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楚條約

從16世紀後期沙皇伊凡四世時開始，俄羅斯開始對西伯利亞和遠東的擴張殖民過程。

1636年（明崇禎九年，后金天聰十年；清崇德元年）俄羅斯人到達鄂霍次克海，征服了西伯利亞。這個地區成為了俄羅斯人的殖民地。

從17世紀中葉起，沙俄侵略軍越過外興安嶺，侵入中國黑龍江流域，燒毀村莊，殺掠人民，搶奪糧食和貂皮。

當俄羅斯的勢力接近清朝的中國時，便發生了軍事衝突。

1652年（清順治九年），俄國人東入黑龍江，“駐防寧古塔（今黑龍江省海林縣）章京海色率所部擊之，戰於烏扎拉村”。這是中俄之間第一場戰鬥。

1657年（順治十四年），俄羅斯帝國派正規軍在尼布楚河與石勒喀河合流處建立了雅克薩城與尼布楚城。之後中俄之間發生多次外交和軍事上的衝突。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清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亂”后，派將軍朋春5月22日從璦琿起兵三千人，5月25日攻入雅克薩。之後清軍撤軍而俄軍捲土重來。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清軍兩千再攻雅克薩並圍城。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俄軍首領托爾布津被擊斃，俄軍傷亡慘重，雅克薩城指日可待。這就迫使沙皇政府“乞撤雅克薩之圍”，並派戈洛文為大使，前來中國舉行邊界談判，11月，清政府為表示談判誠意，宣布無條件停火，停止攻城。

努爾哈赤在建立后金以前，對黑龍江下游和烏蘇里江以東濱海地區進行過征剿和招撫，皇太極在此基礎上繼續擴大對黑龍江中上游及以遠地區的經營。1644年（順治元年）清軍入關，清王朝建立了全國政權。至1661年（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帝桂王朱由榔被俘而死，清王朝基本上統一了大陸，但國家的完全統一還遠未完成。康熙帝繼位之初，南方有日益坐大的三藩勢力；東南海上有台灣鄭氏抗清力量；在東北，沙皇俄國侵擾黑龍江流域已三十餘年；在西北，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上層分裂勢力日益囂張，其影響波及喀爾喀蒙古、內蒙古、青海和西藏。總之，各種分裂勢力仍然存在，嚴重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和國家的統一。

康熙帝親政后，平定三藩之亂、統一台灣，國內局勢漸漸穩定。在這個過程中，東北邊境事務也被提上日程。

沙俄原本為歐洲國家，不與中國接壤。從16世紀後期沙皇伊凡四世時開始，俄羅斯開始對西伯利亞和遠東的擴張殖民過程。1648年（順治五年），俄國人抵達了堪察加半島和現今所稱的白令海峽，完成了向太平洋推進的探險。1651年（順治八年），他們又進抵了貝加爾湖，修築了伊爾庫次克城。17世紀中期起，在以哈巴羅夫為代表的沙俄侵略者的入侵黑龍江流域過程中，中國邊境少數民族的反抗逐漸發展為中俄兩國政府間的正面衝突。俄國也向中國派出過多批使節，但因禮節爭端以及國家利益衝突，未能充分完成使命。

在對外擴張的同時，俄羅斯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也在加強，在向真正意義上的大帝國轉變，但其政局仍時有激烈動蕩，這種狀況由留里克王朝延續到羅曼諾夫王朝。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年幼的彼得一世繼位，名義上與多病的兄長伊凡五世共治，實則權力掌握於索菲亞公主之手，直到彼得於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8月發動政變奪取實權。

1658年（順治十五年），葉尼塞斯克的總督帕休可夫（Pashkov）到達黑龍江的支流石勒喀河，築尼布楚（尼爾臣斯克）城。1666年（康熙五年），一名流亡的波蘭人啟爾哥布斯基（NikitorChernigovskii）修築了阿爾巴津（雅克薩）要塞，他在1669年（康熙八年）獲沙皇委命為總管，此後沙俄進一步向中國東北地區深入。而平定三藩之亂后，康熙帝亦留心東北形勢，與臣子商討攻取雅克薩這一戰略要地以及經營東北的方略。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康熙帝派將軍朋春起兵三千人直抵雅克薩，6月23日（五月二十二日）致書俄軍勸退，被拒。清軍經過部署，於6月26日（五月二十五日）攻入雅克薩，俄軍頭目阿列克謝·托爾布津投降。之後清軍撤軍而俄軍捲土重來。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薩布素、郎談、班達爾善、馬喇等人率兵2400人再攻雅克薩並圍城。經過幾個月的戰鬥，托爾布津被擊斃，俄軍傷亡慘重，雅克薩城指日可待。這就迫使沙皇政府“乞撤雅克薩之圍”，康熙帝傳令前線薩布素等撤圍雅克薩之兵，任城內俄軍出入。該戰為《尼布楚條約》的談判和簽訂創造了條件。

《尼布楚條約》簽訂后，清政府於次年（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曾由巴海組織大規模巡邊，一路隊伍曾遠抵雅庫茨克。此後清廷組織的東北巡邊，按照巡邊範圍的不同，一般分為一年巡邊和三年巡邊；此外，還有特別委派的巡邊活動，如1851年（咸豐元年）時任呼倫貝爾佐領的敖拉·昌興就曾受清廷委派，巡察了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及烏第河源。清政府並曾在東段邊界上樹立若干塊界碑，據劉遠圖統計，共六塊，其中包括巴海巡邊期間樹立的威伊克阿林界碑。根據學者羅明的觀點，從管理機構的設置、防衛力量的加強，以及對邊界和邊境地區的管理、對東北各族的管轄等方面看，在《尼布楚條約》簽訂后清政府對東北黑龍江流域和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的管轄大大加強了。例如清政府也幾度在東北實行招墾政策。儘管如此，清政府斷斷續續、或松或嚴的東北封禁政策和柳條邊的管理，還是給東北邊防造成了消極影響。

另一方面，隨著《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和俄羅斯問題的暫時消除，康熙轉而著手解決厄魯特問題，三征噶爾丹，經過烏蘭布通之戰（1690年）、昭莫多之戰（1696年）等，重創了準噶爾汗國的勢力，噶爾丹亦死去。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以伊德司（E.Izbrandt）為首的俄國使團爭取到中國方面的同意，每三年派一次商隊前來北京。商隊規模限定在200人以內，在北京逗留時間限制為80天；無論他們的貨物是進口貨還是出口貨，都免收關稅。在1698-1718年（康熙三十七年至五十七年）間，共有十支這樣的商隊前來。

清朝方面，孤立準噶爾汗國的策妄阿拉布坦，也派圖理琛等出使俄國，聯絡與策妄有深刻矛盾的該部首領阿玉奇汗。使團自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出發，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返回。

中俄《尼布楚條約》的訂立，使中國東北邊疆獲得了一個較長久的安寧。但是，俄國從來沒有放棄侵佔黑龍江地區的野心。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后不久，沙皇彼得一世就叫嚷“俄國必須佔領涅瓦河口、頓河口和黑龍江口”；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公然要把奪取黑龍江作為俄國“遠東政策的中心”；沙皇尼古拉一世上台後，發誓要“實現他的高祖父和祖母的遺志”。在沙皇的旨意下，俄國軍政界“收復黑龍江”的叫囂日甚一日。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位時，1858年（咸豐八年）的《璦琿條約》和1860年（咸豐十年）的《北京條約》取代《尼布楚條約》，改變了俄國和中國的疆界，雅克薩城也最終為俄羅斯割占。

《尼布楚條約》以近代主權國家之間的條約形式，從法律上確定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都是中國的領土，中國對其享有充分的主權。這並非古代粗淺的勢力範圍劃分，而是受國際法和國際公約保護的領土主權。這遏止了俄國繼續向南擴張，維護了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來自西方的國際法在《尼布楚條約》的談判和簽訂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儘管如此，國際法學說在中國卻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探討，直到林則徐組織翻譯西方國際法著作、尤其是丁韙良出版《萬國公法》之後。

根據此條約，俄國全部佔領黑龍江流域的陰謀破產，但與大清帝國建立了貿易關係。此後中俄兩國東段邊境地區相對穩定，兩國人民和平往來，貿易得到很大的發展。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俄歷7194年）1月，俄方談判外交使團組成，以戈洛文為全權大使，弗拉索夫為副使。2月5日（農曆一月十三日，俄歷1月26日）從莫斯科啟程，衛兵多達500人，270車彈藥糧草，在路過托博爾斯克時，又增哥薩克騎兵、步兵、火槍手、龍騎兵1400人以上，總人數超過2000人，四分之三為軍事人員。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二十日，清政府在商討與沙俄談判方針時，索額圖提出：“察鄂羅斯所據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薩系我達呼兒總管倍勒兒故墟，原非羅剎所有，亦非兩界隙地也。”“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於鄂羅斯”。他認為：如果沙俄能歸還逃人，承認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是清朝領土，即“與之畫疆分界，貿易往來。否則，臣當即還，不與彼議和矣”。康熙帝同意這一談判方針，遂命索額圖、佟國綱出發，前往色冷格，與沙俄使臣戈洛文談判。六月，索額圖等使臣行至喀爾喀地方，正值準噶爾領袖噶爾丹大舉侵犯喀爾喀蒙古，道路被阻，便退回了北京。

