“藩鎮”，意為一方領土；“伯”指“首領”或“第一”的意思。“藩伯之望”意為有獨檔一面，藩鎮一方的領導才能。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冬十月，因雍州（時襄陽置雍州）刺史未序病老解職后，郗恢被武帝詔賜接任雍州刺史。時襄陽為東晉戰略要地，西按秦隴（今陝西一帶），為秦晉常年爭戰之所，最激烈一戰為公元378年春，前秦王苻堅派其子苻丕率步騎17萬，分兵四路，攻打雍州。刺史朱序督兵頑強抵抗，其母韓夫人亦親率家婢和城中婦女於城內西北角新築“夫人城”20丈，有郊防衛了秦軍進攻，致秦軍屢攻不下，只得敗退而去。此可見郗恢接替朱序為雍州刺史，是晉武帝對他的信任和委以重任。郗恢在雍州任刺史達七年之久，從政有方，政績卓著，《晉書》說他“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連秦隴之地的兵民得知他把襄陽治理得富甲晉秦，也紛紛慕名而來，兵者來降，民者歸附之，動者成千。郗恢任雍州刺史直到隆安三年（公元398年）奉召擢升尚書離開襄陽。后魯宗之於義熙元年（公元403年）至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任雍州刺史期間，以郗恢為楷模，對其極為敬重。魯宗義在萬山為郗恢立此功德碑，以彰顯郗恢勛績。

據《襄陽縣誌·陵墓》載：“元湖廣行中書省左丞阿刺罕墓在城西萬山之原。墓失惟有神道碑。元明善撰文趙孟頫書。”同書《古迹》引《湖北金石存佚考》云：“魏國忠懿公神道碑，元明善撰，趙孟頫書。在襄陽。”另，嚴官撰《湖北金石詩》七十八首中亦有《元魏國忠懿阿拉罕碑》，詩後有按語，中有雲“是碑在襄陽縣，乾隆丙子，丁丑間，曾於西域（當為“城西”之誤）民家得元。碑仆卧土中，篆額碎裂，文字殊缺尚少。知府陳鍔修《俯志》時錄其文於《志》中，茲奉檄訪求，則北碑為村民所毀滅。”嚴客《金石詩》寫於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孫星衍為《金石詩》作序於嘉慶三年（公元1798年）馬基按語當亦在斯時，而言“此碑為村民所毀滅”應屬記載有誤。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吳興）人，生於宋理宗寶佑二年（公元1254年），卒於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本宋宗室，為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宋亡后，曾以書畫為業，後為程鉅夫所薦入元，頗為元世祖忽必烈賞試，授兵部朗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封魏園公，溢文敏。趙孟 詩文書畫樂俱精善，《四庫提要》評論說：“論其才藝，則風流文采，冠絕當時，不但翰墨為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讓於虞、楊、范、揭之間，不甚出其後也。”馮班在《鈍呤書要》中說：“趙松雪出入古人，無所不學。貫穿斟酌，自成一愛，當時誠為獨絕也。”僧遂初也說：“松雪翁早學宋高宗書，即擅出蘭之譽。迨元貞大德間，駸駸然晉人法度多也。正書小字妙得黃庭樂毅蘭亭筆意。及皇慶、延佑，行書能到羲獻處。晚年大字出入李北海，蘇靈芝規矩，蓋是習眾善而成一家者。”與之同時相契的書法家鮮於樞評之曰：“子昂篆隸正行顛草俱為當代第一，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趙孟 身為宋室宗裔，入元亦為高官，頗為當時遺民不滿，因而心情比較矛盾，詩中常有自我譴責之意，著有《松雪齋文集》。

