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鑒

裴鑒 (péi jiàn)（1902-1969）植物分類學家。

1902年6月2日　生於四川省華陽縣（今屬成都市）。

1925年　畢業於清華學堂預科。

1927年　畢業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史丹福大學植物系，獲學士學位。

1928年　在史丹福大學獲碩士學位。

1931年　在史丹福大學獲博士學位。

1931—1944年　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員。

1931—1952年　先後兼任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研究員、中央大學生物系和森林系教授、國立藥學專科學校教授、復旦大學生物系、光華大學生物系、金陵大學生物系教授。

1944—1949年　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1950—1954年　任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華東工作站主任、一級研究員。

1954—1960年　任中國科學院南京中山植物園主任、研究員。

1960—1969年　任中國科學院南京植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1969年6月2日　逝世於南京。

1925年赴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學習，1931年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研究員，併兼任中央大學、復旦大學、交通大學、光華大學等校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南京中山植物園主任，南京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並擔任中國植物學會理事兼秘書長、江蘇省植物學會理事長。

裴鑒從小養成樸實、友愛、勤奮好學的優良品德。他先讀了幾年私塾，後來便進入成都市公立小學。在他哥哥的鼓勵下，1916年，年僅14歲的裴鑒離開家鄉，考入北京清華學堂出國預備班。

那時，清華學堂培養學生的要求，主要是打好中學基礎和完成大學預科的學習，不分專業，各門學科普遍都要學習。植物學課程是由中國老一輩植物學家錢崇澍擔任的。裴鑒對錢教授的植物學特別感興趣。因此，他留學美國時，專攻了植物分類學。

裴鑒進清華學堂的第三年，北京爆發了“五四”革命運動。裴鑒出於愛國熱忱，參加了大遊行。他在一份自傳中曾這樣寫道：“我們當時處在一個極端貧窮落後，受人凌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精神上十分痛苦，我多麼渴望有一個獨立、民主、科學進步、富強的新中國呵……從此，科學救國的思想便在我的思想中紮下根來。”在清華學堂的9年中，他完成了中學和大學的預科學業。1925年畢業，他以優異的成績由清華學堂選送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史丹福大學學習。1927年4月，獲得學士學位，1928年4月，獲碩士學位，1931年4月，獲博士學位。他在史丹福大學念完研究生必讀課程之後到紐約植物園，在梅里爾（E．D．Merrill）教授指導下做研究工作。Merrill教授對亞洲植物最有研究，特別是東南亞木本植物以及中國海南島植物。他給裴鑒“分佈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馬鞭草科植物”為課題。對這個課題，裴鑒滿心歡喜，因為馬鞭草科有很多重要的貴重木材原料，如柚木屬及石梓屬植物，其他的屬有不少觀賞植物和藥用植物。他在生前常說：“馬鞭草科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科，它的應用前途大。”裴鑒的博士論文《中國的馬鞭草科植物》於1932年發表在中國科學社研究叢刊，這是第一篇對中國馬鞭草科全面而又系統的論著。以後他相繼發表了多篇有關馬鞭草科的研究論文，其中發表10個新種。他最寶貴之處是查閱了該科所有前人文獻，經過分析研究，將自己的見解加以引證。對於某些學者，特別是對法國人勒維爾（Levelle）的錯誤作了訂正。這對於後來的學者進一步研究該科植物時得益匪淺。限於當時的條件，他的研究也有不足和錯誤，但後來他同他的學生陳守良合作編輯的《中國植物志》65卷（馬鞭草科）時，作了訂正和進一步完善。

1931年夏季，裴鑒學成歸國。當時，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聘請他為研究員。他在該所植物部一直工作到1944年。裴鑒非常重視研究資料的收集。買來好幾百個馬頭牌講義夾，不斷地收集各科資料，用英文打字機打成單張材料按科排列，每見有新的材料，就隨時加以補充，一直到他停止工作為止，幾十年如一日。由於植物分類這門學科很注重歷史性和地區性，因此，裴鑒所積累的這一大批資料，至今還保存著，為生物研究所內外學者所共用，成為裴鑒留下的一份寶貴遺產。在這期間，裴鑒兼任過中央大學生物系和森林系、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今中國藥科大學）、復旦大學生物系、金陵大學生物系教授和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研究員。1944年，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分開為動物、植物兩個所，植物所聘請裴鑒做研究員，他任高等植物分類研究室主任。那時由於日本侵略，中央研究院遷移到重慶北碚，工作條件極差，生活也十分艱苦。裴鑒在四川、西康一帶進行植物調查採集，寫有《值得重視的川康植物》等多篇論文。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中央研究院植物所由重慶遷至上海。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研究院改屬中國科學院。1950年，裴鑒帶領高等植物分類研究室遷往南京，成立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華東工作站，裴鑒為一級研究員和工作站主任。1954年，華東工作站接管了成立於1929年的中山先生紀念植物園，改為中國科學院南京中山植物園，裴鑒仍為主任。1960年，建立中國科學院南京植物研究所，裴鑒任所長，而植物園為該所下屬的一個單位。事實上，從1949年起，雖然單位名稱和體制多次變更，而裴鑒所領導的一班人馬一直未動。而他所領導的科研機構與事業越來越興旺發達，人員從1950年的10餘人增加到300餘人，研究室從原有的一個植物分類研究室擴大成為藥用植物、引種馴育、地植物生態、植物化學等4個室和一個植物園。如此一個規模較大的研究所的建立與成長，與裴鑒的辛勤創業是分不開的。

