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彝族

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為主體形成的民族，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文化遺跡在西南各地的普遍發現和彝文古籍充分證明了彝族世代居住在雲南、四川、貴州等地區，彝族也是西南這塊土地上最古老的居住民族。

公元前157年之前

彝族曾經發達於巴蜀，擴張及中原，曾又縮居西南，或內部遷徙；但始終以西南這塊“土著地”為依託，以此為舞台中心，演繹了他們艱難曲折，生生不息的文明史。所以，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為主體形成的民族，在“滇”地與金沙江流域彝族為中心反覆、曲折遷徙流動。

遠古時期，在西南地區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兩岸、瀾滄江、怒江三江流城和烏蒙山、哀牢山、無量山三山地區自古以來就有彝族先民居住。在彝文古籍中記載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彝志》卷三有"哎哺九十代"的記載，具體敘述了19個哎氏族，2個哲米氏族共212代的父子聯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後裔希慕遮，漢文記作"孟哲"，其31代才是篤慕。此外，涼山彝族還傳說彝族上古有12個王朝，其中11個王朝是母系王朝。

由於彝族各部的遷徙對流以及交融，作為民族共同體稱謂"夷"便出現了，以後的漢文文獻均以此作為對西南地區彝族的稱謂。見於歷史文獻記載，遠在黃帝部落的玄囂、昌意二部南遷進入岷江、雅礱江流域時，就與彝族部落"蜀山氏"相接觸。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洱海等地區，從陸續發現的一些新石器時代遺址的遺物和遺跡看，彝族曾經歷一段漫長的新石器時代。

在巴蜀地區，彝族建立古蜀國后被秦所滅。公元前12世紀彝族先民建立“古芒國”（今洱海地區）和“昆明國”（今金沙江畔）,晉寧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銅器文物說明，公元前9—8世紀彝族先民建立古盧、羅部落國家，公元前2—1世紀末，彝族先民建立了古滇國並創造了燦爛的滇池青銅文化。彝族先民還建立了古莽國、古棘候國、邛都等國家。

公元前8世紀—公元前220年“西南夷”時代。在此期間，西南彝族地區分佈著眾多部族、國家，它們各霸一方又相互遷徙交融，處於群雄割據混戰時期。在西南眾多國家中，中部以古滇國最強（撫仙湖及滇池周圍地區），東以夜郎國最強（貴州西北部），北以邛都最強（涼山地區），西以哀牢國最強（哀牢山及怒江一帶）。

約公元前157年—公元225年

漢建元六年，漢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發現夜郎有水路可通南越番禺（今廣東），於是武帝乃派人攜帶大量物品買通了夜郎。又令唐蒙和司馬相如分別修築“南夷道”和“西夷道。”由於修築二道耗費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土著諸部的反抗，“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史記·西南夷列傳》卷116）”，遂停止對當地的擴張活動。此後，張騫西域歸來盛言打通“蜀身毒國道”利多弊少為可取。漢朝又令“王然於、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受阻於嶲、昆明人。但使者歸來時盛讚滇國的富饒，增加了漢武帝貪婪的慾望，從而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擴張活動。元狩三年，漢朝在長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練習水戰，以適應西南彝族地區的江河湖泊作戰。漢元鼎六年，漢軍平南越，接著“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牁郡。”漢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區。漢軍的到來遭到了當地部族的強烈反抗，接著又誅反抗漢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漢朝便“以邛都為粵（越）嶲郡，笮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將蜀西部的西夷地區完全納入漢朝的統治之下。南中地區還有擁有數萬之眾勢力強大的滇王。漢朝曾以誅南彝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國的聯盟諸部勞浸、靡莫的反對，漢朝便於前109年（漢元封二年）出兵擊滅勞浸、靡莫，漢軍雖然殺死眾多嶲、昆明人，但他們仍然不投降，直至幾年後，才把那裡的部落征服，滇王降。至此，漢朝除雲南西南部彝族建立的哀牢國外基本上將西南夷地區納入其統治範圍。

東漢王朝進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地區發展。哀牢國貴族欲收復故地，率兵攻益州郡西部，“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永平十年，東漢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區置“益州西部屬國”。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顯宗（劉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東漢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將滇西邊境納入漢朝統治範圍，是為漢朝吞併西南夷的第三階段。

