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驥

伯常、菊村，湖北安陸縣三陂港人。自幼入塾就讀。1906 年(光緒三十二年)考入湖北陸軍小學。1909年(宣統元年)升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加入共進會。2年後被保送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入伍生隊。辛亥武昌首義時，由保定南歸路經上海，被滬軍都督陳其美委充上海警衛軍司令官。10月29日，清軍攻佔漢口，劉驥以“效力疆場為要務”辭職回鄂，由鄂軍都督黎元洪委為戰時總司令部參謀，聽從總司令黃興調遣，督戰於漢陽前線，阻擊清軍。南北議和后，仍回保定軍校學習。1914年7月畢業，赴山西投大同鎮守使兼晉軍師長孔庚，任鎮守使署中校參謀，代參謀長。次年5月．因追隨孔庚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被改任山西第一混成旅步兵營營長。后被革職，重返上海。

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任湖北靖國軍第一軍參謀長，后歷任湖南援鄂軍 團長、廣東海疆軍旅參謀長、四川邊防軍高級參謀等職。1924年，赴粵晉謁孫中山。1926年參加北伐，北伐軍攻佔漢口後任漢口特別市公安局局長兼代市長。1929年後，歷任第五路軍第九軍副軍長、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蒙藏委員會委員、江西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貴州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等職。抗戰時期，歷任重慶行營辦公廳副廳長、軍委會委員長西昌行轅中將主任、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1940年晉任陸軍中將。1945年當選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抗戰勝利后，任重慶市市長，后兼代重慶警備司令。1948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華中“剿總”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委員。1949年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同年到台灣。1958年10月2日病逝於台北。

1911年辛亥革命時，任滬軍都督府警衛司令；

同年10月返武漢，任鄂軍總司令部參謀，參加攻打漢口。

1912年後，歷任鄂軍第五師副官長、晉北鎮守使署少校參謀、山西陸軍第一混成旅營長等職。

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任湖北靖國軍第一軍參謀長，后歷任湖南援鄂軍團長、廣東海疆軍旅參謀長、四川邊防軍高級參謀等職。

1924年，赴粵晉謁孫中山。

1926年參加北伐，北伐軍攻佔漢口後任漢口特別市公安局局長兼代市長。

1929年後，歷任第五路軍第九軍副軍長、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蒙藏委員會委員、江西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貴州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等職。

1940年晉任陸軍中將。

1945年當選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

1948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1949年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

同年到台灣。

1958年10月2日病逝於台北。

1917年7月，孫中山揭起“護法”旗幟。劉驥奉命隨何成浚回到湖北策動荊州駐軍石星川師響府，鉬成湖北靖國軍第一軍，任該軍少將參謀長。次年1月石星川部被湖北督軍王 占元擊散，劉驥隨何率殘部退駐湖南常德，編為2個梯團，劉驥任第一梯田團長，交湘西邊防督辦兼援鄂軍總司令李書城指揮，與圍堵之北軍苦戰。嗣後，率部赴(恩)施南，入湖北靖國軍唐克明部，繼續開展護法鬥爭。

1918年5月，劉驥辭職赴上海后奉命入粵，任駐粵滇軍總司令部上校副官長。次年5月改任廣東海疆軍第一混成旅參謀長兼代旅長，率部戍守海南島。1920年，因屢遭粵軍攻擊，辭職回上海，蟄居數年。1923年10月，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推行武力統一中國的政策。孫中山立即成立以熊克武為總司令的四川討賊軍總指揮部。劉驥奉命入川，出任討賊軍總司令部少將高參，協助前敵總指揮賴心輝，與北軍鄧錫侯、唐廷牧、陳國棟等部，苦戰於黑虎寨、資中、張關鐵山、內江、成都等地，終因眾寡懸殊而失敗。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攻佔湖南，中國震動。依附吳佩孚的劉湘、劉文輝主動與賴心輝聚首言和，商請劉驥為川軍總代表，赴衡陽面見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請其將川 軍收編。10月，隨北伐軍進入武漢，劉驥被任命為漢口特別市公安局長。任期內，悉心保護中共湖北黨的創始人董必武、陳潭秋的安全；支持學生為收回英租界組織的示威遊行，並親帶糾察隊前往現場維持秩序，捉拿潛入武漢的土豪劣紳湯毓龍等。

