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本

[book of rubbings]用紙緊覆在碑碣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紋上，用墨或其他顏色打出其文字、圖形來的印刷品。墨色深黑有光的叫烏金拓；淡而勻凈的叫蟬衣拓。用硃色打拓的叫“朱拓”(拓片裝訂成的本子)。

1.用紙緊覆在碑帖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紋上，用墨或其他顏色打出其文字、圖形來的印刷品。墨色深黑有光的叫烏金拓；淡而勻凈的叫蟬衣拓。用硃色打拓的叫朱拓。傳世拓本以敦煌石室所出之 唐 初拓《溫泉銘》及《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為最早。都有影印本。宋 曹士冕 《法帖譜系·雜說上·臨江戲魚堂帖》：“元佑 間，劉次庄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刓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清龔自珍《跋<張司直從申元靖先生碑>》：“今日石亡，更為拓本增價矣。”馬南邨《夜話·米氏三園》：“好幾位同志看了《宛平大小米》以後，頗感興趣。有的很熱心查訪 米氏 故居和各種遺跡，有的還寄來了有關的文物拓本。”

2.指打拓文字或圖形。宋王安石《和董伯懿詠裴晉公平淮西將佐題名》：“君曾西遷為拓本，濡麝割蜜親劘揩。”宋樓鑰《跋汪季路所藏<修禊序>》：“焚膏繼短晷，拓本手不停。”

凡摹拓金石、碑碣、印章之本，稱為“拓本”。其用墨色拓印的，稱為“墨拓本”，用硃色拓印的，稱為“朱拓本”。而最初摹拓的，稱為“初拓本”，初拓本字跡清朗，人以為貴。

拓本有兩種拓法。據葉昌熾《語石》說，用白宣紙蘸濃墨重拓，拓后砑光，黑可鑒人，稱為“烏金拓”。用極薄紙蘸淡墨輕拓，望之如淡雲籠月，稱為“蟬翼拓”。

拓本實物最早見於唐代。

拓本的名目很多，以時代而論，時代較早的拓本稱唐拓、宋拓（北宋拓、南宋拓）、元拓、明拓、清初拓、乾隆拓等，稍後的嘉道拓、咸同拓、光緒拓、民國拓等。倘原石久佚，存世僅一本的拓本稱“孤本”；僅存數本的拓本稱“珍本”，損泐較少的早期拓本稱“初拓本”；某某字未損的所稱“某某字未損失”；出土時初拓的稱“出土初拓本”等。

唐代碑拓

唐拓，如今存留的唐拓本極少，僅有的唐代碑拓，有柳公權的《神策軍碑》、《金剛經》、及歐陽詢的《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 《神策軍碑》。全名《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崔鉉撰，柳公權書。楷書。唐會昌三年（843年）立。原碑立於唐禁內，不能隨便椎拓，又早佚，故流傳極少。碑石大小不明。拓本已裝裱成上下二冊，只存上冊27開。下冊早已失傳。上冊僅至“來朝上京嘉其誠”之“誠”字止，為碑文之前半，以下缺。此碑記述武宗（李炎）巡幸神策軍事，由於此碑是奉聖旨所立，所以柳公權特別鄭重其字，每字的筆畫都竭盡心力，故此碑的風格特別端莊嚴肅，為今傳柳公權書中最佳者之一。此碑拓本本世紀中葉，曾一度流於香港，1965年在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下，以重金購回，現為北京圖書館收藏，成為顯赫於世的瑰寶。此碑較《玄秘塔》碑文更為精練蒼勁，摹刻精工，雖是拓本，無異真跡。成為學習柳書的極好範本。有譚敬影印本，藝苑真賞社翻印本，又有文物出版社珂羅版影印本。

代表

柳公權《金剛經》，此經全名為《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楷書。唐長慶四年（824年）四月刻。原石早佚，僅見複製品。現有甘肅敦煌石室唐拓孤本傳世，一字不損。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為法國人伯希和弄走，現藏法國巴黎圖書館。於敦煌發現的是卷裝唐拓，但此種拓本的紙墨，都未必是當時的精工之作。柳公權所書的這本《金剛經》，當時的人都非常愛好。當他還在世時已經數次被人模刻。可見“柳體”是何等的權威和名重。此《金剛經》刻石，是當前所能見到的柳公權書寫的最早的一種刻石。柳公權書寫此刻石時年47歲，可以說是年富力壯時的得意之作。同時也反映了“柳書”的前期面貌。“敦煌本”有羅振玉《墨林星風》本，有正書局《石室秘寶本》和中華書局、文明書局、文物出版社影印本。

