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舉

彭舉先生出生於書香世家且學有根柢。先入四川法政學堂，1913年考入四川國學院附設國學學校（1911年四川存古學堂因辛亥革命停辦；1912年2月月改為“四川國學館”，同年11月併入四川國學院，院址定於存古學堂舊址，國學學校附設於國學院；1914年3月國學院停辦，專辦國學學校，廖平任校長；1918年8月改名為“四川國學專門學校”；1927年，國學專門學校成為公立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與蒙文通（1911年考入存古學堂，因辛亥革命爆發，於1912年始入新成立的國學館）、楊叔明（永浚）、楊潤六（正芳）、向宗魯（承周）、廖宗澤（廖平之孫）等是同學。其時，廖平、劉師培、吳之英、曾學傳等海內鴻儒均雲集於國學學校，廁身於名師益友，彭舉先生受益匪淺，由是打下極為深厚的學問基礎。日後他精於宋明理學，有“蜀中大儒”之譽。

彭舉先生畢生從事於教育事業。1918年至1939年，他在成都、重慶教中學國文課。此間，曾與蒙文通先生同在重慶聯合縣立中學（該校原為東川書院，1903年改組為重慶府中學堂，1914年改名為“重慶聯合縣立中學”，簡稱“重慶聯中”，1932年改稱“重慶共立高級中學”，1935年改成“重慶聯立高級中學”，1939年改為“四川省立重慶中學”，1952年更名為“重慶市第七中學”至今）和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1950年改名為“重慶女子師範學校”）任教。曾與林思進（山腴）、劉士志（行道）等同在成都聯合中學（該校原名“成都府中學堂”，辛亥革命后改名為“成都聯合中學”，1940年更名為“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學”，1952年更名為“成都第四中學”，1983年4月複名為“成都石室中學”至今）任教。又曾與唐迪風（唐君毅之父）、蒙文通、劉咸炘、吳芳吉等創辦敬業學院。

1927年他到國立成都大學預科任教。1934年至1939年任國立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1939年，張君勱在雲南大理創辦民族文化書院，他於1940年3月被聘為教授。1942年春返成都，先後任齊魯大學（當時在成都華西壩）、四川大學教授，后專任四川大學教授。1946年，成都私立尊經國學專科學校成立，校長蒙文通聘請彭舉先生執教。1947年，魏時珍任國立成都理學院（其前身為川康農工學院）院長，又延聘他講授古典文學。1948年，他任成都東方文教研究院教授。解放后，1951年11月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研究員。

彭舉先生還關心時事政治。1915年8月，他與蕭公弼等在成都創辦《世界觀》月刊，彭舉先生是編輯之一。1919年6月15日，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成立，最初成員有李劼人、周光煦（曉和）、穆濟波（世清）、胡助（少襄）、李思純（哲生）、何魯之、李珩（曉舫）等9人，彭舉先生亦是其中之一。后又加入中國青年黨。1925年7月初，他與余家菊、范壽康、李璜、舒新城、穆濟波、楊叔明、李儒勉、章伯鈞等共同發起成立“國家教育協會”。抗戰時，與常燕生、何魯之、姜蘊剛等在成都發起成立“青年黨復興運動委員會”，以對抗青年黨中曾琦、李璜一派。

彭舉先生著述甚豐，不幸大多損失於文化大革命中，幸由其家人將其部分遺詩小心保存下來，並集資出版。他撰寫有《薛濤叢考》、《薛濤詩箋》、《杜詩版本考》、《草堂文獻彙編》等稿，並參與《成都城坊古迹考》、《杜甫年譜》等書的編寫，有詩集《辛未旅燕雜感百六首》（北平京城印書局1931年出版）行世。1964年後，王文才遵先生之囑，厘為《洪度集》與《望江樓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彭舉先生平生交遊極廣，嘗游南京，師事歐陽竟無大師；又嘗四游滬、杭諸地，因得結識柳詒徵、梁漱溟、湯用彤諸學界聞人。亦同章太炎、馬一浮、錢穆、顧頡剛、朱光潛、林思進等文化名人有交往。梁漱溟晚年回憶他在川結交的朋友時寫道：“彭芸生先生，又叫彭舉，是我心目中仰慕的學者……治史治經有成就。”

據其孫女彭庸《先祖事略》一文介紹說：“先祖畢生嗜書如命，曾五赴京、津、滬、杭購書。有聯雲‘最愛圖書消歲月；尚余肝膽近賢豪’可見其心志，居家常將買米錢移作買書錢，至家中不能舉火，故家雖貧而書甚豐。”新中國成立后，彭舉先生曾向西南民族學院、華西大學、四川大學等高等院校捐贈圖書達七千餘冊之多，多為善本、古本，其價無算。彭庸《先祖事略》最後說：“六六年浩劫至，家中古籍善本蕩然無存，先祖蹙眉長嘆：‘在劫難逃……’含恨而歿。”

彭舉先生晚年曾撰成《薛濤叢考》一稿，認為濤之卒，是在大和六年秋冬間；其生，則當在貞元元年或二年，享年四十七八歲。

他的考證主要是：一，《蜀箋譜》：段文昌為作墓誌。段文昌曾兩次鎮蜀，再次鎮蜀在大和六年冬；其死，在大和九年。據此，薛濤之死，必在大和九年之前。二，薛濤詩集中，有《籌邊樓》詩。籌邊樓之築建，當在大和五年春夏間，至秋落成。薛濤《籌邊樓》有“臨雲鳥八窗秋”之句，可證。時薛濤尚在。三，薛濤詩集中，有《棠梨花和李太尉》詩。李太尉即李德裕，於大和四年十月到川，大和六年冬離任。李德裕曾有傷薛濤之詩。

今李詩雖亡佚，但劉禹錫的《和西川李尚書〈傷孔雀及薛濤〉為什》可證。據此，薛濤之死必在李德裕未離任時，即在大和六年冬前。根據以上的考訂，彭芸蓀認為薛濤之卒，是在李德裕將離任，而段文昌將到任之時，即大和六年秋間。又，萬曆洗墨池刻本《薛濤集》：“及笄，以詩聞外，客有竊與之燕語。時韋中令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彭芸蓀據此又考：韋皋貞元元年任西川節度使，至十二年加同平章，始稱韋相國，或韋相公；至十七年兼中書令，始可稱韋中令，或韋令公。薛濤集中有《上韋令公》詩，可見侍酒賦詩，必在貞元十七年後，韋皋兼中書令時。及笄，方15歲；至韋公召見，或有一二年時間，則薛濤此時，當十七八歲。由此可推證，薛濤生於貞元元年，或貞元二年。

彭舉先生認為，洗墨池刻本《薛濤集》中，說“和歲濤卒，年七十五”，有誤。如年七十五，據文昌撰墓誌之年上推，則濤生肅宗至德、乾元之間。至韋皋初人蜀時，濤已二十七八歲，不能稱為“笄”，何況召見是在貞元十七年後。

（彭先生有遺稿《薛濤生卒年歲考》載於《西北大學學報叢刊（唐代文學）》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