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和堂

古人把廣有藏書的地方，叫做“蘭台石室”，而養和堂的前院石欄、石影壁、石半亭，真讓你頓生進入“石室”的感覺，連正院的夾牌樓花牆，也是石刻的。石柱和半亭石壁上的字，都出自本堂主人常麟書和他父親——著名書法家常立屏之手。

常麟書是晚清時期山西儒學大家和教育家，他一生著作有五十六部之多，其中《外史歌略》用韻文的方式，向國人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歷史、文化、經濟等情況，可以說得上是晚清時期，能正確、客觀地放眼看世界的先驅。常麟書的這種見識與常家世代從事外貿是分不開的。

在養和堂還出了一個晚清時期的“前衛”人物，那就是常麟書的叔父常立教。常立教是光緒戊戌年（1898）參加公車上書康梁變法的山西籍四個舉人之一。變法失敗，歸鄉隱居，從事教育。在清末，榆次的許多文化人都曾受過他教授學術和品格的熏陶。

大門匾：進士第——本堂學子常齡書會試中進士后所立。

聯：庭有餘香榭草鄭蘭燕桂樹，家無別況唐詩晉字漢文章。

清常立屏書寫。謝，謝靈運，南朝著名文學家；其詩以嘔詠大自然而著稱於世。鄭，東漢著名學者鄭玄。燕，宋代燕貴，善畫山水樹木。

正院二門匾：養和堂——十一世常秉聰的老堂。

聯：書中有書盡看書不如無書，禮外無理唯守禮是為有禮。——常氏書寫。

正院正樓匾：書面忍

聯：樂無事日有喜，飲且食壽而康。——劉墉書寫。

偏院二門匾：觀國光——本堂主人常秉聰入國學監后立。

在常家莊園的遊覽過程中，一定己經感受和品味到了車輞常氏家族巨大的財富和濃厚的儒文化氣息。現在，走進常氏簡史館，了解下作為清代中國儒商第一家，常氏家族在歷史長河500來年的興衰過程和不同凡響的博擊經歷。

馳名中外的晉商在稱雄明清商界五百年的輝煌歷史上，有三個光彩奪目的“亮點”，那就是鹽業，茶葉和票號。明清以來，運銷蒙俄的茶葉幾乎由晉商壟斷，並形成了一條由中國南方到歐洲腹地，可與“絲綢之路”媲美的國際商路——“茶葉之路”。在這條萬里茶路上有一個堪稱中流砥柱的晉商望族，那就是被《山西外貿志》稱之為“外貿世家”的榆次車輞常氏。

大約在距今500年前的明代弘治年間，車輞常家的始祖常仲林隻身一人來到車輞村時，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僅靠為車輞大戶劉姓牧羊為生。后娶劉姓婢女為妻，並生子常廒，在車輞正式安家落戶。據比較準確的推測，時間在弘治十三年，即公元1500年。在這之前，常仲林祖籍在太谷佛山下。

因為這個地方傳說是漢代與蘇武一起出使匈奴並屢歷功勛、被朝廷封為炎漢將軍的常惠“奉安”（安葬）之地，所以叫“惠安”。根據明初惠安常氏宗譜記載，常仲林在惠安為第三世，其子常廒也在惠安常氏的四世譜中有記載。

常仲林離開惠安之後，並沒有立即來到車輞，而是先到了離車輞不遠的太谷墩坊村，並在那裡娶妻生子。因為墩坊也有常氏，並且也一直尊常仲林為始祖。後來，墩坊常氏還遷到了太原、徐溝等地繁衍生息。常仲林為何在墩坊村又離妻別子，為何再次隻身出走，來到車輞，至今還是個謎。

可以說，正是由於常仲林不安身認命的精神，為後人留下了敢為天下先，逐利四海的榜樣。常仲林出身於貧寒之門，不畏艱險，吃苦耐勞的品德，也為後代樹立了節儉不奢的楷模。在常氏家業大興之後，常仲林用過的放羊工具羊鞭，羊鏟等一直被他的傳人供奉在祠堂里，當聖物頂膜禮拜。名揚四海的山西首富，清代中國儒商第一家，正是從這支羊鞭起家的。這簡直象一個童話，但卻是千真萬確的現實，當然那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陳列：《山西外貿志》及有關記載，常仲林牧羊像、羊鞭、鏟、斗、老羊皮襖、惠安、墩坊照片、常惠傳影印件）

在四世之前，常家的生活還是比較艱難的，但總算在車輞村建房置地扎了根，過上了男耕女織的生活。

常氏在車輞村最古老的院子叫“老大門”，乃常仲林之孫廷和、廷美、廷玉三家合居之處。據傳，由於常氏是外姓遷移來此地，曾一度受當地村民排斥，如村民在灌溉和吃水上就常常刁難這三兄弟。於是三人遂齊心協力在院中打了一眼井。由於這是常氏在車輞最早的宅院，後人立匾為“燕翼堂”，表示全族人都是在此得到祖先呵護、哺育，並從這裡飛向天南海北。

