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郁文

盧郁文（1900—1968），原名盧光潤，字玉溫；又名光潤；河北省盧龍縣木井鎮盧柏各庄人。

1922年北京高等師範學堂英語系畢業后，任中學教員、教務主任，河北省政府科長。1929年留學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1931年回國，曾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講師，民國大學教授，河北法商學院經濟系主任、教授，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編審，軍事委員秘書，糧食部參事。

抗日戰爭勝利后，任國民黨新疆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

1949年任南京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秘書長到北平參加和談，后留居北平。同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政務院參事，國務院副秘書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三屆中央委員、第四屆中央常務委員。是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1968年11月6日，因心臟病在北京逝世，終年68歲。

盧郁文（1900—1968），原名盧光潤，字玉溫。1949年12月加入民革，歷任民革第二、三屆中央委員，第四屆中央常委。

1957年，他因為一封匿名信，成為反右鬥爭的新聞人物。

盧郁文，1900年12月10日生於河北省盧龍縣木井鎮盧柏各庄。出生時，19世紀還剩下21天，因此他正好與20世紀同齡，也和所有同時代的中國人一樣，遭受了20世紀以來貧弱的中國所罹的一切災難和痛苦。他在一篇自傳的開頭寫道：八國聯軍打進中國，京奉線中國軍隊全部撤防，我母親肚子里懷著我到西山避難……“生於憂患”，憂患意識就成為了日後他愛國圖強的胸中火種。

盧郁文祖父那一代，曾是一個殷實大戶，門額上懸著一塊不知誰贈的“一方善土”的匾，門外是一個很寬很高的石台，在鄉下可算是氣派的了。盧家在木井鎮上開有藥店，還有錢莊。就是在這樣一個大戶人家裡，即使在其鼎盛時期，老老小小卻過著一種難以使人相信的、極其吝嗇的苦行僧式生活。

盧郁文的祖父是個非常節儉的人。給他打洗臉水，他先用雙手掌心朝下往銅盆里試，倘若水面的高度超過手背就要罵人：“要這麼多水幹啥，這麼不會過！”冬天的洗臉水，因為需要加熱，洗完后就又給兒子、孫子洗，直到最後那點水變成了豬胰子（用豬的胰臟和鹼搗制而成的肥皂，故以後把化學工藝製造的肥皂叫“洋胰子”）混著污垢的灰色漿湯。吃飯，常年吃的是退殼不全的高粱或小米稀粥就鹹菜疙瘩、小蔥醮大醬，偶然吃一頓“豆腐汁”（黃豆磨成碎漿去渣蒸著吃），上面撒上幾顆蝦皮，就算是改善生活了，也絕不見葷腥不見油。只是在過年時一個人才分到一塊二指寬的肥肉，另煮一大鍋漬菜（腌酸的大白菜）湯，用動物蠟在湯里涮一下，使之浮起一層油星。饞極的孩子們都爭先舀湯吃晚飯，卻遲遲捨不得咬那塊肉，你看我我看你，小心地咬一點，抿一抿，恐怕自己先吃完了干看著別人吃。盧郁文暑假回家，要挑水、放牛，還要到鄰村去賣蔥。怕他不識秤，父親還要預先稱好4兩、2兩一紮。

祖父規定，六個兒子家每家只能有一個男孩子上學，這一“法定”名額自然就落在了作為長子的盧郁文身上。小學在村裡念私塾，畢業後到盧龍縣的永平府中學（今天盧龍中學的前身。李大釗也在該校讀過書，比盧郁文早10年）讀書。這時正值民國初年，新制學校不多，一個鄉下孩子能進縣城上“洋學堂”是件很了不起的大事。臨行前，母親特為他單獨拆做了一床棉被（原先是兄弟二人合蓋一床），連夜趕做了兩雙布鞋，送兒子上路。

上永平府中學，一是近；二是他的三伯在那裡教書，有個照應。三伯的兩個兒子一個比他大一兩歲，一個比他小一兩歲，由於爹是教員，破例都跟去讀書。三伯望子成龍，每天晚上都給兩個兒子開小灶補課，卻不通知盧郁文參加。盧郁文知道后，就自己搬個小板凳坐在灶炕屋偷聽，熱天常常被蚊子在腿上叮出許多大包，也不敢弄出聲來。結果，學習成績倒是大大超過兩個兄弟，每學期都考第一。最後，盧郁文考取了大學，而三伯的兩個兒子卻沒有衝出農村。古話說“寒門出貴子”。盧家實非“寒門”，但那種特殊條件、特殊環境卻與寒門無異。

