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福楨

吳福楨於建國后，歷任華東病蟲防治研究所所長，寧夏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昆蟲學會第二屆副理事長，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第二屆理事、第三屆顧問。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是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長期從事農業昆蟲分類與害蟲防治的研究。1959年起，用十年時間基本查清了寧夏農業昆蟲的種類、分佈及生活習性；發現國內昆蟲新種三十個、世界新種八個，填補了我國昆蟲資源調查的空白。參加《中國經濟昆蟲志》的編寫工作，著有《寧夏農業昆蟲圖志》。

1898年8月18日　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弋橋鎮。

1918年　畢業於江蘇省南京第一農校。

1920年　畢業於南京高等師院農科。

1920—1925年　任南京東南大學助教，同時攻讀大學本科課程，獲大學畢業文憑。

1925—1926年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學習，取得碩士學位，獲美國科學榮譽協會金鑰匙。

1926—1927年　美國康奈爾大學昆蟲系及美國農部日本甲蟲研究所工作。

1928—1930年　任江蘇省昆蟲局主任技師，東南大學、金陵大學教授。

1930—1932年　任浙江省病蟲防治所所長、主任技師，無錫教育學院教授、系主任。

1932—1949年　中央農業試驗所技正、系主任、副所長。

1949—1952年　華東農林部學術顧問，病蟲防治所所長。

1953—1958年　農業部植保處、農政總局顧問，中國農業科學院籌備小組技術組長，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研究員。

