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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舉

古典文學研究專家

彭舉(1887~1966)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尤致力於薛濤杜甫研究,也精於宋明理學。字雲生,又作芸生、芸蓀、芸村,自號百衲小巢主或頑石子。1887年出生於四川省崇慶堰縣今崇州市(,歸成都市管轄)太平鄉(今崇平鎮)羊叉,晚年居成都老西門外,宅門鐫有“芸廬”二字。

生平簡介


彭舉先生出生於書香世家且學有根柢。先入四川法政學堂,1913年考入四川國學院附設國學學校(1911年四川存古學堂因辛亥革命停辦;1912年2月月改為“四川國學館”,同年11月併入四川國學院,院址定於存古學堂舊址,國學學校附設於國學院;1914年3月國學院停辦,專辦國學學校,廖平任校長;1918年8月改名為“四川國學專門學校”;1927年,國學專門學校成為公立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與蒙文通(1911年考入存古學堂,因辛亥革命爆發,於1912年始入新成立的國學館)、楊叔明(永浚)、楊潤六(正芳)、向宗魯(承周)、廖宗澤(廖平之孫)等是同學。其時,廖平、劉師培吳之英曾學傳等海內鴻儒均雲集於國學學校,廁身於名師益友,彭舉先生受益匪淺,由是打下極為深厚的學問基礎。日後他精於宋明理學,有“蜀中大儒”之譽。

教育事業

彭舉先生畢生從事於教育事業。1918年至1939年,他在成都、重慶教中學國文課。此間,曾與蒙文通先生同在重慶聯合縣立中學(該校原為東川書院,1903年改組為重慶府中學堂,1914年改名為“重慶聯合縣立中學”,簡稱“重慶聯中”,1932年改稱“重慶共立高級中學”,1935年改成“重慶聯立高級中學”,1939年改為“四川省立重慶中學”,1952年更名為“重慶市第七中學”至今)和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1950年改名為“重慶女子師範學校”)任教。曾與林思進(山腴)、劉士志(行道)等同在成都聯合中學(該校原名“成都府中學堂”,辛亥革命后改名為“成都聯合中學”,1940年更名為“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學”,1952年更名為“成都第四中學”,1983年4月複名為“成都石室中學”至今)任教。又曾與唐迪風唐君毅之父)、蒙文通、劉咸炘吳芳吉等創辦敬業學院。
1927年他到國立成都大學預科任教。1934年至1939年任國立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1939年,張君勱在雲南大理創辦民族文化書院,他於1940年3月被聘為教授。1942年春返成都,先後任齊魯大學(當時在成都華西壩)、四川大學教授,后專任四川大學教授。1946年,成都私立尊經國學專科學校成立,校長蒙文通聘請彭舉先生執教。1947年,魏時珍任國立成都理學院(其前身為川康農工學院)院長,又延聘他講授古典文學。1948年,他任成都東方文教研究院教授。解放后,1951年11月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研究員。
彭舉先生還關心時事政治。1915年8月,他與蕭公弼等在成都創辦《世界觀》月刊,彭舉先生是編輯之一。1919年6月15日,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成立,最初成員有李劼人、周光煦(曉和)、穆濟波(世清)、胡助(少襄)、李思純(哲生)、何魯之、李珩曉舫)等9人,彭舉先生亦是其中之一。后又加入中國青年黨。1925年7月初,他與余家菊范壽康李璜舒新城、穆濟波、楊叔明、李儒勉章伯鈞等共同發起成立“國家教育協會”。抗戰時,與常燕生、何魯之、姜蘊剛等在成都發起成立“青年黨復興運動委員會”,以對抗青年黨曾琦、李璜一派。

著作介紹

彭舉先生著述甚豐,不幸大多損失於文化大革命中,幸由其家人將其部分遺詩小心保存下來,並集資出版。他撰寫有《薛濤叢考》、《薛濤詩箋》、《杜詩版本考》、《草堂文獻彙編》等稿,並參與《成都城坊古迹考》、《杜甫年譜》等書的編寫,有詩集《辛未旅燕雜感百六首》(北平京城印書局1931年出版)行世。1964年後,王文才遵先生之囑,厘為《洪度集》與《望江樓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彭舉先生平生交遊極廣,嘗游南京,師事歐陽竟無大師;又嘗四游滬、杭諸地,因得結識柳詒徵梁漱溟湯用彤諸學界聞人。亦同章太炎馬一浮錢穆顧頡剛朱光潛、林思進等文化名人有交往。梁漱溟晚年回憶他在川結交的朋友時寫道:“彭芸生先生,又叫彭舉,是我心目中仰慕的學者……治史治經有成就。”
據其孫女彭庸《先祖事略》一文介紹說:“先祖畢生嗜書如命,曾五赴京、津、滬、杭購書。有聯雲‘最愛圖書消歲月;尚余肝膽近賢豪’可見其心志,居家常將買米錢移作買書錢,至家中不能舉火,故家雖貧而書甚豐。”新中國成立后,彭舉先生曾向西南民族學院、華西大學、四川大學等高等院校捐贈圖書達七千餘冊之多,多為善本、古本,其價無算。彭庸《先祖事略》最後說:“六六年浩劫至,家中古籍善本蕩然無存,先祖蹙眉長嘆:‘在劫難逃……’含恨而歿。”

對薛濤考證


彭舉先生晚年曾撰成《薛濤叢考》一稿,認為濤之卒,是在大和六年秋冬間;其生,則當在貞元元年或二年,享年四十七八歲。
他的考證主要是:一,《蜀箋譜》:段文昌為作墓誌。段文昌曾兩次鎮蜀,再次鎮蜀在大和六年冬;其死,在大和九年。據此,薛濤之死,必在大和九年之前。二,薛濤詩集中,有《籌邊樓》詩。籌邊樓之築建,當在大和五年春夏間,至秋落成。薛濤《籌邊樓》有“臨雲鳥八窗秋”之句,可證。時薛濤尚在。三,薛濤詩集中,有《棠梨花和李太尉》詩。李太尉即李德裕,於大和四年十月到川,大和六年冬離任。李德裕曾有傷薛濤之詩。
今李詩雖亡佚,但劉禹錫的《和西川李尚書〈傷孔雀及薛濤〉為什》可證。據此,薛濤之死必在李德裕未離任時,即在大和六年冬前。根據以上的考訂,彭芸蓀認為薛濤之卒,是在李德裕將離任,而段文昌將到任之時,即大和六年秋間。又,萬曆洗墨池刻本《薛濤集》:“及笄,以詩聞外,客有竊與之燕語。時韋中令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彭芸蓀據此又考:韋皋貞元元年任西川節度使,至十二年加同平章,始稱韋相國,或韋相公;至十七年兼中書令,始可稱韋中令,或韋令公。薛濤集中有《上韋令公》詩,可見侍酒賦詩,必在貞元十七年後,韋皋兼中書令時。及笄,方15歲;至韋公召見,或有一二年時間,則薛濤此時,當十七八歲。由此可推證,薛濤生於貞元元年,或貞元二年。
彭舉先生認為,洗墨池刻本《薛濤集》中,說“和歲濤卒,年七十五”,有誤。如年七十五,據文昌撰墓誌之年上推,則濤生肅宗至德、乾元之間。至韋皋初人蜀時,濤已二十七八歲,不能稱為“笄”,何況召見是在貞元十七年後。
(彭先生有遺稿《薛濤生卒年歲考》載於《西北大學學報叢刊(唐代文學)》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