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清末章太炎著。
曾參予百日維新後來成為改良派領袖的康有為在海外發表了《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止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闡述了他反對革命排滿、主張立憲保皇的立場。康有為寫這封信，是因為南北美洲華僑中的保皇會會員曾對康談到他們嚮往革命。他們認為，保皇會一向忠心保皇，但清王朝卻緝捕保皇會員，對其或殺或監，既然這樣，不如“以鐵血行之，仿效華盛頓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國民。”於是康有為寫了這封複信加以反對。他在複信中說，要把慈禧、榮祿之流與光緒皇帝區別開來，慈禧等人雖然昏暴，欺國虐民，但光緒卻是個聖明皇帝。他並且說，后黨秉政的局勢不久就會改變。康有為在這封信中以庸俗進化論為依據，博引旁征、洋洋萬言地論述了他的保皇理論。
他強烈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統治的作法，並羅列了中國不能進行革命的四個理由：一曰革命殘酷，二曰國情特殊，三曰革命必然招致外國干涉，四曰皇帝聖仁。他又攻擊革命派的反滿口號是無的放矢，“大怪不可解”，因為他覺得滿漢早已平等。因此他作出結論說：立憲容易，革命困難，立憲有利，革命有害；只可以立憲，而不可革命。由於康有為在海內外名氣很大，他的這些保皇言論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他的門生信徒又把這些言論編印成冊，廣為散發。這封信在思想輿論戰線上嚴重混淆了人們的視聽，阻礙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為了駁斥康有為的謬論，澄清人們的思想，同時宣傳革命主張，章太炎在光緒二十九年上半年寫了一封致康有為的公開信，即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這封公開信寫好之後，章太炎曾請人帶到香港轉交康有為，結果未能帶到。六月，《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與鄒容的《革命軍》“同時刊行，不及一月，數千冊銷行殆盡”，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當時上海倡議革命的進步報紙《蘇報》相繼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的評介文章，為之聲揚。
《蘇報》原是一家很平庸的小報，創辦於光緒二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該報的所有權被湖南舉人陳范購買后，面貌略有起色。但陳範本是一名變法改良派，他利用報紙來宣傳變法，雖然刊登了一些政論性文章，但社會影響並不大。直到南洋公學大風潮發生，《蘇報》開闢“學界風潮”欄目，及時反映學潮，以此為契機，《蘇報》才柳暗花明，逐漸成為愛國學社的喉舌，並組織起了一支以蔡元培、章太炎、吳稚暉、章士釗等激進的民族主義者為核心的作者和編輯隊伍。於是報紙顯得銳氣英發，為全國學界所注目，儼然成為號召學潮的旗手。從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903年）章士釗擔任《蘇報》主筆后，《蘇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在國內眾多的報刊中獨樹一職，首先吹響了革命排滿的號角。這之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蘇報》排滿革命的議論，如同潮水般宣洩而出，其中反響最為強烈的，莫過於關於鄒容所著《革命軍》的評價和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摘錄。
早在五月二十五日，《蘇報》即刊出書介一則，向讀者推薦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說：“康有為最近《政見書》力主立憲，議論荒謬。餘杭章炳麟移書駁之，持矛刺盾，義正詞嚴。凡我漢種，允置家置一編，以作警鐘棒喝。”六月二十九日，《蘇報》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標題，摘錄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文中點名直斥當朝光緒皇帝為“載湉小丑，不辨菽麥。”這八個字石破天驚，中外震動。清政府氣急敗壞，惱羞成怒，欲把章太炎、鄒容等人置之死地而後快。五月二十五日兩江總督魏光燾即向清廷報告：“有《蘇報》刊布謬說，而鄒容所作《革命軍》一書，章炳麟為之序，尤肆無忌憚”，經外交部呈慈禧太后閱覽，命魏光燾立即嚴密查辦，逮捕人犯。
自文網苛密的乾隆朝以後，文字獄案寥若晨星。道光、咸豐、同治各朝均無文字獄記載，《蘇報》案可說是有清一代文字獄的最後一幕。在案發之前，慈禧太后還夢想著仿效康熙、乾隆朝文字獄案的處理方法，計劃著迅速撲殺革命火種，“一日逮上海，二日發蘇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檻京師”，而後凌遲處死，殺一儆百。但事情的發展卻出乎清廷的意料。由於西方各國領事館的阻力，清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煩。
由於《蘇報》報館設在英租界內，清政府入租界捕人，必須事先徵得外國領事的同意。因此當逮捕《蘇報》館主、主筆及章太炎、鄒容的諭旨下達江蘇督撫之時，他們不得不與上海的外國領事團交涉，請求籤發拘票捕人，但各國領事為了維護租界治權，堅持不允。後來經過雙方談判，此案定為“租界之案”，清政府無權將有關案犯解出租界獨立審判，只能由設在租界的“會審公廨”來審理此案。清政府委託洋人律師指控《蘇報》“污衊今上，挑詆政府”，指控章太炎、鄒容“大逆不道，謀為不軌。”