陳列：明代家用織布機、農具、老大門舊址照片、燕翼堂老匾）

直至距弘治十三年的八十四年後——即明萬曆十一年（1601），車輞“傳教寺”的重修碑記中，捐款人有常廷和（仲林長孫）與兒子常愛、常成，而稍後的南莊重修大雄寶殿碑記中，捐款者有廷美（仲林次子）之子常現。可以推測，此時常家的家境己略有好轉。因為在鄰村捐贈，不可能是硬性“攤派”了。這與《常氏家乘》記載：“吾宗於明季漸起清初益盛“是相吻合的，常仲林車輞落戶后的第四代，即己開始“漸起了”。

常家走向富裕，在清初的康熙年間，據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十年（1701）、雍正五年（1727）本村與鄰村修廟募化碑者記載，七世常進龍、常進麟，八世常文、常殿，己成為“糾首”——捐贈的帶頭人和組織者了。非家大業大，是得不到這樣的“榮耀”的。而且，常進龍的兒子常吉，也在這個時期“入庠”，成為常氏的第一個“秀才公”了。

常家興起的原因在於經商。據募化碑中記載，其經商地有大同、繁峙、多倫諾爾、張家口、興化鎮、蘇州等地。這在家乘中也有明確記載。所以，許多文章中將八世常威確定為常家第一個經商者是不準確的。但最初的經商者為誰，己無從考證了，據推測，應主要是大門常廷和一門及二門常廷美長門五世孫常端的次子常進龍這一支了。

儘管經考證，八世常威並不是常家第一個出外經商的人，但毫無爭議，他是常氏經商致富躋身於清代晉商前列、並且為晉商壟斷中國在俄蒙的茶葉市場，並延伸到幾乎整個歐洲，積蓄了巨大力量的極為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說是常氏家族發展為清代儒商第一家劃時代的人物。

常威生於康熙二十年左右，系常進全長子，於康熙四十年左右赴張家口行商，據記載他往返於張家口與家鄉之間，多年不帶川資，沿途以占封解決食宿。這雖然說明了常威儉樸的本質，但也反映了常進全、常威這一門在當時的同族中確實不富裕。

憑著堅韌的毅力，淳厚的品質、吃苦的精神，到雍正初年，常威己由“行商”發展成了開辦小鋪面的“坐商”，但買賣不大，鋪面在張家口連個正式名稱也沒有，就叫做“常布鋪”。他的三個兒子萬玘、萬旺、萬達皆隨父到張家口，除萬旺在張家口郊外購地務農外，萬玘、萬達均成了父親經商的得力助手。父子三人同心協力，經過十餘年的奮鬥，使常家在張家口的事業得到了很快的發展。

（陳列：一至九世譜示圖，車輞村傳教寺，魁星閣照片，常吉木刻像，鄰村廟宇照片，家乘有關放大件，常威塑像，常威用的捎馬、康熙制錢《常布鋪》小匾，常布鋪原貌）。

常威是學業有成之後才開始經商的，常萬玘、常萬達也飽讀詩書之後，子承父業的，特別是常萬達，從小就隨父親在張家口讀書，勤奮好學，深受老師讚譽，但常威卻在他即將參加科考之際，退出仕途中從事了商業，並把“學而優則賈”做為家訓，告誡兒子要代代遵循，常威的次子常萬旺，對讀書不感興趣，常威便拒不讓他經商，而是在張家口購置了一些土地，讓他去務農。常威這個高瞻遠矚的舉措，奠定了車輞常氏儒商世家基礎，在商業信譽，商業管理上都不同凡響，從大德玉的帳薄類別和管理條例上就可看到其管理的水平。

學而優則賈的方略，使他的事業很快做強做大了。到了乾隆初年，常威父子己經在張家口創立了大德常、大德玉兩個頗具規模的字型大小。常威在自己還鄉養老之前，將兩個字型大小，分別交給長子常萬玘、三子常萬達經營。使常家逐步形成了以常萬玘、和兒子懷珻、懷珣；常萬達和兒子懷玗、懷玠、懷佩、為核心的兩個商業集團。這兩個集團，互為援引，攜手發展成為張家口的重要商家。

常萬玘注重以張家口為大本營，穩紮穩打，向國內各大小城市延伸的同時，常萬達的目光更遠大，他毅然採取了向俄蒙發展，搞國際貿易的方略。俄國對茶葉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從明朝開始，就不斷地提出了貿易的要求，雍正五年，清政府與俄國終於簽定了《中俄恰克圖條約》，雍正八年，開始了中俄邊境貿易城——恰克圖的修建，但由於種種原因，一開始雙方貿易並不順暢，十多年過去了，貿易額還只有十來萬盧布，儘管如此，常萬達卻在艱難中看到廣闊的前景。乾隆十年，他斷然將大德玉改為茶莊，在不丟內貿的同時，將主要財力，、經力，投到了對俄貿易中，開始了開拓萬里茶路綿延二百餘年的壯舉。如果說，創立學而優則賈家訓的常威，是常氏發展史上劃時代的人物，那麼開拓萬里茶路的常萬達則是常家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陳列：常萬玘頭像、常萬達塑像、大漠圖、中俄條約、張家口圖片、大德玉號規、大德玉帳簿等）。