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簡稱《化度寺塔銘》，李百葯撰，歐陽詢楷書。貞觀五年（631年）立石。正書。原石久佚，宋以來翻刻本甚多。此碑無一字不佳，是歐書的第一代表作。有人把它比作王羲之正楷的化身。《宣和書譜》說“化度寺石刻”，其墨本為世所重，南宋書家姜夔說：“化度勝於醴泉，駸駸入於神品。”《化度寺碑》的妙處，在於嚴勁縝密，神氣深隱，具有體方筆圓之妙，有超塵絕世之概。同時，此碑模勒之工，非後世所及，故稱楷法極則。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敦煌石室曾發現唐拓本，為法國人伯希和攜往國外，分存於法國巴黎圖書館、英國倫敦博物館。近幾年敦煌石室，發現一個殘本，存236字，摹拓頗精彩。一般人所稱道的《化度寺碑》，多指遺落在宋時的唐原石，其臨模鐫石的確精絕。可是後人誤把宋人翻刻的當作唐朝原石，仍聲稱唐石宋拓，這主要是翁方綱的錯誤。宋時有人依據宋拓本翻刻，以後陸續翻刻甚多。傳世拓本中，唯吳縣吳氏歐堂藏成親王舊藏本是原拓孤本，今藏上海圖書館。影印本極多，如今一般所見的影印本，為李宗瀚所藏，商務印書館印的。

以上歐陽詢的《化度寺》，柳公權的《神策軍碑》、《金剛經》，都是用紙質堅韌的薄型藏經紙，以佳墨捶拓，墨光紫黝可鑒。

其實，較可信的唐拓本有李宗瀚的“臨川四寶”，即：唐虞世南《夫子廟堂碑》、唐褚遂良《孟法師碑》、唐魏棲梧《善才寺碑》、隋丁道護《啟法寺碑》。

宋拓拓工

傳世的各種宋拓碑帖，拓工十分講究，紙墨都十分精良。首先以宋紙來說，其紙達到高度的程度。紙的品種很多，其中主要的大凡有澄心堂紙、金箔紙、越竹紙、白麻紙、麻布紋紙、闊羅紋紙、闊簾紋紙、桑麻紙等多種。用什麼紙，其紙的厚、薄，根據捶拓需要而加以選擇。有用薄紙作淡墨拓，有以厚紙作重墨拓，拓法有擦墨拓，有撲墨拓。就宋麻紙來說，真正的宋紙，不是純白色，而略帶微黃，韌性較大，所以能耐久，宋拓所用的好紙，濃墨拓時是捶的，露紙紋（這種拓法，唐早期已有。唐用宣紙，薄而韌，揭起一角，堅而不裂能復原；外表舊色里必新，即真古紙）燈光下反光時，可見字體筆畫邊緣呈立體感；這種拓可保持字的原狀，不使字形走失。摩崖或較大的碑碣就不能捶而是拓。宋拓在拓工上還有一道工序：即在拓本上刷上川蠟，觀賞時，本子摺合一半，即可見到表層白色的。亦有唐拓本在宋時後補刷蠟。淡墨拓直刷，操作簡便，墨色不光亮。

墨拓法

這些摩崖和較大的碑碣，用墨也較粗，可用刷子刷拓。在用墨拓法方面，可分為三種：一種是一般的拓法，用墨乾濕、濃淡適中，拓出來的拓本也十分清楚；一種是烏金拓，用極好的墨，拓出來極黑並很光亮。這種烏金拓大多適用於石面平坦和字口清楚者，若有石花和石面不平，就用一般拓法即可；一種是蟬翼拓，用極薄的紙，較好的淺墨，或者捶，或者拓均可。這種蟬翼拓本，近看如雲煙飄渺，遠處看神完氣足。一般字形較小，石花又多者適合於蟬翼拓。這三種拓法在宋時拓工極精，可是宋以後拓工就較差了。由於宋拓拓工精良，故用重墨者拓出的效果極佳，可謂沉靜黝黑，鋒棱畢露；用輕墨拓出來的拓本，清淡雅潔，毫髮皆現，這種精工拓法，歷來為後人拓墨皆效仿之。故歷來就有唐摹、宋拓一代絕藝之美稱。