1958—1980年　寧夏回族自治區農科所植保系主任，寧夏農業科學院副院長，寧夏科協主席。

1980—1982年　中國農業科學院植保所研究員，植保所學術委員會主任。

1983—1990年　中國農業科學院植保所研究員。

1　吳福楨．棉鈴害蟲金剛鑽研究報告（一）、（二）．國立東南大學農學雜誌Ⅱ昆蟲專刊（中），1926（8）：1—112．

2　吳福楨．地老虎研究．國立東南大學農學雜誌，昆蟲專刊（下），1926．

3　吳福楨．30年來我國農業之改進．科學，1945，29（11）．

4　吳福楨．30年來我國害蟲研究之成就．中華農學會第二次年會宣讀論文，1947．

5　吳福楨．昆蟲與人類．科學畫報，1950．

6　吳福楨．中國的飛蝗．上海永祥書店，1951；1953增訂本．

7　吳福楨，黃榮祥，孟慶祥，梁兆祺．枸杞實蠅的研究．植物保護學報，1963，2（4）：387—397．

8　吳福楨，高兆寧．寧夏農業昆蟲圖志第一集．農業出版社，1966；1978年再版．

9　吳福楨，高兆寧，郭予元． 寧夏農業昆蟲圖志第二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

10　吳福楨，高兆寧．寧夏農業昆蟲調查初報及銀川平原昆蟲區系特點．昆蟲學報，1964，13（4）：572．

11　吳福楨．蜚蠊目、直翅目蟋蟀科．西藏昆蟲．青藏高原科學考查叢書第一冊．科學出版社，1981．

12　吳福楨．漫淡科學研究人員的修養與工作方法．寧夏農業科技，1982；福建農業科技轉載，1983．

13　吳福楨．中國大蠊屬的幾種蜚蠊及其分佈、生活習性及經濟意義．昆蟲學報，1982（4）．

14　吳福楨，馮平章，何忠．北京及銀川常見蟋蟀鳴叫習性與種類鑒定．昆蟲學報，1986（1）．

15　吳福楨．中國常見蜚蠊及其為害、利用與防治調查研究．昆蟲學報，1987（4）．

16　吳福楨，馮平章．西藏南迦巴瓦峰地區昆蟲，蜚蠊目部分（中國科學院登山科學考察叢書）．科學出版社，1988．

17　吳福楨，鄭彥芬．西藏南迦巴瓦峰地區昆蟲，直翅目蟋蟀總科（中國科學院登山科學考察叢書）．科學出版社，1988．

吳福楨，我國著名的農業昆蟲學家，農業教育家，我國近代農業昆蟲學奠基人之一。他創建我國第一個葯械實驗所，又是農業昆蟲學術團體的創建人之一、棉蟲現代防治研究的先驅，對我國農業昆蟲學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吳福楨，字雨公，1898年8月18日出生在江蘇省武進縣一個小商人家裡。13歲初小畢業，不幸喪母，家境困難，父意讓他輟學從商。吳福楨竟背著父親考取了縣城裡的高小，他父親只好同意他繼續學習。1914年高小畢業。為了繼續讀書而又不增加家裡經濟負擔，吳福楨報考了公費的江蘇省第一農校。該校校長過探先，曾留學美國，崇尚改革，教學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他很快就被農業科學知識所吸引。吳福楨最感興趣的是病蟲害防治課，這不僅因為他少兒時期就喜歡昆蟲，更重要的是他見過家鄉蟲災過後農民望著顆粒無收的農田哭泣的慘景，從而促使他立下學好本領為農民驅除害蟲的志向。自此，與昆蟲結下了不解之緣。1918年農校畢業后，又考入南京高等師範農科。1919年爆發了“五四”愛國學生運動，在民眾愛國熱情的感召下，他以“振興農業達到國富民強”為己任，更加奮發學習。1920年他在南京高師農科畢業，因成績優異留校當了助教。1921年南京高師改為東南大學，吳福楨利用工作之餘，補修本科的課程，取得了本科的畢業文憑。1925年由東南大學保送，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深造，從事“中國半翅目昆蟲分類”的研究。吳福楨在農校讀書時就有搞昆蟲分類的願望。他對當時中國昆蟲要外國人去定名這樣的事感到恥辱。他想，中國地大物博，昆蟲資源豐富，中國的害蟲、益蟲要由中國人自己鑒定。但他畢業后，一直沒有從事分類工作的機會，這次才能如願以償。在留學期間，吳福楨負有強烈使命感，日夜苦學，首先很快就過了英語聽、說的難關；以後只用了1年多的時間就完成了碩士論文。為了充實自己的基礎理論知識，他還選修了細胞學、農業推廣等課程，利用業餘時間參加學校圖書館和標本室的工作。當時每小時工錢僅20美分，同學們都說他得不償失。但哪裡知道，吳福楨打工不單純是為了掙點錢以補貼生活費之不足，而他更想到我們國家對這些理論和實踐方面知識還不重視，還很缺乏，如今有機會多學一些有關知識，回國后一定大有用途。

在國外，他生活簡樸，從不和別人比吃穿。當時伊利諾伊大學有各科留學生50餘人，只有他一人是學昆蟲學的，大家稱他為“昆蟲”，而且知道這位“昆蟲”平時喜歡吃“二毛五”的西餐。其實，他不是愛吃西餐，而是西餐便宜；中餐每周只吃一次，作為改善生活。

1926年，經導師介紹，他參加了康奈爾大學昆蟲系關於蚊蟲幼蟲分類的研究；1927年上半年又參加美國“農業部日本甲蟲研究所”的生物防治工作。他承擔室內繁殖寄生蠅，併到田野放蠅的任務，以考查寄生蠅在當地馴化情況。導師曾勸他：“你還是選定一個項目，集中精力讀博士學位”。但吳福楨笑笑說：“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什麼學位，我們中國農業科學還比較落後，我多方面學一些，回去可以更有用處。”後來他真的沒有去讀博士學位，1927年帶著碩士學位證書和美國科學榮譽協會獎給的金鑰匙，以及搜集的大量對農業科學發展有用的資料啟程回國。並利用沿途一切機會，參觀了華盛頓美國農業部圖書館和芝加哥菲爾特自然歷史博物館。回國后，回江蘇省昆蟲局任主任技師、東南大學教授。他在國外所學一切，後來在國內幾乎全部都直接或間接地發揮了作用。例如，1932年在浙江嘉興縣建立了治螟“寄生蜂保護室”；50年代他倡導建立江蘇農科院昆蟲標本室，特別著重農業昆蟲生活史標本，聞名全國；晚年，由他提出建議，經農業部批准，建立了中國植物保護標本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3年調農業部植保處、農政總局任顧問，1956年參加中國農科院籌建工作，任技術組長。1957年吳福楨被錯劃為右派，調寧夏工作。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農科所植保系主任，寧夏農業科學院副院長，寧夏科協主席。1980年調回北京任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研究員、植保所學術委員會主任。

吳福楨1955年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曾選為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棉蟲防治研究

