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

郭汝瑰1907年出生於四川省銅梁縣（今重慶銅梁）一個家道中落的書香之家。曾祖郭和熙，道光年間，與名噪一時的蜀中才子、清代著名戲曲理論家、文學家李調元是同榜舉人，歷任冕寧、蒼溪、梓潼、昭化、犍為、珙縣教諭，著有《壹登集》。父親郭朗溪，在清朝末年的科舉考試中，曾名列重慶府長案榜首，秀才的功名已經在握，並有希望中舉，旋因廢除科舉制度，好夢成空。郭汝瑰原名汝桂，因為生於農曆八月初九恰是清朝考舉人入場應試的日子，仍然醉心於“蟾宮折桂”的父親，就給長子取名“汝桂”。可能是因為壯志未酬，郭朗溪好議論時政，經常抨擊北洋軍閥政治腐敗，社會黑暗，郭汝瑰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影響。

1919年，郭汝瑰即隨父親前往成都，進入成都高等師範附小和成都聯合中學讀書。時值五四運動爆發以後，各種社會思潮洶湧澎湃，郭汝瑰受到教師鬍子霖的影響，對社會主義產生了朦朧的好感。1924年，郭作為聯合中學的學生代表，參加了反對校長張錚推行封建教育的學潮，並結識了一些進步同學。1925年底，郭汝瑰從成都聯合中學高中結業。父親要郭汝瑰投考上海同濟大學學醫，而郭汝瑰受科學救國思想的影響，一心學工。這時，已升任川軍師長的堂兄郭汝棟，為投靠廣東革命政府，決定選派一些青年軍官去黃埔軍校學習，建議剛滿十八歲的郭汝瑰一道前往。郭在學工、學醫、從軍的三叉路口猶豫不定。到了上海，便去請教已考入同濟大學的老同學陳廷棟。陳廷棟沉思良久，回答：“汝瑰兄，現在政治不上軌道，科學救國、實業救國都是空的。我看，你不如去廣東幹革命的好！”陳廷棟的一番話，加上一路同行的中共秘密黨員袁鏡銘的勸說，郭汝瑰從此將“如桂”改成“汝瑰”，與袁鏡銘、傅秉勛等六位川軍的青年軍官，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從此，他就開始了職業軍人的生涯。

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廣州革命的氣氛很濃。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黃埔軍校除步科的兩個大隊隨蔣介石遷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個大隊，均隨國共合作的國民政府遷至武漢。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多為共產黨員。被編入政治科第五學生隊的郭汝瑰，聽取了蕭楚女、惲代英等人的講座，閱讀了李達、陳獨秀等人的著作，認識到只有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實行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進而實現社會主義，中國才能夠富強起來。這時，郭汝瑰得知與自己同考入黃埔軍校的好友袁鏡銘是共產黨員，便要求袁介紹自己入黨。袁鏡銘因為郭汝瑰是郭汝棟的堂弟，告訴他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

在郭汝瑰即將於黃埔軍校畢業之際，時任北伐軍總司令兼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在南京擁兵自重，與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呈對立狀態。1927年4月14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消息尚未在武漢傳開。黃埔軍校實際主持校務的吳玉章，悄悄地將郭汝瑰和傅秉勛叫到辦公室，通知他們兩人提前畢業，並立即返回四川。這時，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勛妻兄的郭汝棟，已是川鄂邊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擁有兩個師一個旅的兵力。吳玉章神情嚴肅地說：“現在形勢十分危急，蔣介石已經公開叛變，很可能進攻武漢，四川軍閥楊森將配合蔣介石進攻。你們儘快返回四川，想辦法讓郭汝棟阻止楊森出川攻打武漢。如阻止無效，可勸他待楊森出川以後，打其後方，使其崩潰。如這也辦不到，就要他不出一兵一卒幫助楊森。”郭汝瑰和傅秉勛肩負著吳玉章的使命，與同時畢業的中共黨員任逖猷等人，由武漢回到四川。郭汝瑰與傅秉勛到達郭汝棟駐地的涪陵，轉達了吳玉章的意見。郭汝棟回答說：“我和楊森感情不好，無法勸他；襲擊他，我力量不夠；不過如楊森出兵，我可以一兵一卒也不他。”郭汝瑰怎麼也沒有想到，郭汝棟在他表示絕不支持楊森的同時，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蔣介石表示效忠了。郭汝瑰還欣欣然地寫密信向吳玉章報告：“郭汝棟已接受了他的第三種意見”，自己也被郭汝棟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員。他到處發表演講，宣傳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斥責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行為，並贏得了以後成為他妻子的女師學生方學蘭的深愛，很快成為涪陵城裡有名的紅色人物。

但是不久，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就與南京的蔣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從此便與吳玉章失去聯繫，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棟部。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團副、共產黨支部負責人袁鏡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追求的願望。

郭汝瑰在川軍中滯留三年，發現堂兄郭汝棟日趨反動。此人先是受蔣介石的指使，殺害了自己的恩師、在涪陵龍潭地區組織工農武裝的共產黨李蔚如，代替楊森當上了二十軍軍長。旋又為擴大地盤，參加了倒楊(森)、倒劉(湘)的兩次軍閥混戰。1930年4月，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調郭汝棟部到湖北駐防，以穩定其後方。這時，郭汝瑰已升任郭部獨立旅一團三營營長。一天夜晚，已經離開郭部的袁鏡銘，前來聯繫郭汝瑰，要他率領所屬的第三營，配合紅軍游擊隊，舉行兵暴。但因聯絡差錯，敵我混淆，結果準備配合紅軍作戰的這個營，竟被紅軍消滅大半，郭汝瑰也中彈負傷，被送進漢口同仁醫院。待出院才知道三營因損失太大，已被撤銷建制。郭汝瑰只好到軍部擔任參謀的閑職。