西南地區諸國，跟西域各國一樣，大部分都是分散弱小的國家和部族，無力抗拒漢人的到來，但如僰人等，具有較高的社會生產力，當他們辛苦開墾出的肥沃土地和財產不斷被侵奪，又不甘心退入山林河谷，便起來反抗。漢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廓（汪寧生：《雲南考古》，第56頁）”。至王莽時，以僰族為首的各部族反抗王莽的民族壓迫政策最為激烈，王莽派兵鎮壓，幾年都平復不下去。僰人因為發展水平高，被稱作“夷中最仁，有人道”。

漢王朝為了方便對西南地區的統治扶持了以原“滇王”（益州）為中心的政權，並賜“滇王印”，令其復長其民，原各國國王和大臣大多數都被分封與原對應的官職。事實上，漢朝雖然武力征服了西南夷地區，從政治上達到了以“滇王”為中心的統一政權，但始終沒能改變西南地區的混亂局面。

兩漢以來，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南中地區出現了不少被稱為大姓和夷帥的昆明族、叟族的奴隸主貴族，他們都是稱霸一方掌握著統治權力的大族豪強。對於這些地方土著大姓，中央王朝也不能不為之屈服。漢朝後期，由於錯誤的估計了西南的形勢設立益州郡，想派遣漢朝官員來西南地區任職，觸犯了當地貴族的利益。“諸夷反叛，執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勞師遠役，不如棄之。《後漢書·西南夷列傳》”。漢朝期間西南各部落貴族等之間相互發生爭奪戰爭，以“夷帥”孟獲為中心的各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

約公元225年—公元618年

三國時期，公元225年（蜀漢建興三年）3月，諸葛亮大軍開始行動。首先沿水路自成都快速到達僰道（今四川宜賓），而後以僰道為前進基地，兵分三路南征彝區，彝族以孟獲為主要軍事力量進行抵抗，孟獲為西南各部落聯盟的領袖，並與蜀國結為盟友。

西晉時代魏國滅了蜀國之後寧州的建立。西晉王朝當時接管了蜀國統治的南中地區，將南中七郡中的雲南、興古、建寧、永昌單獨劃出，於公元270年正式設立，治所仍在味縣。

公元339年，爨氏（彝族）興起趕走了晉朝勢力，使用政教合一的統治方式統治南中地區。爨氏政權在戰爭中統一了雲南大部和貴州西部等地區。然而爨人，作為雲南歷史發展的一座偉大橋樑，在四百多年時間裡，用自己的勞動和智慧創造了融滇文化、夜郎文化以及巴蜀文化於一體，又自成體系的光輝燦爛的爨文化，從而填補了雲南文化發展史上長達四百餘年的空白，起到了承先啟後的歷史作用。

後期，爨氏內部政權分裂為東爨、西爨兩國政權，西爨瓦解，東爨開始衰弱。

約公徠元618年—公元902年

隋末唐初彝族先民地區有烏、白分化，在今雲南大理的洱海周圍及哀牢山、無量山北部地區，分佈有烏、白蠻眾多部落，649～902年間在中國西南地區的“烏蠻”領導建立的奴隸制的邊疆民族政權。一般認為，烏蠻主要是今彝族（包括哈尼族、傈僳族、納西族等）的先民。其中有六個勢力最大的烏蠻部落，史稱“六詔”（“詔”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鄧賧、施浪及越析；或稱“八詔”，則加石和、石橋二詔（《新唐書》作時傍、矣川羅識）。其中蒙舍詔國力最強，蒙舍詔地處各詔之南，故又稱南詔。649年，蒙舍詔首領細奴邏建“大蒙國”，自稱“奇嘉王”。蒙舍詔原居蒙舍（今雲南巍山南），至唐玄宗時，“蒙舍詔”的首領皮羅閣在公元738年統一“六詔”，建立了以彝族為主體，包括白、納西等族在內的“南詔”奴隸制政權，唐朝封其為“雲南王”。遷都太和城（今雲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遷羊苴咩城（今雲南大理）。皮邏閣及其子閣羅鳳即以洱海地區為中心，發展其勢力，向東消滅踞有今雲南中部、東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瀾滄江以西的尋傳、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區。南詔在境內發展生產，溝通本地區及中南亞與中原經濟、文化的聯繫，在歷史上起著積極的作用。

