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四大書院

眾所皆知，江西歷史文化悠久、璀璨，人們常以“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來形容。在江西古代文化發展進程中，書院扮演著重要角色。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學校，它誕生於唐代，歷時千餘年，在地域分佈上遍及全國，對於我國古代教育和學術文化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提及江西的書院，還得從唐代桂岩書院說起。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唐玄宗在長安設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用於校刊，收藏經籍。從事教學活動的書院大約始於中唐時期，唐代桂岩書院大致創於此時，它不但是江西書院史上最早的書院，也是中國最早的聚徒講學書院之一。因此，江西是講學書院起源的搖籃。兩宋、元、明時期，江西書院數量在全國獨佔鰲頭，清代，沿海一些發達省份的書院發展迅速，但江西仍位居第二。與全國其他地方相比，江西有名的書院比比皆是，如聞名全國的白鹿洞、濂溪、白鷺洲、象山、鵝湖、豫章、懷玉、東湖書院等，其中，又以白鹿洞書院名氣最大，歷經千年，享有“中國四大書院之首”的美譽。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廬山五老峰南麓，是世界文化景觀，享有“海內第一書院”之譽，被評為“中國四大書院之首”。

始建於南唐升元年間（公元940年），是中國首間完備的書院；南唐時建成“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於京城之外設立的國學；宋代理學家朱熹出任知南康軍（今江西省九江市廬山市）時，重建書院，親自講學，確定了書院的辦學規條和宗旨，並奏請賜額及御書，名聲大振，成為宋末至清初數百年中國一個重要文化搖籃，是中國教育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白鹿洞書院與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合稱為“中國四大書院”。后又與江西吉安的白鷺洲書院、江西鉛山的鵝湖書院、江西南昌的豫章書院，並稱為“江西四大書院”。

新中國成立后，白鹿洞書院得到很好的保護和利用，各級政府先後撥巨款進行三次大的維修，再度興盛。1959年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南宋理學家朱熹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又稱《白鹿洞書院教規》影響後世幾百年，其辦學的模式為後世效仿，傳至海外的日本、南韓及東南亞一帶，白鹿洞書院譽享海外。截至2012年，白鹿洞書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學、學術研究、旅遊接待、林園建設五位一體的綜合管理體制。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廬山五老峰東北玉屏山南，虎溪岩背後。是北宋六大書院之一。有六合洞、朝天洞、宛在洞等洞景。原有三寶殿和僧舍，相傳為朱熹在廬山白鹿洞書院講學時，曾來過此地，後人紀念他亦在此起名“白鹿洞”。

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曾任太子賓客的洛陽人李渤，與其仲兄李涉來到了廬山五老峰下，開始築草堂隱居讀書，當地文人雅士時常慕其名上山與之交談，談詩論學。白鹿洞原是唐代洛陽人李渤年青時隱居求學之地。李渤養有一頭白鹿自娛，白鹿十分馴服，常隨主人外出走訪遊玩，還能幫主人傳遞信件和物品，因此以鹿名人，稱李渤為白鹿先生；以鹿名地，稱此處為白鹿洞。

唐朝末年，兵荒馬亂，各處學校毀壞，到廬山隱居、避難的讀書人，常到白鹿洞研討學問，交流心得。南唐在此處“建學置田”，正式稱之為“廬山國學”，任命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白鹿洞洞主，掌管教育和學習。這就是白鹿洞開辦學校之始，比濂溪書院約早30餘年，成為廬山的第一所學校。

北宋初年，各地設置書院，廬山國學乃改稱為白鹿洞書院，從此規模逐步擴大，逐漸成為全國四大書院之一，與嵩陽書院、嶽麓書院、石鼓書院並稱。書院殿閣巍峨，亭榭錯落，師生雲集，儼如學城。今日白鹿洞書院形成了以禮對殿為中心，有明倫堂、文會堂、御書閣、朱子閣、思賢台、狀元橋、門樓、牌坊、碑郡等眾多殿堂組成的古建築群，與周圍的山川環境融為一體。

元代末年，白鹿洞書院毀於戰火。明清時期，白鹿洞書院不斷得到修復，並繼續開辦。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維新變法改書院為學堂。光緒二十九年，白鹿洞書院停辦。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對白鹿洞書院進行保護和維修。1959年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1979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二級自然保護區，同年設置作為學術研究機構的白鹿洞書院建置;；1990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書院管理委員會。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九江廬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陽。書院傍山而建，一簇樓閣庭園盡在參天古木的掩映之 中。白鹿洞最初是唐代貞元時，李渤、李涉兄弟隱居 讀書的地方。