後來，盧郁文在教導自己的子女好好讀書、節省花錢時，常常以帶著辛酸無奈和激勵的口氣，回憶他每學期開學前跟他爺爺要學費的情景：明天要上學了，學費還沒拿到手。走到祖父門口不敢進，又回去；再去，還是不敢進，又回去。如此在門外徘徊半小時、一小時。挨是挨不過去的，最後硬起頭皮說明來意，迎頭而來的是一頓訓斥：什麼我掙這份家業不容易啦，你們念書不曬不淋不知辛苦啦，像你這麼大誰誰家的孩子都去“住地方”（即到外地店鋪里當學徒店員）啦……然後一筆筆算，學費、雜費、宿費、伙食費、課本費，加起來折算，竟相當於幾畝地的收成，心痛不已。罵完數落完，手一揮：回去睡覺吧，明天再說。第二天早上並沒有給錢，而是叫人牽著一頭驢子馱上一馱子自產的白薯粉絲，和他一起步行到縣城賣掉，從粉絲錢中扣除錢給他。這樣的事情，每學期開學前都要重複一次，儘管早已稔熟了祖父訓斥的內容，但那威嚴的氣勢總是令他每次躊躇顫慄不已。

1917年，正在上高二的盧郁文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老式習俗結婚了，妻名萬淑雲，與其同庚，生日大4個月，是安山（今九龍山）萬莊子一戶貧農的女兒，小腳，沒念過一天書。從過門那天起，妻子就挑起了伺候公婆、糊食餵豬、紡線織布、縫衣做鞋等全部家務重擔，還要下地做活。雖然後來二弟三弟陸續娶妻，但二弟媳不幾年就離婚了，三弟媳年紀輕輕的就去世了，一攬子家務仍由萬氏一人承擔，一直到她43歲離家攜子女外出尋找丈夫為止。在這26年中，盧郁文由中學到大學，當教師、參加北伐、出國留學、抗日流亡，從一名少年學生成長為教授、高級官員，與妻子只有不到6年的連續相聚。文化、地位的懸殊和長時間分離，並不曾淡化兩人的結髮之情。特別是抗戰的前6年，盧郁文一人從南京到武漢，從武漢到重慶，又由重慶到河南，生活和精神上的孤寂可想而知。多少像他一樣有些地位的人都討了“抗戰夫人”，也有不少朋友勸說其效尤，並且熱心作媒，他終未所動。他在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我如另組家庭，勢必對父母是個打擊，對妻更是致命的打擊。”日記里還具體地記述了介紹給他的有名有姓的女性。那時他只有40歲上下，有地位有文化，法律又不干涉，但他還是克制了。嚴格的自製和長年的孤寂，換來的是道義和忠貞勝利的慰藉，避免了家庭的分裂。

1918年，盧郁文以第一名的成績從永平府中學畢業，擺在他面前有兩條出路：一是到木井自家開的濟生堂藥鋪管賬，一是升學。這時祖父發話了：“上大學，咱家供不起，考得上不要錢的大學你就去。”盧郁文志在升學，孤注一擲報考免費的北平高等師範（北京師範大學前身）英語專業，居然一試即中。上大學，是以其父為家長的一大家和以他自己為家長的一小家生活命運的關鍵轉折點。

進入北平高師，雖然不必交錢，但學習和生活上的困難還是向他壓來。儘管在永平府中學考第一，但到了大學，英語還是跟不上。大一用的英文課本是原文的《魯濱孫飄流記》，都是用英文講，盧郁文聽不懂，叫起來答問自然不知所云，老師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Poor man！（可憐的人）這極大地損傷了他的自尊心，下決心即使拚命也要趕上去。他把課餘時間都用上，課前先查字典，把生詞用鉛筆在書頁上注出來，課後又和同學對筆記。如此勤奮努力，學期末考試終於及格。在逐漸習慣了這種教學法后，學英語就輕鬆了，從第二學期起，他就在班上考第一名，直到畢業。