南詔憑藉自己強大國力統一六詔后開始向外擴張。時唐設置姚州（今雲南洮安北），建安寧城（今屬雲南），向今雲南各地發展勢力，與南詔發生矛盾衝突。玄宗天寶年間，唐朝開始抑制南詔的擴張。但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雲南太守張虔陀等貪獪無謀，進一步激化雙方矛盾。750年，閣羅鳳發兵攻陷姚州、殺虔陀，遂與吐蕃結為盟國,752年，吐蕃封之為“贊普鍾”，意為吐蕃王之弟，給金印，號稱“東帝”。時楊國忠為唐相，徵調全國各地兵十多萬征討（史稱“天寶戰爭”），但為南詔所敗。其後安史之亂起，吐蕃東進，唐朝無力應付西南，南詔乘機擴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包括今四川西南部、雲南全部、貴州西部及東南亞北部的廣大地區。閣羅鳳孫異牟尋時南詔勢力最盛，曾以二十萬兵力攻襲劍南西川。后吐蕃改南詔為屬國，向其徵發兵、賦，又派兵駐其境，南詔王異牟尋不堪其擾。787年，唐朝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不斷進行爭取南詔的工作。789年，吐蕃與回鶻爭奪北庭，徵發南詔兵力，引起南詔不滿。794年，南詔終於與吐蕃決裂，與唐恢復盟好，並與唐聯軍大敗吐蕃，異牟尋接受唐的“南詔王”的封號，但基於奴隸制經濟發展的需要，為了掠奪人口以充奴隸，南詔仍不時向周圍地區發動戰爭。829年，南詔出兵二十萬攻陷成都，掠子女工匠數萬而去。9世紀中葉，吐蕃政權瓦解，唐朝國力也十分衰弱，南詔既無西北後顧之憂，對唐境的侵略更為頻繁，成為晚唐最嚴重的邊患。

南詔晚期，由於頻繁發動戰爭，賦役繁重，生產凋敝，各種矛盾激化。897年，南詔王隆舜只知畋獵飲酒，不理國事，為其臣楊登所殺。902年，權臣鄭買嗣（鄭回七世孫）利用民怨沸騰之機，殺死南詔王舜化真，奪取王位，另建政權，南詔亡。自649年細奴邏稱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傳十三主，南詔國建立標誌著西南地區政權統一的開始。

同一時期，在貴州彝族地區也出現了“羅甸”等奴隸主集團和政權，總稱為“羅氏鬼主”。涼山彝區原來的部落軍事首領“茲莫”，在這一地區建立了奴隸主統治的秩序，由幾十個“茲莫”統治。

約公元902—公元1235年

唐昭宗天復二年(902),南詔貴族鄭買嗣滅蒙氏自立，改國號為"大長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楊干貞滅鄭氏，擁立趙善政，改國號為"大天興"。天興國存在僅十個月。楊干貞即廢趙氏自立，又改國號為"大義寧"。楊干貞"貪虐無道，中外咸怨"。後晉天福二年(937),段思平在烏蠻三十七部的反抗勢力的扶持下驅逐楊干貞，自立為王，改國號為"大理"。段氏之所以取得勝利，還在於他的"減稅糧、寬徭役"的政策和"更易制度、損除苛令"的改革，得到人民廣泛支持（大理國歷史取自漢族史書記載，所以大多名稱都引用漢族稱呼）。

段思平為南詔“烏蠻”貴族，由於家族衰敗在南詔晚期已成為沒落貴族，后融入“白蠻”，成為“白蠻”大姓，段思平傳12世至段廉義時，權臣楊義貞於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殺廉義自立。4個月之後，清平官高智廉命其子善闡（昆明）侯高升泰率領滇東烏蠻軍隊起兵誅殺楊義貞，立段廉義之侄段壽輝為王。壽輝傳位給正明。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高升泰廢正明，自立為王，改國號為大中國。高升泰去世后，其子遵遺囑還王位與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復立，史家稱之為後理國。后理國時期，高氏世為相國，稱中國公，掌實權。

大理政區與南詔相當，東至普安路之橫山（今貴州普安），西至緬甸之江頭城（今緬甸傑沙），南至臨安路之鹿滄江（今越南萊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政治制度與南詔基本相同，相當與今天雲南省面積的2.9倍。大理社會經濟較南詔時有較大發展。農業生產已和四川資中、榮縣相差無幾。畜牧業頗為發達，每年有數千匹馬販到廣西。手工業很興盛，冶鐵業水平甚高，對外貿易發達，交通四通八達。大理300餘年間，雲南各族人民與內地的經濟文化聯繫繼續進行。