1920年吳福楨畢業時，正是江蘇省沿海棉區棉蟲成災，棉產損失60—100%，棉農恐慌，紗廠面臨因棉源斷絕而停產的嚴峻時期，上海實業界人士穆抒齋，捐資1000元委託南京高師農科對棉蟲進行研究。時值該校改組為東南大學。1921年，東南大學農科主任鄒秉文選派吳福楨協助他的老師張巨伯，在南匯縣老港鎮設站開展研究。當年秋天發大水，棉田及試驗地均被洪水淹沒，試驗無法進行。1922年，新成立的江蘇省昆蟲局與東南大學農科聯合，委派吳福楨去南通縣三餘鎮設田野實驗室研治蟲。當時的主要災害性棉蟲是“金剛鑽”，其次為“小地老虎”，前者棉農只見棉鈴落地，鈴上一如金剛鑽鑽過的小孔。據此農民叫它“金剛鑽”；後者將棉苗咬斷，故稱“地老虎”。二蟲均為當時俗稱，沿用至今。棉農正在束手無策之際，大有晉公司派來治蟲人吳福楨。大家見他身材瘦弱，是個文質彬彬的書生，不禁產生了疑慮：他能幹什麼？！吳福楨脫去長衫，走訪農戶，再與農民一道下田。為了觀察棉鈴受害的過程，了解害蟲活動的規律，他每天蹲在棉田，有時四五個小時不挪動。同時還把養蟲的大口瓶帶在身上，晚上睡覺放在蚊帳里，觀察“金剛鑽”的交尾、產卵習性。他的行動增強了公司和農民治蟲的信心，於是便和他交朋友，稱他“捉蟲佬”。經過長期的室內外觀察，他搞清了所謂“金剛鑽”，是鱗翅目害蟲，成蟲黃昏時在棉株叢中飛舞交尾，產卵於棉株嫩梢，據此他提出“拍蛾、摘頭、舍落花落果”的防除法。並給此蟲起名為“金剛鑽”。他還搞清了棉花苗期“地老虎”為害的規律，提出棉田“地老虎”有大、小兩種，幼蟲都是夜晚出來為害，天亮前躲到土塊下等隱蔽處。根據這一習性，他提出堆草誘殺的措施，並將此措施推薦給大有晉公司，公司為此召開了治蟲現場會傳授技術，租種棉田的佃農欣喜非常。1922年9月7日南通日報以《大有晉公司驅除棉蟲聲》為題，報道說：“……大有晉公司技術員吳福楨長駐三餘鎮，從事研究而便考察……，經過多方研究取得最經濟而易於實行之驅除法，農夫無不驚而實行之”。這一空前之盛會，是我國治蟲史上第一個防治害蟲的現場會。20多歲的吳福楨，衝破當時的世俗偏見，深入田間與農民結合，為民眾辦實事，並著成11萬字的研究報告。這種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的好作風，為後來人樹立了榜樣。也是他以後一貫崇尚實踐，追求學以致用的起點。

他這次駐點3年，告別新婚妻子，離開東南大學優越的研究、學習與生活條件，在棉墾區生活條件艱苦，又沒有實驗設備的情況下，獨立主持完成了這項任務，受到群眾交口稱讚。

創建病蟲葯械實驗廠

吳福楨1930年任浙江省病蟲害防治所所長時，提出研究害蟲特性、殺蟲藥和殺蟲器械要同時並舉。他組建了農藥研究室和器械研究室。1933年在中央農業實驗所任病蟲害系主任時，又堅持這一方針，成立藥劑室與器械室，當時阻力較大，有人議論說這是“不務正業”，“研究病蟲害本身的發生規律才是正業。”開始時，所長也不支持。他為了爭取領導和群眾的理解，經過一番準備，他選蒼蠅特多的一個廁所用小噴霧器噴施除蟲菊乳劑，紅頭蒼蠅被葯殺落地，死蠅盈寸。他請大家來看此奇效，所長驚嘆不已，從此對殺蟲藥械的研究大力支持，但工作開創時又遇到另一困難：所有學病蟲害專業的人都不願做噴霧器研製工作。停頓多時，吳福楨的學生錢浩聲挺身而出，自願承擔此重任。開創時，只有一間平房，一台車床，一位機械工，而錢浩聲從此一生專心研製噴霧器，綽號“錢噴霧”。1933年病蟲害系與中央棉產改進所合作，研製成自動式、雙管式兩種噴霧器，應用煙草水棉油乳劑及砒酸鉛農藥，防治中央農業實驗所附近菜田的菜青蟲、菜蚜及猿葉蟲，成效顯著，深受農民歡迎。次年，南京城郊農民紛紛來中農所請求指導治蟲，所里應接不暇。這一情況偶被住在附近的當時的農業部長見到，詢知是農民爭買殺蟲藥，國民政府部長請該所青年技術員傅勝發到他家噴葯治果樹害蟲，大見成效。自此，各級領導及同事對研究葯械治蟲不再提出異議。1935年，南京紫金山松林松毛蟲大發生，松林大片被毀，孫中山陵園管理處會同中農所及當地駐軍9000餘人，用人工剪殺毛蟲400多擔，但次年毛蟲繼續嚴重為害。吳福楨組織病蟲害室技術人員，自製粘蟲膠（用松香、蓖麻油、坎那巴，加蟲蠟）18000餘斤，塗刷松樹主幹基部26萬株，阻止松毛蟲上樹，紫金山松樹得免於災，陵園風景得以保全。當時的陵園主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為此特贈中農所一幅“撲除蟲害”的匾額。這是我國早期用國產原料自製大批農藥，用科學方法防治害蟲獲得顯著成效的一大戰役。吳福楨研究棉蟲時發現，用美製商品砒酸鈣防治棉大卷葉蟲無效。30年代中期，組織人員研究，化學家孫雲沛研製成“中農砒酸鈣”，配成100—200倍液防治此蟲，死亡率52—74%，當時生產1300公斤，在陝、滇、黔、甘、湘、浙、贛等省推廣應用，據在四川射洪縣觀察，用此葯治棉大卷葉蟲，平均每畝增產籽棉43．5市斤，成效顯著，農民信服。