那時的大學生興穿長衫。盧郁文僅有一件藍士林布長衫，穿髒了只好下午課後洗，到睡覺時幹不了，就用兩隻手拎著在宿舍門前來回奔跑，直到基本上吹乾翌日能穿為止。往家裡寫信為了省幾分錢郵票，都用明信片。他還給孩子們講過這樣的故事：有一位同學是北洋政府一名副總長的兒子，星期日邀他和另兩個同學去他家裡，進門后發現盧郁文不見了，原來是被門衛當做聽差（僕人）留在門房了，弄得那位副總長的兒子十分尷尬，訓斥了門衛一頓，連連道歉。盧郁文常常以這個例子教導子女：要注意學問，不要講究穿戴，不要以衣帽取人。

當時北京高師規定，學習前三名者可以留校任助教或到師大附中任英語教師，盧郁文選擇了後者。對此，他解釋說，他學英語是為了掌握一種外語工具，然後藉助這個工具研究其他專業，而在大學任教意味著要一生把英語作為專業。從1922年到1926年，盧郁文在師大附中當了近4年的英語教員。新中國成立后，他當年的學生有的當了將軍、大學校長、省長，還來認他們的“盧老師”。

在這4年中，中國的歷史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共產黨成立后很快登上了政治舞台，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黃埔軍校建立，東征、北伐，孫中山逝世……革命浪潮洶湧澎湃，知識界動蕩分化。國民黨當時還正當新生上升的階段，許多知識青年心嚮往之，不過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北京，國民黨還處於半地下狀態。1925年，盧郁文在北京秘密加入了國民黨。

1926年夏，盧郁文經由國民黨北京市組織的安排，到湖南投奔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在蔡廷鍇部任政治部宣傳科上校科長。

北伐軍沿京廣線北進，連克衡陽、株洲、長沙、岳陽，1927年初打到武漢。這時，國內形勢發生了歷史性的劇烈的大動蕩，蔣介石、許克祥先後在上海、長沙發動了以“清共”為目的的事變。7月15日，武漢的汪精衛公開與蔣攜手反共，即所謂的“寧漢合流”，這在北伐軍中引起了極大的混亂，人們面臨兩種抉擇：要麼留在“清共”后的部隊里，要麼跟隨中共掌握的武裝力量西進到九江、南昌。盧郁文當時沒有接受共產主義思想，也沒有與共產黨有過密切接觸，對局勢頗為迷惑。他回憶這段歷史時是這樣說的：“寧漢合流”前，一般都傾向暫時還與共產黨保持合作的汪精衛國民政府；但當企圖刺殺清帝國攝政王、被捕時高吟“飲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悲壯詩句、當時具有很高威信的汪精衛也竟然與蔣攜手時，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就不知何去何從了。這樣，盧郁文與一幫與自己同樣迷惑的朋友離開了北伐軍，到江蘇濱海創辦了一所東海中學，自己任教務主任。

汪精衛與蔣介石的聯合，使中國革命轉入了低潮。接著，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東北“易幟”。國民黨暫時統一了中國。河北的國民黨組織屬於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有反蔣傾向的“新中”派，他們得知北伐軍中有一批流浪在外沒有跟蔣走的國民黨員，便召他們去省政府任職。盧郁文在教育廳任第一科科長，第二科科長名字叫楊秀林（后更名為楊秀峰，新中國成立后曾任高教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盧與楊在20年代初結識，一直是好朋友。

1929年，南京國民黨政府選送一批有大學學歷的國民黨員去歐洲留學。盧郁文擔心陷入派系，放棄了公費留學，轉而向朋友借了8000元，自費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與此同時，楊秀林去了法國。

在倫敦，盧郁文住在一個工人家裡，生活極其拮据。在巴黎的楊秀林得知此情況后，每月寄一些錢給他，兩人的友誼可見一斑。“九·一八事變”后，由於國難危急，同時貸款用盡，盧郁文不得不在還差幾個月就可拿到碩士文憑的時候提前經由歐洲大陸的法、德、波、蘇回國。同行的還有和他同去英國的三位老友和同鄉馬洗繁、崔敬伯、高文伯。盧郁文在英留學期間，深感個人的人格尊嚴與祖國的強弱直接相連。走在倫敦大街上，人們常對中國人投以蔑視的目光，若有時被誤認為日本人反被尊敬三分，這就更加激起了他的愛國思想，立志奮發圖強。