蔣介石為加強對二十軍的控制，命令郭汝棟徹底“清共”，並派親蔣的黃埔生來主持其事。一向為人圓滑的郭汝棟，搶先對一些自認為是共產黨員的軍官以禮相送。郭汝瑰和傅秉勛雖然不承認是共產黨員，但郭汝棟也不敢再留，而是勸他們去日本士官學校讀書。郭汝瑰此時與黨組織已失去聯繫，心想：去日本躲避一下也無妨，到日本去學點真本領，將來對革命的貢獻可能更大。郭汝瑰晚年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當時還自以為得計，豈知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個轉折點，此後走了十幾年的彎路。”

郭汝瑰和傅秉勛於1930年11月到達日本，經過半年的語言學習，於1931年4月考進日本士官學校。在日本，他既受到了嚴格的軍事技術的教育和訓練，提高了作為一個職業軍人的素質；同時，作為一個中國人，也身受了日本當局的歧視和侮辱。特別是每逢一些關鍵性的軍事技術和新式武器，日本教官總是想盡辦法阻撓中國留學生學習和使用。一些日本小孩受家庭教育的影響，看到郭汝瑰這些中國留學生就嚷：“支那人臟！”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種種歧視，像一把利劍，深深地刺痛了郭汝瑰。他還是咬緊牙關，奮發學習，希望為振興祖國多學一些本領。但是時隔不久，就發生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群情激憤。在士官學校留學的中國學生，也自發地結隊去日本陸軍省申請退學回國。日本憲兵前來驅趕，中國大使館也派人來勸郭汝瑰等回校。中國留學生堅持不走，日本陸軍省無奈，派人出來宣布：“你們可以退學，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學了。”郭汝瑰等眾多學生齊聲高喊：“亡國奴才再回來！”

郭汝瑰等一批從日本士官學校退學的學生，於1931年底回到上海，即推選出郭汝瑰等四名代表，去南京訓練總監部，要求報考中國陸軍大學，繼續深造。想不到竟以“不聽命令，擅自退學”為由，遭到拒絕。經再三求情，這些學生才獲准去中央軍校（即原黃埔軍校）八、九期繼續學習。郭汝瑰畢業於黃埔軍校五期，當然不願意重返黃埔，也不願意重返已經公開反共的郭汝棟部。恰在這時，郭汝棟保送到陸軍大學的一名學員因學歷不合格，被取消複試資格，郭汝瑰得以頂替這個學員參加複試，並被錄取，進入陸軍大學第十期學習。

中國陸軍大學是培養高級指揮和參謀人員的高等學府，每期只招收幾十名學員，郭汝瑰進校時，校長為曾任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思想比較開明的楊傑；不久，蔣介石自任陸大校長，楊傑改任教育長。郭汝瑰繼黃埔軍校之後，又一次成為“天子門生”。郭汝瑰入陸軍大學不久，即因成績優異、見解獨到，受到楊傑的器重。他在陸大學習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因不願到軍隊任職成為反共的幫凶，被楊傑推薦進入陸大研究院繼續深造，並擔任戰史學教官。

1936年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不得不順應民意，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郭汝瑰見為國效力的時機已到，經陸大同學推薦，到陳誠所屬的第14師任參謀長，併到蔣介石籌劃過對日作戰的“廬山軍官集訓團”受訓。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軍大舉進犯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郭汝瑰所在的第14師，奉命參加華北的抗戰。中途因日軍進攻上海，又奉命回師參加淞滬會戰。這時的蔣介石，為保衛首都南京，對淞滬會戰還是下了很大的決心。不僅調集和組成了左、中、右三個方面軍的近百萬主力部隊，與侵犯上海地區的日軍堅決對抗；還自任司令長官，以激勵官兵的鬥志。第14師的兩個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線作戰，該師所屬42旅旅長心存膽怯，師長霍揆彰怕其誤事，讓郭汝瑰與其交換職務，去代理42旅旅長。郭汝瑰在數十架敵機狂轟濫炸下，率部堅守陣地，每到下級有人叫喊“頂不住”時，就衝出掩蔽部督戰。並在戰局危急關頭，留下遺書，親臨鬥志發生動搖的八十四團指揮作戰。該旅與日軍反覆衝殺7天7夜，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陣地仍未丟失。從此，被一些同僚視為書生的郭汝瑰，就成為全軍著名的戰將。不久，陳誠任命郭為54軍參謀長。

如果說在淞滬戰役中，郭汝瑰還是以戰鬥中的勇敢機智，受到陳誠的器重，而到武漢會戰時，陳誠就以善於戰役謀划的眼光看待郭汝瑰了。起初，蔣介石和陳誠並沒有接受淞滬戰役，特別是南京保衛戰失敗的教訓，還是根據德國顧問的建議，在武漢三鎮構築環形工事，準備死守武漢。當陳誠召開作戰會議，宣布已擬定好的作戰方案時，郭汝瑰認為如果在陸軍大學上課的時候做出這個背水作戰的方案肯定要被罵死的，因此斗膽直言：“我認為這個作戰方案，實際上是步南京戰役之後塵，如果我們沿武漢三鎮構築環形陣地，一點突破，必將全軍崩潰。同時，這又跟南京戰役一樣，背水立陣，一旦戰爭失利，我全軍將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險。我看武漢三鎮地形，到武漢核心陣地就已經不好守了，最好，我們居高臨下利用山地在武漢的外圍作戰。我判斷，敵人主力將陸海軍配合沿江而上，兩岸陸軍迂迴包圍我沿江要塞，節節進展，今日寇已攻下馬當要塞，長江兩岸之敵必從長江南岸瑞昌地區登岸，進攻金雞后，再向碼頭鎮、富池口進攻……。郭汝瑰分析了敵人的幾路進攻情況后說：“我軍可利用山地尋機予敵以深重打擊，最後在金牛地區若不能擊破日軍，則長江南岸守軍應跳出圈子，免遭殲滅，長江北岸同樣在黃坡不能擊退敵人，也自行撤退。敵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突破武漢外圍，也僅能獲武漢空城，而我軍則無重大傷亡。武漢撤退後，我軍亦可憑藉崇山峻岭之屏障，與敵人周旋，在此有利地勢上，日軍機械化部隊，將無能為力，中國便可繼續抗戰。日軍也永遠不可能征服中國。”

