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學與蘇學
杜學與蘇學
唐朝的杜甫被稱為詩聖，宋朝的蘇軾則列位於唐宋八大家之列，兩者在不同的時代均有著巨大的歷史性貢獻。他們對於文學詩詞的痴戀讓許多現代人瞠目結舌，其透露出的人格氣質足以讓我們折服。本書選錄兩人的文學貢獻，並從中尋找聯繫，是一本優秀的文學著作，適合各類文學愛好者閱讀。
楊勝寬：男,1958年2月出生，四川安岳人。1985年畢業於陝西師大，獲文學碩士學位。1986年調來樂山師院，先後在原樂山師專中文系，教務處工作，曾任樂山師專中文系副主任、教務處副處長、校長。著有〈杜學與蘇學〉。
代序
我的古典文學研究歷程（代序）
楊勝寬
我對古典文學的興趣，開始於大學的第一堂古典文學課。任課老師是西南師大中文系譚優學先生。對於經過文革十年浩劫之後改革高考制度的第二屆大學生，聽著先生隨口背出的先秦諸子、唐詩宋詞，對知識的渴求之情油然而生，也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博大精深充滿好奇。
在大學四年學習中，一個個“長明”教室的鏖戰之夜，我基本上都浸泡在古典文學的知識海洋里，越學，越覺得這個海洋的浩瀚。到三年級，遂萌生了考研的想法，專業自然是古典文學，方向則定在唐宋段。
學習中，除了大量抄寫名家名作之外，偶有所思所感，或批於書旁，或記於筆記，便有了寫論文的衝動。第一次寫論文，是關於對謝靈運《登江中孤嶼》中“亂流趨正絕”一句的理解，題目叫《“亂流趨正絕”辨》，當時心高氣傲，寫成后直接投寄最權威的專業刊物《文學遺產》，結果不言而喻。但編輯親自給我寫了回信，談如何學習和思考。這次失敗倒成為我學術研究的重要開端。隨後，又決定從唐詩的三流作家入手，搞一個作家的全面研究，選的是中唐樂府詩人王建。從他的生卒年代、仕途經歷、文學交往到作品思想、藝術地位，寫成洋洋灑，灑長達五萬字的論文，幾經修改，送請此時正上我們《杜詩選讀》課的曹幕樊先生審閱。先生很仔細地通看了全文，不僅作了旁批，改正了不當的字詞，還寫了評價意見，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指出“文章枝蔓”。不用說，這篇“大”作又成了早死的胎兒。但這次失敗，教給了我論文寫作的方法技巧。
考上陝西師大中文系趙懷德先生的研究生以後，先生的指導思路是重視知識基礎，錘鍊基本功，不主張過早寫作和發表文章。他經常以劉師培、黃侃等人不輕言著述的例子來教導我，而對我閱讀古代文史哲典籍卻抓得很緊，要求嚴格。我每周把讀書筆記送給先生看，每次都是全批全改，並指出我的不足。這期間，我花了很多時間讀《詩經》，風雅部分幾乎每篇都寫了讀書筆記，共有16開100頁硬殼筆記本一滿本。現在看來，其中不少批駁前人的觀點都難以成立，但它鍛煉了我在看書學習中思考問題、提出問題的能力，我以為，這是做學問最重要的基本功。
1985年，我研究生畢業回到西南師大中文系，沒有按所學的古籍整理專業到古籍出版單位工作，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想當大學教師，走一邊傳授知識一邊摘學術研究的路子，教唐宋文學。由於新教師重要的是在講台上立住腳，加之在備課、講課和與學生的交流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在最初的幾年中，總是根據教學的需要來進行研究。1986年調到樂山師專以後，情況一直是這樣。
我治學路子的轉變，得追溯到我回西南師大工作時。在讀研離開西師的三年中，我一直保持著與曹先生的通信，放假回川，也常去拜望，於先生處，獲得立身治學的教益甚多。一次，先生給我談治學之道，根據他自己的經驗體會，特彆強調治學須從“大家”入手，道理在於：只有吃透“大家”，才能了解古典文學的代表與精華；只有領略了“大家”的世界，才能具備高屋建瓴的眼光，一覽眾山小，拿準對其他作家評價的尺度與分寸。先生明確要求我，於唐代研究杜甫，於宋代研究蘇軾。這兩人是兩個時代最有代表性、成就最高的作家。聞先生言，雖力不能行，但心嚮往之。
