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區文學

首先，在性質上，解放區文學思潮屬於新民主主義文化範疇。這是基本的、主要的特徵。

第二，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服務的方向。解放區文學思潮興起和發展始終圍繞著這個基本方向，這是歷史賦予的使命，解放區文學思潮之所以能規模巨大、時間經久不衰就在於它始終堅持著這一鮮明的標誌。

第三，在處理諸多文學活動的內部關係中，除了堅持辯證統一的原則又根據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表現出重在普及、重在改造和重在創新的基本傾向。

最後，解放區文學思潮發展形態，往往是突破了文學框架的運動式的推進。

它有區域性、歷史性、政治性。

從時間上來講，解放區文學應當從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工農紅軍建立紅色政權算起，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從地域上講，1927年後在全國陸續出現的紅軍和蘇維埃領導下大小不一的根據地，特別是後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全國各地相繼出現的以延安為中心的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

解放區文學誕生於險惡的戰爭環境之中，但它的產生卻帶給人們撲面而來的新鮮氣息和敢為人先的大膽的創新精神。當年，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全國各解放區掀起的轟轟烈烈的革命文學運動完全可以與其所領導的波瀾壯闊的革命戰爭的偉大勝利相媲美，解放區文學以它巨大的成就和輝煌的業績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解放區文學上承“五四”新文化運動優良傳統，下開社會主義文藝之先河，有著承先啟後的特殊意義。

周揚

田間

臧克家

解放區的其他作家和作品 解放區文學在小說方面的重要作家還有孫犁，這位作家是解放區自己培養出來的作家，和丁玲、周立波這些外來的作家是有所不同的。孫犁的小說著重於挖掘農民的靈魂美和人情美，藝術上追求詩的抒情性和風俗化的描寫，帶有浪漫主義的藝術氣質。孫犁的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比較突出的是塑造了嶄新的農村年輕婦女的形象，她們有著高尚的情操、剛毅的性格以及革命的激情、樂觀的精神。這種農村婦女的形象在以前的文學當中是沒有出現過的，她們是在新的社會制度下出現的全新的人物。孫犁的小說不以故事情節取勝，而是注重用情景交融的詩的手法來營造生活畫面，烘托在其中活躍著的人物形象，因此他的小說具有濃厚的抒情性。他的語言也是頗有特色的，清新、明凈，簡練、優美。以孫犁為首後來形成了一個荷花澱派。除此之外，還有所謂“土改史詩”和“新英雄傳奇”，“土改史詩”是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這樣的以土改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新英雄傳奇”則主要指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和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它們都採用了傳統的章回小說體式，將民族化、大眾化和時代精神結合在了一起，以農民的眼光、趣味去表現戰爭，具有很強的教育作用和認識價值。這類作品在十七年文學中得到了延續，像《烈火金剛》這樣的作品可以看作是其後續。解放區文學在詩歌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歌謠體敘事詩的創作，主要代表作品有《王貴與李香香》、張志民的《王九訴苦》、田間的《趕車傳》、阮章競的《漳河水》等。這些作品的特點是吸收了民間歌謠、戲曲的形式和表現手法，比如《王貴與李香香》就採用了陝北民歌“信天游”的格式，從而創造了一種更具民族特色也更易於為人民大眾所接受的詩歌形式。它和同時期的以西南聯大詩人群創作的帶有現代主義詩歌色彩的詩歌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戲劇方面，值得一提的有秧歌劇以及在秧歌劇基礎上加以提高而形成的“新歌劇”。秧歌劇採用了民間秧歌的曲調和表現形式，但是剔除了其中的猥褻趣味，而注入了“革命”和“生產”等新的時代內容，可以說是用革命意識形態來改造、收編民間文藝的一次成功實踐。著名的秧歌劇有《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這些劇作通常都是圍繞著家庭內部的日常生活、勞動作文章，最終目的是要教育人們自覺地將家庭、個人融入到集體、社會之中，去履行自己的社會職責，完成黨和政府教派的任務。在秧歌劇的基礎上，出現了“新歌劇”的創造實驗，先後產生了《白毛女》、《赤河水》、《劉胡蘭》等代表劇作，《白毛女》更是成為現代民族歌劇的奠基之作。新歌劇創造性地吸收了民族、民間戲曲和音樂的養分，同時又融會了西洋歌劇的形式，形成了一種既區別於中國古典戲曲又區別於西洋歌劇的、融戲劇、詩歌、音樂、舞蹈與美術為一體的新的音樂戲劇形式。關於《白毛女》這部作品，請參看孟悅的《〈白毛女〉演變的啟示——兼論延安文藝的歷史多質性》，孟悅認為在歌劇《白毛女》當中存在著國家政治話語與民間倫理邏輯這兩種話語之間的交鋒和妥協，這兩種話語最終統一在一起，這無疑是這部作品獲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首先，社會、人的解放。