大理國同一時期，貴州西部一帶的彝族先民建立自杞國，《土俗記》言：“拓地數千里，雄於諸蠻。近歲稍稍侵奪大理鹽池及臣屬化外諸蠻獠至羈縻州洞境上。……自杞國廣大，可敵廣西一路，雄兵十餘萬，大國也。”

公元1235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領10萬大軍，分兵三路進攻大理國。忽必烈親率中路軍，於十月過大渡河，促使處於分裂狀態的涼山彝族地區出現比較鬆散的反蒙古聯合。元軍抵金沙江，用皮筏渡江，到達今天的雲南麗江，既歷史上有名的“元跨革囊”。忽必烈採納姚樞等人的建議，改變了過去蒙古軍的屠城惡習，下了止殺之令，並派使者到羊苴咩城勸降。大理相國高太祥主張堅決抵抗，殺了使者。忽必烈於12月進軍龍首關，直逼羊苴咩城，大理王段興智、高太祥背城出戰，慘遭大敗。12月12日，羊苴咩城被攻破，高太祥被殺，段智興出逃，大理國滅亡。

至此，存續300餘年的段氏大理國宣告滅亡。此後，雲南以一個行政省的形式被納入元朝版圖。它也是大理歷史的轉折點，它標誌著自唐以來，大理作為雲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時代的結束，雲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遷至昆明。

約公元1235—公元1658年

蒙古軍隊在征服雲南各部之後，即著手向南宋進攻，自杞國首當其衝。

蒙古貴族為加強各地彝族茲莫即奴隸主爭取工作，在彝族地區分封首領世襲官職以統治當地人民而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續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寧等地設立彝族土司。

在明代276年間，地跨雲、貴、川三省的水西(大方)，烏撒(威寧)、烏蒙(昭通)、芒部(鎮雄)、東川(會澤)、永寧(敘永)、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茲莫)等地連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著基本上相同的奴隸制度。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相適應，各彝族地區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土司及黑骨、白骨與家奴3個等級。在上述等級關係的基礎上，明代水西、建昌、烏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隸制的上層建築。

明朝西南彝族奢香，彝名舍茲，生於四川古藺，14歲嫁給貴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長、貴州宣慰使靄翠為妻，協助丈夫處理政務。其夫死時其子尚幼，她便代行夫職——攝貴州宣慰使。當時雲南一帶尚處於戰亂動蕩之中，還未完全劃歸明朝。奢香襲職攝政后，審時度勢，以國家統一為重，堅持不捲入使西南分裂割據的旋渦，積極讓明軍在水西境內安營紮寨，主動貢馬、獻糧、通道，支持明軍經貴州進伐雲南。再是憑藉水西與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親關係，親自出訪烏撒（今威寧）、芒部（今雲南鎮雄）等地，向諸土酋宣以大義，曉以利害，進行勸說開導，從而使割據分裂勢力失去支持。奢香死後，朱元璋發布詔書：稱“奢香勝過十萬雄兵”，誥封其為“順德夫人”。

早在洪武年間，四川南部地區的彝族首領阿奇降明，受任為永寧宣撫司，世守其土。天啟時傳至奢崇明與子奢寅雄長諸部。奢氏父子日益強大，奢崇明（四川彝族）早有“復國”之心。天啟元年（一六二一年），明廷因遼事緊急，徵兵進援。奢祟明疏請提兵三萬赴援，得安家銀四萬兩，乘機招納武士，打造軍器，擴充兵力。奢崇明派遣部下何若海據永寧，與水西等彝人聯絡。遣劉訓入成都，何天錫赴重慶，密謀起事，但在西南地區大戰中戰敗。崇禎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做了最後的努力，自號大梁王，安邦彥號四裔大長老，二人合兵全力進攻永寧，但遭到朱燮元所率明朝川黔諸軍的包圍，全軍覆沒，奢崇明、安邦彥戰死。