趙孟頫作為這樣一個“冠絕古今”的書法大家，為何為阿刺罕書碑？阿刺罕死後為何葬於襄陽“城西萬山之原”（萬山較為平坦的地方），在此應對阿刺罕其人作一詳考。阿刺罕，蒙族人，元代開國元勛，位居“元湖廣行中書省左丞”之職。古之朝官有“左”“右”之分，“左”為正，“右”為副。“丞”為“丞相”之職。“左丞”即“丞相”之正職。阿刺罕作為湖廣行省左丞，可見地位之顯赫。時趙孟 領“兵部朗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封“魏國公”，當在朝中與阿刺罕為同僚。阿刺罕死後，由趙孟頫為其書碑，或為受元世祖忽必烈之命，或為倚阿刺罕家眷所請，或與阿刺罕同朝為官情系所至，均有可能。至於阿刺罕這樣一個元代朝庭“命官”，死者未葬於元朝都城，而葬於“萬山之原”，蓋源於在那場聞名後世的長達7年的宋蒙之戰（公元1267——1273年）中，阿刺罕曾率軍到襄陽萬山指揮作戰，立下功勛，甚或相中萬山依山傍水，林幽壑清的地望，臨死前間有遺言，死後由其子將其葬於“萬山之原”。關於阿刺罕墓的規制，從《襄陽縣誌？陵墓》記載有“神道碑”來看，不僅有墓，且有“神道”。墓冢有神道，當為達官顯貴，朝廷重臣專屬。其“神道碑”還為書法“俱為當代第一”、官至“翰林大學士承旨”的趙孟頫所書，足見其墓規制極高，規模宏大。遺憾的是，此墓毀於明清兩代，未留下遺跡。

其實，阿刺罕墓雖毀，但趙孟頫所書“神道碑”在清道光初年（公元1821年）尚存。《襄陽縣誌？陵墓》（清同治十三年編撰），除載有殘缺之碑文外，尚有時任地方官的竇欲俊所寫的《跋元趙文敏公筆記》一文，其內容除盛讚趙孟 書法藝術精湛外，還敘述了發現此碑的經過及處置狀況。其文有曰：“歲已卯，予（指本人）調任襄陽事知名勝之邦，必有古迹。越三年，始得趙文敏書石碑仆卧於城西田園間，亟披剔苔蘚而諦視之，則為元魏國忠懿公神道碑。閱經五百餘年，字多漫滅。計欲移之鹿門書院，因不相宜，且石厚二尺余，寬四尺，長八尺，重不易舁。碑座寶贔屓半埋地，舊跡依然。不復能立，仍卧其處，扶使端正、平穩。令長男璽庀材監工建亭覆之。遂立工人榻摹，筆力遒媚可愛……。”竇欲俊在此文中還希望“后之同志者，共相愛護”。時之今日一百七十五年，此碑何在？趙孟 流傳下來的墨跡多為行草書，正書當十分珍貴，而“萬山之原”的這座阿刺罕碑正是正書，它的湮滅實在是太可惜了！何時才能重現於世，讓我們一瞻“遒媚”風姿。

萬山不僅是自然名山，神話名山，文化名山，而且是英烈名山，自古以來就是古城襄陽以西屏障，軍事要塞，兵家必爭之地。萬山令勝利者自豪，讓失敗者沮喪。這自豪和沮喪都載入襄陽史冊，積澱為燦爛的傳統文化。

據司馬遷《史記》卷四十《楚世家》載：“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說的是楚莊王九年（公元前605年），若敖氏為楚丞相。他心地狹隘，害怕別人在楚莊王面前說他的壞話，進而恐庄王誅滅他，便先下手為強，串動令尹子越，聚族人謀反，最後被楚莊王擊潰消滅。又據湖北省社科院張正明教授考證，此次楚莊王平息若敖氏叛亂的戰爭，在“襄陽西漢水南之皋滸”一帶結束。查詞書，“皋”指水邊的高地。《水經注》亦有“漢皋即萬山之異名也”之解。“滸”指水邊。就張正明教授考證確指的方位為“襄陽西漢水南之皋滸”，當指萬山東西兩邊漢水邊，亦即楚莊王“擊若敖氏之族”的區域。