解放區文學思潮產生的的母體—政治地緣因素。

在解放區，把社會、人從黑暗的統治中解放出來，作家、藝術家同廣大勞動人民一起改變了過去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獲得了自身和思想的雙重解放。在這裡，文學成為千千萬萬勞動群眾參加欣賞並直接參與創造、大顯身手的園地。事實說明，讓文學藝術直接與大眾見面，讓一時代的全體大眾來參與形成一時代的文藝思想和審美情趣，這不獨對於大眾是一種福音，對於創作者尤其是一種解放。

其次，社會、人的翻身。

解放區實現了社會、人的徹底翻身，同時也實現了人們的思想、觀念的劇烈變革。從某種意義講，解放區是把長期以來被顛倒的歷史重新再顛倒過來，剝奪者變成被剝奪者，被剝奪者變成剝奪者。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不僅要奪回他們長期被剝奪的政治、經濟權利，而且，還要奪回他們長期以來被統治者剝奪的文化權利。這就是為什麼在當時物質條件那麼困難的情況下，各解放區卻能一呼百應掀起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文藝運動和解放區文學思潮能夠蓬勃興起的一個基本原因。

第三，理想、信念。

解放區概念本身包含著極大的相對性、暫存性，其最終目標是趕走日本侵略者，推翻蔣家王朝，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解放區不會永遠是解放區，它是未來新社會的雛形和預演。為了實現遠大理想和目標，除了要加強黨的領導還要對整個社會進行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強有力的思想規範，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一切力量來鞏固、發展解放區，實現其向著遠大目標和理想的順利過渡。而這樣的時間、空間中形成的文學藝術事業，只能成為整個前進事業的一部分，一種武器或動力。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選擇。

另外，除了上述主要方面，還有一個因素值得重視，就是中國革命和蘇聯十月革命不同，中國革命所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當年大片的解放區都處在貧窮落後的農村，中國的農村狀況、中國的農民狀況對解放區文學思潮產生著直接的影響。而當解放區的作家、藝術家大多從城市到農村，像毛澤東形容的那樣“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這就客觀造成了他們與解放區之間的反差，成為他們以後的立場、觀念、思想改造與轉換的一個依據。

醞釀期（解放區誕生之前的一段歷史時期）

解放區文學規模宏大、時間長久、影響深遠。其發展軌跡大致可以分為：解放區文學思潮誕生經過漫長的文化和文學積澱以及充分的思想醞釀之後逐步形成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思潮，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口號的提出，還有魯迅的文學思想和創作、郭沫若關於革命文學的論述和成就、創造社、太陽社及左翼作家聯盟等社團組織的成立與活躍等等。成仿吾、丁玲、周揚、蕭軍、沙汀、艾青、田間、馮雪峰等成為解放區文學骨幹力量。解放區文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種繼續和延伸。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在開創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事業的同時，已經提出和展開了與之相適應的革命文學事業。當年蘇區特別是中央蘇區已經產生了解放區文學的萌芽和雛形，隨著紅軍的長征也被直接帶入解放區。還有解放區當地的民間文學、對國外文學的翻譯介紹都更加豐富充實了解放區文學。特別是蘇聯文學和馬列主義文藝思想的介紹，對解放區文學思潮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極大的引導和推動作用。