據傳李渤在此隱居時，曾養一白鹿自娛，因此人 們稱李渤為“白鹿先生”，又因此地四山回合，由山麓小路進去也有數里之遙，真有點入洞 之感，所以稱為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間，白鹿洞正式闢為書館，稱白鹿洞學館，亦稱“廬山 國學”，由李善道為洞主，掌教授，置田聚徒，成為講學和藏書之所。 “四方之士受業而歸，出為用世，名績彰顯者甚眾。”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九經。宋仁宗皇祐五年，孫琛在故址 建學館十間，稱“白鹿洞之書堂”，與當時的嶽麓、應天府、嵩陽並為“四大書院”。

白鹿洞書院雖為宋初所建，但不久即廢。直到著名理學家朱熹重修書院之後，白鹿洞書 院才揚名國內。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軍。朱烹到任時，白鹿洞書院已經毀於兵燹，棟 宇消落，林園荒蕪，觸目皆是塵封書海，網結門廊。經過朱熹的一再請求，宋孝宗終於同意 重建白鹿洞書院。修葺后的白鹿洞書院，以聖禮殿為中心，組成一個錯落有致、相得益彰的 龐大建築群。書院共有殿宇書堂三百六十餘間，其中包括御書閣、明倫堂、宗儒詞、先賢祠、忠節祠等。聖禮殿是用於學生拜謁孔子的殿堂，門上方兩塊匾額寫有“學達性天”、“萬世 師表”的字樣。在文會堂有朱熹親書“鹿豕與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知仁獨得之天”的對聯。朱熹不僅重修了白鹿洞書院，而且還建立了嚴格的書院規章制度。

《白鹿洞書院教條》不但體現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思想，而且成為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 學的樣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朱熹在白鹿洞書院還廣邀國內著名學者前來講學，學術空氣相當活躍。宋淳熙二年，朱 烹與陸九淵二人由於學術觀點不同，曾在地處江西鉛山縣境內的鵝湖發生過激烈的論辯。但 是朱熹並不因此而持有門戶之見，邀請陸九淵前來白鹿洞書院講學。

陸九淵講的是《論語》 中“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受白鹿洞書院師生們的歡迎，有些學生甚至被陸九 淵精湛、透闢的說講感動得落淚。為此，朱烹特意把陸九淵所講內容刻石立於院門。這不僅 首開書院“講會”制度的先河，為不同學派同在一個書院講學樹立了範例，在中國儒學史上 也一直被傳為佳話。自朱熹之後，白鹿洞書院“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它與岳 麓書院一樣，成為宋代傳習理學的重要基地。元代末年，白鹿洞書院被毀於戰火，一直到明代的正統元年才修復，以後又有所擴修。

創建於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在江西省吉安市東部，於贛江中雙水夾流之處，有一座如中流砥石的綠洲，這就是著名的白鷺洲。東南洲頭的綠樹叢中，有兩座重檐傑閣、巋然聳立的古樓，這便是聞名遐邇的白鷺洲書院主體建築之一的風月樓和雲章閣。

據文獻記載，白鴛洲的得名，淵源於唐代著名詩人李白詩中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名句。由於白鷺洲屹立於浩闊的贛江之中，雙水夾流，情景正與李白之詩句相合，所以被用作洲名書院建於南宋淳佑元年（1241），吉州太守江萬里為來此講學的程大中、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頤、朱熹等6位儒學大師立祠建書院。

宋理宗御賜“白鷺洲書院”五字，與廬山白鹿洞書院、鉛山鵝湖書院、南昌豫章書院並稱江西四大書院。寶礻右四年(1256年)臨安開考，吉州生員中進士40名，占該年"高考"全國錄取進士總數的九分之一，其中文天祥以他的文才、志向，或許還因他的大號“宋瑞”被欽點為狀元，宋理宗御筆親題“白鷺洲書院”的匾額以示褒獎。元代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書院被洪水沖毀，吉安路總管李珏修復。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紅巾起義軍與元兵戰于吉安，書院大部被燒毀；時過二年，又遭大水，書院毀壞殆盡。至正十五年重建，恢復舊觀。明代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吉安知府黃宗明又重修。到嘉靖二一年，曾將書院從白鷺洲遷離，在城南仁壽寺址另建新院舍。