到會人員對郭汝瑰的意見紛紛表示贊同，陳誠也點頭稱是，並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漢戰役的作戰計劃。結果，武漢戰役各軍均因實施外圍作戰，未受重大損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陳誠的特別青睞，提升他為第20集團軍的參謀長，並且由陳誠推薦蔣介石批准郭汝瑰為暫五師師長。他率部參加了第三次長沙會戰，並以弱勝強，受到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的嘉獎。

在抗日戰爭中，郭汝瑰從陸軍大學的一名普通教官，逐漸進入國民黨政權的上層。繼受到陳誠的賞識，得以擔任暫5師師長以後他又因在長沙會戰中善於指揮，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戰區軍官訓練團校官大隊的大隊長。旋又被兼任副院長的陳誠，調到培養“全能將校”的國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員；並被自任團長的蔣介石，任命為“中央訓練團”副大隊長，成為蔣介石心目中的“軍界精英”。

1943年鄂西會戰，開始的時候日軍橫山勇用閃擊戰術，在短短七天里，鉗掉了第73軍大部。中國軍隊死傷一萬三千多人。常德大門已被撞開，危在旦夕，第六戰區代司令長官孫連仲是新近才從第五戰區調來六戰區，對本戰區情況尚不十分熟悉。第六戰區原有精銳鄭洞國第8軍，李延年第2軍，方靖第66軍又於此前抽調去雲南遠征了。

蔣介石急得坐立不安，召回時任遠征軍司令官的陳誠，陳誠連夜擬定了個保衛常德的作戰方案。為慎重起見，他又派人將國防研究院的幾位他熟悉的研究員接去徵求意見。陳誠點名接去的研究員是郭汝瑰、魏汝霖、潘國華、石祖黃四人。魏汝霖、潘國華、石祖黃三人先後發表意見，亦認為日軍的軍事目的是為了搶佔常德糧倉。在完全同意保衛常德作戰方案的前提下，對一些具體的兵力運用問題，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只有郭汝瑰說：“我判斷日軍這次興師動眾的目的，不是來搶什麼糧食，而是要吃掉六戰區的主力。”這一判斷與眾人看法不同。幾雙狐疑的眼光都射向他。陳誠一臉狐疑。

一位年長的研究員反駁道：“日軍拚命攻佔常德北面石首、華容、南縣、安鄉等地，其搶佔常德的企圖已經暴露無遺了，怎麼能不是為了搶佔常德呢？”另一位研究員也起而反駁：“就常德所處重要的戰略地位而言，日軍也是肯定要搶佔的，何況現在敵人已經攻破了北面防線。”

陳誠對郭汝瑰說：“那就說說你的理由。”郭汝瑰走到地圖前，指點著地圖講道：“據我看來，日軍對安鄉、南縣的突然襲擊，也僅僅在於吃掉第73軍而已。因為日軍除集結兵力進攻洞庭湖地區以外，在宜昌、枝江、沙市也集結有重兵。總之，日軍的兵力是沿長江北岸一線擺開，他們擺開這樣一個陣勢，是要幹什麼呢？再回過頭來看日軍對洞庭湖地區進攻的戰術，敵人的手段頗似希特勒搞的那一套閃電式鉗形攻勢。因此，他們完全可以再來一次或幾次這樣的動作，吃掉江南部隊。”眾人沉默。陳誠又問：“照你看來，應如何辦？”郭汝瑰說：“第一，我江南沿線守軍應以安鄉、南縣的教訓為戒，力避被敵突襲殲滅；第二，應置相當數量的精銳部隊於石門地區，以作戰區機動，此機動部隊東可側擊向常德進攻之敵，西可側擊向鄂西進攻之敵。”

陳誠覺得郭的判斷很有道理，決定改變計劃。此時從前線發來的敵情通報又與郭汝瑰的判斷正好相反：日軍攻佔安鄉、南縣之後，其主力正在調整部署，是要向西攻擊南岸守軍？還是要向南攻擊常德？企圖不明。但是，日軍已經以有力之一部向常德方向進攻。

第二日，從前線發來的急電，才使陳誠恍然大悟。原來，日軍第13師團兩萬餘眾，於5月12日夜間，從江南守軍空隙的枝江、沙市等處偷渡長江成功，於13日清晨，突然從西北面向公安守軍第87軍襲來；同時，安鄉地區第3師團等部，也突然掉頭西進，向第87軍東南方襲來。兩路日軍已對公安第87軍形成鉗形，來勢異常兇猛，此時已判明，向常德北面進攻的那股日軍，僅為第17獨立旅團之一部，目的是佯攻常德，吸引中國方面注意力，掩護其主力對公安87軍的鉗形攻勢。陳誠見了前線發來的急電，禁不住拍案叫絕：“這個郭矮子，真有兩刷子！”當即，陳誠電令前線各部迅速調整部署：終於贏來了鄂西會戰的勝利。

1944年3月，又以駐英大使館副武官的名義，被派赴英國考察國防機構的組織情況。1945年2月歸國后，已經升任軍政部長的陳誠，在報請蔣介石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為掌管全國各軍師編製、裝備的軍務署副署長、署長，兼國防研究院副院長。並以軍政部代表的身份，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前往芷江和南京，參加接受侵華日軍投降的儀式。