常萬達確立目標是一場艱辛的創業，是一場充滿辛勞和智慧的博擊。

為保證出品質量，講究質量信譽，常家在晉商中首先採取了茶葉收購加工，販運“一條龍”方式。即：自行在福建武夷山購買茶山，組織茶葉生產，並在福建省崇安縣的下梅鎮設庄，精選，收購茶葉。同時，自行創立茶坊、茶庫，將散茶精製加工成紅茶、磚茶，妥為收藏。每年茶期，雇傭當地工匠達千人。

然後陸地用車馬運輸至河口（今江西省鉛山縣），再用船幫，由水路運經信江、鄱陽湖、長江至漢口，沿漢水運至襄樊，轉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鎮（今社旗縣，當時，晉商稱之為十里店。）而後馱運北上，經洛陽過黃河，越太行山，經晉城、長治，出祁縣子洪口，再於魯村換畜力大車北上，經太原、大同至張家口或歸化，再換駱駝至庫倫、恰克圖。全程近七千餘里。

由於駱駝運輸比馬馱大車安全，快速、便宜，每駝可駝四百餘斤，所以，常家很快就備起了自己的駱駝隊，興盛時多達萬餘峰，駱駝也由於過去的從張家口到恰克圖，延長到了從黃河入晉，到俄國莫斯科等地，並由此而使沿途的特種行業“駱駝店”應運而生。

這條茶葉運輸的線路，就成了後人稱之為與“絲綢之路”齊名的“茶葉之路”，由於這種路的運輸工具以駱駝為特徵，故又稱為“駝路”。

在駝運中他們也摸索出不少成功的運作方式：他們將八十匹駱駝分為一幫，五駝為一行，共十六行，一人管一行，一幫十八人由一幫首帶隊，一蒙人嚮導，以保證在任何情況下不迷路，可以找到水源及宿營之地。每一幫中，還要另配備一、二名通藥理醫道的人，帶必用藥物，以保證人畜的平安，當時俄蒙一帶，馬匪猖獗，這馬匪人彪馬快，呼嘯而來，人不離馬，沖至駝旁，俯身即可將商人駝鞍上的銀器掠去轉眼就渺無蹤影，商家縱有武裝保衛，並僱用保鏢，也無可奈何，針對這種情況，常家將俄國進口的大量粗製銀器，在買賣城熔化后鑄成銀錠，再行運回國內。

常家從恰克圖向內地運送的自鑄銀錠，每塊重達1000兩合六十四斤，製作專用馬車運輸，馬匪來搶，無法俯鞭掠取，只好棄之而去大家都叫這種大銀錠為“沒奈何”，後來，各商家都學常家的方法，鑄起了“沒奈何”，馬匪面對“沒奈何”也就不得不較前有所收斂了。

正因為常氏在對俄貿易中極具遠見和謀略，又極為注重信義，很快就取得了俄商及俄國政府的重視，不久便將生意做到恰克圖以北的俄國境內，在俄國境內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爾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巴爾訥烏、巴爾古今、比西、上烏金斯克、聶爾慶斯克乃至歐洲的其它國家都有了他們的茶莊分號，使茶葉之道增長到一萬三千多里。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常家為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在原先“大德玉”的基礎上，道光六年（1826）新建大升玉，道光二十年（1841）增設大泉玉，同治五年（1867）增設大美玉，光緒五年（1880）增設獨慎玉，形成常氏一門五聯號進俄國的格局。同時，常氏還在各號增設帳局，而且把帳局也分設於俄國各地。

正是由於以常家為代表的外貿晉商堅持不懈的努力，使中國的對俄貿易額由雍正六年的一萬餘盧布發展到乾隆二十年的83萬盧布。二十五年猛增到135萬盧布。而到嘉慶初年常萬達去世，懷玗、懷玠、懷佩三子及眾多的孫輩子承父業主持常氏對俄貿易時，中俄恰克圖貿易額己經高達八百餘萬盧布，道光二十一年達到一千二百四十萬兩，八十年增加了千餘倍。常氏即為茶商的中堅，確實功不可設。

