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咸炘

劉咸炘五六歲時，先後從兄咸滎和父親學習。9歲時，更加篤學好問，每天讀書達數十冊。

劉咸炘五六歲時，先後從兄咸滎和父親學習。9歲時，更加篤學好問，每天讀書達數十冊。

1914年，他18歲，其父卒。乃就從兄劉咸焌受業，開始研究古文的格調並詳細研究班固的《漢書》，隨後又研讀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於是更知道著述體例綜合的原則。22歲時，寫成《漢書知意》四卷。是書於昔人譏評班固之語，糾辨甚詳，發明《漢書》的義例甚有創見，這是他史學評論的開始。後來，《太史公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三部書，都是照此書體例寫成的。1916年後，任尚友書塾塾師。尚友書塾是劉成焌創辦的，成立於1918年，前身為明德書塾，地址在純化街延慶寺內，是解放前成都最有名的書塾。當時，劉咸焌任塾長。教學課程和書塾章程則完全由劉咸炘制定，分幼學、少學兩個班，學生數百人。又設有研究班，從少學中考取成績優異者肄業。從開辦到1932年先生逝世，此15年為蓬勃發展時期，有《尚友書塾學報》刊行，造就不少國學人材。

先生的讀書方法可分為三個階段。初作札記零條，15歲時讀《文心雕龍》才大膽作札記，20歲前所讀的書，都有札記。每閱一部書，即置一札記本，寫心得於上，或者在書眉上用朱、墨筆加校語、評語、批語、識語，短的幾個字，多的到數百字。他遺留的中西藏書有23000多冊，現藏四川省圖書館。每冊書中的書眉、副頁上都有批註。任尚友書塾塾師后，遍翻我國經、史、子、集四部的主要書籍，旁及歐美的譯本，閱讀勤奮，識見銳敏，綜貫會通，寫下精闢的論文，繼乃會集成專書。如《中書》、《左書》、《內書》、《外書》、《右書》就是這樣寫成定編的。他曾說：“我現在的著作，還很粗率，將來尚需按學之系統，刪繁就簡，納支入干，化數小種為大種”，不幸他早逝，這個志願沒有完成。他在30歲時，寫了一篇《宥齋自述》，文中說：“吾之學， 《論語》所謂學文也。學文者，知之學也，所知者，事物之理也。所從出者，家學祖考槐軒先生，私淑章實齋先生也。槐軒言道，實齋言器；槐軒之言，總於辨先天與後天，實齋之言，總於辨統與類。凡事物之理，無過同與異，知者，知此而已。先天與統同也，後天與類異也。槐軒明先天而略於後天，實齋不知先天，雖亦言統，止明類而已。又止詳文史之本體，而略文史之所載，所載廣矣，皆人事之異也。吾所究印在此。故槐軒言同，吾言異；槐軒言一，吾言兩；槐軒言先天，吾言後天，槐軒富本，吾言末而已。實齋名此曰‘史學’，吾則名之曰‘人事學’。其範圍詳於《一事論》中，而最重者為遺傳、土風，時風，要之為氣質與風俗而已。”這段文章敘述他的學術宗旨，簡要明白。

先生治學，先從校讎目錄學入手，著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他說：“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實齋，首以六藝統群書，以道統學，以公統私。其識之廣大圓通，皆從浙東學術而來。所謂校讎者，乃一學術方法之名稱，以此二字代表讀書辨體知類之法而已。”他留心於史學的研究，擴充章實齋。“六經皆史”的論點，深入發揮。他說：“吾之學，其對象一言以蔽之，曰史。此學以明事理為目的，觀事理必於史。所謂史，不僅指紀傳、編年各史，經書亦包括在內。子之言理，亦從史出，周秦諸子，無非史學而已。橫說則謂之社會科學，縱說則謂之史學，質說、括說則謂之人事學。”又說：“能知《尚書》、《春秋》、紀傳三者嬗變之故，即可窺史跡之變化交互。必有變化交互之史，乃能文如其事，而史之良者，尤在能推見至隱，原始察終。後世史家重朝政而輕民風，詳實事而略大勢，史識所以狹也。”他對地方志特別重視，認為地方志有自己的精神、體例，與國史不同。他說：“一代有一代之時風，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縱一橫，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國史紀注之上，更有撰述，撰述之上，更有貫通之識，為文之主而存於文外。自章先生出而撰述之道大明，貫通之識，亦有端緒，惟方法則粗有記注之法。章先生所撰，誠撰述矣，而貫通之識，仍未之見。”為了實踐他的論點，於是寫了一部《蜀誦》，用政事、土俗貫通立論，敘述四川地方史古今變遷的大勢。他這種識見，比章實齋更進一步。