從英國回來后，盧郁文先後在北平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河北訓政學院（商震辦的培養幹部的學校）、天津法商學院等校教授經濟學。在法商學院任教務長時，楊秀林也從法國回來在該校任教授。當時楊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因為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鼓吹抗日而兩度被捕，盧郁文和幾位朋友奔走設法把他營救了出來，兩人友誼更加深厚。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淪陷后，盧郁文化裝成商人，轉道天津奔赴南京。全面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盧郁文在抗戰爆發時棄教從政，參加抗戰，是他個人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到南京后，盧郁文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編審，任務是從事政治經濟法規條令的起草與編纂工作。1937年底南京陷落前，又隨國民政府西遷武漢最後遷至重慶，先後任軍事委員會工礦調整處主任秘書，全國糧食管理委員會主任秘書等職，1942年調河南任糧政局長。當時的河南，開封、鄭州早已落入敵手，洛陽在鐵路線上也是日寇必爭之地，因此省會設在魯山縣（今屬平頂山市）。

國民政府當時雖然只佔有半個河南省，但這個糧政局長卻是很不好當的。河南歷來是個窮省、苦省，當兵的多，討飯的多。因為河南歷來有三大害：水災、旱災、蝗災，1941年、1942年正趕上這三大災害連續肆虐。另外，按當時的軍事劃分，河南處於幾個戰區的交匯點，湯恩伯、蔣鼎文、李宗仁等是各戰區的司令長官，各戰區都要跟省糧政局要軍糧。老百姓連麥麩、紅薯藤都吃不上，哪裡有糧食？可是軍方卻不管這些，“抗戰第一”的口號誰也不敢拗。為此，湯恩伯於1942年秋專門在洛陽宴請戰區和河南省的軍政要人。宴會甫始，湯就公開宣稱，“今天我請客，是為了向盧局長要糧食”，向他施加壓力。盧郁文回到魯山急得生病，向省政府提出並實行了按田畝徵收軍糧的辦法，這實際上就是把交軍糧的沉重負擔轉嫁到大戶（地方鄉紳）身上，這就引起了地方勢力的強烈反對，他們甚至聯名控告。盧郁文雖有一腔抗日救國的熱忱，但糧政局長這一職務卻再也無法繼續擔當了。

1944年初，盧郁文到重慶，堅決辭去了糧政局長的職務，改任國家總動員委員會物資處長（后改為審議處）。這個委員會是一個戰時的臨時協調性機構，委員長由蔣介石兼任，管事的秘書長是曾任經濟部長的張厲生。盧郁文在這裡幹了不到一年，又被調到新疆任財政廳長。

1944年，日軍在緬甸和太平洋島嶼上遭到沉重打擊。在這種形勢下，日本急欲以中國大陸為依託鞏固其對東南亞的佔領，發動了打通南北交通線的軍事大進攻，首先就從攻佔河南國統區開始。湯恩伯的部隊不戰而潰，不到一個月，洛陽、魯山、許昌、漯河、葉縣、寶豐等一大批鐵路沿線和附近的市縣淪陷，先前由盧郁文苦心徵購的500萬擔軍糧幾乎全部落入敵手。他為此連連嘆息，既可惜他的苦心孤詣付諸流水，又氣憤湯恩伯的敗兵失地。

盧郁文到新疆去是奉蔣介石的命令統一整頓那裡的財政、金融和田賦管理。新疆原是土皇帝盛世才統治著，多年來自搞一套。蔣介石把他請到重慶擔任無實權的高官，派吳忠信當新疆省主席。盧郁文去后，身兼財政廳長、田賦糧食管理處長和新疆銀行董事長等職。後來吳忠信卸任，由張治中接替，盧郁文是諸多廳長中留任的一個。

盧郁文在新疆期間，家鄉傳來消息說，日軍由木井出發“掃蕩”柏各庄一帶的八路軍，他的母親被日軍打死。盧郁文是個極孝順的兒子，聞此噩耗，悲慟欲絕，幾天不思飲食。為了寄託哀思，他自設靈堂祭奠。省政府的大小官員聞訊紛紛前來弔唁，靈堂里掛滿了各色挽幛。祭奠完畢后，盧郁文命人把挽幛的落款收起來留下，把挽幛又一一送還挽者。其清廉乃至於此，今日恐亦少見。