進入國民黨上層的郭汝瑰，有機會與國民黨軍政要員直接接觸，其中僅在“中央訓練團”，就聽了蔣介石的30多次講話，並受到蔣介石和許多高官的宴請。目睹身受，他愈來愈對國民黨的腐敗黑暗感到不滿。在擔任暫5師師長，直接掌管部隊以前，郭汝瑰還以為對日作戰的失敗，主要是裝備落後和指揮失誤。到暫五師接任師長時，才知道這個暫編師，實際只有三千多人，卻上報七千多人。這才更清楚地知道，國民黨的許多軍官，都是平時謊報人數吃空缺，一旦打起仗來就謊報傷亡逃亡要補給。郭汝瑰到國防研究院研究軍事學術的同時，有機會耐心地閱讀孫中山的著作，尤其是孫中山晚年對三民主義的重新闡述，對照蔣介石從發動四一二政變，到執行片面抗戰路線的歷史，才清楚地認識到自稱是孫中山最忠實信徒的蔣介石，從來也沒有實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特別是在此國難當頭時期，前方的士兵浴血奮戰，英勇犧牲；而身處大後方的達官顯貴，卻在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甚至不惜利用職權，大發國難財。後方的居民，缺衣少食，生活困頓，而一些軍政要員和商界大亨，揮金如土，過著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生活。郭汝瑰作為一位參加抗戰的將官，因為堅持不貪污，所得的薪金還不能夠維持家庭的最低生活，只能靠在銀行工作、兼做一些轉手買賣的三弟，補貼一些家用。如此世道，哪有半點孫文主義的味道。對於蔣介石本人，郭汝瑰初進黃埔軍校時，就聽到蔣介石“率部東征，掃平南路”的傳說，又親眼見過北伐誓師的場面和北伐軍長驅直入的情景，以為蔣介石確有軍事才能。經過抗日戰爭的多次戰役，特別是到國防研究院了解了戰爭的全局以後，才深感此人政治手腕厲害，軍事上並不高明。抗戰以來，國民黨軍隊很少打過主動進攻仗，這除了蔣介石心存妥協、延誤戰機之外，也與其落後的專守防禦戰略思想有關。以至於一點被突破，全線潰退。正面戰場，敗績連連。在國防研究院和“中訓團”，他聽過蔣介石的多次講話，翻來覆去都是“禮義廉恥”、“定靜安慮”、“不成功、便成仁”之類的陳詞濫調，說不出一點兒自己的軍事學術見解，還鬧了不少笑話。尤其令郭汝瑰不滿的是，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一直沒有放棄反共、剿共的念頭，經常製造國共之間的摩擦。等到1945年5月侵華日軍還沒有宣告投降時，蔣介石就急不可待地採取更加露骨的反共方針。這時，軍令部每周舉行的大戰研究會，已不再研究尚在進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著重研究戰後如何反共、防共。在一次有郭汝瑰參加的大戰研究會上，就專門研究了一旦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北地區以後，如何阻八路軍、新四軍出關的問題。原來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還未結束，蔣介石就準備戰後再打反共的內戰了。

郭汝瑰面對著國民黨的腐敗和種種倒行逆施，回想起年輕時所受的一些社會主義教育，以及耳聞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進步景象，感到中國的希望還在共產黨那邊。他在尋找機會，與共產黨恢復聯繫，但一時苦無門徑。

1945年4月的一天，郭汝瑰在軍務署瞥見一個身穿校官軍服的來客，仔細端詳，正是黃埔軍校五期的同班同學，以後又一同到郭汝棟部工作的任逖猷。那時任逖猷已是共產黨員，自己在1928年加入共產黨后，也是彼此都了解的黨內同志。三十年代初，任逖猷被劉湘抓進反省院時，郭汝瑰曾鼎力相救。任逖猷出獄還找到郭汝瑰家，但此後，便杳如黃鶴。郭汝瑰一見是老友任逖猷，忙將他拉上車開到一個冷僻之地，問他如今還有“關係”沒有。任逖猷戰戰兢兢地回答：“哪還有什麼關係，莫非你還嫌我‘雞圈’（即監獄）還沒坐夠。”郭汝瑰以為他是怕暴露身份，一再說明絕不會加害於他，只是自己看透國民黨了。任逖猷賭咒發誓，說自己確實說的是實話。郭汝瑰滿心失望。但任逖猷臨別時還是丟下了一句話：“我的堂弟任廉儒，你當年是認識的，原來也是‘CP’，不知他是不是還有關係，我可以去打聽一下。”幾天之後的一個夜晚，郭汝瑰的寓所里，響起敲門聲。郭汝瑰一向對前來進貢的來客不予理睬，可勤務兵前來通報說，來客是他想見的一位老鄉。郭汝瑰只好下階迎接，原來進來的正是任逖猷之弟、當年涪陵的進步學生任廉儒。他連忙將這個風度雍容的青年人請進書房，拉上窗帘，雙方促膝懇談起來。郭汝瑰敞開心扉，敘述了自己的曲折經歷，表示自己早已對國民黨的高官厚祿視如糞土，一心想到延安去，參加抗日殺敵。可任廉儒卻是閃爍其詞，只是說：“山那邊的情況，小弟從朋友處，也只略知一二。我兄之願，定當轉達，相信必當報國有門。”原來此時已與中共組織失去聯繫的任逖猷，已將他和郭汝瑰那番對話，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任廉儒。任廉儒矢口否認自己與共產黨有任何聯繫，並且警告任逖猷“不可多事”。事後，任廉儒即將這一重要信息，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作了彙報，並奉命同郭汝瑰進行聯繫。

任廉儒幾次來到郭家，對郭汝瑰進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場、觀點，並從這裡獲得了一些重要的軍事情報，就不再避諱他了。一天，郭汝瑰談起他讀過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說這樣的文章，是當今中國所有的軍事家寫不出來的。兩天後，任廉儒就悄悄地送來《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多篇毛澤東著作，供郭汝瑰閱讀。又過了幾天，任廉儒安排郭和董必武會面。郭汝瑰如約前往，同仰慕已久的董必武秉燭夜談。郭汝瑰談了他一生的經歷和對國共兩黨的認識過程。不久，郭汝瑰又一次應約去任家與董必武見面。在這次談話中，郭汝瑰要求恢復自己的黨籍，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覆，而是問：“國民黨最近要你幹什麼？”郭汝瑰如實相告：“何應欽約我去美國任中國軍事代表團員，我不想去，我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說：“你可以去美國，多多調查了解美國，繼續與我們保持聯繫，革命要看遠些嘛！”這次談話后一兩天，任廉儒前來告訴郭汝瑰：“董老說，你要求恢復黨籍，原則上可以，但要經過一番考驗。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這邊能為黨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情報。由我和你單線聯繫。”在郭汝瑰與董必武秘密會見，成為中共方面的高級情報工作人員之後，就作為張治中的助手，參加了有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參加調停的國共談判。蔣介石在贏得了由內地向沿海運兵的時間，自以為勝券在握，便撕去了假和談的面具，開始了規模空前的反共內戰。蔣介石為順應美國政府的意願，根據美國特使魏德邁的建議，將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使陸、海、空三軍一元化。掌握國防部實權的參謀總長陳誠，先是不顧郭汝瑰早已獲得中將軍銜，任命他為總長辦公廳少將副廳長；不幾天，又突然任郭汝瑰為掌握軍務的國防部第五廳中將廳長；不久陳誠因戰績不佳，又向蔣介石保薦郭汝瑰為主管作戰的國防部第三廳（即作戰廳）中將廳長，並一度派赴徐州，任顧祝同為總司令的陸軍總部參謀長。由於人事安排，實際就是國民黨各派系之間的權力爭奪，一些反對陳誠的人，就罵郭汝瑰是陳誠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運亨通，紅得發紫。