額爾古納為界。”康熙帝考慮到噶爾丹正在進攻喀爾喀，希望儘早與沙俄劃定國界，騰出手來對付噶爾丹，為此作出了重大讓步。索額圖率領包括傳教士徐日升、張誠在內的清朝使團啟程前往尼布楚，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跋涉，六月抵達尼布楚，駐紮在尼布楚河南岸，與尼布楚城相距三里。

七月初五日，中俄兩國代表在尼布楚郊外開始談判，關於尼布楚地區的歸屬問題成為談判的焦點。清方代表一開始即指出“貝加爾海這邊的全部土地，則完全屬於中國汗所有，因為貝加爾海這邊的土地全是蒙古汗的領地”，“而所有的蒙古人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汗的臣民”。戈洛文則強調不久前俄國人才知悉並予以侵佔的這個地區“自古以來即為沙皇陛下所領有”。索額圖予以駁斥，要求俄國人退到色楞格河以西去。但俄方堅持其要求。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經中俄兩國代表重新商定，談判地點改在尼布楚。6月13日（四月二十六日），索額圖等人在出發前向康熙帝奏陳：“尼布潮（楚）、雅克薩既系我屬所居地，臣等請如前議，以尼布潮為界，此內諸地均歸我朝。”康熙帝熙考慮到噶爾丹正在進攻喀爾喀，希望儘早與沙俄劃定國界，騰出手來對付噶爾丹，故出了重大讓步，又指示：“今以尼布潮為界，則鄂羅斯遣使貿易無棲托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潮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潮，可即以額爾古納為界。”

此後，索額圖率領包括傳教士徐日升、張誠在內的清朝使團啟程前往尼布楚，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跋涉，7月31日（六月十五日），中國使團先於俄國人抵達尼布楚對面，據《張誠日記》描述，先行抵達的中國水軍將艦船停泊江邊，水兵在岸上安營紮寨，計有3000餘人，與中國外交使團同時抵達的陸軍約有1400人，加上索額圖的親兵800人和夫役，差不多有9000-10000人，還有駱駝3000-4000頭，馬15000匹等。

8月19日（七月初五），戈洛文率領俄國使團抵達尼布楚，同日戈洛文差人面見索額圖，要求，第一，談判的地點由俄方擬定，第二，談判時，雙方所配備的警衛人員各不得超過300人。20日（七月初六），中方代表同意俄方選定地點和警衛人數，但強調，警衛人員除除佩刀之外，不得攜帶任何武器。中俄達成協議，中俄代表各自攜帶260名佩刀警衛入場，雙方士兵相互搜查，防止暗藏其他兵器，之後他們後退一定距離布列崗哨。但後來，戈洛文自己在《出使報告》中承認，俄方派出的警衛中有哥薩克火槍兵，他們雖然未持槍支，卻身藏數枚手榴彈。戈洛文還命令，留在尼布楚城裡的士兵，在談判期間，每日子彈上膛，刺刀出鞘，嚴陣以待。

由於雙方爭執不下，索額圖見戈洛文強要以黑龍江為界，乃遵照康熙帝的“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潮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潮，可即以額爾古納為界”的諭令作出讓步，表示可以將尼布楚一帶讓與俄國，以石勒喀河、鄂嫩河至音果達河一帶為界。儘管如此，戈洛文仍堅不接受。索額圖為了達成和解，繼續退讓，先是提議以從北面流入石勒喀河的綽爾納河為界，俄方不答應。后又提出北面以注入石勒喀河的格爾必齊河為界，南面以額爾古納河為界，戈洛文才勉強同意。對中方提出的劃分俄國新佔領的西伯利亞與毗鄰的喀爾喀之間的邊界問題，戈洛文則借口沙皇並無指示，且喀爾喀已為噶爾丹佔領，清朝無資格與俄國談判此問題，予以拒絕。

中俄代表團正式談判是從1689年8月22日至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八日至二十四日）舉行。十六天中，雙方代表坐在一起談判只有前兩天和最後一天，其餘都是會下個別商議。

8月22日（七月初八），中俄尼布楚劃界談判，在兩座緊連在一起的大帳篷里開始，這座帳篷距離雙方的駐地距離均等，為5華里。第一天談判，開局便火藥味十足，戈洛文譴責中國突然發兵俄羅斯，挑起邊境事端。中方欽差大臣索額圖，則曆數俄國入侵中國的犯罪行徑，正告戈洛文，雅克薩、貝加爾湖以東以及蒙古等全部領土，自古屬於中國。雙方第一天，都未亮出底牌，而是反覆旁敲側擊，相互深淺，探查簽約底線。

8月23日（七月初九），兩國代表繼續會晤，戈洛文提出以黑龍江為界，黑龍江以北劃歸俄國，黑龍江以南歸屬於中國。索額圖駁斥他說，黑龍江兩岸皆為中國領土，俄國強佔領了中國土地，他要求俄國歸還尼布楚和雅克薩等地。他另提出以勒拿河和貝加爾湖作為國界。戈洛文對此極力反對和詆毀。幾經爭執，戈洛文僅表示願把邊界劃到牛滿河，索額圖就急於說出應以尼布楚為界，讓一大步。但戈洛文仍不接受，還在尼布楚哨卡增派300名火槍手，進行武力恫嚇，並以停止談判相挾，談判陷入危機。

中方提出的劃分俄國新佔領的西伯利亞與毗鄰的喀爾喀之間的邊界問題，戈洛文則借口沙皇並無指示，且喀爾喀已為噶爾丹佔領，清朝無資格與俄國談判此問題，予以拒絕。由於俄國的這一態度，清方不得不放棄與俄國談判清俄中段邊界的打算。噶爾丹入侵喀爾喀雖然使清政府在尼布楚談判中處境被動，但俄方也並非沒有不利之處。首先是俄國在西伯利亞兵力不足，其次喀爾喀部大量南遷，使俄國看到蒙古的人心所向。

8月24日（七月十日），兩國談判的氣氛進一步惡化。戈洛文繼續自己的外交攻勢，他見中方反對他的劃界方案，他一邊繼續反對中方的建議，一邊採取欲擒故縱法，宣稱休會，希望兩國代表簽署“散會聲明書”，但遭到中方拒絕後，戈洛文又下令增派300名俄國火槍手，加強尼布楚城防，同時送信給雅克薩哥薩克，命其備戰並搶收的莊稼。

8月25日和26日（七月十一日、十二日），索額圖派耶穌會士張誠見戈洛文，告知中方再次讓步，即以石勒喀河的格爾必齊河為界。27日（十三日），徐日升也見了戈洛文，俄國人表示，即使中方如此讓步，俄國人依舊不願放棄雅克薩，徐日升拂袖而去。當日，索額圖下令對岸沿江待命的清軍渡河，一面封鎖尼布楚，一面出兵500人重新包圍雅克薩，且毀掉哥薩克城外的莊稼。

這時，尼布楚周圍的布里亞特和溫科特等族居民，不堪忍受沙皇的統治，爆發了抵抗俄軍的起義。大約有600一700喀爾喀蒙古人對俄國佔領下的尼布楚發動了進攻，欲投奔清政府使團，尼布楚周圍的布里亞特人由於不堪忍受沙皇的殘暴統治，紛紛起義，並要求與清朝使團聯合進攻尼布楚。

索額圖的軍事調遣和地方部族起義，終於讓戈洛文坐不住了，他既擔心與中國再發生戰爭，更害怕談判破裂，回莫斯科交不了差。8月27日（七月十三日）當夜，俄國使者代表再來中國營地探查虛實，8月28日（七月十四日），張誠應戈洛文之邀，前往尼布楚城內與俄方主要代表見面，俄方表示，他們基本同意中方的劃界建議。再加上俄國為奪取黑海出海口正與奧斯曼帝國作戰，也不能兼顧東方。以上因素促使戈洛文不再猶豫。