盧郁文在新疆一年多，完成了蔣介石交代的任務，與張治中合作亦甚為融洽。翌年抗日勝利，盧郁文認為自己已實現了最初參政的初衷———投身抗日，就堅決辭職返回南京。張治中多方挽留未成，臨行時讓他帶了一封致蔣介石的親筆信，到南京后即派人把盧郁文夫婦接到自己的官邸居住。張治中在給蔣介石的信中稱讚盧郁文“品學兼優，堪以重任”。因此蔣介石一見盧郁文即提出讓他去任西北經濟委員會主任或東北經濟委員會主任(此職後為蔣經國擔任)，盧郁文一一婉言謝辭。蔣介石不甘心，后又派人去問：“盧先生是不是有什麼困難，蔣先生可以幫助解決。”他否認有什麼困難。此後，他找到資源委員會委員長錢昌照，謀了一個參事的閑職，意思是脫離政治圈子搞點經濟建設。1947年國民黨“行憲”，搞“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選舉，經濟界人士需要在立法院有代言人。盧郁文通過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的關係，以國民黨遴選提名的方式在河北冀東一帶參選，當上了立法委員，算是脫離了政府系統，轉入從事立法監督工作了。

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文告，“呼籲和平”，聲明“對個人進退無所縈懷”。盧郁文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希望這一文告是誠意求和而不是于軍事失利之後的政治攻勢。如其是政治攻勢，則不但和平無望，即軍事亦必垮的更要快些。”正如毛澤東後來在《評戰犯求和》中所說的那樣，蔣的這個文告的發表以及緊接著的“下野”、“引退”到奉化溪口，把李宗仁推到台前，放出和平煙幕，目的是一方面為了緩和空氣；一方面是力圖喘息，爭取美援，積極備戰。這一點，當時在南京的許多國民黨人士包括盧郁文也都看出來了。他在這天的日記中接著寫道：“馬蘊華、王覺民、於永滋夫婦相偕而來約我到外邊走走，只好隨行，到李德鄰、徐次辰、徐可亭處均各留名刺，最後到于右任處談談和平。右老頗不以總統發表文告為然，對文告文字亦多不滿，深以總統昨晚不容大家研究修正為憾。永滋問：‘這個文告可能發生什麼反響呢？’右老說：‘共產黨臭罵一頓，我們大家隨便談談而已’。”

從這段日記中可以看出，國民黨陣營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早已對蔣介石失去信心，認為內戰打下去沒有前途，希望早日實現和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洞察到這一點，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爭取國民黨中主和派、民主派人士，使他們逐步站到革命隊伍這一邊來。從北平、湖南的和平解放，直到李宗仁於1965年海外歸來等一系列歷史事件，都充分證明了中共統戰政策的正確和勝利。

在立法院時期，盧郁文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奔走和平；一是主張抑制豪門（即官僚資本）。他和幾位志同道合的立法委員組織了“星期四座談會”和“自由座談會”，定期或不定期地研討所關心的問題。1948年下半年，盧郁文曾上書蔣介石敦促當局停止內戰、實現和平。當時的立法院，主和派與主戰派的爭論（1949年初淮海戰役結束后解放軍渡江之前，南京岌岌可危，立法院主戰主和兩派的鬥爭主要集中在立法院是遷廣州還是留南京上）。一日比一日激烈。盧郁文是堅定的主和派，反對內戰，反對成立“戡亂委員會”，主張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把立法院留在南京。另一方面他同錢昌照、孫越崎、吳兆洪等策劃拖延和阻撓蔣介石把資源委員會下屬工廠礦山設備拆運台灣。他的這些行動，引起了特務的注意。有一次他和另一位立法委員李峰（建國后在交通部任職）乘汽車外出，在發現被特務盯上后，盧郁文靈機一動，命令司機把車開到京滬衛戍司令部，假裝拜訪湯恩伯司令。湯問他們主張立法院留還是遷，他們毫不遮掩地說主張留。湯問為什麼，他們說：“有湯司令在這裡保衛南京和上海，我們還怕什麼？”湯聽了哈哈大笑。從司令部出來，湯送到大門口，他們上車時發現原來跟蹤的小車已不見了，兩人互視微笑，慶幸這次機智脫險。有了這次教訓，盧郁文以後行動格外小心，並且專門到印度駐華大使館拜會大使梅農，提出緊急時刻到大使館避難的請求。由於梅農也在英國受過教育，盧郁文也在英國留過學，兩人有共同語言，而且梅農也主張中國停止內戰，就欣然同意了。