價值

精美的宋拓本，可謂是價格連城。如宋黃庭堅云：“孔廟虞碑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孫承澤《庚子銷夏記》云：“宋拓《大觀帖》有黃、白紙二種，所見不一……按此帖在宋時莆田方楷曾以百萬購之不得。”正因精工的宋拓本，其價格如此昂貴。這樣一些書商帖賈為了牟取暴利，用各種手法作一些手術，造假來冒充宋拓，將一些新拓本，用好紙好墨拓出，用蒸薰法（用煙薰）加工作舊，似乎成為一千年前或八九百年前的東西。具體的作法，即在紙上刷上黃褐色，再經蒸后，放在潮濕之處，使其發霉，成霉霜，再經通風，使潮氣吸干。通過以上幾道手術，就加工成“宋拓”的模樣。再經裝裱，加上外套，用宋或明錦加以裝潢，這就可充當“宋拓”。可是儘管書商帖賈，作偽技術多麼高超，但瞞不過鑒定家們的慧眼。

總的來說，據不完全統計，如今全國遺存下來的宋拓本為數不多，但總數要遠遠超過唐拓本。這些傳世的宋拓本中，一般來說帖多碑少，碑中以漢、唐碑居多，尤其是唐碑更多，如唐碑有《黃庭堅書此君軒詩刻石》、《虞恭公碑》、《九成宮醴泉銘》、《懷仁集王聖教序》、《多寶塔碑》、《道因法師碑》、《東方朔畫贊》；及秦漢有《石鼓文》、《泰山刻石》、《孔宙碑》、《華山廟碑》、《史晨碑》、《劉熊碑》，曹魏《範式碑》，吳氏《天璽紀功刻石》及宋拓《大觀帖》卷七等。

元代興於蒙古，以武功滅了金、宋，統一了中國。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部由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統治之下，也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特殊階段。在元代統治九十三年間，大部分時間忙於打仗，擴充版圖，故在文化上顧及較少。文化方面，上不及宋，下不如明。雖有立碑，也有拓本，但拓得不好，沒有什麼特色。如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幾經專家的鑒定為元拓本。在此拓本尾有袁林跋曰：“相傳‘珠稱夜光’一行泐於宋元之間；不泐者世稱宋拓，此本‘珠稱夜光’一行已泐，平齋先生題為宋拓，未免過矣。壬寅年予得王文敏所藏兩本，皆宋拓不泐者，然字已多漫漶，不及此本清晰，蓋已經後人洗剔，據王孝禹觀察云：即如此本，世已不可多得，故猿叟贊之也。”此《智永真草千字文》拓本，經鏡菡榭嗣主張效彬（字瑋）收藏，標明為元拓《智永真草千字文》。

紙張要求

明拓也比較講究，一般均按宋拓的具體要求來捶拓。紙、墨也比較講究，但總的來說，遠不如宋拓那麼十分周密精到。由於明朝造紙業十分發達，紙的名目頗多，有黃棉紙、皮紙、紅筋羅紋紙、太史紙、連史紙、白棉紙、鏡光紙等。這些紙一般來說比宋紙要薄一些，但紙質堅韌，紙色或黃或白，一般淡黃色居多。至於墨，除了由宋墨遺存下來外，明代造墨法十分講究，墨色烏黑，但總的來說遠不如宋代的墨精良。

至於明代的椎拓大多仿宋法，捶拓碑刻一般採用質地堅厚的紙，拓墨濃重。拓帖，一般用或黃或白色的紙，拓墨淺淡或濃。除此之外，明代在拓墨方面，尚有搗煤和膠拓。俗稱煤拓。這種煤拓法大多用於捶拓較大的碑刻，尤其適用於摩崖，如山東掖縣（現改為萊州市）雲嶧山諸刻石，鄒縣的四山（葛山、鐵山、尖山、崗山）的摩崖刻石，顏魯公的《大唐中興頌》、吉林的《好大王碑》等，因捶拓時既費時又需要大量的墨，這樣就往往採用煤拓。因煙煤易脫落且污手，故後來除蜀中拓碑仍沿用煤拓外，一般則很少運用。