1689年9月7日，中俄雙方舉行隆重的簽字儀式，索額圖和戈洛文先在條約上簽字、蓋章，然後宣讀誓詞，相互交換條約。這個條約就是《尼布楚議界條約》。為表示慶賀，雙方互贈禮品，還舉行了盛大的宴會。《尼布楚條約》是中國與外國劃定邊界的第一個近代主權國家間的條約。簽訂這個條約的中國政府是清朝，但使用的國名是中國。比如中國首席代表索額圖的全銜是：“中國大聖皇帝（dulimbai gurun i enduringge hūwangdi）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就是說，他是中國皇帝欽差，行使中國主權。《尼布楚條約》對疆界劃分與兩國人民歸屬的稱謂，使用的是“中國”與“中國人”來稱呼。這是以國際條約的形式第一次將“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專稱。

大清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索額圖，內大臣一等公都統舅舅佟國綱，都統朗談，都統班達爾善，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薩布素，護軍統領瑪喇，理藩院侍郎溫達；俄羅斯國統治大俄、小俄、白俄暨東、西、北各方疆土世襲獨裁天佑君主約翰·阿列克歇耶維赤及彼得·阿列克歇耶維赤欽差勃良斯克總督御前大臣費岳多·鄂斯塔斐耶維赤·烏拉索夫，總主教謝門·克爾尼次克，於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兩國使臣會於尼布楚城附近，為約束兩國獵者越境縱獵、互殺、劫奪滋生事端，並明定中俄兩國邊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見，特協議條款如下：

一、以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即韃靼語所稱烏倫穆河，近之格爾必齊河為兩國之界。格爾必齊河發源處為石大興安嶺此嶺直達於海，亦為兩國之界：凡嶺南一帶土地及流入黑龍江小諸川，應歸中國管轄；其嶺北一帶土地及川流，應歸俄國個轄：惟界於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諸川流及土地應如何分划，今未決，此事須待兩國使臣各歸本國，詳細查明之後，或遣專使 或用文牘，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亦為兩國之 界：河以南諸地，盡屬中國；河以北諸地，盡屬俄國。凡在額爾 古納河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諸房舍，應悉遷移於北岸

二，俄人在亞克薩所建城障，應即盡行除毀。俄民之居此者，應悉贊其物用。盡數遷入俄境 兩國獵戶人等，不論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邊界。若有一、二 下賤之人，或因捕獵，或因盜竊，擅自越界者，立即械 擊，遣送各該國境內官吏，審知案情，當即依法處罰。若十數 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猜，或殺人劫略，並須報聞兩國皇帝，依罪 處以死刑既不以少數人民犯禁面備戰，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約訂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水作罷論自兩國水好已 定之日起，嗣後有逃廣者，各不收納，並應械擊遣還

四、現在俄民之在中國或華民之在俄國者，悉聽如舊

五、自和約已定之日起，凡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並許其貿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兩國永敦睦誼，自來邊境一切爭執永予廢除，倘各嚴守約章，爭端無自而起。

兩國欽使各將繕定約文籤押蓋章，並各存正副二本

此約將以華、俄、拉丁諸文刊之於石，而置於兩國邊界，以作永久界碑。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俄歷一九六八年人月二十七日

條約有滿文、俄文、拉丁文三種文本，以拉丁文為準，並勒石立碑。碑文用滿、漢、俄、蒙、拉丁五種文字刻成。

根據此條約，俄國全部佔領黑龍江流域的陰謀破產，但與大清帝國建立了貿易關係。此條約以外興安嶺和額爾古納河為界劃分俄國和中國，但沒有確定外興安嶺和烏第河之間地區的歸屬，因為外興安嶺在烏第河源處分成南北兩脈，南脈在河南入海，北脈沿北海上行在白令海入海。清朝所提的是烏第河以北、北3往南的地方屬於爭議地區，回去稟報后再議。

1693年，俄國派使節赴北京覲見要求通商，由於其使節行三拜九叩禮，康熙皇帝非常高興，特准俄國在北京建“俄館”，每三年可以派200人商隊入京逗留80天，其他國家不得享受此待遇。

1858年的璦琿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取代此條約，確立了俄國和中國的疆界。

《尼布楚條約》原件使用拉丁文、俄文、滿文文本，載俄國外交部整理的《俄華條約集》（排印本，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Китаем. 1689-1881 гг.）。其中，俄方保存的拉丁文本、滿文本原件以及戈洛文報告書中記錄的俄文本內容的影印件，均載《十七世紀俄中關係》一書。三種文本在《中俄邊界條約集》和主要由清史學者戴逸執筆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等著作中均有漢譯本。

關於刻碑一段

正式拉丁文本規定以漢、俄、拉丁文刻碑，作為永久性的界標。俄文本中僅說：中國方面“如若在國境建立碑碣，刻寫條文，以資紀念，亦可任便辦理”。

關於譯名

由於各種文本用不同的文字寫成，因此譯名出現了差異。如拉丁文本和滿文本中的薩哈連烏拉，在漢文本中作黑龍江、俄文本中作石勒喀河；又如滿文本、漢文本中的石大興安嶺，在拉丁文本、俄文本、法文本中作石山。這一類差異不會對條約的解釋產生任何誤解。

拉丁文本（會議原本）

當時會議上中俄雙方各用拉丁文繕寫條約，共同簽字蓋章，互相交換，這一文本是由中方繕寫交給俄方的一份。下有中國政府七個談判代表的滿文簽字，蓋有“鎮守黑龍江等處地方將軍”的印章。俄方代表則按西方習慣，用蠟油蓋章。所以俄方蓋章處只剩下兩團污跡，圖章已看不清楚。條約全文共有六條。

滿文本（會議原本）

這是會議上由中方繕寫交給俄方的文本，有中方簽字蓋章，但無俄方簽字蓋章。全文共八條，比正式文本多兩條，正式文本的第一條，在滿文本中分成第一、第二條；正式文本中第二條在滿文本中分成第三、四條。

俄文本（會議原本）

這是會議上俄方繕寫的文本，有俄方簽字，但無中方的簽字和印章。共六條，分段和正式文本亦有差異，正式文本的第一、二條，在俄文本中分作第一、二、三、六條，而正式文本中第三、六條，在俄文本中卻被省略歸併了，故俄文本仍為六條。

清實錄著錄漢文本

這是會議后，清政府根據滿文本譯出的，載於《清康熙實錄》，卷一四三，第16至17頁。《平定羅剎方略》、《大清一統志》等書所載均為實錄本，共七條，譯成漢文時省略了烏第河未定界一段和滿文本中第八條“永遠和好之處，奉行不得違誤”等語。

徐元文漢文本

《尼布楚條約》簽訂后的第二年，清政府準備樹立界碑，用漢、滿、蒙、拉丁、俄五種文字將條約刻在碑上。刻碑漢文是由大學士徐元文根據《實錄本》潤色寫定，前有徐元文所寫序言。《清朝通志》《清朝經世文篇》《中俄約章會要》所載即為徐元文漢文本，共六條，其中《實錄本》的第七條被合併於第五條中。

西清漢文本

19世紀初，西清從黑龍江當地人處得到一個條約的滿文本，據以譯成漢文，載於西清著《黑龍江外紀》一書中，共八條，內容與滿文本符合。

徐日升文本

耶穌會傳教士葡萄牙人徐日升擔任中俄談判中的譯員。他在日記中用拉丁文記錄了條約全文，共六條，與正式的拉丁文本幾乎完全相同，僅正式文本第三條下半段遣還逃亡者的規定，在徐日升文本中寫入第四條的上半段。

張誠法文本

談判中另一譯員、法國傳教士張誠在日記中用法文記錄了條約全文。共七條，與徐日升文本相近，但徐本中的第四條，在張本中分為兩條。

東北是清朝的發祥地，歷來受到清政府的重視。清朝初年，沙皇俄國加緊向外擴張，先後在黑龍江流域建立了雅克薩和尼布楚兩個據點，將它們作為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基地。清政府多次派軍打擊侵略者，但每次中國軍隊得勝回師之後，沙俄匪徒就捲土重來。

為了徹底解決東北邊境問題，康熙皇帝親自到東北了解情況，並決定增加兵力，鎮守黑龍江地方。他還寫信給沙皇，表示願意和平解決兩國爭端。但沙皇遲遲不給答覆，於是康熙皇帝派兵攻克了雅克薩城。俄羅斯政府見勢不妙，只得同意進行邊界談判。

●1652年（順治九年），俄人侵入黑龍江。

●1657年，俄羅斯侵佔尼布楚、雅克薩地區，繼而修築城堡並進行了血腥的屠殺掠奪，激起當地各族人民奮勇反抗。期間清政府多次與沙俄交涉，俄方置之不理。

●1685年4月（康熙二十四年），雅克薩之戰爆發。清軍約3000人在彭春統率下，攻克俄軍450人盤踞的雅克薩城。

●1685年秋，俄軍趁清軍退兵后重占雅克薩城。

●1686年7月，清軍2400人強攻雅克薩城無效。經過1年的圍困，俄軍826人最後只剩66人。

●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在清軍取得雅克薩之戰的重大勝利后，清政府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