（陳列：萬里茶路圖、武夷山圖、駝隊圖、中俄恰克圖貿易增長圖、俄羅斯銀器“沒奈何”、銀錠、大德玉磚茶、駝鞍、馬鞍、船漿、大清銀行票、盧布、元寶、銀元等）。

看到的，是根據常家龐大的駝隊在大漠之中行進的情景，製作的一組雕塑。這支萬峰駱駝的商隊，就這樣日夜無息地在賽外崇山峻岭，草原荒漠中運行了200餘年，在7萬多個日日夜夜，每時每刻，都充滿了創業的辛勞與喜悅，生存的風險與博擊。

數百年來，常家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乾隆二十三年春天，常萬達親自率領駝隊向恰克圖運送茶葉，突然，沙漠起風了，黃沙滾滾遮天避日，駱隊怕葬身沙丘，一時也不敢停留，就這樣在風沙中走了六七天，才知道己經迷路了，所帶的水早己喝光，四處不見綠洲，更嚴重的是連方向也辨不清，而身邊的枯骨，又明白地告訴曾有人在這裡絕望地死去，頓時大家心恢意懶一籌莫展。

就在這個時刻，領隊的那峰雄駝，突然起身狂奔，領頭駱駝是駝隊的靈魂，如果走失，後果更不堪設想，常萬達便帶人去追那峰雄駝，一直追出三四里路，那雄駝突然停了下來，仔仔細細地鼻子嗅著沙土，嗅了半個時辰，又開始用前蹄刨起沙來，而且，無論趕駝人如何吆喝，也不肯停下來，常萬達憑他多年與駱駝朝夕相處的經驗，頓時領悟到這個地方，一定有地下水，於是他拿來鐵鍬，拚命挖起來，大家也一齊幫助，那雄駝卻在一邊長嘶不止，挖到八尺多深，便果真見了濕土，再往下挖，一股清泉水終於涌了出來，很快就溢出了地面，順地形成了一個小水泊，其形狀就象一彎新月，常萬達就給這池水起名為“月牙泉”。

大家得救了，又過了一天，風終於停了，憑著滿天星斗，常萬達測定方向，才知道這是一條離庫侖—就是現在蒙古共和國的首都烏蘭巴托最近的一條線路，只是過去此處沒有水，人們不敢走。

後來，這條路線，就成了常家從張家口到庫倫的運茶專線，那峰找水的雄駝，也被常萬達當做有功之臣供養在了大德玉老號中精心餵養。數年後，雄駝死了，常萬達將它埋葬在月牙泉邊，並豎起一道墓碑，上邊刻下了“神駝”二個字。從常萬達開始，一直到200年後常家不再經營茶葉生意，常家的駝隊每次走到這裡，都要給“駝神”燒香擺供，敬謝“駝神”。

這個傳奇式的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萬里茶路上創業者苦樂生涯。

（陳列：駝隊雕塑）

常氏留給後人的又一寶貴遺產，是氣勢恢宏的車輞常氏莊園。常氏特有的“外貿世家”的不凡氣勢，以及與儒商交融的風格，決定了其宅院規模宏大、結構獨特、注重文化、品味高雅，集清代北方民居建築之大成，融常氏詩書家風特色於一爐的風貌。

常家莊園大規模的修建，起於雍正年間，止於清未，長達150多年。八世祖常威的長子常萬玘在車輞村南建“南祠堂”，立“世德堂”，由南向北建起一條街，俗稱西街。三子常萬達在村北購置土地，攤平廢渠，建“北祠堂”立“世和堂”，由東向西，毗連修建起一條街，俗稱“後街”。至此，車輞常氏家族遂有了“南常”、“北常”之分。這兩條南北向，東西向的大街，櫛比鱗次，深宅大院800餘處，院內樓廳台閣，雕樑畫棟，精緻雄渾，蔚為壯觀，佔地300餘畝，房屋近3000間，僅樓房就有近50餘幢之多。

常家宅院建築風格，以北方式庭院為體，南方式園林為用。磚、木、石雕、精美異常，圖案多為“琴棋書畫”，“梅蘭菊竹”，品味高雅，書卷氣極濃；為培養弟子文化素質而在書房院專設的“聽雨樓法帖”、“石芸軒法帖”，乃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更與眾不同的是，院落之間與院落之後，還建有花園、果園、菜園等一百餘畝田林。這些休閑觀賞之處，有小門與正院相通。園中以野趣為主，點綴以小溪、水塘、迴廊、甬道、亭台、溪橋、花房、農舍，為北方民宅建築之罕見。雖然常家莊園破壞嚴重，全貌已難以恢復，但僅現在的半條街與百畝園林，可以說，無論規模檔次，品味風格，在晉商大院文化中乃均居不可代替的首數位置。

此外，常家除在車輞擁有2000餘畝土地外，還有榆次黃彩崇元村、清徐姚家堡還有兩處有院有田的完整莊園。這兩處莊園除了田地產業外還建有書房，儼然如一莊園別墅。

名聲顯赫的常氏家族，人丁興旺，英才倍出。清初年僅僅十三戶近五十口人，到全盛時期，已達到九十五戶近八百人，而五世同堂的就有十餘戶，堂號則有80多個。如此興旺的家族，在晉商各大家族中，也是極為罕見的。