1935年，美國洛氏基金會代表到中農所參觀，對我國葯械治蟲的研究成績甚為讚賞，分年補助44300元作為農藥械專題研究經費，加強葯械研究工作。抗日戰爭期間，中農所葯械研究工作分兩地進行：農藥在成都由孫雲沛、程暄生負責；葯械在重慶由錢浩聲負責，經費不足、設備簡陋。為此，吳福楨四處奔走呼籲，農林部長沈鴻烈很快決定建立農業部病蟲葯械製造廠，吳福楨力爭增加“實驗”二字，說“實驗與生產相結合才能更快出成績、促生產”。沈鴻烈同意，於1944年在重慶江北良心橋建立“農林部病蟲葯械製造實驗廠”，由農林部直接撥款主辦，吳福楨任廠長。這一葯械製造實驗廠的成立，使我國病蟲防治事業的發展開始跨上新的里程。

“六足學會”創建者之一

我國最早的昆蟲學術團體稱“六足學會”，於1924年在南京成立。由當時江蘇省昆蟲局的技術人員和東南大學、金陵大學有關專業的師生組成。推舉張巨伯先生為會長，會員有吳福楨等20餘人。當時為了籌集學會的活動經費，曾組織養蜂改進社，企圖自力更生，以社養會。但因抗日戰爭爆發，蜂群全被竊走，未能如願。為解燃眉之急，張巨伯、吳福楨，將在兼職大學教書的工資全部捐贈“六足學會”，作為培養人才的基金。1944年，吳福楨、鄒鍾琳等，函約全國各地昆蟲學同道，如張巨伯、鄒樹文、蔡邦華等聯合申請，經由當時的社會部批准，於1944年10月2日在重慶成立“中華昆蟲學會”，吳福楨任第一屆理事長。1947年，在南京召開第二屆年會，他連任理事長，並於同年創辦《中華昆蟲學會通訊》季刊。學會還編輯、編譯收藏國內外昆蟲學文獻，設昆蟲學圖書館，並著手籌建昆蟲學會永久會址作為“蟲人之家”，地址設在中央農業實驗所內。當時，資金靠學會自己籌集，經會員們共同努力，1944—1948年共籌得350萬元法幣，后因通貨膨脹，法幣貶值，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吳福楨為了促進昆蟲學的發展，積極開展學術活動並親自撰寫論文。他在第二屆年會上發表《30年來我國治蟲研究之重要成就》，對中國的飛蝗、稻螟、七大棉蟲、倉蟲、桑蟲、松毛蟲及主要蔬菜害蟲的害情、生活習性及防治方法研究等作了總結性論述；並在《昆蟲學會通訊》二卷二期上發表“我們的工作實已獲得農民深切的信仰”作為序言，以促進我國昆蟲學及害蟲防治學的發展。1951年9月6日，中國昆蟲學會在北京正式成立，吳福楨任第一屆理事。