●1858年，中俄訂立《璦琿條約》，雅克薩城最終為俄羅斯割占。

關於額爾古納河一段。俄文本中有額爾古納“河源”字樣，正式的拉丁文本和其他文本里都沒有，應以正式文本為準。

關於烏第河一段，正式拉丁文本中寫作“惟界於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諸川流及土地，應如何分划，今尚未決”；滿文本寫作“惟烏第河以南，興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河溪暫行存放”；俄文本寫作“俄國所屬烏第河和大清國所屬靠近阿穆爾河之山嶺之間。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間一切土地，因欽差全權大臣未得劃分此等土地之沙皇旨意，應暫行存放”；徐日升文本和張誠文本與正式拉丁文本相同；西清文本與滿文本相同，《實錄本》、徐元文漢文本則沒有未定界的規定。尋繹文意，除俄文本中把烏第河說成“俄國所屬”，據為俄國所有，並無根據外，其它文本和正式的拉丁文本實際上是並不矛盾的。正式文本中無“以南”、“以北”的字樣，是籠統的寫法，而滿文本是詳細的寫法，更具體指明了這片未定界的位置，至於《實錄本》和徐元文漢文本，則是在譯成漢文時省略了這一條。應當指出，清政府是一直承認這片土地是未定界，它在1727年的《中俄恰克圖界約》中公開地申明了這點。

關於刻碑一段。正式拉丁文本規定以漢、俄、拉丁文刻碑，作為永久性的界標。俄文本中僅說：中國方面“如若在國境建立碑碣，刻寫條文，以資紀念，亦可任便辦理。”

比較各種文本的差異，可以約略地看出條約文字形成的整個過程，以及中俄雙方在條約最後寫定以前，仍在就個別問題和條約的分段、順序方面進行爭執。當中俄雙方在談判中就條約基本內容和邊界走向達成協議以後，兩國代表團各自用滿文和俄文起草了條約的草稿，這是滿文本和俄文本的由來。關於邊界的劃分和雅克薩的歸屬，是談判的主要問題，因此，滿文本和俄文本的第一、二、三條都首先反映了這一談判的主要內容，第四條以下，雖然大體上亦有協議，但並沒有進行充分討論。滿文本和俄文本的差異，反映了兩國代表團在談判中強調的重點不同：中國方面，著重於防止俄國的再次入侵，所以滿文本中把今後不得越界入侵的規定，突出地單獨列在前面，而俄文本中這一規定卻歸併在最後一條內；俄國方面不肯交出根特木兒的家族，它又把商業利益看得非常重要，所以把不索還訂約以前逃人及兩國來往貿易的規定列在最前面。這種分段和排列順序的差異，反映了兩國的要求和強調重點不同。

正式的拉丁文本是在滿文和俄文本的基礎上產生的，但並不是單純的譯本，而是進一步談判、妥協的結果，是最後形成的定本。它和滿文本、俄文本都不完全相同。個別問題上的爭執已經消除，而在分條、順序方面則照顧了中俄雙方的提法。如禁止越界入侵的規定，照顧中方的寫法，不把這個規定單獨列條，而歸併在第二條內。又如，不索還訂約以前的逃人和兩國往來貿易的規定雖按照俄文本的寫法，單獨列條，但並沒有放在優先的順序上。

正式的拉丁文本是在滿文本和俄文本的基礎上，雙方經過爭論和進一步妥協，然後修改、潤色，最後寫定的文本。這個文本的全部內容，以至分條，順序、措詞都是兩代表國共同同意的。由於會談的最後階段，對於條約文字的修改、潤色、寫定很倉促，正式文本寫定以後，雙方並沒有把原來起草的滿文稿本和俄文稿本再和正式文本逐條逐字地核正改定，或者只作了大體上的修改就作為會議上的副本而彼此交換。所以，這三種文本雖然在基本內容上是一致的，而個別問題以及分條、順序、措詞上存在著差異。

考察了《尼布楚條約》的各種文本的差異及其產生的原因，可以得出如下意見：

（一）儘管《尼布楚條約》的各種文本存在著差異，但拉丁文本是最後的定本，是經過兩國代表團簽字互換的正式文本，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各種文本中的一切差異都應以正式的拉丁文本為準。

（二）《尼布楚條約》各種文本中的內容及規定的邊界線走向是明確的，並且也是一致的。差異僅在於個別細節及條約的分條、順序、譯名、措詞上，但不會對條約的基本內容和邊界走向產生任何誤解。

《尼布楚條約》拉丁文本明確將北諾斯山與南支之間北到北冰洋、東到白令海峽，包括勘察加半島和整個烏第河流域在內的廣闊疆域定為待議地區。

1690年清將領巴海曾帶兵巡視外興安嶺和勒拿河以南地區，併到雅庫次克即俄東西伯利亞統治中心見戈羅文（《尼布楚條約》俄代表），面告其勒拿河與烏第河地區為大清國土，勿騷擾滋事。《尼布楚條約》簽訂后二三十年裡，俄國人在此地區小心翼翼，17世紀末18世紀初，比利時人托馬斯繪製的韃靼地圖表明勒拿河與今外興安嶺南支間東至大海的地區列為未定地區。

1689年6月13日，由索額圖率領的使團從京城出發，一個多月後抵達3000裡外的尼布楚。不過，在這個中華帝國歷史上首次派出的外交談判使團中，最引人注目的並不是位高權重的談判代表索額圖，而是兩位高鼻樑藍眼睛的西洋人——葡萄牙人Thomas Pereira（中國姓名徐日升）和法國人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中國姓名張誠）。

徐日升和張誠的共同身份，是耶穌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1673年進入北京的徐日升，由於精通天文而供職於欽天監；來華較晚的張誠精於數學，遂成為康熙皇帝的宮廷教師。二人憑藉淵博的自然科學知識，很快成為康熙皇帝的近臣。

正因為此，康熙皇帝派遣徐日升和張誠作為中國使團的成員，還將自己的袍褂賜予二人，並授予他們三品頂戴。臨行前，康熙還專門囑咐索額圖：“朕鑒於所用西人，皆忠貞可靠，足資信賴。”康熙要他與二傳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與之商量。

在正式談判前，張誠和徐日升作為中方代表曾前往俄營拜訪俄方使團代表——御前大臣戈洛文。二人的正式身份是大清使團的顧問，但在實際談判中，他們還充當了另一個角色—翻譯。雖然有清朝官員陪同前往，他們仍然毫無顧忌地用清朝官員聽不懂的拉丁語與戈洛文打了招呼。會說拉丁語的戈洛文表示，希望他們從耶穌教的願望出發，能夠傾心於自己（戈洛文是基督徒）。而他們回之以“按自己的信仰，有責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務中，對基督教徒給予幫助”！隨後，他們甚至還瞞著隨從給戈洛文去信索要價值不菲的“貂皮、銀鼠皮、玄狐皮和上等酒”，作為交換，二人允諾向戈洛文提供關於清朝使團意圖的情報！不用說，他們的要求立刻得到俄方的充分滿足。

8月22日，期待了3年之久的中俄談判終於開始了。其實，在戈洛文使團出發前，沙俄當局為了獲得最大利益，制定了3套要求不同的邊界劃分方案，最低要求是佔領雅克薩。不過，在使團出發后，匆匆追來的信使又帶來了沙皇的最新指示，一改強硬態度，指出“為了同博格達汗（清朝皇帝）保持最牢固的友誼”，可以拆除雅克薩的俄國堡寨以換取中國開放通商，甚至退出包括尼布楚在內的“達斡爾地方”來換取簽約。

儘管遠在莫斯科的沙皇因急於簽約而步步退讓，但是身在尼布楚談判現場的戈洛文卻依然咄咄逼人，因為他有張、徐二人做內應。會議伊始，戈洛文就污衊清方“製造流血事件，發兵來犯沙皇陛下”，要求清方將“以武力新佔領的地方”歸還沙皇，不然沙皇將派出軍隊！如此賊喊捉賊，理所當然地被中方嚴詞駁回。索額圖以無可爭辯的史實回顧了俄國侵入黑龍江流域的斑斑劣跡，證明清朝是在此情況下的被迫自衛，而且，黑龍江流域的土地本就隸屬於中國。

在事實面前，戈洛文無言以對。就在戈洛文陷於狼狽不堪的窘境時，“吃人嘴軟”的徐日升出來解圍了，他以貌似公正的姿態，給中俄雙方各打了50大板：“當他們（俄方）殺我們（清方）的時候，我們的手也不是束縛著的……我們的人也在儘力殺戮。”他在“不咎既往”的幌子下建議被侵略者和侵略者共同停止無休止的爭論，立即討論劃界問題。戈洛文馬上抓住這根救命稻草，拋出了最高劃界方案：以阿穆爾河（黑龍江）至海為界。這個方案大大超出了康熙給清朝使臣們定下的底線，因此被索額圖斷然拒絕。雙方不歡而散。