十月十五日，該案移至“額外公堂”，由上海縣會同會審委員、英陪審官審訊。這期間清政府一面聘請洋律師作為訴訟一方與章、鄒等人打官司，一面又與外國領事團暗中交涉“移送人犯”，但未能成功。“額外公堂”開審后，上海縣企圖不顧英國防審官的反對，獨立作出判決，將章、鄒二人俱科以永遠監禁之罪。一時之間社會輿論嘩然。上海的外國領事團亦不承認該判決，並且照會上海縣，要求再審一次，否則將該二犯釋放。清廷不敢違拗洋人旨意，只好委曲求全地下令上海縣按照洋人意思從寬辦結。這樣在經過清政府與外國領事團長達半年的“討價還價”之後，“額外公堂”於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五月作出最後判決：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二年，罰作苦工，從上年到案三日起算，限滿釋放，驅逐出境。這樣，沸沸揚揚、枝節橫生的《蘇報》案才告終結。
在這起清末最大的文字獄中，清政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威風掃地，終未能實現自己企圖將章、鄒迅速斬決的如意算盤，而革命黨的聲勢和影響在這次審判后卻越來越大。可見血腥的文字獄伴同專制的清朝一起在走向它們的末日，民主的曙光已經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
《蘇報案》判決之後，章太炎和鄒容被正式監禁，身陷囹圄。但二人仍然胸懷鬥志，心憂天下。但鄒容終因不堪獄中折磨，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二月病逝獄中。鄒容死後，租界迫於輿論壓力，章太炎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五月，章太炎三年監禁期滿，出獄當晚即乘坐一艘日本郵船，東渡日本。五年之後，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滅亡。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一篇膾炙人口、傳頌不衰的反清革命檄文。在這篇氣勢磅礴、筆鋒犀利的長文中，章太炎站在鮮明的民主主義立場上，逐條駁斥了康有為的改良謬說。章太炎首先列舉了滿清王朝壓迫漢族的歷史，指出從清初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屢興不廢的文字獄，直到清末戊戌政變，殘殺維新黨人，這一系列壓迫漢人的罪行都表明滿為主，漢為奴，並不存在什麼康有為所說的“滿漢平等”。其次，章太炎又駁斥了康有為稱頌光緒“聖仁英武”的觀點。他說，“載湉小丑，不辨菽麥”，因為害怕慈禧太后廢置自己，才鋌而走險，贊助變法。即使光緒在西太后死後，做起名副其實的皇帝，到那時他也必定是個殘殺維新黨人的獨裁暴君。
此外，章太炎還痛斥了光緒皇帝享有“天命”的無稽之談，他嚴正指出：“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才之難易”。同時，章太炎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又正面回答了革命必須流血的問題。他批駁了康有為等保皇黨人所謂的立憲可以避免流血，通過“清”來實現的天真夢想，指出革命是免不了要流血的，但“立憲”更要流血。最後，章太炎針對康有為信中所謂中國國情特殊，“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不能革命的謬論，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他義正辭嚴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清末一篇歌頌反滿革命的奇文。章太炎在這篇文章中，旁徵博引、觀點鮮明地進行論述，因而整篇文章顯得條理縝密，內容豐富。同時，這篇文章又具有強烈的感染力，作者在字裡行間注入了自己充沛的感情。總之，《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以前革命思想發展的理論總結，同時它又吹響了鼓舞革命志士繼續前進的號角，對以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理論影響作用。
長素足下：讀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謂中國只可立憲，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萬言。嗚呼長素，何樂而為是耶？
熱中於復辟以後之賜環，而先為是齟齬不了之語，以聳東胡群獸之聽，冀萬一可以解免。非致書商人，致書於滿人也！夫以一時之富貴，冒萬億不韙而不辭，舞詞弄札，眩惑天下，使賤儒元惡為之則已矣；尊稱聖人，自謂教主，而猶為是妄言，在己則脂韋突梯以佞滿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盅惑者，乃較諸出於賤儒元惡之口為尤甚！吾可無一言以是正之乎？
謹案長素大旨，不論種族異同，惟計情偽得失以立說。
雖然，民族主義，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潛在，遠至今日，乃始發達，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長素亦知種族之必不可破，於是依違遷就以成其說，援引《匈奴列傳》，以為上系淳維，出自禹后。夫滿洲種族，是曰東胡，西方謂之通古斯種，固與匈奴殊類。雖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華夏，永滯不毛，言語、政教、飲食、居處，一切自異於域內，猶得謂之同種也耶？智果自別為輔氏，管氏變族為陰家，名號不同，譜牒自異。況於戕虐祖國，職為寇讎，而猶傅以兄弟急難之義，示以周親肺腑之恩，巨繆極戾，莫此為甚！
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為界，不以天然民族為界。借言天然，則褅袷海藻，享祧猿蜼，六洲之氓，五色之種，誰非出於一本，而何必為是聒聒者耶？