由於國防部作戰廳長直接參與指揮作戰，並經常向蔣介石提供作戰方案，定期到蔣介石官邸彙報戰況，聽取指令，有時還要隨蔣介石到各戰區視察，等於直接參與了這場反共反人民的戰爭，郭汝瑰對於擔任此職還有顧慮。這時，為保持與郭汝瑰的經常聯繫，隨著蔣介石還都南京，已轉到上海任川鹽銀行上海辦事處主任的任廉儒，向他傳達黨的意見說：“你應該去就任作戰廳長，為黨提供更重要的情報。”

整個解放戰爭期間，郭汝瑰冒著生命危險，通過來往於寧滬之間的任廉儒，為我黨我軍提供了許多核心的軍事情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一份特殊的貢獻。平生比較謙遜的郭汝瑰一直不肯多談這些事，說再談這些不是表功嗎？在他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也只是以讚揚任廉儒的口氣，籠統地說道：自己擔任作戰廳長以後，“廉儒同志往來寧滬更密，傳遞的情報也更多，所冒危險也更大。可當時我並不深刻了解。”可是，一些知情人仍然透露出一些細節：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蔣介石侍從室主任俞濟時的電話：“今晚八時三十分，請到總裁官邸出席晚宴並彙報戰況。”他與主管情報的二廳廳長侯騰同時到達，參謀總長陳誠與參謀次長劉斐也相繼到來。這時，山東軍情緊急，解放軍一度攻克泰安，並進入卞橋、梁邱一帶。郭汝瑰彙報了戰場態勢和作戰方案，經過討論，蔣介石當場決定了湯恩伯兵團、歐震兵團、王敬久兵團的進攻方向和目標，“對共軍實施合圍”。郭汝瑰一回到家，就將作戰部署抄錄了一份，交給前來聯繫的任廉儒，並且特別叮囑說：“這一次的戰鬥序列中，有整編七十四師，全部美式裝備，要解放軍特別小心。”果然，在這次重要戰役中，解放軍因為知己知彼，在孟良崮戰役中，全殲國民黨王牌部隊整七十四師，擊斃其師長張靈甫，使蔣介石重點進攻山東的圖謀嚴重受挫。但郭汝瑰本身卻在日記中寫道：“余以純軍事立場覺得此次失敗十分怪異。蓋74師左右翼友軍均相距五六公里之遙，何以竟三日之久不能增援？”“各部隊如此不協調，戰鬥力如此之差，除失敗而外，當無二路。”在這裡，郭汝瑰看到的也只是國民黨援軍自身的原因。

1948年10月，淮海戰役前夕，何應欽在國防部召開作戰會議，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張，決定集中優勢兵力於徐州、蚌埠之間的津浦鐵路兩側，尋機與共軍決戰。並責成郭汝瑰制定作戰方案，送蔣介石審批。此方案尚未下達到有關國民黨軍隊，就被郭汝瑰報達到解放軍的指揮機關。以後，徐州“剿總”決定堅守蚌埠，郭汝瑰又誘使蔣介石改在徐州外圍作戰，增加了蔣軍在移動中被解放軍分割圍殲的機會，以致日後徐州“剿總”副司令長官杜聿明在《淮海戰役始末》一文中說：“這裡，我心忐忑不安，覺得上了蔣介石的當，並認為蔣介石、顧祝同是完全聽信郭汝瑰這個小鬼（因他是軍校五期畢業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稱他小鬼）的擺布，才造成這種糟糕局面。我想責問郭汝瑰為什麼不照原定計劃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猶豫不決之際，見顧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報告這一方案，覺得爭也無益，一個人孤掌難鳴，爭吵起來，反而會失了蔣介石的寵信。”郭汝瑰如此為中共方面提供絕密情況，並助長蔣介石的瞎指揮，差點被個別明眼人識破，也險些被國民黨的特務機關破獲。這個明眼人，就是杜聿明。早在淮海戰役勝負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時，已決心放棄徐州，堅守蚌埠。因為對郭汝瑰有些懷疑，所以在會議上沒有開說，只是在會後向蔣介石個別呈請，並獲批准。想不到移師途中，蔣介石三變決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黃維兵團之圍；旋又令“萬勿再向永城前進，迂迴避戰”；不久又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屬部隊的混亂。杜聿明已經得到情報，說郭汝瑰是深入中樞的“共諜”，但一時苦無真憑實據，不敢向蔣介石報告。郭汝瑰如此頻繁地為中共提供絕密的軍事情報，也差一點兒被國民黨特務破獲。淮海戰役結束后，解放軍準備大舉渡江，直搗南京。蔣介石集團一面玩弄假和平的陰謀，一面調兵遣將，制定了龐大的江防計劃和江南作戰計劃。郭汝瑰在把這些作戰方案報送蔣介石的同時，也將這份絕密文件，交給了中共的聯絡員任廉儒。不巧的是，任廉儒的直接聯繫人陳家康因事離開了上海。無奈之下，只好請時任上海民革主委的中共地下黨員王葆真，設法迅速轉交給黨。這時，適逢民革地下組織遭受破壞。王葆真在這些機密情報尚未送出去時，突然被捕。所幸這些情報在急切中已被王葆真焚毀。王葆真這個年屆古稀的老人，被捕后受盡毒刑，也沒有供出任廉儒和郭汝瑰，切斷了特務繼續追查的線索，使郭汝瑰得以轉危為安。這件事，郭汝瑰當時並不知情。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後，蔣介石的幾百萬精銳部隊已喪失殆盡。郭汝瑰擔心蔣介石將作戰失敗歸咎他人，決定主動引咎辭職，並要求任廉儒轉告中共中央，同意他從此離開黑暗的蔣家王朝，到解放區去。剛從香港請示工作回來的任廉儒，前來傳達黨的批示說：“你的願望，黨非常理解。不過經再三研究，認為你到解放區作用不大，預計解放軍渡江后，蔣介石必然妄圖鞏固西南，那時必有一場惡戰。你不如爭取掌握一支部隊，到解放軍進軍大西南時舉行起義。這不是比到解放區作用更大嗎？”郭汝瑰決心再冒險帶兵去西南。他去找顧祝同，要求下部隊出任軍長。經過顧祝同的保薦，蔣介石任命郭汝瑰為七十二軍軍長，要他重建這支已經在淮海戰役中被解放軍圍殲的部隊，並立即開往四川。蔣介石的任命，正好與黨對郭汝瑰的要求相符。他喜出望外地將此消息告知任廉儒，要求任也能去四川經常與他保持聯繫，並派一些軍事幹部來幫助掌握部隊。