（陳列：輞川全圖，莊園原貌平面圖、莊園現狀沙盤、莊園現狀平面圖、八十堂號表、殘存宅院像、山寨像、現存宅院、園林像）

在常家逐利四海、稱雄中華、享譽外邦的200餘年，常萬達世和堂一支有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涌玉、大順玉、泰和玉、順德玉、獨慎玉等字型大小及眾多分號；常萬玘世德堂一支有大德常、大德成、大德瑞、大德億、大德懋、大德正、大德旺、大德豐、大新德、謙德厚等字型大小和眾多分號。在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都進入了全盛時期，商號遍布全國各地大江南北，其中大德玉，大德川、三和源還順應潮流，改建為票號與原有的錢莊，帳局一起對商品流通，金融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於三大票號的總號皆設於太谷，所以常家票號也便成了太谷幫的中流砥柱。

常家鼎盛時期到底有多少資產？誰也說不清楚。但從漢口山陝會館一千一百二十八家字型大小，商幫按貿易額比例的募化記載中卻可以看出，常家僅茶葉貿易，就佔到山西、陝西二省在南北通行漢口的貨物流動總額的百分之十二還多。其中，北常常萬達一支有十二個字型大小，南常常萬玘有一個字型大小（大德川），共計十三個字型大小都專門經營茶葉。除北常五聯號為對俄貿易外，其餘皆對蒙古、東北為主。

（陳列：常家商號國內分布圖、商號圖章、關帝像、漢口志資料商號名錄、賬簿、錢折、記事板、油燈、算盤等商業用物）

常家代代出英才，世世皆興旺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他們在清朝200餘年中，世代都遵循“學而優則賈”的家訓。常家重視教育，從家運稍隆的康熙、雍正年間開始，就不遺餘力，興學育人，家辦私塾多達17所，60--70個家庭幾乎每支都有書房或書院，供主人看書學習和對晚輩進行早期教育。

但常家的教育，並不是為了讓子女去科考、做官，而是注重品德的培養和實際知識的鍛造。再將一批又一批學以致用的優秀人才，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商界，保持常氏經商集團的精英性。在這方面，八世常威，九世常萬玘、常萬達，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而常家後人也把能不能執行家訓，當作敬不敬祖宗來看待。

常萬玘、常萬達的堂兄弟常萬育在家塾讀書時“用力甚勤，人皆許其能遠，母獨命學陶朱術，公因順母志北上，據先人遺貨經營二十載”，成為商界名流。在十世常懷珻壽序中說：“今初而課讀，疑異非常，長而經商，辛苦備至，至於寄跡厘市，更有可法者，櫛風沐雨，以煉精神，握算持籌，以廣智略，其深藏者虛也，有良賈風，其億及屢中也，有端木風。持義如崇山，杖信如介石，雖古之陶朱不讓焉。”又如十二世常世懌的“墓誌銘”中記載：“隨父服賈張垣，凡籌劃經營實在右之。”而十三世常維豐“墓誌銘”中也說：“君性明敏，事宜張馳，一經裁決，立即決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強幹，以故生理日盛，富甲一鄉。”象這樣類似的記載是很多的。雖然“壽序”、“墓誌銘”不可避免地有其謚美之詞，但選其精華，以充實經商隊伍，是常氏無可非議的事實。

正因為如此，常家世代都能堅持將儒家的道義，運用在經商的理念之中，用儒商的信條修身、持家、興業。待已唯儉，待人以誠。且不說象九世“萬”字輩，十世“懷”輩的事業初創時期，在字型大小經營，吃穿都與夥計無多大區別。到了十三世“立”字輩，家業已經大興了，常家也並沒有象別的大賈家族那樣，把生意交給掌柜（經理）后，東家去花天酒地，坐享其成。從現存的常氏“行狀”，“壽序”、“墓誌銘”可以看出，常氏男丁的青、壯年時期，乃至部分人的老年時期，幾乎都是在各個商號度過的。可以說，他們的青春年華，都交給了萬里商路。在收集常氏舊物時，曾偶然發現了一張居家生活的進貨單，上面列有魚翅、海參、銀魚、燕窩等名貴食品，讓人頓生富家一餐飯，貧人十年衣之感，可細細看去，每樣珍奇，只以兩計算，而且還有鞭炮幾串，爆竹几支的記載，可見這僅僅是一餐豐盛的年飯，而不象一些大賈家族那樣醉生夢死。一擲千金。同時其傭人也比各大家族少得多。