長素又曰：“氏、羌、鮮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駱越、閩、廣，今皆與中夏相雜，恐無從檢閱姓譜而攘除之。”不知駱越、閩、廣，皆歸化漢人，而非陵制漢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嘗宰制中華，逮乎隋、唐統一，漢族自主，則亦著土傅籍，同為編氓，未嘗自別一族，以與漢人相抗，是則同於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別；歐、美近制，亦許歸化。此皆以己族為主人，而使彼妥吾統治，故一切可無異視。今彼滿洲者，其為歸化漢人乎？其為陵制漢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辮髮瓔珞，非弁冕之服；清書國語，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術，崇飾觀聽，斯乃不得已而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術，愚民之計。若言同種，則非使滿人為漢種，乃適使漢人為滿種也。長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則今日固為民族主義之時代，而可溷餚滿、漢以同薰蕕於一器哉！時方據亂，而言大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說也？
長素二說，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復援引《春秋》，謂其始外吳、楚，終則等視。不悟荊、揚二域，《禹貢》既列於九州，國土種類，素非異實。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遠方隔閡，淪為要荒。而文化語言，無大殊絕，《世本》譜系，猶在史官，一日自通於上國，則自復其故名，豈滿洲之可與共論者乎？
至謂衣服辮髮，漢人已化而同之，雖復改為宋、明之服，反覺不安。抑不知此辮髮胡服者，將強迫以成之耶？將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國，被發文身；墨子入楚，錦衣吹笙。非樂而為此也，強迫既久，習與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聞洪、楊之世，人皆蓄髮，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師摧陷洪氏，復從髡薙。是時朋儕相對，但覺纖首銳顛，形狀噩異。然則蓄髮之久，則以蓄髮為安；辮髮之久，則以辮髮為安。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體以龍，塗面以堊，恢詭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不問其是非然否，而惟問其所安，則所謂祖宗成法不可輕變者，長素亦何以駁之乎？野蠻人有自去其板齒，而反譏有齒者為犬類，長素之說，得無近於是耶？
種種繆戾，由其高官厚祿之性，素已養成，由是引犬羊為同種，奉豭尾為鴻寶。向之崇拜《公羊》，誦法《繁露》，以為一字一句，皆神聖不可侵犯者，今則並其所謂復九世之讎，而亦議之。其言曰：“揚州十日之事，與白起坑趙，項羽阬秦無異”。豈不曰秦、趙之裔，未有報白、項之裔者，則滿洲亦當同例也！豈知秦、趙、白、項，本非殊種，一旦戰勝而擊阬之者，出於白、項二人之指靡，非出於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滿洲者，固人人慾盡漢種而屠戮之，其非為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趙之仇白、項，不過仇其一人；漢族之仇滿洲，則當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圖籍，操政柄者，豈猶是白、項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為輿台，宗支荒忽，莫可究詰，雖欲報復，烏從而報復之？至於滿洲，則不必問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則枕戈剚刃之事，秦、趙已不能施於白、項，而漢族猶可施於滿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報復，猶復飾為瘖聾，甘與同壤，受其豢養，供其驅使，寧使漢族無自立之日，而必為滿洲謀其帝王萬世、祈天永命之計，何長素之無人心，一至於是也！
長素又曰：“所謂奴隸者，若波蘭之屬於俄，印度之屬於英，南洋之屬於荷，呂宋之屬於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稅，絕無政權，是則不能不憤求自立耳。若國朝之制，滿、漢平等，漢人有才者，匹夫可以為宰相。自同治年來，沈、李、翁、孫，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為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榮祿、慶邸外，何一非漢人為政？若夫政治不善，則全由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製也。然且舉明世廷杖、鎮盜、大戶加稅、開礦之酷政，而盡除之。聖祖立一條鞭決，納丁於地，永復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萬國所未有。他日移變，吾四萬萬人必有政權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謂奴隸者，豈徒以形式言耶？曾、左諸將，倚畀雖重，位在藩鎮，蕞爾彈丸，未參內政。且福康安一破台灣，而遂有貝子、郡王之賞；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滿洲，爵不過通侯，位不過虛名之內閣。曾氏在日，猶必諂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領。較其輕重，計其利害，豈可同日而道？近世軍機首領，必在宗藩。夫大君無為，而百度自治，為首領者，亦以眾員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孫之有事，乃適見此為奴隸，而彼為主人也。階位雖高，猶之閹宦仆豎，而賜爵儀同者，彼固仰承風旨雲爾，曷能獨行其意哉！