楚莊王誅若敖氏叛亂於萬山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展示了他的果斷和才能。其時，楚莊王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於周頃五年（公元前613年）接任其父穆王號庄王后，由於年幼，羽翼未豐，因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左右近臣為之焦急，時旁敲側問進諫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庄王答說：“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將衝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其後，楚莊王果然作出了“一鳴驚人”之舉。據《史記》卷四十《楚世家》載，楚莊王五年（公元前608年）率軍滅庸（不詳）；從六年（公元前607年）始，向北“問鼎中原”，與周王朝爭地盤，是年滅宋（今河南商丘一帶），八年（公元前605年）“伐陸渾戎，至於洛（今陝西洛河一帶），觀兵於周郊（今陝西西安西南）”。正在他大展宏圖，向周王朝進攻之時，身為丞相的若敖氏卻乘楚莊王在外征戰之機，在楚國都鄢（今宜城鄭集楚皇城）謀反叛亂。為此，楚莊王迅速調集軍隊，用了一年時間，將令尹子越及其若敖氏趕至萬山之麓的漢水邊剿滅，穩定了後方和國之大局，進而繼續他的“問鼎中原”的宏志，十六年（公元前597年）伐陳（今河南淮陽一帶），十七年（公元前596年）三月克鄭（今河南新鄭一帶），二十年（公元前593年）再克宋，直至他於二十三年（公元前592年）卒。總之，楚莊王在位17年間，實現了他“蜚將衝天，鳴必驚人”的壯舉，其間令尹子越和若敖氏叛亂給他製造了不小的麻煩，僅平叛即用了一年時間，其後又用了長達六年的時間，整肅綱紀，理順政局，使國家慢慢恢復元氣，走上中興，一直到公元前597年才又繼續北征。可見時楚莊王平息若敖氏叛亂對楚國的重要性。但畢竟楚莊王雄才大略，為政有方，帶領楚國走出了若敖氏叛亂的泥淖，沒有使楚國夭折於叛亂，並再次崛起，為楚國成為疆域南至兩廣、北跨中原、東到吳越、西抵河洛的版圖面積最為遼闊的大國，並使楚文化成為華夏主流文化奠定了基礎。

據司馬光《資治通鑒》卷第四十一《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載，東漢建武三年（公元27年），光武帝劉秀派征南將軍岑彭進攻秦豐，“秦豐拒岑彭於鄧。秋七月，彭擊破之，進圍豐於黎丘。”司馬光在這裡所指“鄧”即指襄陽一帶，在今樊城北有古鄧國遺址，即現鄧城。“黎丘”為古宜城屬地，《資治通鑒》卷第三十九《漢記三十一淮陽王》載：“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杜佑曰，襄州宜城縣，舊率道也。水經注黎丘在中廬縣西北，沔水（指漢水）徑其西。”在這裡我們得知宜城在西漢時稱率道縣，現漢水以東、宜城與隨（州）棗（陽）交界處置有中廬縣，黎丘城則位於率道縣（現宜城市）北，中廬縣西北、漢水以東一帶，當在今宜城板橋、新街兩鎮區域。又據魏平柱教授考證，岑彭與秦豐先戰於鄧，繼而乘勝進攻襄陽，將秦豐鎮襄陽守將張揚剿滅於萬山，為南下“進圍於黎丘”，活捉秦豐掃清了障礙。