形成和發展時期（1937-1942）

解放區開始形成，各種文藝人才逐漸集聚，各類文藝社團組織相繼成立，各項文藝活動逐步展開。

最先出現的是紅色歌謠、群眾性歌詠活動。冼星海從法國回國進入延安，掀起了《黃河大合唱》新音樂活動的高潮。

戲曲的活躍，從小型的街頭劇、秧歌劇到舞台劇，到40年代形成演大戲、洋戲的熱潮。曹禺《日出》、《雷雨》，果戈里《欽差大臣》、莫里哀《偽君子》、包歌廷《帶槍的人》搬上舞台。這讓延安最早接觸到最高水平的藝術成果。

1938年7 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7周年和全面抗戰1周年，延安舉行盛大的戲劇節。

革命詩歌創作和街頭詩運動。最初的街頭詩運動是在延安發起的。1938年8月7日延安的街頭詩日，由詩人柯仲平、田間、林山、邵子南等發起。多次掀起高潮並波及到晉察冀邊區等各個解放區。開展了幾次大型的集體創作活動，如延安《長征記》《我們怎樣到陝北來》《五月的延安》《十年牢獄生活》晉察冀邊區《冀中一日》等。

各類文藝社團組織、報紙、期刊如雨後春筍出現在各解放區。1936年中國文藝協會在陝北保安成立，1938年魯迅藝術學院（魯藝），丁玲成立西北戰地服務團，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抗戰文工團，民眾劇團，詩歌總會，音樂總會，工農劇社等成立。整個解放區文藝社團組織有250多種，其中大多數是這一時期出現的，文藝期刊有170多種，延安《紅色中華》《新中華》《解放》等專門辟有文藝專欄，還有許多像《邊區文化》《文藝突擊》《山脈文學》等純文學刊物。

延安曾出現兩次文藝人才聚合的高峰，第一次是1937-1938年，第二次是1939-1941年。丁玲1936年10月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歡迎。文藝人才大彙集是解放區文學思潮發展的基礎和保證。解放區文學呈現出新鮮活潑、豐富多彩的大繁榮、大發展勢頭。儘管文藝發展主旋律是健康、向上的，但有些不良傾向的出現、發展也到了亟待解決的時候。例如純藝術觀點的抬頭，文藝界的宗派主義、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空談提高，甚至出現了“還是雜文時代”，堅持要暴露解放區所謂“黑暗”等觀點。

成熟和深化期（1942-1949）

主要標誌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完整形成，它既是解放區文學的靈魂又是解放區文學思潮最為顯著的成果。

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新文化運動以來解放區文藝的發展作了系統的、科學地總結，澄清了困擾革命文藝發展的幾個主要問題，明確了文藝發展的基本問題，為解放區文學的健康發展和以後新的社會主義文藝建設指明了方向。在文藝座談會召開的同時，文藝界隨著延安整風運動開展了以反對宗派主義、反對主觀主義、反對黨八股為宗旨的整風運動。文藝工作者除了認真學習《講話》和規定的有關文件，就是進行自覺的自我思想批判和改造。同時，還開展了對王實味等人不同觀點、傾向的批判，以推動解放區文藝工作者文藝界思想改造的深入。

延安整風后，文藝界顯著變化就是重心由原來的對藝術的追求轉移到作家立場、觀念的改造和轉變上，掀起了長時間的深入農村、深入部隊、深入火熱的群眾生活的熱潮。這個時期，中、長篇小說陸續寫作和出版，說明了解放區文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柯藍《抗日英雄洋鐵通》，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李有才板話》，歐陽山的《高幹大》，柳青《種穀記》，孫犁《荷花澱》孔厥、袁靜《新兒女英雄傳》，草明《原動力》，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等。特別是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以及賀敬之等人的歌劇《白毛女》曾榮獲斯大林文學獎，最早為解放區文學贏得了國際榮譽。