以上談到唐拓、宋拓，固然為世人所推崇，但其數量很有限，這些珍貴的拓本，又視為瑰寶，一般人難以見到。可是，明拓相應來說還比較多，各大、中、小型博物館、圖書館，全國各地的文物商店，幾乎都有收藏，不過收藏的數量參差不一而已。這些明拓的碑版中，以漢代的碑刻、六朝碑誌、唐碑的拓本居多，尤其以漢碑最多。至於刻帖方面，明代刻帖尤為盛行，當時就有為數不少的明拓本，存留至今很是貴重。現將明拓的一些碑刻法帖舉例說明。

明拓《東漢曹全碑》，全稱《 陽令曹全紀功碑》，立於東漢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碑文記載曹全做西域戍部司馬和 陽縣令時的一些事迹。《曹全碑》於明萬曆初年在陝西省 陽縣（今合陽縣）莘里村出土。后移存 陽縣孔廟，1956年移置西安碑林。據沈樹鏞《漢石經室金石跋尾》所記，此碑出土時最初拓本“因”字未損，但此拓本極少見。相傳在明末時碑石中斷，亦有人認為於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后斷裂，一般人們所見到的多為中斷後之拓本，裂紋橫亘在首行第三十八字“商”斜穿至末行第二十二字“吏”。北京市文物商店所收藏的明拓《曹全碑》，為未斷明精拓本，系鑒賞家王敏舊藏，紙墨醇古，字跡光潔，既是一件珍貴的歷史文物，又是書法愛好者學習書法的好範本。

明拓《史晨碑》，此碑兩面刻，統稱《史晨前後碑》。前碑建於東漢建寧二年（169年）三月；后碑建於建寧元年（168年）。均為隸書。現存山東曲阜孔廟。前後二碑如出一手，筆致古厚樸實，端莊遒勁。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明拓《史晨碑》，此拓本行三十六字，當為明初拓本。

明拓《張遷碑》此碑立於漢靈帝中平丙寅（186年），碑不知何時埋沒土中，至明初山東東平農民犁地時在地下掘出，遂為官府移置州學，1964年移藏泰安岱廟炳靈門。碑石精整完美，碑文為隸書陰刻。碑字書體樸厚雄強，為東漢碑刻隸書的代表作品之一。此碑傳世拓本，多為晚清時拓，舊拓稀少。北京市文物公司所藏《張遷碑》拓本，為王戟門舊藏明代中期拓本，已剪裱成冊，拓本為白棉紙干墨鋪拓，紙地堅韌，墨氣渾古，字畫豐腴，沒有絲毫塗墨和填補，裝裱時也未改變字口，如實反映了碑石文字的本來面貌。使人臨摹時頗有筆法可尋。

明拓《張猛龍碑》，北魏正光三年（522年）立，正書。多別體字。如今山東曲阜孔廟。此為張猛龍之頌德碑。書法勁健雄俊。《平碑記》云：“書法瀟灑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此碑書法已開唐楷之先河，雖筆法與《賈使君碑》、《高貞碑》、《崔敬邕碑》相近似，而結體茂 密，變化多方，則首推《張猛龍碑》。中國歷史博物館所收藏的明拓《張猛龍碑》紙、墨均好，墨色好，紙也舊，故行家和鑒賞家一見就鑒別為明拓本。不但紙、墨都好，而且考據也全，“冬溫夏清”四字未損，這就是明拓依據。此為明拓好本，不易多得，此碑一般不拓碑陰、碑額，其明拓本一般都如此。它是魏碑三大系（張猛龍碑屬方筆道；鄭文公碑屬圓筆道；龍門造像記屬方中方筆道）屬於方筆道。故此碑成為研究魏碑的重要資料。

明拓《龍藏寺碑》，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均有明拓善本收藏。隋開皇六年（586年）刻，如今河北省正定。無撰書人姓名，但據宋歐陽修《集古錄》載，為張公禮撰。楷書。有額，碑陰及兩側均刻題名。此碑無北魏寒儉之風。其字體結構樸拙，用筆沉摯，給人以古拙幽深之感。書法寬博秀麗，為歷代論書者所重。中國歷史博物館所收藏的明拓本，裝裱成冊，冊後有張廷濟、趙烈文題跋。此本可考之最早收藏者為明末清初之曹溶，次歸吾進，次歸秦褧孫，后歸陳劍伯。此明拓本，文字清晰，筆畫保存亦較完好，如“路遠”、“斯起”、“雹草”、“九門張公禮”等字猶存，為明拓本之確證。從書法藝術而言，該碑承漢晉草隸，下開唐朝楷書先河，為研究書法發展史的重要資料。