把我引向探詢“大家”世界之路的，是發生於1990年的兩件偶然之事。那年暑假，學校根據當時的省教委文件要求，要我申報一項省級青年科研基金課題，時間很緊，一時不知報什麼好。想到在大文豪蘇東坡的故鄉工作，為了體現地方特色，就報了個《蘇軾人格研究》的題目，對能否成功也沒抱什麼希望，主要是為了應差。結果，項目被批准了。這一下，著實讓我慌了神。覺得這個題目作出來太難了，自己缺乏必要的學術準備。但項目是任務，不完成是不行的。這就正式開始了我研究蘇軾的艱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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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古典文學研究歷程(代序)
·杜學研究·
杜甫的文學事業與文學理想
“拙”杜論
唐宋人所體認的杜甫精神
宋代蜀人論杜
南宋杜學片論
從蘇黃論杜看宋詩風格的變化
張戒論詩：尚意與崇杜
葛立方論學杜
陳善論杜：重韻與重格
·蘇學研究·
蘇軾利民思想芻議
歐蘇相合於“道”
蘇軾的“閑適之樂”
蘇軾躬耕的苦與樂
自是先生游物外，非關此地獨超然
筆勢彷彿《離騷》經
論“以故為新，以俗為雅”
試論蘇軾與秦觀用情的不同方式
少游“詞心”，深契東坡
東坡與放翁：隔代兩知音
書摘
杜甫在詩歌藝術上的兼容精神，元稹在《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中論述最為充分。作者在序文開頭即言：“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接下來就敘述中國詩歌的發展演進，尤其對六朝宋齊以來詩風的流弊作了批評，流風所被，唐代詩人也不能免，其弊如元氏所說：“莫不；好遠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膿莫備。”杜甫之詩，則一掃偏狹浮華之；兼容古今體勢，集藝術之大成。他說：“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南，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在元稹看來，杜甫正是有這種兼容古今的大度，乃能雜取眾長，而兼人人之所獨專，應驗了“有容乃大”的古訓。他那“能所不能，無可不可”的藝術表現力，正得力於“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的藝術兼容精神。接下來，元稹還將杜甫與李白作了比較，著重要說明的問題是：李白詩的成就和特色，是其不世天才所造成的；而杜甫詩在充分發揮其後天成就的藝術表現力方面，是李白遠遠不及的。杜甫後天成就的詩歌藝術才能，顯然是兼容古今、博取眾長的結果。白居易也看到了這—點，評價說：“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艦
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
對杜甫的創新精神，元稹也有充分的論述。《酬孝甫見贈十首》其二云：“杜甫天材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杜甫一方面盡得古今體勢兼人人之所獨專，融會古今人之所長以為已有，另一方面又用時代的語言、自己的表達方式來擺脫古今人的束縛，形成獨立的詩歌風格，在繼承的基礎上超越古今，這是杜甫創新精神的主要特徵。杜甫在文學繼承方面的獨特思想，可從他寓居成都時所作《戲為六絕句》的五六兩首絕句中得到清楚的印證。其五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其六云：“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杜甫所表述的文學繼；承思想，在當時與同輩人相比，是最公允可貴的，集中體現了其兼容並包的文學眼光與文學氣度。而杜甫的文學繼承思想與文學創新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全面地、批判地學習繼承前人，目的乃在於變古人的專詣為自己的兼擅，融會貫通，實現對古今人的超越。