郭汝瑰待委任狀一下達，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個小學里設立軍部，開始招兵買馬，並委任了自己信得過的人任師長、團長。還利用各種關係，向國防部和聯勤總部，要了足夠裝備一個軍的槍械、車輛，然後立即奔赴四川。一面舉辦軍官隊，一面派員招兵，郭汝瑰很快就招滿了兩個師的兵員，加上同為陳誠派系的羅廣文撥給的一個師，七十二軍就成為四川境內的四個機動主力軍之一。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組建七十二軍的同時，任廉儒也以重慶川鹽銀行高級職員的身份，回到四川，與郭汝瑰接上關係。

直到這時，蔣介石還被蒙在鼓裡。當解放軍進入湘西，準備向四川進軍時，蔣介石飛抵重慶，召開守衛大西南的作戰會議。會後，親自召見了郭汝瑰，詢問部隊的作戰情況。當得悉解放軍由貴入川時，蔣介石又電令郭汝瑰為二十二兵團司令，直接指揮第二十一軍、四十四軍、七十二軍和三個獨立師，作為防堵解放軍進入四川的前哨兵團。並要求七十二軍在長江、沱江布防，以便蔣介石將其主力集中於成都附近，與解放軍決戰。想不到郭汝瑰已經剪除了七十二軍中的特務和反動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與任廉儒商定的計劃，於解放軍入川之際，在宜賓地區通電起義，破壞了蔣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計劃。

新中國成立之初，四川分為四個行政區，郭汝瑰被任命為川南行署交通廳長。1950年，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南京軍事學院，來電徵詢郭汝瑰是否願意前去任教。他欣然辭去川南交通廳長的職務，於1950年3月到南京軍事學院報到。這就清楚的表明當時上級並沒有按地下黨看待他，他的身份甚至不如力戰被俘的第11師師長王元直。在軍事學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後任合同戰術教授會教員，司令部工作教授會教學組長，軍史史料研究處副處長，併當選江蘇省政協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70年，南京軍事學院撤銷建制，年過花甲的郭汝瑰回到四川巴縣和重慶北碚定居。

郭汝瑰在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曾經與許多黨的幹部一樣，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在肅反運動中，因為一個教員胡亂編造假坦白交代的材料，致使郭汝瑰也被關押審查。郭汝瑰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放棄國民黨的高官厚祿，毅然投入革命陣營，反遭人誣陷為假起義的真特務。但他不管如何逼供誘供，始終不說假話。不久事情真相大白。當時任軍事學院政委的鍾期光上將親自向他賠禮道歉，並且讚揚說：“在軍事學院的肅反運動中，只有兩個半人沒有說假話，其中你是表現最好的一個。”

郭汝瑰對黨忠誠，也就敢於直言。肅反運動后，一些準備轉業的教員要求評軍銜，慫恿郭汝瑰起草一份給國防部長彭德懷的信。郭希望黨組織能接受肅反中輕信一些人作假坦白的教訓，在信中寫了幾句尖銳的話：“一些無恥之徒，希圖過關，假坦白，攀誣好人。一時滿城風雨，鬼影憧憧，逼得懸樑的懸樑，投水的投水。”這封信因一些同志嫌言詞過激，決定將分發徵求意見的列印稿全部收回。但有個覬覦者卻心懷鬼胎，把一份列印稿收藏起來。等到1957年反右派運動一來，就作為炮彈拋出來，說郭汝瑰惡毒地攻擊肅反運動。加上在南京市委召開的整風會上，郭汝瑰說了：“劉邦入關，約法三章；李世民尊賢納諫，從善如流，所以才能將政權鞏固了幾百年，我們要厲行民主法制，才能長治久安。”這些本來是正確的話，竟被說成“郭汝瑰攻擊共產黨連古代帝王都不如”。於是，一些原來是郭汝瑰部下的教員，都紛紛站出來批判他。軍事學院曾準備將他劃為右派，結果中央軍委批示：“情節輕微，不作右派處理。”郭汝瑰又逃過一劫。以極左路線發展至極端的“文化大革命”中，當時軍事學院軍事史料研究處的一位領導，為保護自己，裝出一副極左的面目，四處張揚說“我們處成分複雜”，動員一些學員在“點鬼台”上點鬼，把副處長郭汝瑰點成“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並讓史料處所屬六個級輪番批鬥。郭汝瑰見過人硬頂挨打，覺得自挨一頓打不值，批鬥時給他加上的罪名他都承認，於是就斗不下去了。軍院的造反派闖入郭汝瑰住處抄家，得知他的女兒郭相慰與他們同屬一派，不但沒有抄家，還與她握手連稱同志，弄得郭汝瑰啼笑皆非。由於造反派忙於內戰，再無暇顧及郭汝瑰，在挨了一陣批鬥之後，就被安排到軍事學院所屬的農場進行體力勞動，倒沒有遭受被關押、毆打等痛苦。

