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光

李孝光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出生在溫州路樂清縣淀村（今為大荊鎮五峰社區田嶴村）一個世代隱處耕讀、文化氛圍濃厚的士農家庭，從小受到良好教育。五歲跟從祖母習讀《孝經》、《論語》、《孟子》，六七歲更授《尚書》、《詩經》及古文辭。“凡奇字妙語，皆從大母得之。”少年孝光，聰穎好學，他說：“我昔年十二，開口作詞賦。”又說：“我昔為兒時，看書不停手。十二作文賦，點筆賦鸚鵡。長者見之駭，雲出諸父口。”

少時李孝光從舅氏處獲讀外祖謝雋伯（謝靈運留在溫州的後裔）詩卷，極受鼓舞，激發了他奮勵上進的熱情。在《謝山人詩卷為鶴陽外祖題》中說：“憶吾為兒時，將命父母傍。舅氏袖鉅簡，有作似季唐。雲是而外祖，遺此手澤芳……吾今在牛下，坐須羽翮成。天子正好文，去獻明光宮。”隨後他從學天台方儀，在那裡接受了宋儒朱熹的學說。他作文取法古人，不趨時尚。與楊維楨並稱"楊李"。

青年的李孝光，志氣軒朗，又倔強自負，“功名不經意，自謂可拾取。”但仕進遭受挫折，鄉貢時被黜落，這於他打擊不小，於是築室家鄉五峰山雲霞洞（又名普庵洞），名白雲舍，授徒講學，因此以五峰自號。他生性倜儻豪放，熟諳經籍，學問醇厚，又教育得法，名譽日聞，“四方之士，遠來受學。”元代至順三年（1332）他應江南諸道行御史台聘，任職昇州（今南京）積慶學宮，“昇士從之如雲”，是一位深受學子歡迎的好老師。元末明初著名學者朱右、陶宗儀俱出自他的門下。

李孝光壯歲曾遊歷南北山川名勝，凌天台，探禹穴，濟錢江，攬西湖、姑蘇、維揚、金陵、淮南諸景，足跡遍及匡廬、少室、泰岱、恆岳。其間往返會稽（紹興）、錢塘（杭州）、平江（蘇州）等地，寓居建康（南京）十數年之久。他深通儒術，滿腹經綸，明乎古今治亂興亡之理，懷有“致主堯舜”、匡時濟世的遠大志向，然而得不到施展抱負的機會。

中年之後，李孝光曾有強烈的出仕從政願望，同政界人物也廣有來往，但他勵志自守，不願屈身僥倖圖進，希望能以體面的方式獲任朝廷，用布匡濟方略，報效國家。元代泰定二年（1325），懷王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后即位為文宗）出居建康（南京），李孝光特被顧遇，“受知梁王（懷王）”。至順元年（1330）秋，相國趙世延養疾金陵，李孝光出入趙府，深受魯公器重。侍御史郭干卿曾將他的《春秋述始》稱揚於朝，“而天下士大夫始知有公”，出身貴胄又擅才名的泰不華“以師事之”。

元順帝至正七年（1347）十二月，李孝光終於獲得朝廷召聘，這時他已六十三歲了。次年四月至京師，順帝御明仁殿召見，授官秘書監著作郎。自是數獲召見。不久，順帝御宣文閣，與語宋儒性理。帝悅，升任秘書監監丞。但李孝光在朝任職沒有多久。至正九年（1349）七月，右相朵兒只、左相太平相繼去位。他目睹政局變化，自覺在朝中失去依靠；況且秘書監丞也只是一個號為“清貴”的閑職，不能有所作為，便以老病請辭。至正十年（1350），他以奉訓大夫、秘書監丞致仕。這年四月，南歸途中病故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

李孝光是元代中後期重要文學家，在江南一帶負有重望，同當時文壇名流如薩都剌、張雨、張翥、柯九思、楊維楨、顧瑛等頻相往還唱和。集中寄酬薩都剌詩多達三十題五十首，可見兩人交往的深密。張雨《寄李季和》云：“孰與言詩李髯叟，一日不見已為疏。因觀故京來白下，載聞新作過黃初。”柯九思稱其“詞甚奇古”；楊維楨比為“李騎鯨”；顧瑛言“詩文自成一家，為東南碩儒”，並予推崇。