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南京政府同意在中共中央所提八項條件的基礎上與中共和談，組建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和平談判代表團。盧郁文因其主和的政治傾向和張治中的舉薦，被任命為代表團秘書長。3月31日，盧郁文率秘書、報務員、通航代表、通郵代表劉仲華、張豐胄、張月超、周光宇、楊公庶、任實華、陸錦堂、雷仲仁、梅貽藩9人先期到達北平。盧郁文登機前還曾親往李宗仁、張治中、何應欽處請示，李只說了兩個字：忍耐。這是什麼含義呢？實在耐人尋味。當時盧郁文回勸了一句：“除了和平，別無出路。”盧郁文上飛機時，女兒盧存心抱著不滿兩周歲的外孫去送行。咿呀學語的外孫問外祖父去北平給他帶什麼禮物回來，外祖父說給你帶“和平”回來，這回答或許可以說明盧郁文當時的心境吧。這時，他的兒子盧存學已在北平參軍進入四野南下工作團。這天，盧存學中午吃過午飯從飯堂出來，看到一架飛機從上空掠過，心知是國民黨派代表團和談來了，因為日期正好，而當時解放區也沒有客機。使盧存學大喜過望的是，在第二天看過《人民日報》后，得知那飛機上載的竟然是父親一行。盧存學原在北平燕京大學讀新聞系，北平解放后與南京家裡就失去了聯繫，不知南京何時才能解放，自己一家會不會跟國民黨政府流亡。

和談代表團到北平的第三天，組織上派盧存學到代表團下榻的六國飯店與盧郁文見面。到那裡正好趕上吃午飯，只見餐廳門柱上貼著“擁護真和平，反對假和平”的“對聯”。入座后盧郁文給兒子一一介紹在座的國民黨和談代表團人士。張治中見盧存學穿一身解放軍軍裝，笑著說：“來呀，進步的兒子先跟反動的爸爸打一架。”引起鬨堂大笑。當他知道盧存學學的是新聞時又打趣似的說：“好呀，你去接收吧，我們把報紙、通訊社、電台都交給你們。”這話雖是戲言，但也可見身為高級官員和首席代表的張治中也確信國民黨是大勢已去了。

午飯後，盧郁文要了一輛車和兒子同去二弟家。在車上，父子兩人進行了一次有趣的對話：

“爹，我希望您這次要表態了。”

“我來和談，本身就是表態，而且是冒著殺頭坐牢的危險表態。南京傳說，‘國大’代表判無期徒刑，立法委員槍斃。”

“不至於吧，共產黨不會這樣做。”

“至少和談成功了我要失業。”盧郁文確實心情矛盾，奔走和平為主戰派所不容，共產黨勝利了又不知自己前途如何。

“既然談和平，為什麼張治中來北平前要去奉化請示蔣介石？你們不要再幫蔣介石討價還價了。”

“這個，和你們的代表談，不和你談。”

在二弟家，盧郁文表達了自己今後的一些想法。他說，自己在南京，其他弟妹則在解放區，他無力照顧。至於他自己，無論和談成功與否都不會再跟國民黨到處跑了。他說，抗戰跑了8年，那是沒辦法，是外敵入侵。現在是國內的事，國民黨治理不好國家，就應該讓給共產黨搞嘛。在這裡，盧郁文表現了一個愛國者置個人家庭得失安危於國家民族利益之後的應有的思想準備和氣度。