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1980年4月，郭汝瑰直接給中共中央組織部寫信，申述自己的全部歷史，反映多年的入黨要求，不久他所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警備區黨委接到了中組部的通知：“准許郭汝瑰入黨”，郭汝瑰才實現了自己的政治宿願。1981年，成都軍區黨委又根據郭汝瑰的優異表現，將他評為全軍區的優秀共產黨員。

郭汝瑰離休回四川定居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他主動給重慶警備區的幹部教授英語，不取分文報酬；重慶警備區組織民兵演習，他不顧年事已高，親自帶民兵爬山進行教練；組織上給他一筆錢修繕住房，他全部作為黨費上交了；成都軍區按副兵團級待遇，要他遷進一幢別墅樓，他仍然堅持住在北碚的一幢面積七十多平方米的平房裡；面對社會上追求享受的歪風日甚，他向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坦率進言：“希望從你自己做起，堅持用國產手錶的好傳統，不坐進口車。”他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經常告誡為政者不要忘記國民黨因腐敗而失敗的歷史教訓。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國家主席楊尚昆請他和鄧兆祥吃飯，他又直言不諱地進言說：“我們的部隊無論如何不能經商。國民黨軍隊就是因為軍官斂財，喪失了戰鬥力。”最令人肅然起敬的是，郭汝瑰以古稀之年，無權無錢之身，不惜東奔西走，殫心竭慮組織和領導有關專家，耗時十餘年，主編了一套洋洋六百餘萬言的《中國軍事史》和厚厚兩大本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填補了中國軍事科學研究的空白；並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近四十萬字的《郭汝瑰回憶錄》，給後人留下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郭汝瑰回憶錄》和由王鍾倫先生寫成的長篇報告文學《獨釣龍潭》先後出版后，台灣方面輿論嘩然，一些報紙不惜以通欄大標題，發表長篇文章：《一諜卧底弄乾坤，兩軍勝負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有些人在驚愕之餘，把一股怨水潑到郭汝瑰頭上，似乎沒有郭汝瑰“投共”，國民黨就不會敗走台灣。有的人甚至罵他為“叛徒”。對於這些流言蜚語，郭汝瑰得知后只是坦然一笑說：“戰爭的勝敗，決定於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參加共產黨，從來沒有跟國民黨干反共的事，說不上什麼背叛。何況，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場，說孫中山先生為叛徒，視鄭孝胥、張勳這些保皇派為忠臣，豈不可笑？不為國家民族利益著想而徒談忠義，只會助長專制獨裁，阻止社會進步。這是一種糊塗之論。”

郭汝瑰將軍有一子一女。女兒郭相慰從南京到重慶著名的風景旅遊區北碚中山路家中，祝賀父親九十大壽，與弟弟郭相操陪伴父親度過一段全家團聚的日子。辭別返寧時，郭汝瑰愛女心切，堅持要親自送女兒去重慶江北機場，不幸中途發生車禍，搶救無效，於1997年10月23日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麗的人生。

郭汝瑰早年曾經是共產黨員，后因為種種原因失去組織聯繫；在國民黨內，郭汝瑰有“身穿黃馬褂〈黃埔軍校〉,頭戴綠頭巾（陸軍大學）、“土木系”（國民黨軍十一師和十八軍）半個成員、陳誠的“十三太保之一”等諸多的護身符，是蔣介石的紅人，兩度出任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授陸軍中將。

大革命時期，郭汝瑰在其行伍出身的堂兄郭汝棟的幫助下，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入伍生訓練部（後轉入政治部）學習，學得一些基本的軍事常識。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軍校有著名共產黨員肖楚女、惲代英、熊雄等人授課。在他們的革命思想熏陶和影響下，年輕的郭汝瑰讀了李達編著的《馬克思》、《獨秀文存》、以及共產黨人辦的《嚮導》等進步書刊，逐漸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第二天，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武漢國民政府委員、軍校校務委員會委員的著名四川籍共產黨員吳玉章，根據中央抓軍隊的指示精神，召集郭汝瑰等四川籍學員談話：“現在形勢十分危急，蔣介石已經公開叛變，很可能進攻武漢，四川軍閥楊森有可能配合進攻。你們要儘快回到四川，想盡辦法讓郭汝棟阻止楊森出川攻打武漢；如阻止無效，可讓他待楊森出川后伺機攻其後方，促其崩潰；如也辦不到，則一定要郭汝棟不出一兵一卒幫助楊森。”

按照吳玉章的安排，郭汝瑰等人提前畢業，回到四川涪陵做郭汝棟的工作。當時的郭汝棟態度極為圓滑，既不同意阻止楊森出川，也不同意當楊森出川后打擊他的後方，只答應不幫楊森出兵進攻武漢。

郭汝瑰雖只得到一個不盡如人意的答覆，但總算沒有完全辜負吳玉章的信任和重託。此後，郭汝瑰就留在了郭汝棟部隊政治部做宣傳工作。他走街串巷，出入學校團社，寫文章，作講演，宣傳革命道理，一時間成了涪陵城內無人不知的激進人物。

1928年5月的一天，在郭汝棟部任少校團副的中共地下黨員袁鏡銘找到郭汝瑰，對他說：“根據你的表現和要求，現在，黨同意吸收你參加。你的黨小組長就是同團的上等兵邱志堅。”就這樣，郭汝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0年冬，郭汝瑰在堂兄的安排下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第二十四期學習。前後學習時間雖然不到一年，但日本軍隊的軍事思想、軍事制度、連隊教育和練兵精神，使之獲益非淺。“九一八”戰爭的隆隆炮聲，驚醒了郭汝瑰想在日本“學點本領”的幻夢。郭汝瑰等一批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的中國留學生，為抗議日本侵佔東北而憤然放棄學業，毅然於1931年11月返回祖國共赴國難。

回國后的郭汝瑰通過郭汝棟的關係進入了陸軍大學第十期學習。在陸軍大學的三年，他如饑似渴地把戰術、戰史、參謀業務、鄰邦軍備、野戰築城、諜報勤務等必修課學得細緻深入，觸類旁通。對馬術、汽車駕駛、飛機駕駛也有所涉及。同時他還自修日文、德文，從而在日、德兩個當時軍事強國的戰史寶庫中吸取了較多營養。