開創我國西北植保事業

吳福楨踏入農業科技大門80餘年，在這漫長的歲月里，歷盡滄桑，但可貴的是，他從不計較個人名利。1957年吳福楨被錯劃為右派，降二級調寧夏工作，年已60，卻遭此劫難，許多親朋好友為之難過，老伴想到將去的陌生的大西北，也不禁凄然落淚。但他安慰大家說：“要相信黨，我的問題一定會有個公正的結論。我大半輩子都在內地工作，這次到寧夏，可以把西北的情況弄弄清楚，能為邊疆老百姓做點事，這是我的運氣。”出乎寧夏人民意料之外，他們迎來的不是精神沮喪、寡於言笑的人。恰恰相反，這位老人思維敏捷，精神飽滿，談笑風生，具有要干一番事業的人特有的朝氣。同30多年前到三餘鎮時一樣，他放下行裝就迫不及待地了解情況，著手準備開調查會、下基層普查農業病蟲害的情況。他竟不先安排一下生活就又著魔似地工作起來。這一切被當時寧夏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長程煥卿看在眼裡，他讚賞吳福楨對事業的一片丹心。經過寧夏農業廳的努力，並經自治區黨委批准，很快為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並任命他為植保系主任；對他的家庭也作了安排，並給予適當照顧。吳福楨沒辜負寧夏人民對他的信任與期望。他在寧夏堅持工作20年，帶領植保系全體科技人員開展“寧夏農業昆蟲基本調查”課題研究；對當時寧夏特產“枸杞”生產中的嚴重病蟲——枸杞實蠅，以及小麥鏽病、小地老虎等主要糧食作物病蟲害，親自組織人力進行研究。特別是經過周密計劃和大量的野外採集工作，籌建了擁有22個目，176科1500多個種，具有寧夏特色的農業昆蟲標本室。他還積累了大量資料，主持編繪了寧夏農業昆蟲（彩色）圖譜兩集。在工作中，他總是身先士卒，跋山涉水，不知疲倦、不顧個人安危，深入現場採集標本，取得第一手資料。《銀川平原昆蟲區系特點》等論文，在學術刊物發表，為我國生物資源調查和動物地理區劃填補了寧夏地區的空白。他主持的《寧夏農業昆蟲基本調查》課題，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榮獲“在我國科技工作中做出重大貢獻者”獎狀。他是蒙受不白之冤，受了處分後來到寧夏工作的，但他沒有灰心喪氣，也從不怨天尤人，仍以滿腔熱忱、全神貫注地幹了20年。他種的樹已經成林，他培養的人已經成為農業昆蟲界的骨幹，他為之奔走呼籲，用心血築建起來的農業昆蟲標本室和許多著述，包括他榮辱不屈，對事業執著追求的精神，都給寧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耄耋之年編寫蜚蠊志

1973年，中國科學院在廣州召開會議，商討組織全國專家編寫《中國經濟昆蟲志》，已上76歲高齡的吳福楨，毅然承擔了有重要經濟意義但無人願意接受的蜚蠊目和直翅目蟋蟀總科兩卷的編寫任務。1980年，國家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為了便於他完成經濟昆蟲志的編寫任務，吳福楨又被調回北京，在中國農業科學院植保所工作。這位年過古稀的科學家，又為自己開闢了一個新的戰場。他不辭辛勞，到全國各大標本館主要現場徵集和採集標本、查閱文獻；還招收了以蜚蠊與蟋蟀分類為題的兩名碩士研究生。1981—1988年，年近90高齡的吳福楨，還陸續發表了中國蜚蠊與蟋蟀方面的論文15篇；他還參加青藏高原科學叢書《西藏昆蟲》的編寫工作，在該書的第一冊中發表了蜚蠊目（包括鱉蠊科、蜚蠊科、彎翅蠊科）和直翅目蟋蟀科的文章；他和馮平章在《昆蟲分類學報》上發表了《雲貴蜚蠊目三新種》（稠斑真地鱉Eupolyphagadensiguttata，貴州歪尾蠊Symploce guizhouensis，乳突歪尾蠊S．mamillatus）等文章，引起英、美、日、匈、捷、加等國同行的興趣，來函索要論文進行交流。1986年，中國科學院主持的青藏高原隆起對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影響的綜合研究，獲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特等獎，吳福楨是《西藏昆蟲》作者之一，獲榮譽證書；1988年他主持的我國室內蜚蠊種類分佈調查及新屬新種發現項目，獲農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他還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生物卷蜚蠊目的編寫工作，擔任《農業百科全書》昆蟲卷主編，及近代昆蟲學史的編寫工作。這些工作對年富力強的中年人來說，已經超負荷了，何況他當時已經是93歲高齡的老人。

吳福楨早年從事教育事業，曾先後在廣州中山大學、南京東南大學、金陵大學、無錫教育學院、浙江大學等任教授。他對青年循循善誘，以身作則，引導青年學生刻苦學習，崇尚實踐。他培養出來過許多知名教授。吳福楨為開創我國農業昆蟲事業，奉獻了一生，直至90高齡，還執著工作。他常說：“工作是我一生最大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