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制

中國古代法律起源兩個方面，一是刑起於兵；二是法源於禮。由這兩方面，逐漸形成後來的法律。

（一）刑起於兵：一方面“師出以律”，在中國古代最初的刑起源於軍事戰爭，最早的法脫胎于軍事中產生的軍法。另一方面，“兵獄同制”。軍事戰爭需要及時處置敵人、俘虜或其他違法犯罪行為。某些軍法同時就是定罪量刑的刑罰。黃帝“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型用刀具，其次用鑽，薄刑用鞭折”苗民“五刑”：蚩尤時代，“苗民弗用靈，惟作無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愛始淫為劓。皋陶象刑：所謂象刑，一種觀點認為；象是象徵之義，象刑事讓人穿著不同色質的衣巾服飾，象徵處以不同刑罰；以公之於眾引為鑒戒。

（二）法源於禮：禮產生於祭祀，在祭祀過程中，儀式得到強化和系統化，隨著階級分化，祭祀的儀式等級不同而不同，此時禮成為確實等級的標誌。隨著階級的劃分，上層階級演化為統治階級，他們藉助政治勢力將禮上升為調整人們社會關係的規範。至此，禮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內涵，直至周公之禮，禮得到了規範化和系統化。

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中國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終掌握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典、法規皆以君主名義頒行。皇帝的詔敕往往直接成為法律，皇帝可修改、廢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擁有最高司法權，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後)皆須皇帝裁決、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

在這種原則下，禮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七棄三不去"、"八議"以及喪服制度等相繼入律，並為後世法典所沿用。禮教力倡"無訟"、"息訟"，也導致人們的權利意識非常淡漠。

法律以刑法為主刑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主題。古代沒有部門法的劃分，歷代法典--律遂通稱刑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統統規定於此，統稱犯罪，處以刑罰。一部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也不區分，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混一，作證與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專制君主無視下民的主體權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這種意識，並以"對簿公堂"為恥、為累，一般民事糾紛也無關政權安危大局，商品經濟又長期不發達，如是等等，致使中國古代民事立法偏枯，與刑法畸重形成強烈反差。

司法從屬於行政皇帝"口含天憲"，握有國家最高司法權。歷代中央雖設司法機構，但輔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內閣大臣等，完全可以過問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機構長官也可干預或參與司法，而司法長官一般無權過問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長官即兼理同級司法審判。

獄訟是否得平，自漢以來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績的主要項目之一。

子產改革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鑄刑鼎”——把懲治犯罪的刑律鑄在金屬鼎上，向全國老百姓公布。這是中國法制史的一件大事，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舉措。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中說，春秋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

子產決心打破這種蒙昧，他根據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並把刑法公諸於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這無疑是進步的法制理念，當然也打擊了貴族特權。子產的這個做法，遭到很多貴族反對。晉國大臣叔向專門為此給子產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信中說，本來民眾懷著恐懼之心，不敢隨便亂來。你把法律公布了，民眾就會鑽法律的空子，爭相琢磨怎麼做壞事而不至於被制裁，這樣就不怕長官了，反而會導致犯法的事情越來越多，腐敗賄賂到處泛濫，鄭國也會因此而滅亡。

子產給叔向回了一封信，頂著壓力說：“我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堅定不移公布法律。結果呢？效果不錯，社會治理透明度增加，大眾歡迎，犯罪案件減少了。再說，鄭國注重商業，過去貴族利用刑罰的隨意裁量權壓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對鄭國很不利。子產公布法律，限制了貴族的特權，促進了鄭國農業和商業的發展。子產此舉，開啟了中國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時期，宗法貴族減弱了氣勢而新的地主階層興起。各利益集團、社會階層以及經濟條件都在發生變化，“鑄刑鼎”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會發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動之下，晉國在子產“鑄刑鼎”之後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鑄在鼎上，向社會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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