常家嚴於克已，但待用戶誠信、待同行仁義、對國家忠貞，卻是遠近馳名的。常家在清政府的仕林之中上至從二品，下到八品，有職位的多達一百三十二人，但大多是虛銜，這從他們的官銜中就可以看出。清代的武職官員中的武功將軍和各級都尉，文職中的各級大夫都是有功於國，由朝廷封贈的，封贈官銜可封贈本人，也可封贈本人的父、母輩。常家對國家的功勞當然主要在於各種形式的捐款。議敘官銜是對現任官員考核優秀者的提升和對有功之人的封賞，常家的議敘官員，當然也是由於對國家財政的支持。由此不難看出常家財產之富有，對國家貢獻之巨大。

（陳列：學而優則賈的十二人墓誌摘抄，常氏教子經商啟學手抄本過年購物單、聖旨及聖旨盒、官職表、官服）

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交替之際，顯赫一時的常氏商業衰落了。研究常家貿易事業衰落的原因，同樣對後人很有裨益。

常家商業的衰落，始於庚子事變到清朝滅亡之後，民國二年（1913）則一蹶不振，基本倒閉。只留下豐鎮的“天亨永”，車輞的“同濟”藥店，要村的“晉隆祥”，榆次的“瑞隆裕”，太原的“范華”印刷廠以及奉天、南京等地小商號企業和部分房地產業。以股金分紅維持族中必要的開支，供弟子讀書求學。

同眾多晉商名門望族幾乎相似，常家衰落的原因也是十分複雜的，但清廷的腐敗和政局的動蕩應推主要原因之一。

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在中國內地收購茶葉后，即沿長江出海北上到海參崴，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利，恰克圖茶葉生意頓時冷落。俄商還在茶葉產地設制茶工廠，使用先進的機器設備，無論在茶葉的產量和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當時中國的手工制茶作坊，這也是對晉商茶業外貿衝擊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常家為了扭轉敗局，聯合晉商對俄國小商人採取賒銷的辦法以維持現狀，但是由於清政府的無能，俄商看到清朝“氣數己盡”，再無能力保護中國商人，因而找各種理由欠款不付。再加上俄國國內也遭遇十月革命，政局大亂，不少俄商倒閉破產，使得拖欠更為嚴重。

據《山西外貿志》記載，俄商因賒購拖欠常家“大升玉”、“大泉玉”、“獨慎玉”的款項為俄鈔32.07萬盧布。另據《山西票號史》記述，由於清末俄國重稅窒息，華商遭受浩劫，常家“大德玉”連同聯號“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獨慎玉”五家在莫斯科賠累折銀達140萬兩。山西省財經學院教授黃鑒暉先生，在《清代帳局初探》一文中，列舉清檔案資料，俄商五家即拖欠常家帳局貸款41.6萬盧布，以上僅是有史可查的部分。常氏曾留過一本較為明細的帳簿，“四清”運動時，從村衛生院一隻破箱子里發現，被當作“變天帳”燒毀了。以當時常家的財力而論，失於俄商的財產，絕不會僅止於上述部分。

為了挽回一點損失，常家曾聯合晉商向俄政府起訴，俄政府根本不予理睬。他們又返回北京，請求清政府為其作主，無能的清政府只是一味推諉。常家投訴無門，有理難訴。

與此同時，清政府的官員戀橫無理、豪取強奪，也使常家雪上加雪，蒙受了巨大損失。例如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的兒子小僧王，累年向常家借款逾百萬兩白銀。僧王是蒙古的土皇帝，常家不敢不買他的帳。到了清末，僧王垮台，這筆債也就無法收回。又如清末陸仲琦想到山西這個首富之省當一任巡撫，向常家借銀五十萬兩以運動軍機權貴。可是，他剛到山西走馬上任，就遇上辛亥革命，山西新軍起事，陸仲琦父子被擊斃於巡撫衙門。常家雖然多次派人到其家鄉浙江省尚山縣去收帳，哪裡還會收得起呢？及至辛亥革命時期，常氏的商業就基本破產了。正如《常氏家乘》中所說的：“及民國肇興，吾家各埠商，頓遭受損失。”時局不穩，帝國主義入侵，政府的腐敗與無能是常氏經商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商業衰落之後，常家也曾想方設法尋求重振家業的途徑。受實業救國的影響，1921年，由常贊春、常旭春等人，籌集資金，在太原創辦了范華印刷廠，地址就設在太原市鐘樓街7號。這個印刷廠由劉煜任經理，喬智任副經理，從1921年開始，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營，先後經營35年。除此以外，還與祁縣渠家一起投資白銀五千兩，投資山西火柴廠，並對晉華紡織公司，保晉礦務公司都投了資。其間常旭春還擔任了保晉公司的第四任總經理，其弟弟常寶春任監理。可惜“生不逢時”，政局一日數變，這些努力，己無法挽救“大廈之將傾”了。

