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之爭

南朝宋之陸修靜、梁之陶弘景對教學整備及道教經典整理予以體系化，對社會之影響亦相對增加，而足以與佛教相抗衡，其論爭焦點系以‘夷夏論’為中心，爭論舍華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道士顧歡著「夷夏論’，引致明僧紹著「正二教論’、慧通著「駁顧道士夷夏論’以辟之，又有張融著「門律’，主張道佛一致，而以道教為本，佛教為跡，提倡本跡說，然就二者優劣而言，主張道教居首位。

於北朝，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宮中亦有道佛二教之論爭，即清道觀之道士姜斌與融覺寺之沙門曇無最，以老子與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後為對論主題。其前，甄鸞之‘笑道論’與道安之‘二教論’二書為當時有關道佛優劣論爭之重要論著，此二書皆以強烈之論點大力論難道教之高尚。然於北朝，道佛之抗爭不僅為雙方之論爭而已，更加上當權者之政策壓迫，此即歷史上著名的‘三武滅佛’中，北魏太武帝與北周武帝之摧殘佛教，死傷慘烈，經書燒盡。

三武滅佛即指：(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謙之清靜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慫恿，乃下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於天下，聽通道士張賓與元嵩之言，決心滅佛。(三)唐武宗寵通道士趙歸真，拆佛寺四千六百餘所，迫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還俗，收充兩稅戶。為歷史上佛教徒之大浩劫。

隋代統一南北，唐祚代興，以老子與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禮遇，太宗更明詔道教居於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后之席次，成為唐朝一貫方針，道教乃得蓬勃發展。武德四年（621），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條，濟法寺法琳撰‘破邪論’論道教之虛妄，道教方面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批論佛教，激烈爭論佛道席次之先後問題。八年，定道、儒、佛之順位。

唐高宗顯慶三年（658）三次召集僧道於內殿論議；五年，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又就老子化胡經引發論爭；至龍朔二、三年（662～663），論爭猶未止。此等佛道論爭之結果，道教方面攝取佛教經典之教理，製作種種經典以對抗佛教，佛教也大量吸收道教義理，編造經文，相互對抗。

唐朝時，太上老君的高徒羅公遠見唐玄宗，唐玄宗要羅公遠與佛教密宗初祖金剛三藏法師鬥法，與金剛三藏比試法力於朝廷，結果羅公遠法力遠遠勝過三藏法師，三藏佩服羅公遠，這次算比較友好的。

宋代道教活躍，王重陽創全真教，使道教成為精英流派，並國教化；之後宋徽宗時期，佛道之爭，尤為激烈。道士林靈素要求重啟夷夏之辯，改革佛教歸入道門，林靈素對宋徽宗說“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剎改為宮觀，釋迦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徽宗依奏，於宣和元年（1119）正月下詔，改佛為道，易服飾，稱姓氏；左右街道錄院改作道德院，僧錄司改作德士司，隸屬道德院。不久又改尼姑為女德。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立藏等十二人和五台僧二人、道堅等與林靈素鬥法，僧人失敗，情願戴冠執簡，許多僧人抗命自殺。

元時，丘處機一言止殺的舉動，道教感化成吉思汗，把道教列為國教，其後邱處機第五代教主之弟子李志常佔有佛寺，破壞佛像，並將‘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及‘老子八十一化圖’，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偽妄，憲宗五年（1255）令二人對論，元朝由於是胡人政權又有僧人祥邁，八思巴得寵，故意偏袒佛教，導致道士李志常辯論失敗，後來僧人祥邁、八思巴均死於非命。