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城南仁壽寺新建的白鷺洲書院改為廬陵縣學，又將書院遷建於城北郊。至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吉安知府王可受將書院重新遷回白鷺洲上，並增築吉台，開鷺池，立橋池上，擴建齋舍百問，其餘堂、閣、樓、亭均重修。至清代，書院又多次毀於水災和戰爭，曾先後於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十二年(公元1655年)，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八年(公元1828年)、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等九次重修或重建。

至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太平軍與清兵激戰于吉安，書院又被焚毀，至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經知府曾省三倡修恢復。洲頭現存的風月樓、雲章閣以及一排排的齋舍，就是同治二年最後一次修建時所遺留下來的建築。而洲中心現存的鷺池，則是明代萬曆二十年重修書院所開闢。白鷺洲書院自宋代創建，迄於清代，數百年來，造就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培養了象文天祥這樣出類拔萃的世代楷模，的確是這所書院的驕傲。清代曾在白鷺洲書院主持講席的著名學者施閏章有詩讚道：“鵝湖鹿洞尋常事，不信風流限古今。” 760多年來，這塊對廬陵文化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教育聖地、培養人才的搖籃一直文風鼎盛，桃李滿天下。

位於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鵝湖山北麓，原鵝湖寺西側，距河口鎮15公里。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在此聚會講學。四子歿，信州刺史楊汝礪築“四賢祠”以資紀念。淳祐十年(1250),朝廷命名為“文宗書院”。明景泰四年(1453)重建時，稱“鵝湖書院”。書院建築背山面畈，佔地約5400平方米。八百餘年來，遞廢興，建築規模幾經變動。

鵝湖書院，中國末代時期的著名書院。鵝湖書院，位於江西鉛山縣境內。自東晉以來，歷經唐、宋、明等朝，都聚居過許多學者，曾經是一個著名的文化中心。尤其是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成為中國儒學史上的一件影響深遠的盛事。

據《廣信府志》介紹：“大義寺左為四賢詞。”此實為大義寺的附屬寺左，即仁壽寺左，為“四賢祠”。祠為當時 的信州刺史楊汝礪所建，這是鵝湖書院之始。以後屢有修舉，明代宸濠之亂，兵燹之餘，鵝湖書院的學舍全部毀壞。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地方官潘士瑞曾予修理。康熙五十四年(1715)，令尹施德大加修建，當時李光地所作《重修鵝湖書院記》說：“書院之建，實為國家學校，相為表裡，李渤高士爾。朱子猶倦倦焉。今使先賢遺址，煥然重修，江有故理學地，必有游於斯，而奮乎興起，以紹前賢者。”鵝湖收院絕有官方的支持得以重修，昔日的輝煌已不復再現，以致成為歷史的陳跡。

鵝湖書院在鵝湖寺，即仁壽寺的左邊，而鵝湖塔則在鵝湖書院的左邊。鵝湖書院的大門，不在正中，而在左面，所以正對著鵝湖塔。書院四周有山有溪，環境幽雅。

鵝湖書院比鵝湖寺大得多，建築規模頗似孔廟。由大門進去，經過兩排桃樹，有一個大圓門，圓門內有一個大院子，對面又是一個大圓門，上面是三排殿宇，由此登石階而入，又是一個院子，裡面是半月池，池周圍是石欄桿。渡過古橋是第一排殿宇，再過一個院子，是第二排殿宇，其最後一排殿宇，是四賢祠。祠前也是一個院子，祠后則是一個相當高的坪台，其下有一小池，其後是一座高牆，正對那兩大圓門的北端高牆。這三排殿宇是主屋。在主屋兩旁，又是一排一排的房屋，錯落有致。

在鵝湖書院後面的四賢詞內，設有朱、呂、二陸四個牌位，又有一個題著“頓漸同歸”字樣的匾額，這和書院前排建築中所懸“道學之宗”的御匾，正遙遙相對，由此可見宋代朱陸鵝湖之會的盛況。抗日戰爭期間，鵝湖書院成為東南訓練團的駐紮營地。

這所書院，自南宋至清代，八百多年來，幾遭兵毀，又幾次重建。其中尤以清代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整修和擴建工程規模最大：新築山門、牌坊、大堂、浮池、拱橋、碑亭、御書樓；兩側更修建廂房數十間，作為士子讀書之所。康熙皇帝還為御書樓題字作對，門額題為“窮理居敬”，聯語為“章岩月朗中天鏡，石井波分太極泉”。至今牌坊、泮池、後殿、廂房等建築保留尚完好；泮池兩側的廂房內，尚存明、清兩代古碑13塊，是研究這座書院歷史的珍貴資料。

