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主義

在人類學上，“歷史主義”指人類或生物會適應當地的環境而作出發展。在神學上的使用，一些基督教教派亦會以“歷史主義”為名理解聖經的預言，特別是與教會發展作出關連理解。

歷史主義有時會與還原論相比較：還原論主張人類發展可以還原為基礎法則。例如，有些人類歷史發展是由經濟法則所決定的（經濟決定論）。歷史主義者則以解釋個別人類歷史發展，建立他相信的基礎法則。

此詞在其他範圍有不同的使用。

在荷馬的有神論或更確切地說多神論的解釋中，歷史是神的意志的產物。但荷馬的諸神並不制定歷史發展的普遍法則。荷馬試圖強調和解釋的不是歷史的統一性，而恰恰相反，是歷史沒有統一性。歷史舞台上戲劇的作者不是獨一無二的上帝；形形色色的神祇全都涉筆於此。荷馬的解釋與猶太人的解釋的共同之處是某種模糊不清的命運感和有關種種幕後力量的觀念。但荷馬並未揭示出終極命運，與相對應的猶太人的解釋不同，荷馬的解釋仍是神秘主義性質的。

第一位提出更為顯著的歷史主義學說的希臘人是赫西奧德，他或許受到源於東方埃及的影響。他使用了歷史發展普遍傾向或趨勢這個觀念。他對歷史的解釋是悲觀主義的。他相信人類在自黃金時代以後的發展過程中，註定在物質和道德這兩方面要退化。早期希臘哲學家提出各種歷史主義觀念，其中，柏拉圖的歷史主義最為精緻，他在解釋希臘各部落，尤其是雅典人的歷史和社會生活的嘗試中，為世界描繪了一幅宏偉壯觀的哲學圖景。在其歷史主義中，他受到各位先驅，特別是赫西奧德的強烈影響。

在柏拉圖看來，是宇宙法則——對所有被創造物或生成物都適用的法則的一部分。一切流變物，一切生成物註定要退化。和赫拉克利特一樣，柏拉圖意識到在歷史上發揮作用的力量是宇宙力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柏拉圖相信這個衰敗法則並非全部實情。在柏拉圖的某些著作中，有“大年”的提法（其時間長短似乎是36000個普通年），其改進或生成時期，大概相當於春夏兩季，蛻化或衰亡時期，相當於秋冬兩季。

黃金時代，即克羅諾斯時代，一個克羅諾斯本人統治世界，人們在地球上產生的時代。之後是我們自己的時代，即宙斯時代，這一時代中，眾神拋棄了世界，任世界獨立運轉，因而這個時代順理成章地是一個日益衰敗的時代。而且《政治家篇》的敘述還示意，在徹底衰敗到最低點之後，神將再度為宇宙這艘船掌舵，事情將開始改善。柏拉圖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政治家篇》中的這個故事，人們尚不能確定。

他相當清楚地表明他不相信故事全然真實。另一方面，幾乎勿庸置疑，他在宇宙背景中去想象歷史；他相信他自己的時代是一個腐敗深重——或許是所能達到的至深程度的時代，先前的整個歷史時期都受內在的衰敗趨勢支配，這一趨勢是歷史發展和宇宙發展二者共有的。他是否相信一旦衰敗達到極點，這種趨勢必然註定要終結，這一點我無法確定。但他肯定相信通過人為的、或更確切地說是超人的努力，我們有可能克服這個致命的歷史趨勢，終結衰敗過程。

柏拉圖（通過蘇格拉底）建造一個理想的城市（理想國）而這，就是他終結衰敗過程的辦法。這個城市的司法理論是完美的。柏拉圖的理想政體模式是依靠德性，建立在知識和真理之上的貴族政體。如果理想的貴族政體發生蛻變，榮譽取代了知識和德性，則形成勛閥政體；勛閥政體的榮譽被財富取代，則形成寡頭政體；寡頭政體蛻變形成民主政體，再蛻變則形成僭主政體。

在《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柏拉圖對理想政體和現實政體根據統治者數量進行了區分，分為君主政體、僭主政體、貴族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和暴民政體。這個理論被亞里士多德進一步完善，一直為政治家們所採用。

此外，柏拉圖在《法律篇》還提出了“混合政體”。他認為這是最好最穩定的政體，綜合了君主政體的智慧和德性，民主政體的自由。這個理論被認為是近代分權式政府的理論先驅。

普世歷史與唯心史觀

“康德”

康德在論及普世歷史中開宗明義地說明，每種生物都會發展成為其“註定的目的”（或稱“歷史的終結”），而人類作為獨有可以使用理性的生物，人類的歷史發展也有其完整使用理性的目的：建立普世的公民社會。邁向這個目的的發展就是社會進步。

“黑格爾”

後世對黑格爾的歷史主義的詮譯，明顯比起康德的普世歷史豐富得多。黑格爾曾經為學生授課，學生的筆記被後世稱為“歷史哲學講義”，其形式雖然是對不同地方的歷史作逐一研究，但其核心仍然是普世歷史的具體內容，亦即是不論歷史的形態在各地不同，速度也有不同，歷史都是由理性所推動。在黑格爾死後，其支持者在詮譯普世歷史時有不同取向，有些支持認為當時的歐洲已經到達“註定的目的”，較重視國家機器與憲法的重要性，另一些認為歐洲仍然存在很多矛盾，較重視將辯證法並推動社會進步。隨之而來，歷史主義的發展變得多樣化。