1927年7月，汪精衛集團叛變后，退任漢口市政府委員。11月，秘密逃往上海，參加“湖北革命同志會”。后以四川省主席劉文輝的代表身分，往來於上海，南京、武漢間，充當劉與蔣介石的橋樑。1930年春，蔣介石任命劉文輝為第五路軍總指揮，劉驥利用劉的合法番號，自己在湖北拉起了一支隊伍，即第五路軍第九軍。隊伍整編后，請何成浚任軍長，自任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不久何成浚投蔣，並收買了第二師師長容景芳，將第九軍收編。劉驥反蔣不成，遂亡命上海。1936年6月，經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援引，出任江西省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區保安司令兼專署所在地南城縣縣長，他開始成為政學系成員，並遂漸成為重要骨幹。任內手訂十戒(忤逆不孝、煙賭、早婚、養童養媳、放青苗錢、捕蛙等)，頗得人心。1935年5月，先後調任貴州桐梓、陝西南鄭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任內，奉命阻止紅軍北上；貫徹聯保聯坐法；督修贛閩、川黔、川陝邊界公路，以便“追剿”紅軍。因出力尤多，深得蔣介石的器重。1938年10月，武漢淪陷，蔣介石為進一步控制四川，將劉驥調往重慶，擔任重慶行營辦公廳副廳長。次年2月，改任西昌行轅主任。在職7年，利用與彝人首領鄧文富聯姻等形式，分化地方勢力，大挖新設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的牆腳，挑起少數民族人民之間的互相角斗。

抗戰勝利后，接任重慶市長。是時，蔣介石派特務殺害了民主志士李 公朴、聞一多等，激起重慶各界人士的義憤，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劉驥應邀出席，同時保釋了《大公報》採訪部主任曾敏文，開釋記者10人，師生17人。任期內重視市政建設，完成了下水道、北區幹路、和平隧道、和平市場等工程。

1948年4月，調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時，劉驥明曉蔣家王朝的末日已到，便拉他的二弟民社黨中央委員劉仲宣，贊助和平運動，同時密謀“應變”方案。次年2月，“華中剿總”白崇禧，以劉驥“辦事敷衍”而去職，凋任重慶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秘書長。4月21日，聞蔣介石準備捕殺一批進步人士，他提前準備好通行證，買好飛機票，秘密將市參議會會長鬍子昂等人送出重慶。中國解放時，攜眷飛抵香港，擔任中國招待所所長，接待國民黨去港的軍政人員。不久轉赴台灣，離政賦閑。1958年去世。

劉驥土地革命時期擔任南城、漢中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時，嚴禁鴉片、賭博，嚴禁高利盤剝，嚴禁販賣人口，安置散兵游勇在農場就業，動員妓女從良，整頓吏治，清剿 匪患，丈量田畝依法計征等。蔣介石把劉驥安置在從江西到陝西圍剿紅軍的沿途上，是對他從政能力的充分信任，劉驥也不負重望，所到之處，都把公路修得四通八達，同時採取上述措施安定地方，迎合蔣介石調兵遣將和倡導“新生活運動”的需要，但是從客觀上看就大大緩解了民生疾苦，受到百姓歡迎。

劉驥身為國民黨高官重將，割不斷與國民黨的依存關係，直到中國解放，他去香港幾經徘徊，最終還是去了台灣，但他對中共方面、社會民主人士始終懷有好感。大革命時期，他在武漢與董必武、陳潭秋等中共方面關係密切，這不僅因為是他的妹夫耿丹的關係，應該說他對共產黨人革命精神是欽佩的。土地革命時期，正當中國各地共產黨組織遭到破壞、共產黨人紛紛落網被害時，他在江西南城、貴州銅梓、陝西漢中，卻沒有迫害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相反在制裁地頭蛇、國民黨貪官方面毫不手軟。

抗戰時期及抗戰勝利后，他在西昌行轅主任和重慶市長任上，雖然紅得發紫，但他畢竟不是黃埔出身，仍保持清醒頭腦，約請民主人士鄧初民，為他和他的下屬講解馬克思主義和唯物辨證法，毅然參加重慶為李公僕、聞一多舉行的追悼大會，或明或暗地支持國統區的民主運 動，釋放被捕師生。劉驥任湖北省主席時，國民黨勢力已是強弩之末，幾百萬大軍已被人民解放軍通過三大戰役打得落花流水，鎮守武漢的“華中剿總”白崇禧，正準備抽走銀行的黃金、白銀，炸毀武漢后，逃回他的發跡之地廣西。

劉驥與白崇禧巧妙周旋，暗中支持“和平運動”，積極應變，粉碎白崇禧的陰謀，與武漢地下黨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最後毅然引退，以一走了之的方式為桑梓人民謀求和平，為基本保存一個完整的武漢創造了條件。綜觀劉驥的一生，宦海沉浮，歷經滄桑，很難對他作出一個全面確切的評價，但他一生不忘革命初衷，身處國民黨高層卻保持民主精神，念念不忘民生疾苦，對共產黨人也從沒有惡感，甚至在關鍵時刻，甘願丟掉那頂價值不菲的“烏紗帽”，擔當起與白崇禧較勁的風險。應當尊重劉驥政治態勢多元化的個性特點，不應機械地將他當成正面人物或者反面人物，任情褒貶。他在那樣錯綜複雜的環境中，保持政治良心的鮮活，實在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