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磚

有史記載，荊州最初的磚城牆始於公元912年的五代十國。即高季興在荊州稱王，建立荊南國時動員十萬軍民，在國都附近，四處發掘墓磚築城，此時便開始有了磚城。他是借用漢墓磚築城，磚上只有簡單的責任銘文。至今仍有墓磚遺物存在。在南宋時，開始燒制‘專用城磚’，磚上只有簡單的責任銘文，但沒有年號記載。荊州磚城經歷了數百年的履建履毀，到目前為止，發現荊州城牆上有年號的文字磚最早的是明初洪武年間（公元1369年），距今已有630多年。其次是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所制的文字磚，再次是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所制，此磚是來自靖州府綏寧縣，靖州是今湖南省與貴州省交界處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依次有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萬曆十八年（公元1590年）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民國丙子年（公元1936年）。根據城磚上的銘文記載，明朝洪武至萬曆年間是荊州磚牆修建的高潮期，高度的責任，統一的規格，嚴格的紀律，是把城磚運到荊州的保障。

荊州古城的文字磚主要來自湖廣行省。明朝初年，將湖南和湖北統稱為湖廣行省，行省最高長官為“總督”，分省的最高長官為“巡撫”，行省下設立荊州府、武昌府等府。開國之初，朱元璋採納謀士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的建議，在全國不少軍事重鎮新修城牆並加高加長加固，荊州城也在其列。這種城磚的燒制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將城磚燒制任務分配到地方，由各地知府作為總負責，知府以下有“同知”、“判官”等提調官協調完成任務。另一種是軍隊燒制，由當地的駐軍長官“千戶”、“百戶”負責燒制。

萬曆年間的城磚主要由軍隊燒制，目前，只有一塊磚上面的“委官”(即監製軍官)是一個名叫馬斌的“千戶”，其他城磚的監製軍官都是“百戶”。經過查閱相關史料研究，當年，在荊州境內至少有26口磚窯，窯址就在淮河兩岸，窯匠來自浙江、江西等地方。

從上面記載的產地得知，城磚非只出自原荊州地域，鄂豫陝三省交界的均州、湘桂黔三省交界的靖州、江西省的茶陵以及襄陽府所轄的均州、鄖縣，房縣、谷城、棗陽、南漳等州、縣。來自貴陽的州宜章縣，湘北的常德，湘南的永州府，湘中的衡州府以及湘東的長沙府。

一塊長約40厘米，寬約20厘米，厚約10厘米的城磚上刻有一些文字。例如“洪武十三年，江陵陳信忠，施磚二千”等字樣，為“江陵一名叫陳信忠的人為修築城牆贈送了二千塊磚”。磚上鐫刻有“州府提調官劉仕洪”、“州府提調官司吏王仁通”、“州府提調官判官孫守義”等字樣。依其排名先後順序及其官職稱謂，“劉仕洪”應是城磚監製的最高長官，類同於當今的“領導小組”組長。至於王仁通、孫守義二人屬“領導小組成員。

荊州城牆上銘文磚種類多樣，多數為文字豎排在磚的一側或兩側，也有少數橫排著。有的磚上文字達數十個，也有僅有一字的磚，如“魚” “龍” “衣”等。一般代指工號或者工匠字型大小，但是沒有年號。在文字刻法上也有陰刻和陽刻，還有陰陽兼修，但多數為陽刻，在字體書法上，有行書，也有楷書，有繁體字，也有簡化字。

“古迹”詮釋前朝崗位責任制

荊州古城牆上的文字磚以明朝為主，磚上題字體現了當初的生產責任制，城磚上的文字含有多方面的內容，如城磚的生產地、城磚的數量、磚戶名、負責的提調官，具體辦事小吏、燒窯匠等人的姓名均鏤刻其上，城磚的書寫格式有統一的要求。這樣一來，如果城磚出現質量問題，則可以根據“文字磚”上的內容，直接找到相關人員，追究其責任。

銘文是十分嚴格和講究的。對制磚的地方、制磚的時間都有明確的記載，對監造人，制磚人、燒窯人、制磚費用承受者和地方具體負責操辦事務的官員都有詳細的銘文。

張居正曾為老家批條子

《江陵志余》上荊州築城的相關文字。這本《江陵志余》主要是記載明朝末年至清朝順治年間發生在荊州的重大史實。其中關於荊州城的修得，書上這樣記載“萬曆初，邑人張太岳在朝，俾增甃之”。就是指在萬曆初年，荊州人張居正在朝庭掌權，特別命令人增加撥款修復荊州的古城牆。

同時，在公安派詩人袁宏道的《荊州城修復北城記》一文中，相近的荊州築城史實，同《江陵志餘》所記載的築城情況基本吻合，只是少了關於張居正的相關內容。袁宏道為何隱去了張居正對荊州城修建的功績？對此，專家解釋，袁宏道寫這篇文章時，張居正已“下台”，正處於政治事業的低谷期。出於隱諱的考慮，袁宏道隱去張居正的相關內容也在情理之中。“荊州城的文字磚，對於研究荊州的歷史，有著重要的實物價值……”這些文字磚，見證了荊州(沙市)歷史發展的變革，為史學部門今後更詳細地研究荊州的歷史發展，為今人及後人更透徹地了解荊州的過去提供了翔實的史料依據。如萬曆年間的軍隊燒磚，可以從“文字磚”上研究荊州當初的駐軍數量，軍隊管理制度等方面。洪武年間的地方燒磚，還可以從“文字磚”上了解古時的村級政權機制。前不久，南京某大學教授就從張世春出版的《荊州文字磚》上找到了明朝村級政權組織建立的史料，並大段引用。

從荊州新南門往西的藏兵洞內，其馬面幾乎全是宋朝的城磚，同明清的城磚又大不一樣。通過磚上的文字，可以研究了解宋朝時期，荊州城市的人口、經濟等方面的情況，有著極大的研究價值。

荊州“古迹”亟需善待厚愛

“目前，荊州的文字磚越來越少，大量文字磚流失，需要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加強對文字磚的保護……”說起荊州古城牆“文字磚”的保護，這位多年從事“文字磚”研究的長者顯得憂心忡忡，不無焦慮。

張世春介紹，荊州古城牆的“爬山虎”對文字磚有著一定的保護作用，如今，大量的城磚由於得不到有效保護，在烈日與暴雨的輪番侵襲下，漸至風化，城磚上的文字也被剝落。一塊塊裸露在城垛之上的文字磚，得不到相應的保護，正孤零零地述說著遠去的歷史，最終同歷史的煙雲一道消逝!

除了大自然的破壞外，荊州古城牆的“文字磚”還遭遇到少數不法分子的偷盜，從中牟取暴利。張世春稱，如今市場上出現了一些買賣“文字磚”的不法交易，這些“文字磚”大多來路不明，極大可能私自從荊州古城牆上盜取。同時，還有不少遊客對荊州“文字磚”有意或無意的破壞。從荊州東門至北門的城垛上，一些“文字磚”被人惡意地用水泥糊上、封堵，讓一些珍貴的文字史料失傳。

“完整保護好荊州古城牆，給後人們一個交代……”張世春表示，荊州古城牆舉世聞名，那些“文字磚”更是見證著荊州的千古滄桑，希望相關部門高度重視荊州古城牆的保護，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搶救”文字磚，更希望每個荊州市民自覺地投入到荊州古城牆的保護中來，讓荊州古城牆成為荊州人永遠的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