延伸、拓展期（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段時間）新中國成立后，解放區文藝工作者大多走上個文化部門的領導崗位，解放區文藝運動中形成的思想理論和工作經驗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建設的基本指導思想和精神營養，工農兵文學思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強化和發展。原來還未完成的創作還在繼續完成和出版。一些地區新的藝術風格的形成，如50年代陝西以趙樹理為代表的所謂“山藥蛋”派，陝西以柯、馬、黃（柯仲平、馬健翔、黃俊輝）為核心的新秦腔的創立，杜鵬程《保衛延安》的出版，京津地區孫犁等人的美文風格創作等等都會使人從中找到和當年解放文學之間的來龍去脈。

1937-1942/4，解放區文學的誕生和發展

文學主題：歌頌抗戰\歌頌抗戰英雄

延安的民族化討論

1938-10-14，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政治報告《在新階段》中提出“廢止洋八股”，“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1939-7-21，陳伯達應邀到魯藝作<中國文化啟蒙運動與文藝的民族形式>的報告。

1939-7-24，魯藝文學系舉行民族形式問題的座談會。會上，蕭三、張庚強調文化遺產的精華與民間文學的重要性，沙汀 何其芳認為片面強調大眾藝術會降低藝術水準。蕭三指責他們“將藝術脫離抗戰，脫離政治”，他們被扣上“新的藝術至上主義”。的帽子

1939-8-3，艾思奇主持召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文化工作動向大綱>，沙汀，何其芳，周揚仍堅持強調大眾藝術會降低藝術水準。

1939-8-20，邊區文協召開的座談會上，何其芳主張“民族形式要採取進步的歐洲文學形式為主”。

論文：何其芳<論文學上的民族形式>，1939-11-16<文藝戰線>1卷5期。

沙汀<民族形式問題>，1939-11-16<文藝戰線>1卷5期。

周揚<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1940-2-15<中國文化>創刊號。

1941年4月－1942年4月，中央青委機關蕭軍、陳企霞、王若望等在文化溝口辦了牆報《輕騎隊》，對延安一些不滿意的現象進行批評、諷刺。

《解放日報·文藝欄》1941年10月23日發表丁玲《我們需要雜文》的文章， 1942年3-5月又發表一些針對延安的雜文：丁玲《三八節有感》、《幹部衣服》，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王實味《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蕭軍《論同志之“愛”與“耐”》《雜文還廢不得說》等。

1941-1942年上半年，解放日報文藝欄、穀雨、文藝月刊發表的小說出現了一些傾向：《廠長追豬去了》（朱寨）、《科長病了》（葉克）、《躺在睡椅上的人》（雷加）等諷刺了官僚主義、事務主義；《間隔》《陸康的歌聲》《胡鈴》（劉白羽）、《在醫院中》、《沙湄》（雷加）、《意識之外》（方紀）反映知識分子與幹部、與工作生活環境的矛盾衝突。

文藝座談會與文藝整風運動（1942/5-1945/8）

座談會的召開（1942年5月2日——23日）背景：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之間的關係問題，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1940年以後，魯藝實施正規化、專業化的教學改改革，毛澤東、賀龍反對。

文藝界的創作出現一些現象。

不是以中央的名義召開的，而是以毛澤東和中央宣傳部部長凱豐的名義召集的，地點在中央辦公廳會議室，參加者80多人，凱豐主持、毛澤東首先發表講話，即《講話·引言》部分。5月2日就毛講話所提出的問題討論了一天。

5月12日，毛指示《解放日報》副刊特辟“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專欄，發表馬克思主義文藝經典著作和文藝家對文藝工作的意見。

5月14日，發表列寧《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博克譯）蕭軍《對於當前文藝諸問題我見》。

5月15日，發表《恩格斯論現實主義》（節錄），艾青《我對於目前文藝工作上幾個問題的意見》。

5月19日，發表《拉法格論作家與生活》。

5月20日，發表《列寧論文學》，魯迅《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5月16日座談會討論了一天。