鵝湖書院歷經800年的滄桑，風貌依舊，格局完整，原狀留存，是天下名書院實物遺存中，得以完整原貌保存至今的一處。院內佔地面積8000平方米，設有《鵝湖之會與鵝湖書院》、《辛棄疾與鉛山》等固定的展覽、陳列。2006年5月鵝湖書院作為明至清時期古建築，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位於江西省南昌市進賢門內（南昌第十八中學），先後以理學祠、孝廉堂、書院等形式出現，為古代江西學術思想的傳播、人才培養的著名官學機構。書院創建於南宋，為當時理學家們傳播朱程之學的基地。明時期一度改“豫章二十四先生祠”。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改名為“理學名賢祠”。康熙三十一年(1692)巡撫馬如龍重建，聘南昌進士熊飛渭為山長；選江西各府、州、縣、廳學之生員俊秀者入學。五十七年(1718)，康熙皇帝御書“章水文淵”四字門額賜予書院，使書院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由於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重視，豫章書院成為全國聞名遐邇的大型書院之一。

豫章書院源於江西豫章羅氏，漢惠帝時大農令羅珠奉守九江郡，郡人張交獻地，乃與灌侯築新城，並在溝內手植豫章樹，豫章郡因此而得名。羅氏此後以豫章為堂號顯於天下。古豫章書院創於南唐升元二年（938），距今1000餘年，為江西四大書院之首。明萬曆七年（1579），江西巡撫凌雲翼、潘季訓先後重修，改祀宋、元、明諸儒，稱“豫章二十四先生祠”即羅從彥（豫章）、陸九韶（梭山）、陸九齡（復齋）、陸九淵（象山）、李燔（文定）、黃灝（商伯）、張洽（元德）、吳澄（草廬）、吳與弼（康齋）、羅倫（一峰）、胡居仁（敬齋）、張元禎（東白）、歐陽德（南野）、鄒守益（東廊）、羅洪先（念庵）、魏良弼（水洲）、舒芬（梓溪）、羅欽順（整庵）、胡直（廬山）、羅汝芳（近溪）、王時槐（塘南）、鄧以贊（定宇）、李材（見羅）、鄧元錫（潛谷），他們都是江西省內的理學名家，蜚聲海內，象山先生陸九淵更是一代儒學巨擎。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名為“理學名賢祠”。康熙三十一年（1692）巡撫馬如龍重建，聘南昌進士熊飛渭為山長，選江西各府、州、縣、廳學之生員俊秀者入學。五十六年（1717）官方再次重建，而且布局有所不同，右為講堂，左為祠堂，面向全省選拔數百名學子讀書其中；第二年（1718），康熙皇帝御書“章水文淵”四字門額賜予書院，使書院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乾隆皇帝對書院亦較為重視，並對師長、士子兩方面作了嚴格規定，強調人品為上的原則：“凡書院之師長，必選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負笈生徒，必擇鄉里秀異、沉潛學問者，肄業其中。其恃才放誕佻達不羈之士，不得濫入”，並明令仿效白鹿洞書院“立之規條，以檢束其身心”。在這種形式下，陳宏謀與郝碩兩位巡撫分別從院規與院舍兩個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奠定了書院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道光（1821—1850）及同治（1862—1874）時期，豫章書院在規模與藏書量方面得到了繼續擴展。光緒（1875—1908）初，一度改為舉人書院，名曰“孝廉堂”，堂稱“孝廉書院”，並立有《孝廉書院碑記》。由於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重視，豫章書院成為聞名遐邇的大型書院之一。

此後，豫章書院隨羅氏家族文化名人的致力推廣，很快在全國發展，黔東豫章書院在貴州巡撫羅繞典的大力推廣下，成為與江西豫章書院、廣東豫章書院、福建豫章書院齊名的四大豫章書院之一。

公元2004年黔東豫章書院遷到貴陽市烏當區羊昌鎮羊昌村，距省會貴陽30餘公里，佔地30餘畝，三面環山，綠水護繞，交通便捷，視眼開闊，是一個適合文化傳播的好地方。

今天，豫章書院立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倡導和諧文化，緊跟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步伐。學習、鑽研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開拓進取，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出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