元帝遂勒令禁止《道德經》，以外老子化胡經、老子八十一化圖等經書；以後二教明爭暗鬥相續不絕，后元朝被洪武帝軍師道士劉伯溫推翻。

劉基曰：元僧祥邁等，嫉妒中國道教之經典，皆天章龍文之書，琅函玉笈之典，時儒者多尚之，釋氏歸道者十有七八，祥邁乃論胡主忽必烈，盡焚中國道藏經書，其令有曰：敢有收執片紙隻字者，勿赦。自是中國道藏經書始絕，時值宋遇傾圯，胡虜亂華，離明有晦，幽陰侵陽，故也。自靖康徽欽北狩，當金虜亂華之日，羌胡乃作，滅中國大道之書，至胡元二百七十二年之問，所作妖書九十卷，假冒唐人道宣、道世、玄疑、智升、法琳等所作，而滅中國之道，其辯偽錄有曰：使大羅玉帝魂驚於九天之中，元始天尊膽落於三清之上，萬天教主羞赧難神，九府洞仙慚惶無地，毀天帝，滅孔老，眨黃帝之惡，言不可盡書。蓋黃帝乃繼天立極之始祖也，老子乃唐之祖也，安有當時之人自滅時君之祖，豈中國人自滅中國之道，實遼金胡元之人所作。宋理宗端平間，因胡寇鈔邊，乃得是書一二卷，帝覽書嘆曰：縱爾百千萬卷，只以中國夷狄之道論之，其高下不待辯而可知矣。故紀滅道妖書名目於左：

《佛道論衡實錄》四卷，《續佛道論衡》一卷，《甄正論》三卷，《辯正論》八卷，《破邪論》二卷，

《弘明集》十四卷，《廣弘明集》三十卷，《法苑珠林》內第五十五卷，《至元辯偽錄》五卷，《佛祖通載》二十二卷。史載：元僧祥邁法師詆毀上帝，燒《道藏》，滅中國道，遭天雷霹斃！

清朝雍正年間又發生鬥法事件，雍正帝信奉道教，喜好煉丹，與其爭鬥帝位的八王爺阿奇那信奉藏傳佛教請喇嘛作法整雍正，後來被雍正帝請道士用道教五雷正法劈死。

兩教爭鬥無非處於門戶之見，道佛之爭至今已經走向融合。儒、釋、道三教聖人共聚一堂，那麼三教之間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民間的祠廟中反映尤為明顯。

貞觀十二年，皇太子在弘文殿召集三教學者，有紀國寺僧慧凈講《法華經》，道士蔡子晃講《道德經》，並就《法華經》“序品第一”問題展開爭議。稍後，又有太子中舍辛請作《齊物論》，從“心存道術”的立場出發，倡道釋齊一玄同之論、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眾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這裡的“大覺”、“智慧”言道教。

根據辛請的看法，聖人以一音演說教法，道佛二家各隨類解，究其根本理趣是相同的，只不過說法各從俗而異，如果一定要在道佛二家之間強生分別，那就流於“空談”，不達妙理，所以又說：“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玩空談。”從更高的境界上說：“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后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凈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克。”佛教般若以“諸行無常”、“觸類緣起”等理論，誘導修持者入於凈慧，是資借氣力勤求慧覺，所以“有待”於後天心色之用，則於庄生齊物逍遙之旨有所未盡。辛諝的這篇論文保存未全，但僅從慧凈所引錄的片段看，《齊物論》在唐初代表了較高的理論水平。他著眼於莊子“絕其有封”、逍遙無待的人生境界，責難般若止觀諸說的滯相，認為莊子的理趣境界較般若高妙，這可以說是以莊子的理趣詰難般若，而指佛教熏修之“我凈”、繕克而得之“慧定”為“資氣涉求”的“有待”，辛諝的道家之說已開慧能南宗禪之風，從慧悟境界上突破般若空宗由觀入定的修持方法，是唐初走出般若煩瑣哲學的正路，對後世般若學有著重大的啟迪與影響。

若言修持之法，則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凈，美惡更代，非繕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實庄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①從慧凈這些言論看他對《莊子》深旨的理解，似反不及支遁的《逍遙論》。

道佛二教各有其特色與信眾，對立結果往往意氣用事，各成派系，排斥異己，或互相詆毀，如佛徒著笑道論，道流亦作笑佛論以敵之，各揭彼短，以揚己善，極盡對罵之能事。然道佛二教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數代之發展而更深入民間，牢不可拔，影響後世學術思想甚巨。如新字體、辭彙之廣及學術領域，儒、釋、道三教融合而產生宋代理學等，可謂思想文藝上之重大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