杜甫“轉益多師”；的思想實質，在於不為某一師法所拘限，以兼擅眾長的優勢，超越前人，實現創新目的。杜甫心源不傍古人，正揭示了其本質上的創新意識。元稹還在《樂府古題序》中對杜甫“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樂府詩作了高度評價，可以作為元氏所言“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的一個有力的證明。元稹談到古題樂府的演變時指出：“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剩，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尤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余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表面看，這裡談的只是一個樂府詩是否襲用古題的問題，但它引出的卻是一個怎樣正確處理繼承和創新關係的根本原則問題，古代樂府詩，都是諷興當時之事，體現了“即事名篇”的原則，符合自《詩》《騷》以來的美刺比興傳統。後人寫作樂府詩，時代變了，表現的內容也有所不同，卻要襲用古題，必然出現舊題與新意不相統一的矛盾。與其襲用古題的陳舊形式，不如“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愈語)，即事名篇，無復依傍。這樣做，表面看是拋棄了古題樂府的衣冠，而實質上是忠實繼承了古代樂府“詩諷興當時之事”的優秀傳統。這一舉措在唐興以來的眾多詩人中無人敢於突破，而杜甫在新題樂府詩中很好地做到了，可以看出杜甫正確處理繼承和創新關係的非凡膽識與能力。
元、白對杜甫兼容精神和創新精神的標舉，至少回答了韓愈所不曾回答的問題，即杜甫作為與李．白並駕齊驅的最傑出的詩人，其傑出和偉大之處究竟在何處。．元、白對杜甫的論列讓後人明白，杜甫在詩歌藝術上之所以能夠集古今之大成，不是依靠其絕世的天才，而是得益於其善於學習和吸收古今人長處的兼容精神，及善於融會貫通、超越古今的藝術創新精神。杜甫確立的繼承與創新的關係原則，不僅是他自己獲得創作成功的最重要經驗，也是符合古今創作實際的普遍性藝術原則。元、白將這一點表述出來，說明杜甫不僅可以享有與李白同樣的地位，而且在藝術建樹上，確有其比李白高明獨到之處。後人多從杜詩的藝術上學習借鑒，形成了事實上的尊杜屈李局面，應該說，元、白有功焉。
包括元、白在內的唐人，評價杜甫一般都是從詩歌藝術成就的角度論定其在詩史上的地位，無論謂李杜有高下優劣也好，還是主張李杜不當軒輊也好，都是以此為比較尺度的。惟晚唐李商隱有“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之句困，把李杜的操持納入比較範圍，陸龜蒙有“李杜氣不易，孟陳節難移”之評，將李杜孟(浩然)陳(子昂)的為人氣節作為評判的內容，稍與時論有所不同。但二人均語焉不詳，未能引起世人的重視。其後孟榮“詩史”之論，五代劉煦《舊唐書·杜甫傳》之悉用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之言，可乩時論所向。
劉煦之傳竟有“甫性偏躁，無氣度；恃恩放恣……盪無拘檢，其傲誕如此”等語，對杜甫道德品行不無微辭，則唐、五代之人，普遍以僅有才能和成就之文人視杜甫，是其時評價杜甫其人其詩的最顯著特點。
倘若杜甫只以才能與成就，而人品道德乏善可陳的文人存在於歷史視野中，是很難經受住歷史大浪的淘洗，而為後人景仰懷念的。因為中國的文學批評傳統，素有重視知人論世、講究道德與文章相統屍的觀念。屈原之偉大，不僅在於他寫作了《離騷》，還在於他“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忠誠與高潔道德品行。陶淵明之偉大，不僅在於他寫了最好的田園詩，還在於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氣節與高尚道德情操。他們才有資格成為萬世共仰的文學先賢。杜甫之成為集古今大成的傑出詩人，其詩號稱“詩史”，必有其獨特的道德情懷和時代使命感作為創作的原動力。杜甫的這種精神，必待宋人才能完成深人的發掘，高度的闡揚。