一條鞭法，名為永不加賦，而耗羨平余，猶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無惡聲，而舟車工匠，遇事未嘗獲免。彼既以南米供給駐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借美名以媚悅之。
玄燁、弘曆，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恆沙，己居堯、舜、湯、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其酷有甚於加稅開礦者。觀唐甄之《潛書》與袁枚之《致黃廷桂書》則可知矣。庄生有云：“狙公賦芋，朝三暮四，眾狙皆怒，朝四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此正滿洲行政之實相也。況於廷杖雖除，詩案、史禍，較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來，名世之獄，嗣庭之獄，景祺之獄，周華之獄，中藻之獄，錫侯之獄，務以摧折漢人，使之噤不發語。雖李紱、孫嘉淦之無過，猶一切被赭貫木，以挫辱之。
至於近世，戊戌之變，長素所身受，而猶謂滿洲政治，為大地萬國所未有，嗚呼！斯誠大地萬國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為漢臣，安得不雲爾乎？”
夫長素所以不認奴隸，力主立憲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終日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者爾。欲言立憲，不得不以皇帝為聖明，舉其詔旨有云：“一夫失職，自以為罪者，而謂亟亟欲開議院，使國民咸操選舉之權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視天位如敝屣，然後可以言皇帝復辟，而憲政必無不行之慮。”則吾向者為《正仇滿論》既駁之矣。
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卻顧，坐席不暖者，獨太后之廢置我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載湉小丑，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為滿洲全部計。長素乘之，投間抵隙，其言獲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書於盤盂，勒於鐘鼎，其述則公，而其心則只以保吾權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聽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則所謂新政者，亦任其遷延墮壞而已。非直墮壞，長素所謂拿破崙第三新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議員百數，及知名士千數，盡置於獄者，又將見諸今日。何也？滿、漢兩族，固莫能兩大也！
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晏處於域內，如奧之撫匈牙利，土之御東羅馬也。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夫所謂聖明之主者，亦非遠於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黃屋，而棄捐所有以利漢人耶？
籍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滿、漢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於漢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太后，而掣肘者什伯於太后；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暱近之地，群相讙譊，朋疑眾難，雜沓而至，自非雄傑獨斷，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勝是也！
共、歡四子，於堯皆葭荸姻婭也，靖言庸回，而堯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謂聖明之主者，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堯耶？其雄傑獨斷，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耶？往者戊戌變政，去五寺、三巡撫如拉枯，獨駐防則不敢撤，彼聖主之力，與滿洲全部之力，果孰優孰絀也？由是言之，彼其為私，則不欲變法矣；彼其為公，則亦不能變法矣。長素徒以詔旨美談，視為實事，以此誑耀天下，獨不讀劉知幾《載文》之篇乎？謂魏、晉以後，詔敕皆責成群下，藻飾既工，事無不可。故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虛實矣。
且所謂立憲者，固將有上下兩院，而下院議定之案，上院猶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議員，誰為之耶？其曰皇族，則親王貝子是已；其曰貴族，則八家與內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則衛藏之達賴、班禪是已。是數者，皆漢族之所無，而異種之所特有，是議權仍不在漢人也。所謂滿、漢平等者，必如奧、匈二國並建政府，而統治於一皇，為雙立君主制而後可。使東三省尚在，而滿洲大長得以兼統漢人，吾民猶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滿洲故土，既攘奪於俄人，失地當誅，並不認為滿洲君主，而何雙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為漢族之元首，是何異取罪人於囹圄，而奉之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猶貴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際，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難，中道變棄，乃反戈倒攻者！”