公元1658年—公元1912年

清初，清軍吳三桂進軍西南，擊敗貴州彝族水西土司及烏撒土知府安氏，設黔西、大定、平遠、威寧四府，改置流官。雍正初，東川府、烏蒙府、鎮雄府改屬雲南，設流官。鎮雄后降為州，與烏蒙同屬昭通府。清軍乘烏蒙彝族部落內部互攻，進兵烏蒙，但遭到彝族激烈抵抗。自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至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間，清軍在烏蒙、東川、鎮雄等地，嚴厲鎮壓，屠殺甚眾。彝族一些奴隸主被迫渡金沙江逃往四川涼山地區。彝族在涼山周圍地區的建昌、馬湖、越嶲、峨眉分置重兵防守。一七二八年，清兵鎮壓彝民后，將建昌衛改為西昌縣，越嶲設廳，並隸於寧遠府。原馬湖府撤銷，所屬屏山縣改隸於敘州府。乾隆時，又在敘州府設雷波廳與馬邊廳。嘉慶時，在峨眉縣彝族居地設峨邊廳，隸嘉定府。

清雍正四年（1726年），雲貴總督鄂爾泰上書雍正皇帝，提出實行改土歸流。清朝稱其為“改土歸流”實則原建昌衛地區仍設長官司、宣撫司，任命彝族土司土目。彝族各部首領仍各據一方，四川和雲南大部分地區繼續實行原來的奴隸制度。

在雲貴川等設置府縣流官的改土歸流地區，封建地主經濟得到發展，彝族土司統治彝民的政治權力受到限制。他們佔有的土地需報糧入冊。原來的庄奴、院奴向地方官交納丁銀，成為清朝的百姓。土司的子孫多為土目。乾隆以後，漢族商人、地主逐漸進入改土歸流地區，向土目、頭人購買田地。如興義府典買全庄的漢族地主共一三一戶，一三二庄，招收漢佃一二二八戶。彝族農民紛紛控告土目，不認主佃之名，並對漢族地主紛起反抗。嘉慶初，白蓮教起義期間，西南各地的漢族地主不斷逃入彝族地區。雲南永北廳屬北勝土司所管土地，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典賣與漢人者，或十分之七八，或十分之三四。彝族農民無地可耕，生計艱難。彝族人民七、八千人，曾以“驅逐漢人”作號召，渡江進攻大姚一帶地方，形成了大規模的武裝鬥爭。

公元1912年後

民國時期（1912—1949），雲南成了彝族相對獨立政權的一個省份。其間，彝族龍雲、盧漢的統治長達22年之久，對雲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龍雲統治時期，雲南地方政權相對獨立於國民黨中央政府。1928年，國民黨南京政府任命龍云為雲南省主席，並歷任了18年之久。由於龍雲在任主席期間不斷擴大彝族勢力的影響，他的政權也成為了滇、川、黔三省彝族上層人物會聚的中心。在雲龍的下屬也形成了以龍雲、盧漢、安恩溥、隴體要、祿國潘等六人為中心的龐大彝族勢力，維護了龍雲集團長達22年的統治，龍雲被稱為“雲南王”。在這22年中，雲南的社會秩序相對穩定，政治、經濟、文化有所發展，各民族間的聯繫得到加強，祖國西南邊疆得到鞏固，成為國民黨統治區內一個引人注目的省區。同時，以龍云為首的彝族六大家族以及地方實力派自行組建指揮了一支武裝部隊，簡稱“滇軍”。這支部隊既是雲南地方實力派的支柱，也是敢於與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碼。從這個角度看，民國時期雲南彝族統治集團在雲南近代史上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