他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別具卓識，推崇孔丘、孟軻，認為孔、孟的根源是老聃，老聃為孔子所師。他衡量諸子學說，用儒家的“用中”，道家的“觀變”，評定諸子的純正與駁雜。他說：“諸子之學有二類，一日人道，二日群理。人道論為人之本而究及宇宙，群理則止及治群之術而泛及政事。如道家、儒家皆主人道，而墨翟、商鞅則惟及群理。”

他喜歡評論文學，主張寫文章要先有內容，然後講求形式。他所處的時代在本世紀初到30年代，當時寫古文的人，多承清來文士的習慣與風格，摹仿唐宋八家或者高談漢、魏、南北朝八代的文體，寫作文章，俗調庸腔，淺陋已甚，文字的用途日趨狹隘，於是他寫了一篇《辭派圖說》來批評這種風尚。文中說：“文集盛於東漢。東漢作者皆工詞賦，承子政(劉向)之法而加枚(皋)、鄒(陽)、東方(朔)、司馬(相如)之辭采，施之諸文，乃成東漢之體。剪裁齊整，下開魏、晉，齊、梁，藝盛辭濃、文質彬彬。遠祖荀(卿)、屈(原)，近稱子政，大家如班(固)、蔡(邕)、曹(植)、陸(機)，所謂不分駢散之古文也。能擇數家而熟玩之，即可俯視一切。然必先具子，史之識乃能探文辭之妙”。更值得提出的，就是他對白話文評價。1919年“五四”運動興起后，提倡寫白話文，當時復古守舊的人，皆持反對意見。先生認為這些意見是錯誤的，於是寫《白話文平議》來糾正。1924年先生還用白話文寫著作，如短篇故事《瞽叟殺人》、《孟子齊宣王章說話》、宣講本《該吃陳飯》、白話翻譯《夢溪筆談·杜五郎》等及其他白話文，集成一冊，名《說好話》。可惜這些文章後來散失，沒有刊行。

他論詩的主要著作有《詩系》7篇，敘例說：“鍾氏《詩品》，根據《詩》、《騷》，扢揚文質。探源循《七略》之法，立統以三系(小雅、國風、楚辭)為歸。觀其力杜險俗，舉鮑照為濫觴；高標極界，附阮籍於小雅，豈徒以評品片言取稱雋永哉！宋世既疑其義駁，明人徒取其詞工，會稽章實齋獨稱為有本之學，而不解其說，但付闕如。學士雖或徵引，徒資談助，無能識其旨歸，得其條理，蓋詩道之湮久矣！蒙竊不自揆，發明三系之說，立以為統，和合顧寧人、張翰風、王而農三家之說，窮源竟委，上起於漢，下斷於唐，宋以後雖略，不無偏畸，但所標大旨，則仍相同。”可見他的主張，是強調詩要有內容，不專尚詞藻的。他又寫了一本《詩初學》 ，序中說“詩以言志，唐以來之詩，十九皆非真詩，故詩不可輕作，詩以陶情，故詩不可不讀；勞者有一歌，苟無以范其情，恐漸流於邪僻，故詩不可不學。不輕作乃可作。有蒙求問我下手之階，則無以應也。前歲撰《詩系》成，於故紙中撿得大父手書曰：‘古詩甚多，難以盡讀，將古詩十九首緩緩讀完，複選白樂天等淺顯古詩與讀，便令其學作可也’。私幸主張宗風，不背先訓，因複本此意，選錄一目，以授初學”。這是他教初學入門的好辦法，對青年是有用的。