元代泰定四年（1327）至天歷元年（1328）間，李孝光與楊維楨相遇吳下，促膝談詩，志趣投契，相為莫逆。其時李維楨資望尚淺，而兩人才情相匹。他們共倡樂府詩創作，團結和影響了江南一批作家，競相唱和，蔚為風氣。對此楊維楨在《瀟湘集序》中曾有簡要說明：“余在吳下時，與永嘉李孝光論古人意。余曰：‘梅一於酸，鹽一於，飲食鹽梅，而味常得於酸之外。此古詩人意也，后之得此意者惟古樂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為韙，遂相與唱和古樂府辭。好事者傳於海內，館閣諸老以為李、楊樂府出而後始補元詩之缺，泰定文風為之一變。”

由於李、楊首倡，參與者又大多為浙籍詩人及靠近浙江的蘇吳詩人，後來學者名之為浙派古樂府運動。這是元代中後期的一次詩歌革新運動，影響深巨，它後來被稱為“鐵雅詩派”而風行元季明初詩壇。

李孝光的樂府體詩（包括騷體及部分古體歌行）創作，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擬古創新，用古調寫新辭，多為即興命篇。二是以古音協韻，運用《詩經》、《離騷》的韻字，意在擺落時調，尋求別樣的韻味。三是善用比興引喻，語有寄託，風格上出入二李（李白、李賀），造意瑰奇，富想象力。四是切近社會現實，有所為而作，或詠懷抱，或諷時事，繼承了漢魏樂府的寫實精神。明宋緒《元詩體要》稱其《吳趨曲》、《採蓮曲》“有魏晉風格”。

《箕山操為許生作》是他樂府辭的代表作：“箕之陽兮，其木樛樛。箕之冢兮，白雲幽幽。彼世之人兮，孰能遺我以憂。雖欲從我兮，其路無由。朝有人兮，來飲其牛。”

楊維楨對李孝光的創作給予高度評價，稱“其樂府詩尤長於興喻，海內學者喜誦之，故至正文體為之一變雲。”李孝光卒后，他痛感失去知音和作詩的對手，深表懷念，讀詩至感激處，乃大呼“安得起吾季和而見之，寧不為之擊節而起舞乎？”

李孝光家世雁山北麓的大荊，對故家山水最有會心，觸處感賦，無不曲盡其妙。他以豐富多姿的遊記和詩詞創作，塑造了雁盪山的文學形象。其中《雁山十記》是繼唐柳宗元《永州八記》后又一山水記系列名篇，文筆簡峻，意味雋永，刻畫精細逼真，元明以來，傳誦很廣，收入各種文學的選本。歷代的名作家如黃宗羲等人對其也非常推崇。

他善於渲染環境，烘托氛圍，突出人的感受體驗，創造獨特境界，達到聳動的效果。《始入雁山觀石樑記》後段云：“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岩下小屋，從瓴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鏜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卧。子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岩下宿也。”

“李、楊”齊名，人們多注重李孝光的樂府古體，其實他的近體律絕也很有成就。清代康熙年間著名學者顧嗣立《元詩選二集》選錄五峰五七言律一百十二首，意猶未足，復舉摘十數聯附后，稱“皆極新警之句”。四庫館臣《五峰集》提要曰：“近體五言，疏秀有唐調；七言頗出入江西派中，而俊偉之氣自不可遏。”

五律如《天台道上聞天香》：“八月天台路，清風物物嘉。晴虹生遠樹，過雁帶平沙。日氣常蒸稻，天香喜釀花。門前五株柳，定是故人家。”清雋秀朗，風韻絕佳。

七律的創作成績更大，風格呈多樣化，詠物、懷古、行旅、別情，皆有出色之詩篇，如《送古淡上人用張仲舉韻》：“夜聞石鼎車聲苦，夢繞揚瀾浪蹴天。狂客還尋破虱錄，清童解答野狐禪。水來巴蜀如衣帶，雲斷中峰見岳蓮。恨殺秦淮舊歲月，向人離別照年年。”《白沙早程》：“聽得鄰雞便問程，前塗猶有客先登。官河半落長橋月，僧塔疏明昨夜燈。古渡潮生鷗浸夢，野田風急浪歸塍。雁山喜入新詩眼，踏破秋雲最上層。”