清初拓

清初時期的拓本，沿襲明代拓法，幾乎與明末拓相似，故有些鑒定專家，把清初拓充為明拓。如北周《華山廟碑》，又名《華岳頌》，天和二年（567年）立，如今西安碑林，萬紐於奉敕撰，趙文淵隸書。額篆書題“西嶽華山神廟之碑”，刻成二行。明郭宗昌等評此碑“盡緬古法，淺陋鄙野”。此碑一破漢至唐一般規範，即有此碑的撰、書者姓名。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有《北周西嶽華山廟記》，原說明拓，紙、墨都不夠，幾經專家們鑒定為清初拓為妥。

清朝以乾隆拓本為最精，連康、雍時期的拓本都比不上乾隆時期的拓工好。因乾隆時期特別講究拓碑帖所用的紙、墨，這時的紙墨遠遠超過康熙時的紙、墨。其墨的成分較細，遠超過明朝，其原因之一，因明朝遺留下一些好墨，乾隆時期，除了用極好的墨作原料外，又揉入明朝的墨。由於舊墨新筆，寫出的字既光亮又烏黑。由於乾隆時期的墨超過元、明又極講究拓法，故乾隆拓本十分精美。尤其是乾隆時期的墨，用作烏金拓，那是最為寶貴的。如《三希堂法帖》的初拓本，都是一些漆黑髮亮的佳拓本。用這批初拓的最佳拓本，賞賜給一些大臣，也許有幾十部或一二百部。捶拓時使用乾隆最好的墨，石面光滑，採取烏金拓，其拓本可謂光耀照人眼目。

乾隆拓代表作

《唐蕃會盟碑》 此碑在西藏拉薩大昭寺門前，又叫舅甥和盟碑，碑立於長慶三年（823年），正面刻漢藏兩種文字。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乾隆拓本，此拓本僅存正面文字及左側題名，現裝裱成冊，共二十九開，每開六行，行九字。此碑現存拓本，最早者為乾隆年間所拓，此拓雖不全，但是一個早期拓本，文字比較清晰。此碑自公元823年樹立后，至今一千餘年，為漢藏兩族親密關係的歷史見證。

嘉慶拓 嘉慶時，墨較差，拓工又不精緻，所以嘉慶拓法，一般沒有什麼突出之處。即墨色不好，拓工也不甚精良。越到後來，如咸同、光緒等拓本，可以這樣說每況愈下，故自嘉慶以後，其拓法不甚突出，連乾隆時期一般的拓法也不如。

西漢《萊子侯刻石》，該石刻於新莽天鳳三年（16年），是截止當前所發現的西漢刻石文字最多的一種。內容記載萊子侯贍族封田勒石戒孫之事。此石原在山東鄒縣虎山下，乾隆十七年為王仲磊最早發現，嘉慶二十三年顏逢甲再訪得后移置孟廟齋宿房，1974年移置啟聖殿，嵌於新築磚牆中。隸書，七行，每行五字，共三十五字。行有直界，四緣飾斜紋，右側余石處，刻有孫生容行書獲石題記三行。新莽時期的文字書法遺存傳世甚少，此為新莽時期的重要刻石。北京市文物商店、故宮博物院、北京圖書館等均藏有為數較多的嘉慶間初拓本，彌足珍貴。