他又善書法，15歲時就以方法教人，尤精篆書與隸書。他寫了一本論書法的專著《弄翰餘瀋》，提出“華夏藝術，書畫並重，而書之變化尤多”。“書之多變詩文同，故其派別風勢亦可以論詩文者論之”。慨嘆“畫學有史，而書學無史，畫科盛行，而書科不盛”。主張寫書法史。書中對包慎伯的《藝舟雙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葉鞠裳和翁潭溪的尊尚唐碑，皆提出糾正與補充意見。對大篆，小篆、分書，隸書，真書．草書、行書的發展變化，都有精闢的論述。並且對歷代書法家如魏晉的鍾繇、衛恆、王羲之，唐代的顏真卿．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柳公權，宋代的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明的趙孟頫、董其昌、文衡山，清代的鄧完白、何子貞、伊墨卿、包世臣、王文治、劉石庵等，以及近代的吳昌碩也有評論，不主張一家之言，詳論各家的得失。提出“凡文字一代自有一代之風氣，舉全風氣而論高下，則此代有不如彼代者。而一風氣中亦自有高下，高風氣中之下者，或不如下風氣中之高者。此風氣與彼風氣之高下，未易確定。若各風氣中之高者，則可以普遍之價值定之，此論藝術者之所同也。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固無由比較高下。即同一詩也，必謂六朝詩勝唐、唐詩勝宋，亦巳非通確之論。即使通確，六朝亦自有惡詩，舉六朝惡詩以加諸唐佳作之上，豈為通耶？論詩文者多蔽於是，論書亦然”。他這種見解，是很卓絕的。

先生著述很多，計已成書的共236部，475卷，總名《推十書》。已刻印的有十之七八，其餘的手稿，有些散失了，有些現存於四川省圖書館。“推十”是先生書齋的名稱。茲將《推十書》主要部分分述於下：

總絮綱旨的有《兩紀》、《中書》。辨天人之微，析中西之異的有《內書》、《外書》，《左書》知言，如《孟子章類》、《子疏》、《學變圖贊》、《誦老私記》、《莊子釋滯》、《呂氏春秋髮微》都屬此類，這是先生研究諸子學的著作；《右書》論世，如《太史公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史學述林》、《學史散篇》、《繙史記》、《蜀誦》、《先河錄》都屬此類，這是先生的史學著作。關於校讎目錄之學，則有《續校讎通義》、《目錄學》、《校讎述林》、《校讎叢錄》、《內樓檢書記》、《舊書錄》、《舊書別錄》等，關於文學的著作，則有《文心雕龍闡說》、《誦文選記》、《文學述林》、《文式》、《文說林》、《言學三舉》、《子篇撰要》、《古文要刪》，《文篇約品》、《簡摩集》、《理文百一錄》、《詩評綜》、《詩本教》、《詩人表》、《一飽集》、《從吾集》、《風骨集》、《風骨續集》、《三秀集》、《三真集》、《長短言讀》、《詞學肄言》、《讀曲錄》等；書法專著有《弄翰餘瀋》；論說治學門徑的著作有《學略》、《淺書》、《書原》、《論學韻語》、《治記緒論》、《治史緒論》等。以上所列書籍，尤其是文學選集，多為排印、油印本，沒有刻入《推十書》中。