之後，雙方又進行了幾次談判，雖然都做出了一些讓步，但仍未達成協議。不善於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清朝使團準備中止談判回國。這下，戈洛文傷腦筋了，當天夜裡，他就急急派出俄方拉丁語通譯跟張、徐二人進行密談。8月25日，應戈洛文的要求，徐日升和張誠來到俄國營地，帶來了一個千金難換的重要情報——二人將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盤托出。

徐日升說，中國皇帝對收回雅克薩這一點是不會讓步的，因為中國人憑武力完全可以收回這塊土地，他們還建議俄國“自己應當判斷，在尼布楚和雅克薩之間，何處可以滿意地划作兩帝國的邊界”。這番話令戈洛文大為滿意，立即送給他們40張貂皮、100張銀鼠皮和一張玄狐皮。另外，戈洛文還特意向他們散布自己願意做出讓步的消息，以此提高他們在清朝使團中的地位。

果然，二人帶回的這一消息，使他們在清朝使團中的身價倍增。按照徐日升頗有些自吹自擂的說法，“我們的欽差大臣們聽到這個消息，其興奮之情令人難以置信。他們都傾聽我們講，說一切都是我們的功勞”。因此，這兩個“內鬼”得到了中國使團的完全信任，“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要讓我們參與談判的事”—這當然是戈洛文樂於看到的局面。

此後數天，就在中俄使團雙方繼續就邊界問題頻繁交涉時，尼布楚地區風雲驟變。得知清朝使團到來的當地居民紛紛掀起了抗俄風潮。俄國使團的處境變得十分糟糕。

就在這時，“內鬼”們又出來幫忙了。他們拒絕與抗俄的起義民眾發生任何瓜葛，徐日升還公然將此叫做“昏頭昏腦”的“荒唐計劃”，而且認為幫助當地居民反抗俄國人，就一定會破壞和平。在他們的恐嚇下，中國使團的態度變得非常消極，不僅“為了不致妨礙議和，沒有向起義民眾許諾什麼”，甚至把民眾造反的消息通知了俄國方面。

清朝使團拒絕對起義者施以援手的消息讓戈洛文大大鬆了一口氣，但抗俄鬥爭的勃興勢必產生連鎖反應，使得俄國殖民者面對喪失整個外貝加爾地區的可怕前景。在權衡利弊之後，戈洛文決定儘快結束談判，以騰出手來平息當地居民的反抗。

8月27日深夜，俄國信使來到清朝使團的營地，帶來了俄國決定放棄雅克薩的消息。由於消除了雅克薩歸屬這個最大的談判障礙，中俄雙方的立場開始接近。9月7日，中俄第一份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終於等待雙方簽字畫押了。可就在談判的最後時刻，“內鬼”們仍在不遺餘力地為俄國效勞。

《尼布楚條約》有滿文本、俄文本和拉丁文本。其中拉丁文本是中俄兩國代表共同簽署的權威文本。由於中方使團里只有徐日升和張誠懂拉丁文，他們便趁機在拉丁文本里塞進了一些有利於俄方的“私貨”。在《尼布楚條約》的滿文本里，沙皇頭銜只有與“中國大皇帝”相對的“俄羅斯察罕汗”6個字。但在他們的“妙手”下，沙皇的頭銜在拉丁文本裡面膨脹了10倍，漢譯多達60餘字，其中更是包括了“東、西、北各方眾多疆土世襲君王和領主”這般狂妄的言詞，而對應的清帝頭銜仍然只有“中國大皇帝”這5個字。這儼然使沙皇的地位高過清帝一頭。

1689年9月7日，中俄簽訂了《尼布楚議界條約》。史書載，該條約承認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是中國領土，客觀上，在一定時期內遏止了沙俄東擴。條約里對疆界劃分與兩國人民歸屬的稱謂，使用的是“中國”與“中國人”，這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專稱，第一次出在國際條約里。

從1685年6月25日，清軍攻陷雅克薩，活捉督軍頭目托爾布欣的時起，直到1686年7月18日，再次進攻雅克薩，圍城半載，致使俄軍喪失全部戰鬥力。至此，大清在外交上處於主動地位。早在第一次雅克薩大戰之前，康熙就派人給沙皇捎信，提出舉行邊界和談。

雅克薩第二次被清軍圍困時，即1685年12月26日，沙皇定下了向對華談判的基本方針，並選定戈洛文為俄國談判代表。俄方的談判底線是：中俄以雅克薩為界，並在黑龍江和貝斯特拉亞與精奇里江漁獵，中國若不同意，即可與中國開戰。

中俄雙方的當時的戰略，是盡量避免流血解決，爭取通過和談解決邊界爭端，但決不放棄武力應變。1686年1月，俄方談判外交使團組成。

據《清實錄》記載，1688年4月，中國也組成了對俄談判小組名單，由領侍衛大臣索額圖、都統公舅舅佟國剛、尚書阿喇尼、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喇等人組成，隨其出發，前往尼布楚的衛戍人員，有八旗前鋒兵200人，護軍400人，火器營兵200人。康熙欽定，其“忠貞可靠和足資信賴”的宮中耶穌會士，葡萄牙裔的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I 708）和法裔的張誠（Jean-Fran 0 4ois Gerbillon，1654-1707）隨團前往。

5月30日，康熙喻示談判底線，第一，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的一江一河，皆為中國之地，不能拱手送給俄國人。第二，俄國必須遣返將叛逃的達斡爾族首領根特布爾。

8月22日，中俄尼布楚劃界談判，在兩座緊連在一起的大帳篷里開始，這座帳篷距離雙方的駐地距離均等，為5華里。第一天談判，開局便火藥味十足，戈洛文譴責中國突然發兵俄羅斯，挑起邊境事端。中方欽差大臣索額圖，則曆數俄國入侵中國的犯罪行徑，正告戈洛文，雅克薩、貝加爾湖以東以及蒙古等全部領土，自古屬於中國。雙方第一天，都未亮出底牌，而是反覆旁敲側擊，相互深淺，探查簽約底線。

8月23日，兩國代表繼續會晤，戈洛文提出以黑龍江為界，河北劃歸俄國，河南歸屬於中國。索額圖駁斥他說，黑龍江兩岸皆為中國領土，俄國強佔領了中國土地，他要求俄國歸還尼布楚和雅克薩等地。他強調，中俄的疆界應在貝加爾湖。戈洛文聽罷，指責中方缺乏誠意，隨後又提出以牛滿河劃界，讓中國賠償攻擊雅克薩而給俄方造成的損失，將全部俘虜和叛變人員交予俄方。中方聽罷，雖然表示不能接受，索額圖看到俄方有所退讓，就告訴戈洛文，中國可以接受將邊界劃在尼布楚。索額圖缺乏國際談判經驗，竟然一下子將康熙的底牌過早地亮出，戈洛文心中便有了底。接著，他一面對中國以尼布楚劃界提議冷嘲熱諷，一面拋出更無恥的“精奇里河為界，黑龍江左岸至該河屬於俄國，右岸歸中國”的議案，再次試探中方。而索額圖此刻已無退路，不覺心中憤懣，最後他忍無可忍，沉著臉退了場。他回到駐地后，高聲斥責俄方“待人不善，難以圓滿打交道”，遂令拆除部分帳篷，做準備撤離狀。

24日，兩國談判的氣氛進一步惡化。戈洛文繼續自己的外交攻勢，他見中方反對他的劃界方案，他一邊繼續反對中方的建議，一邊採取欲擒故縱法，宣稱休會，希望兩國代表簽署“散會聲明書”，但遭到中方拒絕後，戈洛文又下令增派300名俄國火槍手，加強尼布楚城防，同時送信給雅克薩哥薩克，命其備戰並搶收的莊稼。

25日和26日，索額圖派耶穌會士張誠26日見戈洛文，告知中方再次讓步，即以石勒喀河的格爾必齊河為界。27日，徐日升也見了戈洛文，俄國人表示，即使中方如此讓步，俄國人依舊不願放棄雅克薩，徐日升氣得淚盈滿眶，拂袖而去。當日，索額圖下令對岸沿江待命的清軍渡河，一面封鎖尼布楚，一面出兵500人重新包圍雅克薩，且毀掉哥薩克城外的莊稼。這時，尼布楚周圍的布里亞特和溫科特等族居民，不堪忍受沙皇的統治，爆發了抵抗俄軍的起義，並要求與清朝使團聯合進攻尼布楚。索額圖的軍事調遣和地方部族起義，終於讓戈洛文坐不住了，他既擔心與中國再發生戰爭，更害怕談判破裂，回莫斯科交不了差。27日當夜，俄國使者代表再來中國營地探查虛實，28日，張誠應戈洛文之邀，前往尼布楚城內與俄方主要代表見面，俄方表示，他們基本同意中方的劃界建議。