和談期間，為了使雙方意見趨於一致，也為了融洽關係，爭取人心，毛澤東分批接見了代表團的代表、顧問和秘書長。在回憶這次難忘的會見時，盧郁文是這樣說的：

4月1日，我和李蒸一同被約去見毛主席。清早，汽車從六國飯店開出西直門，直奔香山雙清別墅，一路上一輛輛小汽車從香山往城裡方向開，心中不免納悶。到了毛澤東的房前，經簡單通報，毛立即走了出來，一邊連聲說：“歡迎，歡迎”，一邊伸出大手和客人相握。“兩位都是大學教授，我才是中學教員呀。”毛澤東的幽默調侃無時不在。“毛先生起床這麼早哇？”盧郁文問。“我還沒睡覺呢。”這個回答使兩人大吃一驚：原來他已工作了一整夜。怪不得路上那麼多汽車，可能都是和他徹夜談工作的中共要人。落座后，談起了國內和平和將來的經濟建設問題。毛澤東說：中國老百姓不願意打仗，我們也不願意打仗，是沒有辦法才打的，希望共同努力促成和平。毛澤東又說：兩位是學教育學經濟的，建設國家要靠發展經濟和教育。這話講得既顯示了一位領袖的高瞻遠矚，又像含有某種暗示。毛澤東還向盧郁文和李蒸詢問有什麼人可參加共同建設，盧郁文提到盧作孚、李書田、石樹德等。毛澤東的謙虛、坦率、深刻、大度，能使初次謀面的對方須臾之間為之折服。

在結束了3個小時的會見之後，毛澤東招待兩人共用午飯（江青作陪）。其間毛澤東談到兩個問題：一、雙方軍隊暫維持現有名額，視將來國防需要縮編時，多餘官兵必妥予安置，使從事於生產勞動。公教人員如需裁減時，亦同，使各得其所；二、新政協會議先成立籌備委員會，商討參加人選標準及名額，此層將訂入和約，希望立監委有人參加。

4月16日，黃紹竑、屈武持《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修正案》，由北平飛赴南京請示。在飛機場上，李維漢告訴盧郁文，已托黃紹竑帶口信，如和平實現，李德鄰可望任聯合政府副主席，白崇禧的軍隊可望維持原編製不變。

在黃上飛機前，盧郁文托他帶給立法院長童冠賢一封信，內致童及另外幾位主張和平的立法委員，說明和談經過，希望他們在立法院主張批准簽字。

和談談來談去，最後歸結到兩個焦點：懲辦戰爭罪犯和解放軍渡江。戰犯問題本來很敏感也很尷尬，但中共留了一個“活話”，即“改惡從善”可以寬大處理，而且“無論何人”。最難的是渡江問題，這是本質，是癥結。中共表示和也好，戰也好，解放軍一定要過江。代表團認為，中共的八項條件中有一條就是“改編一切反動軍隊和地方武裝”，既然承認八項條件，這一條也該同意。但是，蔣介石幹嗎？李宗仁接受得了嗎？當時國民黨還據有半壁江山和200萬軍隊呢。就看黃紹竑和屈武回去爭取李宗仁簽字的結果怎樣了。

盧郁文的意見是原則上必須同意解放軍渡江。他說，如不同意解放軍渡江，豈不是但憑代表團三寸不爛之舌即可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局面？但渡江的時間、地點和軍隊數量方面可以商量分期分批（國民黨代表團同意盧郁文以個人名義提出請中共研究）。

中共規定的最後期限是4月20日，雙方代表團在等待，全國人民在等待。

事實上，國民黨代表團的成員們在4月20日這天晚上一直等到晚上10點鐘，才收到南京拒絕簽字的電報。大家失望至極，未等譯電員把冗長的電文譯完就都回房睡覺了。

和平幻想破滅了。4月21日，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下令“向全國進軍”，4月22日晚11時，國民黨代表團即與中共接洽，提出翌日返回南京。周恩來於深夜12時前往飯店做說服挽留工作，先找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談，后找盧郁文談，直到凌晨三時始辭去。

4月24日，盧存學看到了一架大飛機從南飛來，他立即意識到事情不妙，連忙趕回代表團的新住地———西總部衚衕孫連仲的公館。待匆匆走進去，只見張治中、邵力子等都在客廳里坐著，談笑風生，還多了兩位上了年紀的婦女，一點也沒有走的跡象。

盧郁文走出來，把盧存學領進了自己的卧室。

“你們代表團打算回廣州嗎？”

“不。周恩來說，1947年，是你們把我們趕出了南京、上海，關閉了和平的大門，而我們希望和平大門繼續敞開，國民黨政府什麼時候想談可以再談嘛。為此，國民黨代表團曾專門給尚滯留南京的李宗仁、何應欽打電報，希望他們留在南京，解放軍渡江后仍可在和平協定上簽字。可惜這最後的懇切希望也最終沒有實現。”