（陳列：弱國條約，大德川清單，信扎。克里姆林宮，清理藩院，首義門，火車，制定條約等照片，保晉公司大型照片，部分民國賬薄票據，保晉公司股票等）

在商業屢屢受挫的時候，常氏族人也嘗試過興辦家族工廠，以求在亂中求生、求振興。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由十四世常望春倡導，十三世常立瀛，十四世常際春和十五世常鳳梧共同主持，設立敦睦桑蠶局，他們購進原料，置買機器，並從北京延聘教師，招收徒工十多人，並吸收常氏家屬，開工生產，試製絲織原料。凡家族中想養蠶的都招到蠶桑局教其養蠶方法。局裡設備從養蠶架，寒暑表以及其他器具一應俱全。投產後，絲織物銷售平遙，汾陽、文水、交城、祁縣、太谷、徐溝、榆次等地。光緒三十四年（1908），常家又設立了敦睦織布廠內設教室間，聘教師授夜間課，前後培養出紡織工人100餘名，使之都學會了織布技術。榆次老一輩手工業紡織工人，不少是敦睦織布廠的學徒出身。由於注重質量，該廠產品在晉中一帶非常受歡迎，獲利也很可觀。可惜因常氏商業倒閉，流動資金不足，於1921歇業。常家所種的幾十畝桑樹也很快失於管理，凋零毀損了。

（陳列：新式織布機）。

所幸歷來重視家族教育的常家，到了晚清，其教育不僅沒有因商業蕭條而受影響，反而出現了學風濃厚，學人輩出的狀況，形成了商、儒轉型，失之東隅、得之桑榆，這也是其他晉商家族所難以比擬的。

由於常氏注重教育，使整個家族書香滿溢、人才濟濟：如在光緒年間，十三世常立模，十四世常望春，常麟書，首先以詞章相唱和；繼又聯合十四世常贊春、常旭春、常澍春、常灝春等成立華詩社；陸續加入者還有十四世常肇春、常惠春、常甸春、常毓春、常培春、常謂春、常麟圖、常麟嘉、常春、常汝春、常寶春、常建春、常澤春、常蘊春及十五世常運藻、常運文等二十三人。社址先在車輞村貴和堂書房院“夫木多華館”，為讓眾學子潛心研學創作，后遷太原新南門內黑瓦關帝廟。

華詩社五日一會，互閱所作詩章，並規定月程，按時評比，后又增加考定經史，研究訓詁，相互質疑問題，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研究文史的學術團體，與當時太原的晉陽書院、令德堂書院名望相當，時稱“省城文鼎”。由於詩社名聲日盛，外姓學者亦多有設法前來從學求進的。從光緒十三年（丁亥）至十七年（辛卯）先後選集《華社詩集》四集。

常家不僅是榆次，而且也是全省最早辦“新學”的家族。在各位遊覽“常氏篤初學堂”時己有了解了，這裡就不再介紹了。

從清末至今，常氏專家學者層出不窮，許多人在中國近代史乃至現代史中亨有盛名。本館擇其代表人物，略加介紹。

十二世常齡，字錫九，乃清嘉慶、同治年間人。自幼喜愛醫學。窮究歷代醫學著作，治病每獲奇效，遠近求治者排滿門庭。常齡出診時往往先到貧寒之家，凡備高車大馬來迎者，反而後去並告以富貴之家，有錢可再請高醫，而貧窮者待迫切，所以必須先去。病家準備酒食一概拒絕，甚至旱煙自備，只需點一柱香讓自己隨便吸煙即可，因而被稱為“一柱香”先生。眾多村民曾聯名為他贈匾，此匾現在懸掛祠堂院。他的兒子常立方，也是名重一時的學者、書法家。

十三世常立教，字敷五，清代舉人，學識淵博，貫通經史，並研習天文，輿地之學，對《左傳》，《孫子兵法》都有獨到見解，作詩效陶淵明，有田園風味。戊戌變法時，在北京參加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見《公車上書記》）為山西僅有的三名舉人之一。變法失敗后，隱居東山寨，自稱“盛世遺民”，以寄憤概。由於他具有強烈的變法維新思想，返鄉之後，對常氏的興辦新學，培養新型人才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常家從十四世開始，由商賈大族外貿世家，轉型為書香門弟、學者世家，常立教其人功不可沒。