自8月30日至9月2之間，中俄談判代表依舊不見面，雙邊信息由各自的助理轉達。中俄代表經過及其曲折的會下溝通，多番討價還價，明爭暗鬥，中方數次讓步，最終於9月7日簽署了《尼布楚議界條約》。

這個條約的簽訂，是中方做了無原則退讓的產物，索額圖把貝加爾湖以東，原屬中國的尼布楚富庶地區拱手送給了俄國，造成了重大國土損失。再者，該條約還明確將北諾斯山與南支之間北到北冰洋、東到白令海峽，包括勘察加半島和整個烏第河流域在內的廣袤疆域，定為待議地區，其面積不小於300萬平方公里，甚至更大。但是世界政治格局巨變，時至今日，不僅從未再議，而且也永遠無法再議。所以，中俄尼布楚條約，是一部失地條約。

談判中有個有趣的插曲，中國方面提出的中西合璧的宣誓方式顯然使俄國人難以接受，俄國人決定變通方式進行宣誓。妥協結果是簽約之後，先由中方譯員張誠宣讀中國人手中條約文本，再由俄方譯員宣讀俄國人手中的條約文本，雙方同時各自核准校對手中文本，再進行宣誓。

在蘇阿瑞茲的國際法著作譯成中文之後，在17世紀80年代末，中國與俄國曾訂立了一個國際條約，這就是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此條約為中國和外國之間的近代意義的第一個條約。在此以前，中國和外國從未發生過此種意義上的條約關係，而且在此條約的訂立過程中，西方國際法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運用。

《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的歷史背景在於，此前沙俄一直侵擾中國黑龍江地區，兩度佔領雅克薩，都被中國擊敗。而沙俄忙於南方及西北戰事，同時因給養困難，無力堅守雅克薩，提出同中國議和。當時，清王朝已經平定三藩之亂，收復台灣，實力強大。康熙帝兩次東巡，設黑龍江將軍駐守璦琿，設置驛站，加強水師，保障軍需，建立了對黑龍江上游地區的有效統治。但因為西北有噶爾丹叛亂，也希望保持東北邊疆的穩定。在這一局勢下，康熙帝同意議和，派索額圖任欽差大臣，率領使團赴尼布楚，與俄國使臣談判並簽訂了條約。

俄國由於在歷史上與歐洲的淵源關係，當時已經熟知國際法的原則和規則，並運用於實踐中。對中國而言，這一時期它對國際法尚屬陌生，康熙帝當時為了對付西北叛亂，希望達成條約以約束俄國，因此作出了讓步，放棄了把俄國看做朝貢國的傳統態度。在這次談判中，康熙帝挑選了兩名耶穌會士——法國人傳教士張誠（Gerbillon, Jean Francois，1654—1707）和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Pereira, Thomas，1645—1708）參加了清朝代表團，充當翻譯和顧問。

徐日升熟知數學、天文，尤其精通音樂，在其自1673年以來供職宮廷的十餘年裡，經過康熙帝考察，對其極為信任，同時康熙帝也對於張誠有所了解，故在1688年派兩人出行。康熙帝之所以這樣做，除卻發揮他們的翻譯作用之外，看重的是他們所具有的西方國際關係和國際法方面的知識，希望他們能夠為中國使臣提供相關問題的諮詢。兩個西方傳教士各自寫有關於這一談判的日記，根據他們的日記，中俄雙方是在國際法所確立的平等互惠基礎上締結條約的。

當時中國的談判使團代表對西方的國際法是不了解的，參與談判的張誠等人的國際法知識則彌補了他們的不足，這些耶穌會士讀過早期的國際法論著，如格老秀斯和蘇阿瑞茲的著作，具備一定的國際法知識。耶穌會士的日記中多次提到國際法一些基本要素和原則：如國家間的平等和互惠；在外交活動中使節的性質及其地位；正義和非正義戰爭的觀念等等。參與條約訂立的耶穌會士在中俄交涉中充當了中間人，並在締約過程中體現了國際法的運用，推動了中俄尼布楚談判順利完成。談判按雙方對等的方式進行，條約的訂立過程，包括條約約文的草擬、約文的文本和條約的生效機制等，都遵守了西方的國際法規則。

談判中有個有趣的插曲，康熙帝明確指令使臣簽訂和約后，叩首跪拜上帝，以上帝的名義宣誓。中國方面提出的這套中西合璧的宣誓方式顯然使俄國人難以接受，俄國人決定變通方式進行宣誓。妥協的結果是簽約之後，先由中方譯員張誠宣讀中國人手中的條約文本，再由俄方譯員宣讀俄國人手中的條約文本，雙方同時各自核准校對手中的文本，再進行宣誓。

耶穌教會亦對他們卓有成效地推動中俄簽訂條約頗感自得，1703年，耶穌會士洪若翰在從中國寄往法國的信件中，盛讚了傳教士在中國與俄國談判中發揮的作用。當然，徐日升和張誠也因為協助尼布楚條約達成而備受康熙的寵遇。

另據《國家人文歷史》刊載的文章《尼布楚條約》背後的大清“內鬼”闡述，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國人張誠分別收受俄國的賄賂，“將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盤托出”，后又多次為俄國提供談判情報，使俄國最終贏得土地的願望如願以償。

對中國而言，這一次外交中的國際法實踐究竟有何種意義，是值得探究的一個問題。

康熙帝對西方知識有濃厚的興趣，耶穌會士給他講授過幾何、數學、物理、化學、天文、音樂、哲學等知識。康熙帝是否從中了解到西方有關國際法的知識，缺乏明確史料記載，從康熙帝委派耶穌會士隨團出使及命令使臣按基督教方式宣誓的諭令看，他對國際法及相關規則並非毫不知情，由此可見，其間會有耶穌會士向康熙帝提到過西方外交及其國際法的相關問題。

在這次談判中，清政府放棄了傳統處理對外關係的方式，國際法的原則在其中產生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這並不能證明中國方面接受了國際法和西式的外交模式，以代替中國傳統的世界秩序的理解，並將《尼布楚條約》及締結類似條約作為未來對外關係的先例。事實上，從1689年到1839年的150年中，不論是中國的官方還是非官方文獻，都沒有再涉及國際法的記載。有關此次談判的中文資料極其少見，這表明清政府並不願意把談判的經過公諸於眾，因為遷就俄國的一些要求，放棄處理夷務的傳統作法，對於清政府而言，並非一件光彩的事情，尼布楚談判僅僅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金庸在其武俠小說《鹿鼎記》中用戲謔的筆法將主人公韋小寶置身於當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中，其言行反映出當時清朝當局以我為主的大國心態。除卻其故事性因素不論，就曾經專攻過國際法的金庸來說，此番描寫也確實與歷史有內在的某種對應。

由此看來，此次條約談判並沒有開啟中國近代新式外交，鑒於源自西方的國際法與中國傳統對外體制並不相符，康熙帝對國際法只是策略性地運用，一如以往中國統治者對於“外夷”靈活對待的方式。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1727年中國又與俄國簽訂了《恰克圖條約》，以解決雙方共同關心的一些問題。鑒於此前俄國有遣使祝賀雍正帝即位之舉，清政府還於1829—1832年間向俄國派遣了兩個外交使團，以祝賀俄國新皇即位。

中國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是一次中國傳統外交活動的特例，耶穌會士徐日升作為當事人，在其日記中認為如果俄國使臣到中國，會被迫按中國的朝貢禮儀行事，決不會受到平等待遇。徐日升是當時的中國通，對於中國的國情十分了解，他所描述的俄國使臣到達中國的情形，正是長期困擾中外交往的中西禮儀之爭（中西禮儀之爭是近代史學研究關注的話題，其中英國使臣馬戛爾尼使華的經歷更是被視為中西衝突的關節點而被放大予以討論）。

就此事件來看，國際法輸入中國一直有其外來壓力的背景。《尼布楚條約》使得國際法在中國對外交往中首次得到體現。1839年為解決因禁鴉片而帶來的中外衝突，林則徐組織翻譯了法泰爾的國際法著作。19世紀60年代之後系列的國際法譯作在官方的支持下得以出版，也正是應對中外締約后，清廷面對全方位的外交關係的特定歷史情境。

國際法輸入的此種應急性背景使其作為一門專門的“技能”而較早地得到了關注，在《萬國公法》一書出版前後，朝廷的奏摺清晰地反映出了“國際法”在當時主政者心目中的作用，不過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工具。所以“國際法”能夠超越其他的法學學科，率先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出現，成為京師同文館的一門重要課程。此種被稱為“萬國公法”的學問被視為了解西方的重要必備知識，其在外交實踐中也被列入了“交涉學”這樣一種門類而受到當時外交人員的重視。