誠如是，則載湉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雖然，如右所言，大抵關於種類，而於情偽得失未暇論也，則將復陳斯旨，為吾漢族籌之可乎？長素以為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旍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后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為立憲所無可倖免者。長素亦知其無可倖免，於是遷就其說以自文，謂以君權變法，則歐、美之政術器蓺，可數年而盡舉之。夫如是，則固君權專制也，非立憲也。闊普通武之請立憲，天下盡笑其愚，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者？立憲可請，則革命亦可請乎？以一人之詔旨立憲，憲其所憲，非大地萬國所謂憲也！長素雖與載湉久處，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猶挃一體而他體不知其痛也。載湉亟言立憲，而長素信其必能立憲，然則今有一人執長素而告之曰：“我當釀四大海水以為酒。”長素亦信其必能釀四大海水以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獨視其志願，亦視其才略何如。長素之皇帝聖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剛毅能挾后力以尼新法，榮祿能造謠諑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廢於瀛台也？君人者，善惡自專，其威大矣。雖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讒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毒、不韋而踣覆之，今載湉何以不能也？幽廢之時，猶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塗，已脫幽居之軛，尚不能轉移俄頃，以一身逃竄於南方，與太後分地而處。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則仁柔寡斷之主，漢獻、唐昭之儔耳！太史公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無實權，不得以成敗論之，而皇帝則不得不以成敗論之。何者？有實權而不能用，則不得竊皇帝之虛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與天下共憂，督撫之不能制，而欲其使萬姓守法，庸有幾乎！
事既無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驗已眾著於天下矣，長素則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弒，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為他日必能立憲之徵。”嗚呼！王莽漸台之語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今之載湉，何幸有長素以代為王莽也。必若圖錄有徵，符命可信，則吾亦嘗略讀緯書矣。緯書尚繁，《中庸》一篇，固為贊聖之頌。往時魏源、宋翔鳳輩，皆嘗附之三統三世，謂可以前知未來，雖長素亦或篤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天命”者，滿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載者，載湉為滿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則建夷之運，終於光緒，奴兒哈赤之祚，盡於二百八十八年，語雖無稽，其彰明較著，不猶愈於長素之談天命者乎？
要之，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今以革命比之立憲，革命猶易，立憲猶難。何者？立憲之舉，自上言之，則不獨專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萬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則不獨專恃萬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賴者為多。而革命則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證明者，其才略耳。然則立憲有二難，而革命獨有一難，均之難也，難易相較，則無寧取其少難而差易者矣。雖然，載湉一人之才略，則天下信其最絀矣。而謂革命黨中必無有才略如華盛頓、拿破崙者，吾所不敢必也。雖華盛頓、拿破崙之微時，天下亦豈知有華盛頓、拿破崙者？而長素徒以阿坤鴉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萬萬人之材性，長素豈嘗為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檢察差第之乎？借曰此魁梧絕特之彥，非中國今日所能有，堯、舜固中國人矣，中國亦望有堯、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種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極點如華盛頓、拿破崙者乎？