十四世常麟書，字紱章，號味經、約齋。是清末省內外享有盛譽的教育家和經史學家，常家學者的代表人物。少年已有神童之稱，從十八歲開始，參加秀才、舉人的縣試、鄉試皆名列第一。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二十三歲時中舉，被戶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翁同和（狀元光緒的老師）選入國子監南學深造，學識大進，並開始潛心學習“西洋史”及代數等新學。光緒二十六年返鄉后，先將族中私塾合併，開辦新式教育，又租太原上馬街黑瓦關帝廟，率族中學習優秀的弟、侄輩贊春、旭春、麟圖，運藻等人赴並，進行“封閉式”教育，成績斐然，使這個書院很快就與晉陽書院齊名。光緒二十八年（1897）隨他學習的贊春、旭春、麟圖三人同榜中舉，一時傳為三晉佳話。山西巡撫岑春煊，英人李提摩大曾親自到黑瓦關帝廟，邀請他任新創辦的山西大學堂中齋部主講政治經濟學。第二年麟書會試中進士，被任用為戶部度支部主事。但他醉心教育，以“丁憂”告歸。返鄉后創辦車輞常氏篤初學校，后又增設女部、中學部，改名為“常氏私立中學兼高初兩級小學堂”；后又受聘為榆次“鳳鳴書院”堂長，開創了榆次現代教育的先河，為常氏及榆次培訓實用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常麟書一生著作甚多，有《外史歌略》、《詩經述義》、《禮易簡錄》、《中學知源錄》、《群經正義提綱》、《讀史大事輯》、《秦漢郡州職任譜》、《近代文略輯》、《左腴類聚》、《藝林譚屑》、《鞠部新聲》、《爾雅述義》、《約齋詩文集》、《閻微草堂詩后》、《漢隋二志存書述略》、劇本《再生緣》等五十六部卷著作行世。

常贊春，字子襄，清代舉人，民國北洋政府眾議院議員，清史征訪員。善篆書，曾在京師大學堂專研“毛詩”，學識淵博，文章簡煉，深得桐城派意韻，后在山西大學任教，暇時以書法自娛，對歷代碑貼均有考究，篆書長短配合得宜，而行列勻稱，全幅緊密聯繫，無懈可擊，並被稱為三晉一絕，而他的指頭畫，在清末民國初年名重一時。楷書近褚遂良，風骨尤為遵勁。清末民初，省內外名人碑碣，都以由他“篆額”為榮耀。在書法上，他又以漢印人書自稱一家。此外，他還是個著名的金石研究，收藏品達千餘件，其中不少堪稱稀世珍品，由於他的人品和學識，使他成為清末民初山西學術界的重要領袖人物。在他去世之後，省內外前來弔喪的人絡繹不絕，前後長達三個月之久，由此也不難看出他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著作有《金石談》等，散見的書籍序，跋眾多，並為《山西獻征》、《榆次縣誌（民國版）》主筆。先生的書畫建國后曾在晉祠列專室展出多年。

常旭春，字曉樓，清舉人。曾任禮部員外郎、山西眾議院副議長，為清末民初著名書法家。其書法由魏碑入手，后專學唐李北海，筆書凌厲、宛轉自如。當時各商號匾額都以能由他題寫為榮，與太谷趙鐵山齊名。趙之凝重，旭春之挺拔，各具特色。所寫碑銘，每被拓印，做為字帖，供青年臨寫。作詩能溶鑄史事，但毫不呆板，別具神韻。辭世時，輓聯中有“書宗李北海，詩步王海洋”之譽，頗為中肯。他曾任保晉礦務公司第四任總經理。其著作有《藏山老人詩稿》等。他與其兄贊春被當時人稱之為“常氏二賢”、“常氏雙子星”。十六世常乃德，又名士忱，字燕生，號仲安。光緒戊戌年（1898）生，畢業於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系。畢業后遊學日本，回國后歷任北京燕京大學、上海知行學院、大廈大學、河南大學、四川大學、川康農工學院、齊魯大學、華西大學等校教授。並先後主編《新中國日報》、《國論》、《醒獅周刊》、《工學》、《山西周刊》等報刊的主編。燕生為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與魯訊、陳獨秀等過從甚密，並有多篇文章在他們主編的《莽原》、《青年雜誌》、《新青年》上發表。

常乃德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社會活動家，是“五四運動”的中堅人物和被周恩來譽為“大西南第一聲春雷”的“市中事件”大遊行活動的主要領導人，大後方民主運動的重要領袖之一。並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的組建工作，先後擔任青年黨執委兼宣傳部長，中央常委兼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一至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民黨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府委員等。曾以參政員的身份，赴延安考察、協商。因他目睹國民政府的腐敗，而又無法割斷與青年黨的關係，心中痛苦難以名狀，積鬱成疾，終年僅49歲。

燕生一生著作等身，政治、雜文名冠一時，古典詩詞又頗見長，見諸於報刊的文章和專著文字達400萬字以上，台灣文海出版社六十年代初曾由黃欣周主編出版《常燕生先生選集》十卷。

除此之外，常氏在近代史上的書畫家、專家、學者還有：十二世常炳、常佶、常懌、常憬、常惺；十三世惟梁、立德、立愛、立屏、立方、立紀、立翰、維豐、惟豫；十四世澍春、望春、弟春、灝春、肇春、培春、惠春、甸春、運藻、麟圖、麟雋、向春；十五世國肇、鳳棲等。

清末民初，常家的大學生佔到整個榆次的四分之一以上；時至今日，常氏在海內外的後裔中專家、學者仍層出不窮，家學淵源、長盛不衰，這正是儒商世家的風采。

（陳列：有關老照片、碑刻、著作、書畫、圖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