郭汝瑰到職后不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38年7月，郭汝瑰作為剛升任的五十四軍參謀長參加了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主持召開的保衛武漢的作戰會議。會上，郭汝瑰公開對陳誠的作戰方案提出反對意見，他以南京失守的經驗教訓對比分析武漢的作戰情勢，提出了“保衛武漢又不戰於武漢”這個新的戰略防禦方案。他的方案得到了參加會議的中央軍和雲南部隊的一致贊同。陳誠不但沒有因為郭汝瑰的唐突而感到不快，反而對他的這個“不重核心而重外圍”的方案拍案叫絕，並採納了他的方案。果然不出郭汝瑰所料，武漢戰役從戰爭的一開始就按他的設想有條不紊地進行。

武漢保衛戰顯示了郭汝瑰的卓越軍事才華。戰爭一結束，郭汝瑰就升任第二十集團軍參謀長，1941年出任暫五師師長，1943年回到由蔣介石欽定的軍界精英組成的重慶國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員。1943年3月，鄂西會戰結束后，蔣介石和陳誠更加器重郭汝瑰，1944年派他以副武官的身份赴英國考察，1945年3月回車后出任軍政部軍務署副署長兼國防研究院副院長。

1945年，希特勒德國已經徹底失敗，日本也是敗局已定，蔣介石開始著手研究如何剪除共產黨這個心腹大患。軍政部幾經策劃，拿出了一個方案：首先防止日本投降后，武器裝備落入八路軍、新四軍之手；其次，立即裝備胡宗南兩個軍、傅作義一個軍，於日本投降后搶先進入天津、北平、張家口一線，阻止八路軍、新四軍東進；最後，由西南、華南抽調重兵，由平漢、津浦路北上，進逼華北解放區。這就是由郭汝瑰主編、一共只准列印十三份、且底稿已在軍務署辦公室主任李文倫少將親自監督下銷毀的《國軍戰鬥序列》。

蔣介石做夢也不會想到在軍統、中統特務多如牛毛、軍警嚴密把守的重慶，自己的愛將郭汝瑰卻通過任廉儒將這份絕密情報轉交給了董必武。因此，在日本戰敗投降后，正當蔣介石、何應欽、陳誠、顧祝同等人打開《國軍戰鬥序列》，策劃對八路軍、新四軍進攻時，南方局領導人周恩來和延安總參謀部的毛澤東、朱德，也對著同一本《國軍戰鬥序列》盤算著對策。正是因為有了這份情報，中國共產黨才果斷地向等待國民黨軍隊接收的日本軍隊發動進攻，這一提前行動使中國共產黨得到大量武器裝備和地盤，迅速壯大了自己的軍事實力，並在隨後的上黨戰役、平漢戰役中挫敗了國民黨軍打通平漢路的計劃，為延安總部調兵遣將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1946年以後，由於陳誠的保舉，郭汝瑰官運亨通，一年之內連連升遷，自總參謀部辦公廳副廳長到國防部第五廳廳長再到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1948年7月第二次擔任此職），后又隨顧祝同到徐州擔任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進入了國民黨最高軍事決策機構，掌握了國民黨軍隊行動的最高核心機密。

1947年5月12日晚，郭汝瑰和陳誠等人被召集到蔣介石官邸研究山東戰場情況。就在當天深夜，郭汝瑰向任廉儒詳述了蔣介石山東戰場的部署情況，並特彆強調國民黨整編七十四師是國民黨的五大主力之一，務必要格外提防。正是由於郭汝瑰的提前提示，5月16日，陳毅指揮的華東野戰軍集中優勢兵力，在孟良崮一舉全殲國民黨整編七十四師三萬餘人，擊斃敵師長張靈甫。

郭汝瑰在徐州陸總參謀長任上還做了另一件大事，就是把中共打入敵人內部、已是國民黨中將的張克俠調任為徐州城防司令。正是郭汝瑰布下的這個“棋子”，在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之一的淮海戰役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10日，張克俠、何基灃等在萬年閘率部起義成功，從而為蔣介石開放了台兒庄至微山湖的運河防線，使徐州的東北大門洞開，讓解放軍得以直搗徐州，並切斷了黃百韜兵團撤守徐州的退路，為蔣介石的徐蚌戰略決戰率先敲響了喪鐘，從而加速了淮海戰役的進程。

從1945年重新與黨聯繫上開始，郭汝瑰拋棄唾手可得的榮華富貴，以“白皮紅心”的方式在國民黨的心臟部門進行特殊的戰鬥達四年之久，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報，其中包括：重點進攻山東計劃、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國民黨軍在大別山的調度計劃、解圍兗州計劃、解圍長春計劃、解圍雙堆集計劃、1948年11月底國民黨軍江防計劃、武漢、陝甘、西南等地區的兵力配備序列等，為人民解放軍迅速打跨國民黨軍隊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根據黨的指示，1948年12月24日，郭汝瑰趁何應欽離職、徐永昌就任國防部長的機會，遞上引咎辭職的報告，請求辭去第三廳廳長之職。

之後，幾經周折，蔣介石在下野前夕，任命郭汝瑰為七十二軍軍長，並命令他儘快重建這支部隊，立即開往四川。七十二軍原屬邱清泉第二兵團，淮海戰役中大部被殲，突圍中跑出官兵千餘人，這是一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故蔣決定重建之。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召集全軍團以上軍官會議，公布了《起義告官兵書》，向全國發出了起義通電，並通知所管轄的區域同時起義。起義的通電一公布，遠在台灣的蔣介石氣得渾身發抖，捶胸頓足，連聲罵道：“娘希匹，郭汝瑰……”

第二天，郭汝瑰率所部一萬三千餘人在宜賓起義，將解放軍十八軍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率領的大軍迎入宜賓城，使宜賓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美國一家報紙曾不無幽默地發表一篇題為《一諜卧底弄乾坤，兩軍勝敗已先分》的文章，其中講道：“郭汝瑰以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的身份，為國府‘運籌帷幄’之中，卻讓中共決勝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