5月23日下午，討論、朱德講話，晚上，毛澤東作“結論”。

5月28日，毛澤東在高級幹部學習組的會議上，作了文藝問題的講話，提出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加以破壞，轉變為無產階級思想。

5月30日，毛澤東在魯藝講話，說只在小魯藝學習還不夠，還要到大魯藝、到工農兵群眾似的生活與鬥爭中學習。

講話的主要內容：引言

“引言”提出座談會的目的是研究文藝工作者和革命工作的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藉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

立場問題。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

態度問題。我們對於各種具體事物所採取的具體態度。比如說，歌頌呢，還是暴露呢？

工作對象問題，就是文藝作品給誰看的問題。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幹部。這就發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番改造。

學習問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

講話的主要內容：結論

問題中心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

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如何去服務，努力於提高呢，還是努力於普及呢？普及與提高的關係

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和另一個黨外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係問題

文藝批評的標準。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儘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講話的宣傳與對解放區文學的影響

1943-3-13，《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中央文委中央組織部召開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的消息中，首次披露了講話的部分內容，標題為“毛澤東同志曾指示文藝應為工農兵服務。”

1943-10-19，《解放日報》全文發表，加了毛寫的按語：“今天是魯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紀念，我們特發表毛澤東同志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紀念這位中國文化革命的最偉大的最英勇的旗手。”

1943-11-7，中央宣傳部作出〈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強調全黨和廣大文藝工作者都應研究、執行〈講話〉的指示。

1944-4，何其芳、劉白羽被派往重慶，向大後方文藝工作者傳達〈講話〉精神。

對解放區文藝的影響：

新的、題材與主題，新的人物形象，新的語言與形式，新的審美品格

1937-1942解放區的文學組織

1、1936-11-22 在保安成立以丁玲為主任的中國文藝協會

2、1937-11，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成立

3、1938-9，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抗戰聯合會在延安成立

4、1939-11，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晉東南分會在山西 西武鄉成立，李伯釗、劉白羽、荒煤為理事。

5、1940-5，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晉西分會在興縣成立，亞馬等人負責。

6、1940-7，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晉察翼邊區分會成立，成仿吾、鄧拓、沙可夫、田間、周而復、邵子南、魏巍等為委員

1937-1942解放區文學刊物

1938年10月，文藝突擊社編輯出版的《文藝突擊》，是最早的大型文學刊物，劉白羽主編，停刊后該名為《大眾文藝》（1940-4-15，蕭三主編）繼續出版。

1939年2月16日，文藝戰線社編輯的《文藝戰線》創刊，周揚主編，在桂林出版，1940-2停刊。

1940年9月1日，《新詩歌》創刊，蕭三主編。

1941年1月1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蕭軍、舒群等編輯的《文藝月報》創刊。

1941年4月，中央青委的牆報《輕騎隊》創刊。

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報》辟“文藝”副刊。

1941年11月1日，魯藝文學系草葉社編《草葉》雜誌創刊。

1941年11月15日，文抗編《穀雨》雜誌創刊。

1941年11月，艾青編《詩刊》創刊。

1941年12月，中央軍委政治部文藝室的機關刊物《部隊文藝》創刊，公木主編。

延安文藝整風

1943-3-10，中央文委和中央組織部召集黨員文藝工作者50多人開會，會上凱豐、陳雲作了《關於文藝工作者下鄉的問題》和《關於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向問題》的報告。

1943-11-7，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

整風：群眾性文藝活動的開展

1943-2，魯藝秧歌隊演出了秧歌劇〈兄妹開荒〉，受到延安軍民的歡迎。

1944年春節，延安和各解放區出現了群眾秧歌運動的高潮。

1944-3-21，周揚〈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解放日報〉

1943-4-25，艾思奇〈從春節宣傳看文藝的新動向〉，〈解放日報·社論〉

抗戰後解放區文學發展的新趨勢

抗戰後文學發展（1945/9-1949/9）

張家口的文學活動：1945/6-1946/6

1946年初，延安文藝工作者赴東北途中受阻，滯留張家口，使它成為文藝活動的中心

1946-4-24日，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張家口分會成立，理事23人，沙可夫、丁玲、艾青、呂驥、蕭三、張庚等為常務理事，7月〈長城〉創刊。