從此不難看出，葛立方雖然如江西詩派一樣，認為杜甫是古今無雙的。但彼此評價的根據顯然有別。江西詩派所崇拜的，是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詳略用事精切”、“字字有出處”(黃庭堅《答洪駒父書》、《論作詩文》)，江西詩派的後繼者，更是字效句摹地學杜，這自然是未得其本的。知乎此，葛立方在江西詩派橫行詩壇之際，重提學杜得失的話題，對江西詩派學杜的偏向提出尖銳批評，就不難明白了。
從唐朝杜牧《讀韓杜集》感嘆“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到宋朝蘇軾提出“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的疑問，都明確感到，唐宋人學杜，缺乏對杜詩根本精神的體認，若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只看到其排比聲韻古今獨步，自屬遺連城之璧而只識賦硤了(元好問《論詩絕句》：“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賦硤”)。牧之強調杜詩合人“愁來”時讀之，東坡致憾於“無人巧會當時情”，都指明杜詩於常人所學之外別有精髓，這最可寶貴的東西，不僅西昆詩人未曾學到，江西詩人更失之千里。是以葛氏於經歷靖康之難的南宋初重提學杜得失的話題，批評江西詩派以學杜相標榜，實則連杜詩皮骨也鮮有學得者，其中不僅有對人們誤讀杜詩、老杜受人曲解的惋惜，更重要的是，感慨當天下擾攘，最需要杜甫當年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良知之際，詩人們卻沉吟在競一字之巧、矜一技之奇的創作追求中，這難道不是一代詩歌的悲哀么？因此，重提學杜得失的話題，不只是一個學術評價問題，而是對中國優秀詩歌傳統的呼喚，對杜詩精神的祭奠。
重“學”風氣的形成，既有利於文人學術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必將對人們的創作風格產生直接影響，逐步形成“以學問為詩”的創作傾向。宋代由於歷代君主均重文倡學，導致其文化事業的全面繁榮，而印刷術的發明與應用，更使文化事業如虎添翼，書籍流布之廣之易，是以前歷代士人難以想象的田。書既易得，讀書人的科舉仕途又空前廣闊，讀書人增多和重視學問成為必然。今天看來，宋人重視學問的風氣對宋詩風格的形成，至少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的作用。其直接作用，就是把才學體現在創作中。黃庭堅曾說：“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這應該說是宋人的流行看法。如果你寫的詩沒有一點學問，就可能被人輕視，如梅堯臣批評“閩士”、黃庭堅對某些學詩者的批評。相反，如果能讓人看出作品體現的學問，就可能獲得“高勝”(格高韻勝)的佳評。這一風氣，愈到後來愈甚。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說：“鍾嶸早就反對的這種‘貴用事’、‘殆同書抄’的形式主義，到了宋代，在王安石的詩里又透露跡象，在‘點瓦成金’的蘇軾的詩里愈加發達，而在‘點鐵成金’的黃庭堅的詩里登峰造極。”可以看出學術對創作的作用越來越大。其間接作用，導致文人對現實生活和社會矛盾逐漸忽視，越來越迷信書本，越來越迷戀技巧。宋人詩作缺乏唐人的豪情，也較少唐詩那種從現實矛盾中進出的火花，甚至像蘇軾那樣“嬉笑怒罵”一下，都會引起種種非議，可見文人批判現實勇氣的消退。這種規避社會矛盾，安於書齋生活，醉心於在書本中尋覓詩料的傾向，比前述的直接作用有更大的危險，同時也會加劇“以才學為詩”朝玩弄形式技巧方向發展。應該說，宋代詩人要麼“資書以為詩”，要麼“捐書以為詩”，雖然對依賴書本才學的態度不同，但疏離社會生活，迴避現實矛盾，其弊端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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