從民國時期到新中國成立這段時間，雲南彝族歷史上有幾件事是值得紀念的：一，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對軍隊進行了整編，地方軍與中央軍編成統一的番號共同抗日。整編后的滇軍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六十軍”，軍長為盧漢，轄3師6旅12團，4萬多人，他們就是抗戰歷史上著名的“台兒庄戰役”中的戰將。六十軍歸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指揮，被日軍稱之為“南蠻兵”，日本報紙承認，這是“自‘九·一八’與華軍開戰以來，遇到滇軍最猛烈的衝鋒，實為罕見。”第六十軍出征更后不久，龍雲著手組建第二支出征部隊，番號為“第五十八軍”，孫渡任軍長，下轄三個師，於1938年7月24日開赴抗日前線。緊接著，國民政府將第六十軍中的183師和第五十八軍中的12師，擴編為“新三軍”，張沖任軍長。如此，在抗日戰爭期間，滇軍出師三個軍，出兵共二十多萬（60%為彝族），傷亡10萬餘人。二，紅軍長征過雲南，蔣介石命令龍雲調集滇軍進行堵截消滅，而龍雲主張自由與獨立，對紅軍不堵截、不追剿，但在表面上為了應付蔣介石，又不得不採取假堵截、假追剿的方法。並且，通過紅軍地下黨的聯絡，龍雲以特殊的方式奉送給紅軍雲南軍用地圖以及土特產宣威火腿、普洱茶、雲南白藥、三七等貴重藥材。從始至終，自己的正規部隊從未與紅軍正面接觸，至使紅軍儘快地走出了雲南。為此，蔣介石耿耿於懷，派殺手前往昆明暗殺龍雲，龍雲雖然脫險，卻負上了一隻眼睛的代價。三，在龍雲、盧漢統領雲南期間（1912—1949），正是外國傳教士在雲南最活躍的時期，上海——重慶——貴州——雲南（昭通、大理）——緬甸（八莫），這是當時非常有名的一條傳教路線，而以龍云為首的彝族領袖對外國傳教士採取方放寬政策，世界著名的“石門坎”當時被譽為“中國的耶路撒冷”，就在龍雲的老家昭通和貴州的交界，彝族集團的六大家族之一隴體要還曾在“石門坎”的教會學校就讀。與此同時，龍雲還與外國傳教士聯手，在雲南的教育、經濟、交通建設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滇緬公路”的開通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21日盧漢（彝族）率第一方面軍調越南受降，蔣介石乘機欲解決雲南問題；9月30日，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趁滇軍主力赴越南接受日軍投降，昆明兵力空虛之際，部署第五軍（軍長邱清泉）發動兵變，10月2日將昆明城內滇軍繳械，發動“驅龍事件”，3日下令免去龍雲本兼各職，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空銜），4日晨龍雲被困於省政府所在地五華山，旋即接受命令下山，5日正式交卸，6日被挾持到重慶，10日授予抗戰勝利勳章，15日就任軍事委員會軍事參議院院長，形同軟禁，從此失去了對雲南的控制權，在重慶則與民主黨派加強了聯繫。12月初，龍雲秘密策動到重慶開會的滇軍將領，要他們抗拒調滇軍到東北作戰，保存實力，等待時機。

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中，彝族人民踴躍參加革命，為民族的解放以及中國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解放后，在黨的領導下，彝族人民為建設祖國、保衛祖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50年代的抗美援朝和70年代的對越自衛還擊戰爭中，許多彝族兒女付出了年輕的生命。特別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彝族人民意氣風發，鬥志昂揚，建設著自己的家園，政治經濟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彝區社會面貌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

1956年開始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部分彝區實行民主改革，彝族奴隸上層貴族不甘心失敗打響了反對民主改革的第一槍，中國人民解放軍被迫還擊，經過2年又10個月的激戰以俘虜、瓦解、斃傷叛亂武裝60145人，繳槍70658支(挺)的勝利平定了這次叛亂。

解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根據各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按照憲法的規定，在彝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相應的自治地區政府。到1990年止，在四川南部、雲南、貴州西部、廣西西北邊界地區內的彝族聚居地方，成立了彝族自治州2個、自治縣8個或包括彝族在內的自治州1個、自治縣11個。

古彝族語言為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

古彝文在漫長的演變中又分為彝語、傈僳語、哈尼語等。

2009年10月19日01:35第一財經日報趙嵐

三星堆文化究竟來自哪裡？近一個世紀以來，考古學界對這個謎莫衷一是，剛開始有人認為系遠古造訪的“外星文明”，也有埃及、猶太人等“西來說”，而主流意見仍然是來自本土，但為此也爭論不休。

日前在西昌舉行的“首屆古彝文化與三星堆文化探源學術研討會”上，各路專家學者再次提出了新的觀點：三星堆文明和古彝族文化可能存在某種同源關係。

其中，彝族學者阿余鐵日甚至認為：“三星堆遺址就是古彝人安葬祖靈的二次靈魂葬之處，其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和玉像即為古彝人的‘祖靈偶像’。”

語言上的同源

在這次研討會上，首先支持“同源說”的證據來自語言學方面的最新成就。北京大學漢語言學研究中心的一個課題小組，經數年研究，論證古彝語、古羌夏語以及上古蜀國人語言之間存在複雜的同源關係。

負責這個課題的陳保亞、汪鋒教授稱，追溯彝人至今仍保留使用的一些“核心詞”，可以發現他們在源流上與古羌夏人及古蜀國人(三星堆文化)語言存在同源關係。

這個研究小組考察了彝族人至今仍在使用的上百個“核心詞”，發現除了在發音上的一些稍微變化之外，其與古羌夏人及古蜀國人時代所指稱的意義一樣，並且一直在生活中佔據著核心地位。另外，這個研究小組還從“借代關係”的詞語學範疇，系統地考察了古彝語與上述古語之間的關係，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古彝人與三星堆文化之間的“同源說”。