視“國際法”為工具性的結果使國際法在近代中國較早得到了傳播。最初的國際法知識的接受者主要局限於同文館的學員和一些外交官員。直到近代教育體系建立之後，國際法和其他部門法一起作為法學專門學科才被全面介紹到中國。所以我們看到儘管在19世紀60年代起就有國際法完整譯本和教學，但國際法知識真正在中國引起關注並得到更大範圍的傳播，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

法律意義；這個條約以近代主權國家之間的條約形式，從法律上確定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都是中國的領土，中國對其享有充分的主權。（而非古代粗淺的勢力範圍劃分，是受國際法和國際公約保護的領土主權）

中華歷史上第一次以近代主權國家“中國”的身份站上國際舞台。

條約簽訂后，中俄兩國東段邊境地區相對穩定，兩國人民和平往來，貿易得到很大的發展。

中俄《尼布楚條約》承認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是中國領土，遏止了俄國繼續向南擴張。清政府獲得雅克薩之戰勝利后，為了和平發展雖做出了一些讓步，但該條約更主要是維護了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俄方則通常認為《尼布楚條約》不利於俄國，對俄而言是不平等條約，而認為後來的《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是對俄真正平等的條約。總之，中國稱此條約為“清朝做了讓步的平等條約”，俄羅斯（包括蘇聯時期）則稱此條約為不平等條約，聲稱俄羅斯在《璦琿條約》中收復了在《尼布楚條約》中被中國人強佔的失地。

伏爾泰：①最後，這兩個國家都較好地了解到了他們真正的利益所在。康熙帝寧願要帶來實惠的和平與貿易，而不要徒勞無益的戰爭。②俄國人付出的代價只是讓出一個修建在邊界線以外的小堡壘。③這種貿易活動使雙方都受益獲利。

尼古拉·班特什-卡緬斯基（Н.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假若戈洛文遵照陛下諭令趕赴邊境前去阿爾巴津，中國人就未必敢逼近涅爾琴斯克，因而就可望以阿爾巴津為界。對這一延誤，儘管他百般辯解，也不能辭其咎。

魏源：時察罕汗已卒，新察罕汗嗣立，知中國東方距已遼遠，且限以行國，非若西北之西費雅（瑞典）、西南之圖裡雅（土耳其），近在肘腋，所必爭也……始與我大臣索額圖等會議於黑龍江……於是東北數千里化外不毛之地，盡隸版圖。

張之洞：前代黷武之朝殘民以逞，本朝武功無過康熙、乾隆兩朝，其時逞其兵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薩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圖交犯而商市開，越南來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是曰戢兵，仁政十二也。

加斯東·加恩（G. Cahen，法國學者）：尼布楚條約的後果不久就清楚地顯現出來了：中國方面是消滅了厄魯特人，俄國方面則是發展了對華貿易。

蔣廷黻：《尼布楚條約》在我國方面所注重的是劃界，在俄國方面所注重的是通商。雙方均達到了目的，故此約得實行一百六十餘年。照這約，不但黑龍江、吉林及遼寧三省完全是中國的領土，即現今俄屬阿穆爾省及濱海省也是我國的領土。······吾國當時所以能得此成績，一則因為俄國彼時在遠東國力之不足，關於遠東地理知識之缺乏及積極開拓疆土之不感需要；一則因為康熙帝處置此事之得法，軍事上有充分之準備，而外交上又替俄國留了餘地。其結果不但保存了偌大的疆土，且康熙朝我國在外蒙古的軍事曾未一次受俄國的牽制。"以往所有的爭執，無論其性質如何，今以後永遠忘記不計。"這是條文的第三款。這一層完全做到了：中、俄兩民族曾未因17世紀的衝突而懷舊怨。關於將來，此約雖未永久有效，基督徒雖亦不計"無所不能的上帝"的監誓而不守信，但確立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好及友誼的基礎。在國際條約中，《尼布楚條約》算得一個有悠久光榮歷史的。

蕭一山：說者謂此約中國殆佔全勝，殊不知俄人以西伯利亞之佔領，漸次侵及我國，今既得貿易之利，以解決食糧問題，遂亦暫戢其野心。而清廷欲表示大國懷柔之德，視邊徼荒服，無足重輕，以致咸豐之時，所謂嶺南江北濱海數千里之膏腴，終為俄人攘之以去，而今山河依舊，國境全非，亦可慨矣！

呂思勉：此約俄人認為系用兵力迫脅而成，心懷不服，而中國對邊陲，又不能實力經營，遂伏下咸豐時戊午、庚申兩約的禍根。

蔡東藩：至若尼布楚議和，清史上稱為最榮譽之條約，實則俄兵遠來，勢孤而弱，清軍近發，勢盛而強。此約之成，寧非強弱不同之再證乎？然彭春再出，窮年累月，不能破一雅克薩土壘。索額圖原議不諧，終至讓步，俄之強已可知已。

郭廷以：這是一次對等的談判，是一個平等的條約，遏止了俄人對黑龍江流域的侵略，保全了完整的東北達一百六十年。固然是俄人為時勢所限，在東亞的力量不足，中國正當盛世，但康熙的應付得宜，所關亦大。不過尼布楚地區則未可保有。

納羅奇尼茨基等《遠東國際關係史》：尼布楚條約是清朝通過種種威脅，並通過派出為數眾多的軍隊事先非法佔領俄國領土而強加給俄國的。條約的條款反映了十七世紀清帝國在遠東對俄國的軍事優勢。······沙皇政府以重大讓步——這些讓步俄國認為是暫時的——為代價，制止了清帝國對東西伯利亞的進一步侵略。

戴逸：①《尼布楚條約》是在平等基礎上籤訂的條約，條約對兩國政府都是有利的。②中國方面，雖然在領土問題上作出了很大的讓步，但促使俄軍撤出雅克薩，收復了長期被俄國霸佔的國土，並從法律上明確肯定了黑龍江流域和烏蘇里江流域是中國的領土；由於和俄國訂約停戰，清政府也就能夠騰出手來去對付準噶爾叛亂勢力，進一步完成國家的統一。俄國方面撤出了雅克薩和其他侵略據點，但卻取得了清政府承認自己對一直在反抗中的尼布楚及其以西地區的佔領，因而極大地鞏固了在該地區的殖民統治。

單素玉（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該章作者）：《尼布楚條約》是中俄兩國在平等的談判基礎上所訂的第一個條約，其內容基本上體現了兩國政府規定的原則，尤其是對俄國更有利，不僅因此得以牢固佔有西伯利亞，而且獲得了同中國通商的權利。當然由於劃分了中俄東段國界，從法律上肯定了中國對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流域的主權，在遏制沙俄侵略上也是有深遠意義的。

柏楊：①這是一個重要的條約，使中、俄得到和解，為中、俄兩國帶來一百七十年的和平，跟十一世紀中國與遼帝國澶州和解帶來一百一十四年的和平同樣重要。俄國對遙遠的東方固然力不從心，而中國如果長期從事於東北荒涼寒冷地區的戰爭，也將精疲力盡。②當時中國的力量，事實上只能到黑龍江北岸，還伸展不到外興安嶺和鄂霍次克海。俄國向南侵略，是由冰雪荒原，進入流奶與蠻之地，永不會自動停止。而中國不然，漢人那時仍以遼東半島為主要範圍，有耕種不完的肥沃土壤，滿洲人則爭先恐後入關去當中國的主人，沒有人傻到從流奶與蜜之地，投身到冰雪荒原。這可從對雅克薩城的處理上看得出來，中國人把它焚毀而退，俄國人卻把它當作寶貝，建了又建。所以，《尼布楚條約》對俄國是一種阻堵，對中國是一種保衛。

徐中約：這項條約乃中國與一個“西方”國家之間的第一項協定，它是在中俄平等的基礎上達成的，雙方都大體感到滿意。俄羅斯獲得了對尼布楚城及約93,000平方英里未定領土的控制權，此外還獲得了一些貿易特權；而中國則滿意地看到雅克薩的俄羅斯問題被徹底解決，且俄國將很可能在中國與噶爾丹之間的較量中保持中立。然而，條約中卻有一個大漏洞；蒙古和西伯利亞之間的邊界仍未確定，因為費要多羅堅持稱他沒有得到授權談判這個問題。顯然，俄國是在規避任何對這個問題的安排，因為清王朝還沒有完全控制外蒙古。

亨利·特魯瓦亞：瓦西里·戈利琴又在一個新的領域——即外交領域遭到失敗。他與中國簽訂的涅爾琴斯克條約規定，把黑龍江兩岸割讓給這個大國。這樣，俄國三十多年來擁有的這條完全可以航行的西伯利亞河流便歸了中國人，形成了兩個國家的新邊界線。在克里姆林宮很少有人了解這種割讓在戰略上具有的危險性。不管怎樣，了解談判進程的索菲亞，幾乎未把此事放在心上。