李孝光詠雁山的律作多首，每有勝韻，如《次陳輔賢游雁山韻》：“竹杖棕鞋去去賒，一春紅到杜鵑花。山椒雨暗蛇如樹，石屋春深燕作家。老父行尋靈運宅，道人喚喫趙州茶。明朝塵土芙蓉路，猶憶山僧飯一麻。”寫景新異，興會獨到，風調絕似放翁。

他善於模寫鄉土風物和村野景趣，如《十里》：“官河十里數家莊，石埠門前系野航。梅月逢庚江雨歇，稻花迎午水風涼。橋橫自界村南北，堠斷誰知里短長。倦矣野塘行瘦馬，雲山杳杳復蒼蒼。”輕俊暢朗，於渾樸中見工緻，可以看出晚唐諸家和南宋陸、楊、范的影響。

李孝光七言絕句現存二百三十九首，數量最多。如《天台道上聞天香寫贈胡仲賓》：“萬斛天香夜氣收，曉風涼月釀清秋。詩人試與評花品，定是人間第一流。”

李孝光留存的詞作，篇數不多，卻甚有特色。清藏書家丁丙謂：“其詞跌宕流利，無綺羅纖穠之態，殆得于山澤間清氣者深也。”十分恰當地概括了他的詞風。胡玉縉言其詞同他“風骨遒上”的詩風相表裡，“一洗元人靡麗之習”。又謂：“楊維楨作《陳樵集序》，舉元代作者四人，以孝光與姚燧、吳澄、虞集並稱。今觀其詞，殆與集相伯仲，以視澄之因辭見道者，此似轉出其上矣。”極為稱譽。

李孝光今存詞27首，大部分抒寫隱居情趣，其中多涉及對出處行藏、人生榮枯寵辱的看法。他的《鷓鴣天》中“龍門他日文章客，雁盪今朝行地仙”和《滿江紅》中“富貴何須囊底智，功名無若杯中酒”；“百萬蒼生正辛苦，到頭蘇息懸吾手”，都表現出他愛君憂民的正統儒家思想。他的詞作大多有真切的思想感情，如寫田園風光的《念奴嬌》，描繪了江南暮春的農村風物，文字淳樸自然，表現出隱居之士恬淡的心境。而寫送別的《水調歌頭》二首，惜別中又勉強作慷慨語，然而又禁不住道出凄涼之意，表現了一種複雜的感情。

李孝光的詞直抒胸臆，易讀易懂，但不夠含蓄。他的詩也如此，像《游艮岳》說：“一沼何堪役萬民，一峰將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真箇江山已屬人。”但從內容上看，他的一些詩如《桐江》、《柳橋漁唱》、《衡門有一士》等，含有對人世的不平之鳴。今存著作有《五峰集》11卷。

元明以來，一直到清代中期，李孝光的詩文都得到較高的評價。

陳德永《五峰李公行狀》言：“為文高古，有西漢風。詩篇軼盪奇怪，端倪莫測，而不失矩度。”

《元史》本傳謂“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

楊維楨《鹿皮子文集序》舉姚燧、虞集、吳澄、李孝光為元文四大家，林希元《長林存稿》列舉為元文十二名家。貝瓊《乾坤清氣序》論元詩謂“五峰、鐵崖（楊維楨）二公繼作，瑰詭奇絕，視有唐為無愧”。

《四庫全書總目·五峰集》提要說“元詩綺靡者多，孝光獨風骨遒上，力欲排突古人。樂府古體，皆刻意奮厲，不作庸音”。文章亦“矯矯無凡語”。

清初顧嗣立編選的《元詩選二集》錄五峰詩多達三百五十七首，是《元詩選》中入選作品最多的詩家之一，足見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