因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被後世一步步實踐（至少共產政權對外如是宣稱），共產主義的“註定的目的”本質亦為後世所留意，而且一般來說馬克思比起黑格爾更為人認識。

現代也有針對“註定的目的”的論述，例如法蘭西斯·福山相信現代社會以自由民主制已實際上成為自然人的“註定的目的”，但有些因素（例造生物科技，超人類等）可能產生新的歷史目的。

歷史唯物主義詳見詞條“卡爾·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被稱為“唯物主義歷史理論”或“唯物史觀”。歷史唯物主義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以黑格爾的辯證法，結合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去解釋人類歷史演變的過程。並被列寧、毛澤東等人所發展。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和認識、改造社會的一般方法論。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發展是客觀的和有其特定規律的，其最基本的規律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對生產力有反作用（可能促進或阻礙）。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會歷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主流歷史唯物主義者認為人類已經經歷了前三個階段，目前正處於向第四階段過渡的時代（越南、古巴、朝鮮等自稱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這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這兩對矛盾存在於一切社會形態之中，貫穿於每一個社會形態的始終，決定著其他各種社會矛盾，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決定著社會歷史的一般進程。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關係見下

①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力對生產關係起著決定作用、支配作用，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的性質決定生產關係的性質。第二，生產力的發展變化決定生產關係的改變。

②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這種反作用表現為兩種情況：第一，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的先進的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第二，不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的落後的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③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運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在生產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情況。在一種生產關係產生和確立后的一段時間內，它與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是基本適合的，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促進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雖然這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也有矛盾，人們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生產關係作某些調整，但卻不會引起生產關係的根本變革。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見下

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首先，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築的性質，一定的上層建築總是為了適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在國家政權和意識形式上占統治地位。第二，經濟基礎的變革決定上層建築的變革，當經濟基礎發生變革后，上層建築遲早會發生變革，以求得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發展還規定著上層建築變化發展的方向。

②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表現為，上層建築為經濟基礎提供政治保障和意識形態形式。這種反作用，取決於上層建築所服務的經濟基礎的性質。當上層建築適合於經濟基礎的要求時，它就起到鞏固經濟基礎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當上層建築不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時，它就起到阻礙和生產力發展的作用。

③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表現為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和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是第一性的；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是第二性的。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是根本性的；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是派生的和從屬的。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與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構成二者之間的矛盾運動，體現為上層建築必須適合經濟基礎發展的基本規律。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中，社會基本矛盾表現為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進行社會革命，奪取國家政權。

“新歷史主義”

米歇爾·福柯與雅各·拉岡認為，在理解某個觀念或某個論據時，必須先理解背後的歷史環境。這個理論在八九十年代發展迅速。

這個態度在理解與評論文學作品時亦有被應用，Stephen Greenblatt是這個學派的代表。

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的出現，標誌著當代西方學術思想的一次重要轉向。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互文性”理論。新歷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與歷史發生虛構、想像或隱喻聯繫的語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歷史主義，帶有明顯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顛覆性等後現代主義特徵，強調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改寫。新歷史主義的出現是對傳統的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雙重反駁，它突破了文學學科的森嚴壁壘，拓展出多維的研究空間，走向開闊的跨學科研究。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具有既消解又補充歷史唯物主義的雙重性。

人類學上的歷史主義人類學學者法蘭茲·鮑亞士在研究人類發展時，特別重視人類首先適應本地的環境與文化語境（Marvin Harris後來將其稱為“歷史特殊論”），然後人類文化才慢慢向外擴散與互相影響。他領導的學派反對直向進化論（認為人類進化只有程度高低之差異之學說，因此產生演化光譜）。歷史特殊論同樣重視演化論的適應與競爭要素，只是，能適應某個地區的文化不一定可以適應其他地區。這個學派的思想也反過來影響生物學的演化論，過去被稱為“進化論”在今天被稱為“演化論”。

法蘭茲·鮑亞士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以採集經驗為主的，即是在針對某一社會或某一事件中，研究人員需要採集與導致此事件有關的輸入，然後達至有關的因果關係理論。因此，這樣的方法學被稱為歷史主義。然而與“普世歷史”觀念不同，這樣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建立廣義理論。

基督教的歷史主義歷史主義也可以指一些新教派系在理解聖經（特別是但以理書與及啟示錄）預言時的方法。按這些理論，有關預言是正在發展之中，既非只在過去出現亦非只在展望未來。這些派系將現世的教會（公教）與“真正教會”區分出來，並對公教作強烈的批判。

“卡爾·波普爾”

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中攻擊柏拉圖與卡爾·馬克思有關他們歷史主義的立場，特別是有關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罷黜每個人貢獻社會演進的民主責任，因此導致極權主義。

波普爾在此書第二十二章亦反對“道德歷史主義”：指企圖從歷史發展中建立道德。這包括道德實證主義（現在當權者是合理的），道德保守主義（傳統是合理的）與及道德未來主義（未來的當權者是合理的），這三者都沒有任何道德標準可言。

波普爾也評擊阿諾爾得·約瑟·湯恩比的歷史相對主義(historism)（集中評擊《A Study of History》）。所謂歷史相對主義，就是指所有歷史思想都局限於其歷史語境與環境，因此新歷史主義是歷史相對主義。這個悖論與相對主義相同：“歷史相對主義如何脫離其歷史語境與環境，成為普世的歷史思想呢？”波普爾並不反對歷史相對主義者的研究結論，只是認為這個研究方法是反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