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 Stavrianos）：①邊界確立在沿黑龍江以北的外興安嶺一線上，所以，俄羅斯人不得不完全地從有爭議流域地區撤走。作為回報，俄羅斯人被授予商業特權；兩國臣民可以自由地越過邊界、不受干涉地從事買賣。以後發展起來的貿易是由商隊從事的，它包括了黃金和羊皮；俄羅斯人用黃金和毛皮交換茶葉。正是從中國人那裡，俄羅斯人獲得了日後成為其民族飲料的東西。俄羅斯人很快就成為甚至比英國人更愛喝茶的人。②隨著《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俄羅斯人在亞洲擴張的第一階段終於結束。以後一百七十年中，俄羅斯人一直遵守條約的規定，停留在黑龍江流域以外的地區。

中方評價

呂思勉在《中國通史》中評價：“此約俄人認為系用兵力迫脅而成，心懷不服，而中國對邊陲，又不能實力經營，遂伏下咸豐時戊午、庚申兩約的禍根。”

聞一多在他的《七子之歌》中認為《尼布楚條約》是個不平等條約：“……吾國自《尼布楚條約》迄旅大之租讓，先後喪失之土地，失養於祖國，受虐於異類，臆其悲哀之情，蓋有甚於《邶風》之七子……”。1930年北平文化學社印行的《中國國恥地理》一書中也曾認為尼布楚條約為不平等條約。

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中評價道：“這是一次對等的談判，是一個平等的條約，遏止了俄人對黑龍江流域的侵略，保全了完整的東北達一百六十年。固然是俄人為時勢所限，在東亞的力量不足，中國正當盛世，但康熙的應付得宜，所關亦大。不過尼布楚地區則未可保有。”

清史專家戴逸先生說：“《尼布楚條約》保障了中國東北邊境一百多年的安定和平，為清王朝後來平定西北、西南地區的叛亂提供了穩定富饒的大後方，對於清朝的發展和繁榮、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現，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和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楊方指出，當時在尼布楚地區游牧的是蒙古布里亞特部落，他們在當時並不屬於清朝，清朝也從未對當地實行過有效統治，因而談不上清朝割讓了領土給俄羅斯，而且條約簽訂時，喀爾喀蒙古也不屬於清朝。

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指出，“這是一個重要的條約，使中、俄得到和解，為中、俄兩國帶來一百七十年的和平，跟十一世紀中國與遼帝國澶州和解帶來一百一十四年的和平同樣重要。俄國對遙遠的東方固然力不從心，而中國如果長期從事於東北荒涼寒冷地區的戰爭，也將精疲力盡。”“當時中國的力量，事實上只能到黑龍江北岸，還伸展不到外興安嶺和鄂霍次克海。俄國向南侵略，是由冰雪荒原，進入流奶與蠻之地，永不會自動停止。而中國不然，漢人那時仍以遼東半島為主要範圍，有耕種不完的肥沃土壤，滿洲人則爭先恐後入關去當中國的主人，沒有人傻到從流奶與蜜之地，投身到冰雪荒原。這可從對雅克薩城的處理上看得出來，中國人把它焚毀而退，俄國人卻把它當作寶貝，建了又建。所以，《尼布楚條約》對俄國是一種阻堵，對中國是一種保衛。”

俄羅斯的評價

瓦西里·戈利琴又在一個新的領域——即外交領域遭到失敗。他與中國簽訂的涅爾琴斯克條約規定，把黑龍江兩岸割讓給這個大國。這樣，俄國三十多年來擁有的這條完全可以航行的西伯利亞河流便歸了中國人，形成了兩個國家的新邊界線。在克里姆林宮很少有人了解這種割讓在戰略上具有的危險性。不管怎樣，了解談判進程的索菲亞，幾乎未把此事放在心上。

全球通史的評價

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 Stavrianos）在他著的《全球通史》中說，“《尼布楚條約》是中國與歐洲一大國簽訂的第一份條約；由於中國代表團有耶穌會會士任譯員，條約用拉丁語擬定。邊界確立在沿阿穆爾河以北的外興安嶺一線上，所以，俄羅斯人不得不完全地從有爭議的流域地區撤走”，“以後170年中，俄羅斯人一直遵守條約規定，停留在阿穆爾河流域以外的地區。”

“邊界確立在沿黑龍江以北的外興安嶺一線上，所以，俄羅斯人不得不完全地從有爭議的流域地區撤走。作為回報，俄羅斯人被授予商業特權；兩國臣民可以自由地越過邊界、不受干涉地從事買買。以後發展起來的貿易是由商隊從事的，它包括了黃金和羊皮；俄羅斯人用黃金和毛皮交換茶葉。正是從中國人那裡，俄羅斯人獲得了日後成為其民族飲料的東西。俄羅斯人很快就成為甚至比英國人更愛喝茶的人。“

後世圍繞條約是否為平等條約以及若為不平等條約、究竟對中俄雙方何者更不平等，存在爭議。

中國方面，聞一多在他的《七子之歌》的詩序中認為《尼布楚條約》是失地條約：“吾國自尼布楚條約迄旅大之租讓，先後喪失之土地，失養於祖國，受虐於異類，臆其悲哀之情，蓋有甚於《邶風》之七子……”1930年（民國十九年）北平文化學社印行的《中國國恥地理》一書中也曾認為尼布楚條約為不平等條約。更多的學者認為《尼布楚條約》是經過平等協商訂立的平等條約，不過仍會指出中國在領土問題上作出了讓步；至於讓步範圍，或曰“尼布楚地區”（或“額爾古納河以西尼布楚以東”），或曰“貝加爾湖以東、勒拿河以南、額爾古納河以北、額爾必齊河以西”，等等。但侯楊方則認為，當時在尼布楚地區游牧的是蒙古布里亞特部落，他們在當時並不屬於清朝，清朝也從未對當地實行過有效統治，因而談不上清朝割讓了領土給俄羅斯，而且條約簽訂時，喀爾喀蒙古也不屬於清朝。

沙俄、蘇聯的部分評論認為，《尼布楚條約》對俄國並不平等。例如納羅奇尼茨基等所著《遠東國際關係史》稱《尼布楚條約》使“阿穆爾地區”被“從俄國分割出去”，又如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輯的《十七世紀俄中關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就將雅克薩之戰稱為中方對沙俄的武裝侵略，並稱《尼布楚條約》是被強加給沙俄的，還試圖否定《尼布楚條約》在簽訂后的法律效力，從而為《璦琿條約》等進行辯護。中國研究者對此嚴加批駁。不過，也有蘇聯學者評論稱該約是“俄國外交的重大勝利”，或稱中俄為簽訂《尼布楚條約》進行的談判是“正式的平等的談判”並鞏固和擴大了兩國人民的和睦關係，至於後來推翻《尼布楚條約》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等則是帶有侵略性或不平等性的條約。

進入21世紀，中俄邊界問題在俄羅斯學界仍有一定的敏感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俄羅斯學界和文教界對該問題的態度也逐漸變化。

關於烏第河未定界（“待議地區”）的範圍與該河南北地區的清俄邊界問題，國內外學者有十種以上的不同見解。

其中，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以及余繩武主編《沙俄侵華史》中均把“烏第河待議地區”劃定為烏第河以南、外興安嶺以北的區域。與此不同，學者劉遠圖在《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研究》中提出，外興安嶺在烏第河河源處分為兩支，分別位於烏第河的南側和北側，其中北支為諾斯山（又稱“諾薩山”、“諾茲山”，Noz或Noss）；《尼布楚條約》的拉丁文本確定的待議地區，是指這南北兩支脈之間，而不是烏第河與外興安嶺南支之間；至於滿文本所描述的，則包含諾斯山脈以北地區，還要遠大於前者（而中方的主張之所以在拉丁文本中被限縮，則與耶穌會士的受賄有關）；而前述《中國歷史地圖集》等繪製的，則是俄方文本中的主張。此後，學界既有支持此觀點或事實上與之觀點相同者，也仍有贊同《中國歷史地圖集》等的標繪而反對劉說者。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包括戴逸等編著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在內的不少學術文獻指出，協助中方訂立《尼布楚條約》的兩位耶穌會士（張誠和徐日升）有收受俄方禮物、出賣中方利益的行為。後來更有人撰文將葡萄牙人和法國人稱為“內鬼”，稱他們“將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盤托出”，后又多次為俄國提供談判情報，使俄國最終贏得土地的願望如願以償。

其他研究者則指出，耶穌會士彌補了中方代表索額圖等人對國際法掌握的不足，促使《尼布楚條約》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成功締結，並起到了中俄之間斡旋人的重要作用，康熙帝也對他們的工作表示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