清代法帖

清拓本還往往包括著較多的清代法帖在內。清代書法，前期基本上承明代舊風，崇尚帖學。清代的帖學不僅以晉之二王為法則，連宋的蘇、黃、米和元代的趙子昂亦包括在內。這時期刻帖盛行，較為著名的刻帖有乾隆內府刻的《三希堂法帖》、《墨妙軒法帖》（又稱《續三希堂法帖》），初拓本大多為烏金拓，墨色烏黑髮亮。又有清乾隆三十三年曾恆德刻《滋蕙堂法帖》，嘉慶六年湯銘摹刻的《寄暢園法帖》。清初尤永福摹鐫的《秋碧堂帖》。同治五年孔廣陶撰的《岳雪樓鑒真法帖》。康熙二十九年由沈荃等奉旨模勒上石的《懋勤殿法帖》。清馮銓摹集的《快雪堂帖》，嘉慶十年成親王永瑆撰集的《詒晉齋法帖》。康熙二年卞永譽撰集的《式古堂法書》。清乾隆年間孔繼涑摹刻的《玉虹鑒真帖》。清乾隆五十四年畢沅撰集的《經訓堂法帖》。潘仕成集刻《海山仙館叢帖》等。這些拓本用紙除了陝西的皮紙、白棉紙、連史紙、竹紙等仍沿用外，尚有新生產的料半宣紙，呈黃、白二種色彩，還有桃花紙、朝鮮皮紙、六吉棉連紙、洋連紙等。一般來說清初拓以白棉紙作重墨拓。乾嘉時大多用黃色宣紙作淡墨拓，也有用料半白宣作重墨拓，清末以雙倍墨仿明拓。

碑誌與刻貼

清拓其中一部分是新出土即拓的碑誌和清代的一些刻帖，雖拓本的時間相應來說較晚，但它們是一些初拓本，也是很珍貴的。如清代新出土的碑誌拓本有，清乾隆五十七年發現的西漢《萊子侯刻石》、清咸豐二年發現的東漢《三老諱忌日記》、清宣統三年出土的《朝侯小子碑》、光緒三十六年發現的《池陽令張君碑》殘字，清代陸續出土的《三體石經》，清道光二十七年訪得的《封龍山頌》，清光緒二十七年出土的《孟琁殘碑》，清道光年間出土的《李孟初碑》，乾隆己酉出土的《範式碑》，清乾隆癸丑訪得的《任城太守孫夫人碑》，清道光末出土的《郛休碑》，乾隆四十三年出土的《爨寶子碑》，清雍正年間出土的《刁遵墓誌》，1880年發現的《好大王碑》，清嘉慶十一年出土的《高貞碑》，乾隆年間出土的《敬史君碑》，清嘉慶間出土的隋《元公墓誌》、《姬夫人墓誌》等。

清末民初，金石學再一次高潮復起。北平琉璃廠的鐫碑行業正是在這個時期處於鼎盛期，大小鐫碑鋪和以鐫碑為業的刻字鋪有10幾家，但歷史悠久的唯屬西琉璃廠的翰茂齋和東琉璃廠的龍雲齋最著名。同期也湧現出了眾多的碑帖鋪，如隸古齋和慶雲堂等等。民國時期的拓工，鐫刻技藝精湛，通曉各種書體，吸收了明清拓本的經驗，使傳統的碑拓技藝得到發揚。

代表作品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為撰寫《北平志》, 在對北平及近郊廟宇碑碣的調查工作中，歷經三年搜集的金石拓片是有史一來有組織調查中最系統，最完整的一次。其中調查的金石碑刻上至遼金元三朝，下至明清民國歷代，基本上體現了截至到民國時期北平現存廟宇碑刻的現狀。琉璃廠翰茂齋由於技術精湛，與幾家競爭后被邀請參與並負責了廟宇碑碣的摹拓工作。

1936年, 國立北平研究院在此基礎上出版了《北平廟宇通檢》 和《北平廟宇碑刻目錄》 。據史學研究會報告記載：“自十九年三月派員開始調查工作，所拓碑碣鐘磬等（含外五區，內六區，國子監，東獄廟，房山西域寺西山石佛寺等），截止至二十二年一月八日共拓碑碣鐘磬一千四百三十六份。”

這批印有“國立北平研究院傳拓章”和“琉璃廠翰茂齋李月庭拓本”標記的金石拓片，后隨史學研究所移至台灣，現存於台灣傅斯年圖書館拓片室。這批拓片保存完好，管理有序。通過網路登錄傅斯年圖書館網站，可以檢索到這些拓片。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和北京首都圖書館也有少量館藏。

這些拓片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國拓本，同時也是研究民國史的重要史料。

研究領域

歷代以來，拓本一直是金石學、考古學和收藏家的重要研究對象。著錄和研究碑刻的學問稱為金石學，始於北宋歐陽修（1007——1073）所著《金石學》編輯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銘文和碑刻，為碑帖拓本的考古和收藏者耳熟能詳。歷史文獻在今天不斷豐富中，古代碑刻浩如煙海，著錄必有遺漏。如歐陽修，即便離他很近的隋朝唐初，至他編錄《金石學》也已有四百餘年，加之，古中國幅員遼闊，交通、信息的嚴重閉塞，又加之，雷電風雨對碑刻的剝蝕、人為的毀壞，漸漸使之烏有。因此，過分依賴著錄對拓本的考古、研究和收藏無異按圖索驥一樣不可取。