先生著書，本著章實齋“言公”的宗旨，凡主張一個義理，前人已經說過的，必定把原文引在前面，不足之處就發揮引申或者加以補充。所以他的識見是精核宏通，出人意表，自抒心得，資深積厚。讀他的書，如進入深山採礦，潛泳海底求珠，使人尋繹不盡。他曾向門徒說：“有人問我的學問是什麼內容，我說可以附列在儒、道兩家的後面。”又說t我不過是“骨董行中識貨人”罷了。與他同時的國內有名學者，如浙江張孟劬，也是研究章實齋的，見到先生的著作后稱讚說：“目光四射，如珠走盤，目成一家”。廣西梁漱溟曾對人說：“余至成都，唯欲至諸葛武侯祠堂及鑒泉先生讀書處。”並把先生《內書·動與植》這篇文章轉載入《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覺悟》中，作為附錄。修水陳寅恪在抗日戰爭時期來成都華西大學講學，到處搜訪購買先生的著作，認為先生是四川最有識見的學者。鹽亭蒙文通和先生私交最篤，隨時過從，研究學問，曾經慫恿先生重修宋史。蒙在《四川方誌序》中評論先生說：“其識已駿駿度驊騮前，為一代之雄，數百年來一人而邑。”江津吳芳吉對先生極為敬佩，書信往來，討論文學詩歌，自稱“半友生半私淑之弟”。華陽林思進曾在《劉豫波先生家傳》中說：“獨惜君從弟鑒泉年未四十，所著書數百卷，其於校讎考訂之學，精核微至者，殆不可朽”。華陽李劫人挽先生的聯語有“實齋著述有傳人”之語。華陽龐石帚挽先生的詩說：“不分淡交得真概，知君恨晚十年游”。先生從兄劉咸滎輓聯說：“半生心血百城書”。1924年先生編寫《蜀誦》定稿后，送請四川省通志館館長宋芸子(育仁)先生閱讀。宋先生看后，大為讚揚，即將稿本交通志館全體人員傳觀，以此為楷模撰擬《四川通志》。解放后出版的史學及目錄學著作引用先生的論點或書目很多，茲不一一列舉。1982年日本學者曾到四川省圖書館查閱先生的著作。繼后，西德的學者也託人到圖書館查詢。由此可見，先生的學術已產生了世界性影響。

劉咸炘先生對人謙和，無半點驕矜的氣味；與人討論學問。時，亦不宥於門戶之見。

他一生研究學問，不喜仕途奔競。北伐勝利后，吳佩孚失敗逃至四川，企圖東山再起，積極網羅人材。曾致函擬親至先生家門造訪候教。先生婉言推卻，只約在草堂寺一晤。晤談中，只談學術問題，不涉政治。結果吳只贈送親書對聯一副，摺扇一柄，始終沒有談及政事。1930年，川督劉湘曾約先生出任二十四軍軍部秘書長，他亦婉言謝絕。可見先生的志趣是不同於流俗的。

先生自1926年到1932年逝世前，先後任敬業學院哲學系主任及成都大學、四川大學教授。這些學校的師生都敬佩他的學問。他講課時，聽講的人很多，教室坐滿了，門窗以外還圍立幾層人傾聽。現在有昕過他講課的人，還津津有味地敘述當時的盛況呢！

先生教誨學生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嘆惜人才難得。先生主講尚友書塾時，有許多大學的學生要求到塾內聽課，他特為這批人在星期天講課，稱為“塾外生”。學生中凡有成績的，不論大小，他都要加以獎勵。資質下等的，他更是盡心誘掖，耐心扶持，希望得到長進。在尚友書塾讀書的學生，凡家境貧寒，無力就學者，都免繳學費，並供給伙食，不使廢學。先生還曾為使學生能深造有成，籌集經費，就書塾設研究班，按季發助學金，以贍膏火。開辦時，招考了12名學生，計劃作為重修宋史的助手，並已經著手收集資料，組織班子，寫了一些有關宋史的論文(收入《右書》中，最重要的是《重修宋史述意》)，不幸他大業未成就去世了。

先生平時含默寡言，少與人爭論，遇學術界知交，則清談娓娓不絕於口。喜歡望月飲酒，每當月自風清的夜晚，購買乾果酒脯在塾中和學生一邊看月，一邊討論學問，上下古今，暢談暢飲，直到深夜。

先生在1930年以前沒有離開成都。到1931年至1932年，兩年之中，始游青城，再游峨眉，並在1932年夏天，游劍門，登豆圌山，都有遊記和詩歌。他喜愛劍門的雄險，用易經坤卦“直、方、大”為劍門關題詞。先生游劍門時，受了暑熱，回成都后就染了病，不到一個月，於1932年8月9日不幸咯血而逝，年僅36歲。葬雙流蘇碼頭蔣家店祖塋。親友生徒，莫不嘆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