秦豐何許人也？《資治通鑒》記載十分完整，卷第四十一《光武皇帝上之下》載：“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豐肘，雲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卷第三十九《漢記三十一淮陽王》載：“秦豐起兵於黎丘，攻得宜城等十餘縣，有眾萬人，自號楚黎王”。又據東晉習鑿齒《襄陽記》載：“秦豐，黎丘鄉人。黎丘，楚地，故稱楚黎王。”秦豐在黎丘城起兵時間為公元22年冬，比光武帝劉秀於公元25年定都洛陽建立東漢王朝早二年。並派親信部將張揚鎮襄陽，守萬山，及至公元23年9月王莽為商人杜吳所殺，光武帝劉秀族兄、更始帝劉玄敗降赤眉，被劉秀於建武元年（公元25年）9月詔封為淮陽王，秦豐政權仍盤踞在以宜城為中心的廣大區域，是一個具有實力與東漢王朝抗衡的政權。成為東漢王朝的心腹大患之一，嚴重威脅著東漢王朝的統一和穩定。為此，光武帝劉秀命征南將軍岑彭於建武三年（公元27年）7月攻鄧城，擊襄陽，並在萬山將秦豐守將張揚剿滅。岑彭隨“進圍於黎丘”。其後，岑彭又用了一年半時間，至建武四年（公元28年）11月圍黎丘，曠日持久，戰況慘烈，“斬首九萬餘級，豐余兵裁千人，食且盡。”為攻取黎丘，光武帝劉秀於12月親臨黎丘，指揮作戰，並“遣使招豐，豐不肯降，乃使建議大將軍朱祜代岑彭圍黎丘城。”朱祜接岑彭圍黎丘后，又鏖戰半年，至建武五年（公元29年），“朱祜急攻黎丘。六月，秦豐窮困，出降，檻車送洛陽。”從而最終消滅了秦豐政權。

綜上所述，劉秀派岑彭、朱祜進剿楚黎王秦豐達三年之久，其鎮襄陽守將張揚是秦豐軍主力之一，岑彭在萬山滅張揚，從而使秦豐元氣大傷，是光武帝劉秀最終破黎丘城，剿滅秦豐的決定性一役。

南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元軍由蜀入江，意欲滅南宋。元世祖忽必烈接受降將劉整“先取襄陽，再奪天下”的建議，派都元帥阿術率兵五萬，略地襄陽。查看地形后，阿術、劉整遵照忽必烈“勿攻城，但圍之，以俟自降”的方略，決定對襄陽實行包圍。而萬山東距襄陽五公里，是攻打襄陽的戰略要地。元軍便“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築堡圍困之。宋軍守將呂文煥慌了手腳，意欲從萬山突圍，於是，在萬山之麓，宋元軍隊發生多次激烈戰鬥。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荊鄂都統唐永堅率部從水路出擊萬山堡，結果兵敗被俘；元蒙萬山堡守將劉國傑，在一次戰鬥中僅以數百人斬宋軍首級四千餘顆，萬山屍橫遍布，血染漢江；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襄陽守將呂文煥親率大軍萬餘，戰船百艘，進攻萬山堡，依然慘敗回城。在守襄陽七年中，宋官軍雖有四次援襄，但兩次無果而返，兩次被元軍打敗而歸，只有由張貴、張順率領的三千民兵從均州中水峪立硬塞而來加入了對元作戰。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呂文煥在堅守襄陽七年後，晚節不保，向元軍投降。荊州都統范天順仰天大呼：“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於是在自己所守地段，自謚身亡。“右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立功尤多，城降之日，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觸柱數四，投身火中而死。”（《齊東野語》載宋？周密《二張援襄》文）。元蒙之師憑藉萬山優越的關隘要塞地形，節制了宋軍不間斷的突圍和進攻，最終取得了攻陷襄陽的勝利。同時，襄陽的失守，打開了元軍攻取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的大門，為滅宋建元奠定了基礎，並使元世祖忽必烈下了南下滅宋的決心。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元軍集中兵力，一路南下，勢如破竹。宋恭宗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軍攻下了宋都臨安。再三年，忽必烈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大業。

萬山及其周邊的景點和故事還有很多很多，諸如漢皋台、羊石廟、太山廟、霸王劍頂……等等，需要我們致力采寫和整理。萬山是一部讀不完、閱不盡的歷史文化叢書；萬山是一座挖不完、掘不盡的神秘文化寶庫；萬山是一方寫不完、繪不盡的自然風景畫廊。它是襄陽人民的自豪，襄陽大地的驕傲，襄陽未來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