長素以為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革命以後，必將日尋干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整頓內治？夫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此又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聖於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雖然，以此譏長素，則為反唇相稽，校軫無已。吾曰不可立憲，長素猶曰不可革命也。則應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拿二聖，而舉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於饑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尚非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饑濟困之事興。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饑濟困為不可已；在今之世，則合眾共和為不可已。是故以賑饑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為梟雄；以合眾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為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義和團初起時，惟言扶清滅洋，而景廷賓之師，則知掃清滅洋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不必開釁於西人，而先以撲滅滿洲、剿除官吏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時，深信英人，密約漏情，乃卒為其所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己為主體，而西人為客體矣。人心進化，孟晉不已。以名號言，以方略言，經一競爭，必有勝於前者。今之廣西會黨，其成敗雖不可知，要之繼此而起者，必視廣西會黨為尤勝，可豫言也。然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長素以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運械，或請外國練軍，或與外國立約，或向外國乞師，卒之，堂堂大國，誰肯與亂黨結盟，可取則取之耳。吾以為今日革命，不能不與外國委蛇，雖極委蛇，猶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黨所已知，而非革命黨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嘗通情於大將軍，欲為代平內亂。大將軍之從之與否，此固非覆幕黨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則從之為多數，而不從為少數；幸而不從，是亦覆幕黨所不料也。而當其歃血舉義之時，固未嘗以其必從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復略有萌芽，而長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氣乎？嗚呼！
生二十世紀難，知種界難，新學發見難，直人心奮厲時難。
前世聖哲，或不遇時，今我國民，幸睹精色，哀哀漢種，系此剎那，誰無父母，誰無心肝，何其夭閼之不遺餘力，幸同種之為奴隸，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運械之事，勢不可無，而乞師之舉，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數省，外稍負海，而內有險阻之形勢，可以利用外人而不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嘗無其地也。略得數道，為之建立政府，百度維新，庶政具舉，彼外人者，亦視勢利所趨耳。未成則欲取之，小成則未有不認為與國者，而何必沾沾多慮為乎！
世有談革命者，知大事之難舉，而言割據自立，此固局於一隅，所謂井底之蛙不知東海者，而長素以印度成事戒之。雖然，吾固不主割據，猶有辯護割據之說在，則以割據猶賢於立憲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爾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勢，卒為英人蠶食，此長素所引為成鑒者。然使莫卧爾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蠶食耶？當莫卧爾一統時，印度已歸於異種矣，為蒙古所有，與為英人所有，二者何異？使非各省分立，則前者為蒙古時代，後者為英吉利時代，而印度本種，並無此數十年之國權。夫終古不能得國權，與暫得國權而復失之，其利害相越，豈不遠哉！語曰：“不自由，無寧死！”然則暫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猶所願也，況綿延至於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狀比之中國，則固有絕異者。長素《論印度亡國書》，謂其文學工蓺，遠過中國，歷舉書籍見聞以為證。不知熱帶之地，不憂凍餓，故人多慵惰，物易壞爛，故薄於所有觀念。是故婆羅、釋迦之教，必見於印度，而不見於異地。惟其無所有觀念，而視萬物為無常，不可執著故。此社會學家所證明，勢無可遁者也。夫薄於所有觀念，則國土之得喪，種族之盛衰，固未嘗慨然於胸中。當釋迦出世時，印度諸國已為波斯屬州，今觀內典，徒舉比鄰諸王而未見波斯皇帝，若並不知己國之屬於波斯者。厥有憤發其所能自樹立者，獨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舉，亦其出於偶爾，而非出於本懷，志既不堅，是故遷延數世，國以淪喪。夫欲自強其國種者，不恃文學工蓺，而惟視所有之精神。中國之地勢人情，少流散而多執著，其賢於印度遠矣！自甲申淪陷，以至今日，憤憤於腥羶賤種者，何地蔑有！其志堅於印度，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此寧待蓍蔡而知乎？