盧郁文還告訴兒子，南京來的飛機帶來一封何應欽要求代表團回上海的親筆信，五位代表共同簽署了一封回信，說中共挽留甚摯，他們暫不回去。代表團中有兩位秘書曾想隨機回上海，但經盧郁文勸說沒有走。代表團成員就這樣全體留在了北平。

南京解放之際，盧郁文幾次與南京家裡通電話，得知老少平安。妻子告訴他，李宗仁離開南京前曾派人來詢問家裡有無困難，要送些錢來，妻子婉辭了，這也是秉承盧郁文的一貫作風。除了國事以外，盧郁文擔心的個人的事，一是家人的安全，一是自己的前途，前者已釋念，後者呢？就在周恩來挽留代表團時，盧郁文跟周說：“國民黨對人民犯下了罪，我是國民黨員，如果要治罪的話，我甘願服罪。”周聽了哈哈大笑：“盧先生說到哪裡去了，將來國家的事還要我們一起商量呢！”周恩來以他那特有的爽朗和極富魅力的表情和手勢化解了一個久處對立樊籬中人的疑慮。以後的一系列事實完全證實了周恩來的話絕非虛與委蛇，而是真心誠意：盧郁文的老父和妻子被接到北平；盧郁文被特邀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又被任命為政務院參事，后又被任命國務院秘書長助理、副秘書長，被選為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

盧郁文在政務院（國務院）工作，很快就以他勤懇、縝密、認真的工作作風贏得了上下好評，辦公廳曾發通報表揚，併發給他80萬元（舊幣）的獎金。1949年12月，盧郁文參加了民革。他積極參政議政，幫助處理國家大事。例如，1951年，翁文灝從法國回來，黨委派他去做翁的轉化工作；1958年，他代表國務院去洛陽參加拖拉機廠開工典禮；1961年，他和衛生部長李德全率政協視察團赴華東視察……與此同時，他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親切關懷。有一天李維漢到西單手帕衚衕他的家中，看到屋後山牆開裂，立即撥款300元給予修繕。1959年盧郁文患心臟病，上級專門安排他到外地旅遊休養。盧郁文對共產黨是由衷地欽佩和感激。50年代初他曾向中共遞交入黨申請書，並把他的簡單自傳和申請書的抄件分別寄給子女。

1957年在幫助中共整風中，盧郁文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與感受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作過幾次發言，主要是：一、針對當時有人說中共黨員與非黨員之間有一道“牆”和“溝”，他說，自己並不感到與黨員之間有什麼“牆”和“溝”，如果說“有”，黨員要拆要填，非黨員也有責任；二、他不同意“黨天下”的說法，認為舊社會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每調換一個長官，就要帶一大批親信；三、要區別資產階級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共產黨的重大決策都事前經過徵求意見，並不是拿出“成品”來讓你通過。這些意見都在報紙上以“盧郁文批評儲安平”、“盧郁文提醒不要混淆兩種民主”之類的大字標題刊發。但他沒想到為此而接到了匿名恐嚇信，說他“為虎作倀”，警告他“全家小心”。1957年6月5日，盧郁文在座談會後將此信交給了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李維漢立即轉交給毛澤東。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在6月8日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麼？》的文章，作為“反右”文的社論，由此掀起了全國範圍的“反右”運動，並且被惡性擴大化，致使50多萬人蒙受冤屈。這是盧郁文始料未及的。

“文革”的“打倒風”和抓“叛徒”風颳起時，他的心臟病和糖尿病已很嚴重，但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外調人員。這些人頤指氣使，態度粗暴，動輒拍桌子訓斥，弄得他十分煩惱氣憤。就在這種沉悶反常的氛圍中，1968年10月6日，盧郁文吃罷晚飯，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就倒靠在藤椅上與世長辭了，醫生診斷是突發性心肌梗塞。

盧郁文去了，帶著許多困惑、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和對分散在各地子女命運的擔心去了，時年68歲。在如何料理他的喪事時，家屬一籌莫展，後來全國政協來人告知，經請示周總理、毛主席批准召開追悼會，骨灰放入八寶山革命公墓，《人民日報》上發表訃告。雖然追悼會開得異常簡短，無人致詞，無人交談，但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已是不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