古彝人的祖靈之所

而自三星堆遺址發現以來，其一直在四川、雲南、貴州一帶的彝族人之中獲得了某種隱秘的認同。大多彝族人表示：“一走進三星堆博物館，在那些青銅面具和神樹面前，就感覺十分熟悉和親切。”

而在這次研討會上，最讓人震驚的莫過於阿余鐵日的觀點。這位涼山彝族文化研究所的著名古彝語研究者，通過對彝文古籍《考妣變換》的研究，大膽提出了三星堆遺址即為古彝人群傳統祖靈安葬之處的新觀點。

對於《考妣變換》中提到“玉石做祖臉、絲綢蓋考身；金片飾妣頭，變換祖變換，不變則難遷……祖頭像，出玉石，做祖像，出兔子，墊祖下。用銀接祖骨，用金貼祖臉，金片祖下墊，絲綢裹祖身。”阿余認為，從此可以得知兩個信息，一是古彝人用玉石來製作考妣祖靈的偶像；二是用金片來裝飾考妣祖靈的臉面。而這幾乎完全與三星堆出土的古蜀人原始祖靈崇拜的部分祖靈偶像相同。

同時，阿余鐵日還對古彝語中“祖界”一詞進行考察，發現其彝語發音和三星堆遺址的馬牧河的“馬牧”同音，按照古蜀語和彝語遵循“左言”的規則，其翻譯成今天的發音即為“牧馬”。阿余鐵日由此認為，彝人的“祖界”與三星堆的馬牧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追溯到彝人的遷徙之路，以及考察當今彝族畢摩所唱的《指路經》中的信息，阿余鐵日認為，三星堆旁的馬牧河就是彝人祖界所在。最驚人的發現是，民間收藏玉石器中就有靈柩、靈偶，與當今彝族祭祀中的木頭靈偶在形式和功能上一模一樣。

綜合多種考察結果，阿余鐵日認為，三星堆遺址就是古彝人安葬祖靈的二次靈魂葬之處，也正是古彝人的祖靈祭祀之所。那些出土的大量青銅和玉像為“祖靈偶像”。

與會學者對彝族當今祭祀所使用的“泥偶”和“草偶”進行考察后，認為三星堆出土的巨型青銅神樹，其形式和功能正是來源於彝人祭祀中的“泥偶”和“草偶”的結合，而畢摩祭祀所用神樹就是自然界的杜鵑樹。

彝文與三星堆玉石文字

上世紀初至今，三星堆附近及成都平原出土了共2000件玉石器物，而這些出土器物上鍥刻有大量不同時期的符號或圖案，其神秘意義幾乎無人能解。

但這次研討會上，這些神秘符號或文字，有小部分卻得到了古彝文化學者的解讀。如從三星堆出土陶器上記錄的六個神秘符號，就已被阿余鐵日破解。另外蜀地不少青銅器上出現過一些銘文，被稱作“巴蜀圖語”，很多也被彝族學者用古彝文破解。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頭像，其額頭上多題有類似英語字母“H”的符號，經過古彝語專家破譯發現其意指為“父系祖先偶像”。

著名詩人、文化學者鐘鳴認為，首先是北大語言研究中心的“古彝語構擬”，為研究三星堆玉石文字打下了基礎，而其次是阿余鐵日用古彝語破譯這些文字，則把研究三星堆文化之謎推向了新的可能。

尤其是三星堆玉石文字出現本身，就意味著夏商周斷代工程所遭遇的文字缺失，“完全有可能是‘中原文化決定論’所造成的。”鐘鳴說。

他認為，三星堆玉石文字，就目前民間搜集的文字包括了刻符、二里頭符號、初文、甲骨文、金文，文字演變的多階段性，書寫的多樣化，載體的多類化——包括了玉書、玉冊、玉契、玉章等，證明三星堆玉石文字是甲骨文後，最具進行序列性研究可能的、維繫著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直接證據。

而除了彝族學者及語言學家之外，與會的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中國文物學會玉器鑒定組組長、中國寶玉石協會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周南泉，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原主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雷從雲也充分肯定了古彝文化與三星堆文化之間存在的淵源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