開展的文學活動：組織劇團為部隊巡迴演出，舉辦暑期文藝講習班；開展創作討論，1946年5月27日，晉察翼日報創辦“副刊”，丁玲主編，出131期，對較有影響的小說〈忍讓〉、〈春夜〉進行討論；組織作家深入生活，丁玲深入涿鹿溫泉屯體驗生活。

1946-10，張家口被國民黨佔領，文藝運動結束。

東北解放區的文學活動：1946/6-1948/6

1945-11-12，以舒群為首的遼寧省文藝工作團與瀋陽市的文藝工作者集合，舒群報告了如何貫徹毛澤東文藝方向的問題。

1946-6，舒群、白朗、李雷等一批作家到哈爾濱，哈爾濱成為東北文藝中心。

1946-10，蕭軍、張心如、吳伯蕭等編輯〈東北文化〉創刊，同月，成立中國文藝協會東北分會籌委會。

1946-12，蕭軍、羅鋒、草明等創辦〈東北文藝〉。

東北解放區的貢獻是第一次大規模出版解放區的代表作。1946-1947年，東北書店、大連光華書店出版解放區的作品。〈荷花澱〉〈李有才板話〉〈我在霞村的時候〉〈一顆未出膛的槍彈〉〈王貴與李香香〉〈呂梁英雄傳〉〈種穀記〉、〈暴風驟雨〉〈桑乾河上〉，周揚編〈解放區短篇創作選〉（一、二）、舒群編〈解放區獨幕劇選〉等。

晉翼魯豫解放區“趙樹理方向的討論”

1946-8，中央西北局宣傳部召開座談會，提出“今後要向一些模範作品如〈李有才板話〉學習”。

1946-8-26，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重要收穫，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

1946-10，太岳文聯籌委會提出“應學習研究趙樹理的創作”。

1947-5-4，晉翼魯豫邊區文聯和文協強調：“我們的工農作家趙樹理同志如此輝煌的成就，為解放區文藝界大放光彩，提供了值得我們很好學習的方向”。

1947-7-25--8-10，晉翼魯豫邊區文聯召開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晉翼魯豫中央局負責人、太行文聯、翼魯豫文聯、華北新華書店、〈人民日報〉等單位的文藝工作者。會議認為，趙樹理的創作精神及其成果，實應為邊區文藝工作者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具體方向。

趙樹理髮現提出后，雖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在整個解放區文藝界並未出現向他學習的真正熱潮。

1947-8-10，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人民日報），認為趙樹理創作有鮮明的特點：1、作品政治性很強，“反映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基本矛盾”，1、選擇了活在群眾口頭上的語言，創造了為群眾歡迎的民族新形式，3、真正做到了為人民服務，“應該把趙樹理同志方向提出來，作為我們的旗幟，號召邊區文藝工作者向他學習、看齊”。

1948年下半年後解放區文學活動

1948-8，晉察翼邊區與晉翼魯豫邊區文聯合聯召開座談會，決定將兩個文聯合為華北文藝界協會，選舉蕭三、李伯釗為正副主席，周揚、沙可夫、丁玲、趙樹理、成仿吾、荒煤、歐陽山、光未然、賀綠汀、馬彥祥等21人為理事。

1949年3月，華北文藝界協會，與原在北平的作家、香港等地歸來的作家商討召開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

對蕭軍的批判。1948-6-26日開始1949年4月2日中共東北局作出〈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編撰與出版。1948年春、夏，周揚主持編選解放區文學大型文學叢書〈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戲劇27種、小說16種、通訊報告7種、曲藝2種，1949年5月陸續出版。

1949年7月2--19日，全國中華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

轉換過程

解放區文學思潮的強大洪流對作家固有的文學觀念和文學審美形態產生了極大的衝擊，使其發生了整體的轉換。從宏觀上看，這種轉換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首先是主體位置的極大傾斜，生活意識、群眾的意識被推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