“賜本”是拓本中的一種，為皇家所刻，專門賜給大臣。如宋代《淳化閣帖》、清代《三希堂法帖》等。另外，還有一種蟬翼拓本，用墨淡雅，拓文清細，猶如蟬翼，為宋代所創造。明代有撲拓的“淡墨本”與擦墨的“誘墨本”。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間，又創“烏金拓”和“媒粉拓”等。

木里包含此條命如何鑒別

鑒別拓本的真偽，要經常注意觀察、研究碑帖拓本，並熟悉某些碑帖特徵，如果有文史、地理基礎知識，則學可速成。初學之時，如果熟悉歷史年號，那麼根據碑誌上的年款即可斷代。此外，根據隸、草、行、楷等書法的發展軌跡及其在碑誌上的表現，也可作為斷代的依據。

孰知歷朝避諱字。可參考陳垣的名著《史諱舉例》。唐始缺筆避諱，避“淵”字，而從唐代原樣不動錄下的宋人無名氏書《景福殿賦》卷里，“淵”字並不缺筆避諱。避“虎”字不避“虢”字，而“虢”字有“虎”字旁；敦煌本中的三個“虢”均以墨塗之。避“丙”、“炳”、“秉”和“建”、“成”、“城”字，而在同一墓誌銘文中諱與不諱並存。避“世”、“民”二字，而有的只避“民”不避“世”。由此可見，唐代臣民於君諱可諱而不可諱。在《唐以後歷代帝王避諱名表》里：“唐制不避嫌名，二名不偏廢，避諱之法本寬，然避諱之風甚。”刻石上的避諱字能提供鐫刻年代的佐證，在拓本上的塗墨、摳挖等修改避諱字則可斷定拓本產生的最晚年限。不論古代文書和碑帖拓本等，如無當代避諱必是贗品無疑。總之，避諱字是鑒定拓本重要、可靠的行之有效的考證依據。

熟知拓本用紙，對於鑒別拓本的真偽大有益處。麻紙，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歷經七百餘年，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麻紙以麻、破布、稻草為原料，品種應該有六種，即：厚麻紙、薄麻紙、粗麻紙、細麻紙、黃麻紙、白麻紙。其紙紋間距不等，有的橫紋，有的豎紋，有的橫紋和豎紋相交。隨著朝代、產地、生產批次不同而有所變化，但卻有一個共同的辨別方法；麻紙生產原始，不添加硫酸，因此肉眼可辨別出紙張的麻纖維、草和布絲。粗厚麻紙甚至還能看到麻繩頭。宋代拓本紙張多為黃麻紙。明代造紙，已經使用硫酸，出現白棉紙，以破布、舊棉絮為原料漂白製成紙漿，纖維短而無結，厚薄均勻，色白不亞於宣紙。清代康熙年拓本用“棉連紙”，清代中期製造出了一種最薄的紙，名為“凈皮”，是拓銅器、玉器、甲骨的好材料。宋代濃墨的拓本，墨色不完全為黑色，微微有些泛藍，紙的紋理清晰可辨，而淡墨的宋拓本是用淡墨直刷下來的，顏色淺淡，不光亮，有些地方似乎還有刷痕。明拓本大多用煙青拓，墨色顯得粗重厚實，紙紋已露不出來了。清代的拓本，從墨色上看有兩種：一種是用墨的，看起來有光澤，顯得活，這種拓本較為稀少；另一種是用黑煤煙子拓的，看起來發滯，沒有光澤。鑒別清代拓本時，如果摸起來手指沾著黑色，說明年代較近，手指不能沾上黑色說明年代較早。

鑒別拓本，首先要看是否為原石，紙與墨是否相吻合；其次看其字之精神和損壞情況；再次看題跋、印章是否與拓本相吻合，如題跋印章可靠，便是善本。

拓本的年代愈早儲量愈少愈有價值。已處於枯竭邊緣的唐拓本，已經無法用價格來體現它的價值了。古舊拓本，如今已很難收集到。名氣大的或經前人著錄過的拓本，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價值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