若夫今之漢人，判渙無群，人自為私，獨甚於漢、唐、宋、明之季，是則然矣。抑誰致之而誰迫之耶？吾以為今人雖不盡以逐滿為職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訟言於疇人，然其輕視韃靼以為異種賤族者，此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陳名夏、錢謙益輩，以北面降虜，貴至閣部，而未嘗建白一言，有所補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質之於蓺祖者。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為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若曰為之馳驅效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學諸儒，如熊賜履、魏象樞、陸隴其、朱軾輩，時有獻替，而其所因革，未有關於至計者。雖曾、胡、左、李之所為，亦曰建殊勛、博高爵耳，功成而後，於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嘗有所籌畫焉。是並擁護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彈劾權貴，出則搏擊豪強，為難能可貴矣。次即束身自好，優遊卒歲，以自處於朝隱。而下之貪墨無蓺、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雖殊科，耍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絀，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廩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術矣。無他，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變也。明之末世，五遭傾覆，一命之士，文學之儒，無不建義旗以抗仇敵者，下至販夫乞子，兒童走卒，執志不屈，而仰藥剚刃以死者，不可勝計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願為外國之順民，官則願為外國之總辦，食其俸祿，資其保護，盡順天城之中，無不牽羊把茅，甘為貳臣者。若其不事異姓，躬自引決，搢紳之士，殆無一人焉。無他，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為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為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為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鋤，良種不滋，敗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執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以上錄舊著《正仇滿論》。）
夫以種族異同明白如此，情偽得失彰較如彼，而長素猶偷言立憲而力排革命者，寧智不足，識不逮耶？吾觀長素二十年中，變易多矣。始孫文倡義於廣州，長素嘗遣陳千秋、林奎往，密與通情。及建設保國會，亦言保中國，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幾，瞑瞞於富貴利祿，而欲與素志調和，於是戊戌柄政，始有變法之議。事敗亡命，作衣帶詔，立保皇會，以結人心。然庚子漢口之役，猶以借遵皇權，密約唐才常等，卒為張之洞所發。當是時，素志尚在，未盡澌滅也。唐氏既亡，保皇會亦漸潰散，長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則又瞑瞞於富貴利祿，而今之得此，非若疇昔之易，於是宣布是書，其志豈果在保皇立憲耶？亦使滿人聞之，而曰長素固忠貞不貳，竭力致死以保我滿洲者，而向之所傳，借遵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而非長素故有是言也。榮祿既死，那拉亦耄，載湉春秋方壯，他日復辟必有其期，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勢力權藉，或不如榮祿諸奸，則工部主事可以起複，雖內閣軍機之位，亦可以覬覦矣。長素固云：“窮達一節，不變塞焉。”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抑吾有為長素憂者，向日革命之議，嘩傳於人間，至今未艾。陳千秋雖死，孫文、林奎尚在；唐才常雖死，張之洞尚在；保國會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會諸公尚在；其足以證明長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舉，雖滿人之愚蒙，亦未必遽為長素欺也。嗚呼，哀哉！南海聖人，多方善療，而梧鼠之技不過於五，亦有時而窮矣。滿人既不可欺，富貴既不可復，而反使炎、黃遺胄，受其蒙蔽，而緩於自立之圖。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淪陷，豈直二缶鐘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為之辨也。
若長素能躍然只悔，奮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勢，以長素魁壘耆碩之譽聞於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轉移，不失為素王玄聖。后王有作，宣昭國光，則長素之像，屹立於星霧，長素之書，尊藏於石室；長素之述，葆覆於金塔；長素之器，配崇於銅柱；抑亦可以尉薦矣。借曰死權之念，過於殉名，少安無躁，以待新皇，雖長素已槁項黃馘，卓茂之尊榮，許靖之優養，猶可無操左契而獲之。以視名實俱喪，為天下笑者，何如哉！
書此，敬問起居，不具。
章炳麟白。
（《海上文學百家文庫——章太炎 劉師培卷》，172——18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