這一轉換是最為深刻的，也是最本質的。任何時代的文學發展，在大的方向、發展趨向上都受制於其意識結構和價值觀念。歷史上長期以來的傳統文學觀念，是文學創作活動，只能是個人的、內心的壟斷行為和產物。通俗地說，只能是我寫你讀，我寫什麼，你讀什麼，我怎樣寫你就怎樣讀，任何人無權干涉，也就是所謂的創作自由。

從表面看，這種說法似有道理，但深入一步認識，只能說認識了事物的一個方面，或者一半。文學產品一旦產生就成為社會的東西，而絕不是一隻為個人把玩的私人物件。作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的神仙，作者的內心不是一生下來就固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或者是什麼神的意志和個人夢幻。所謂的創作自由，這種狹隘的主體意識割裂了文學與之血肉相連的而且時時處處在發揮著作用甚至帶有決定性作用的外界社會生活和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廣大勞動人民群眾，長期束縛了文學的發展，使作家在火熱的革命新時代面前顯得格格不入。當年解放區改天換地的現實鬥爭生活，廣大勞動人民群眾表現出的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都對作家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和推動力。不少人甚至不是為了當一名作家或者根本連作家的夢想都沒有而甘冒生命危險投奔解放區。特別是經過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引導，深刻認識只有生活才是一切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作品的生命力、創作的活力都耘織於社會生活中，作家不僅從生活中吸取創作的營養還吸取著培養自己健康成長的精神營養。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不知是文學作品的接受者，而且還是有形、無形或是直接、間接的參與者，只有群眾、群眾的生活實踐才能使文學作品得到正確的評價和鑒定。這種觀念轉換帶有根本性的意義，是劃時代、歷史性的變革。這種觀點並不是像現在某些觀點所認為的，是作家被迫的，或者是在某種政治壓力下的一種屈從，而是作家們通過感性認識達到理性理解發自內心深處的高度自覺和追求。同時，也是歷史、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結果。

其次，這種轉換還表現在作家從“小我”到“大我”的變換中。歷來作家總認為自己是指使人、文化人，往往自視清高，總覺得自己是教育者，勞動群眾是受教育者，始終和勞動群眾存在著距離，不懂他們的語言，沒有他們的感受和情感。在解放區，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勞動人民成了革命的主力、社會的主人，作家從“小我”的王國走向群眾鬥爭創造的熱潮，實現了“小我”和“大我”的有機融合，他們拜群眾為師，向群眾學習，同群眾密切結合，終於開闢了廣闊的創作道路，使自己的創作充滿無限生機和活力。

在審美形態上，解放區作家也發生了根本性轉換，這一轉換的總體趨向是鄉村化。首先突出反映在作品表現主題的變換上。另外，美的尺度，離不開時代，離不開人民。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環境，決定著人們不同的審美意識和價值。當年解放區是處在民族命運、國家命運大拼搏的時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家立業的偉大時代，其時代精神本身決定了美的內涵只能是革命的、雄壯的、崇高的、陽剛的獨特品格，這是壓倒一切的主旋律。解放區文學思潮中，作家的文學觀念、審美形態發生了這個整體性轉換，這一總體趨勢是鄉村化。

解放區文學的風貌

解放區文學，注重表現在“新天地”中的農民生活：

《王貴與李香香》《白毛女》為代表的作品，表現受剝削的農民與共產黨革命的親切關係。

《暴風驟雨》《桑乾河》土改運動與農民翻身、解放。

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1943-5）、《傳家寶》（1949）、《我的兩家房東》（康濯），表現了農村青年人對現代生活的追求。

李季《王貴與李香香》賀敬之《白毛女》（歌劇）

周立波《暴風驟雨》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趙樹理《小二黑結婚》

《傳家寶》

柯藍《抗日英雄洋鐵通》

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

《李有才板話》

歐陽山《高幹大》

柳青《種穀記》

孫犁《荷花澱》

孔厥、袁靜《新兒女英雄傳》

草明《原動力》

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