早在1936年，裴鑒的第一篇藥學著作《中國藥用植物圖志》就發表了。1939年出版了《中國藥用植物志》的第一冊，然後於1953—1965年間，他與周太炎合作，繼續編寫出版了該書的第28冊，共記載了400種藥用植物。裴鑒是第一位應用近代植物分類學，科學地對中國歷代本草所載和民間慣用的植物葯進行考證和報道的人，為後來的許多藥學志書和中藥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為發揚祖國醫藥遺產做出了貢獻。在1931—1948年將近20年間，裴鑒除了重點研究馬鞭草科植物外，還撰寫了多篇有關中國鐵線蓮屬、中國半夏屬、中國金粟蘭屬、中國檉柳科以及常山、川康接骨木等藥用植物的論文。1955—1958年，裴鑒與周太炎、徐國鈞等合作，進行了中藥混亂品種的研究，發表的論文有《中國白頭翁的生藥學研究》、《中藥蒼朮、白朮的生葯鑒定》、《五種曼陀羅的植物分類及生葯鑒定》等。

裴鑒於1952年12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7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江蘇省民盟副主任委員，中國植物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中國植物志》編委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編委會委員（1953年版、1963年版），中國藥學會南京分會理事。1958年，當選為江蘇省第二屆人大代表，江蘇省第一屆政協委員，1964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裴鑒學識淵博，性格爽朗豁達，對同事誠懇而重情誼，對晚輩教導熱心。人稱他為“活字典”、“掌握金鑰匙的人”。他考慮問題常以發展中國科學事業、急起直追歐美為出發點。他常說：“只要有了人才就會有一切。”自1931—1946年，他在好幾所大學任教，哺育了一代代莘莘學子。

在30年代中期，他鼓勵並支持他的學生陳邦傑專攻苔蘚，以填補中國苔蘚研究的空白。他從國外購得世界苔蘚專著送給陳邦傑以引導入門，並熱心推薦他出國深造，後來陳邦傑成為中國著名的苔蘚專家。對裴一直銘感在心，直到陳的晚年還把此事作為美談，對他的學生說：“在那個時代我能得到裴老的贈書，引我入門真是不容易呀！”40年代中期，他培養了另一弟子單人驊。裴指導他專攻傘形科，在中央研究院為他爭取出國名額，單人驊留學美國，後來成為有名的傘形科專家。同時，他還培養周太炎，他和周太炎長期合作研究中國藥用植物，周太炎是中國著名的藥用植物學家。一大批專業人才都在裴鑒的教導下成長，特別是配合他研究薯蕷屬植物得心應手的丁志遵、秦慧貞，現已成為知名的薯蕷科專家，分別被評為中青年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和中青年省級有突出貢獻專家。

裴鑒對所內外同志一視同仁，只要是國家需要而有求於他的，他無不盡心儘力地給予幫助。50年代中期，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創建之初，肖培根帶蘇聯專家季里揚諾夫多次來南京向他請教，他都熱心協助他們了解一切，還不辭辛勞地親自陪同他們專程到四川調查和收集資料。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成立較晚，圖書資料匱乏。裴鑒除了親自為前來進修的人員講課以外，並將本所復份書刊，例如植物分類研究必備的英國皇家植物園編輯出版的世界植物索引（Index Kewensis）一套以及其他有用的書刊贈送給西北高原生物所，為他們開展科研提供條件和方便。該所同志至今傳為佳話，感激不已。

裴鑒最突出的貢獻還在他後期對薯蕷的研究。薯蕷科植物富含甾體皂素，它是合成激素類藥物，包括避孕藥、消炎激素類、性激素類和蛋白同化激素類等四大類50餘種藥物的原料葯。5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進行封鎖，科研信息閉塞不通。1955年，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黃鳴龍教授從聯邦德國回來，裴鑒從黃先生處得到國外用薯蕷作激素類藥物原料的信息和資料。他想，激素類藥物需求量大，中國靠進口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中國幅員廣大，植物種類豐富，為何不去尋找研究利用它呢？他看準了這一方向，便執著地去追求和探索。1956年，他便與黃鳴龍合作，由有機化學所做以薯蕷皂甙元合成雙烯醇酮的工作，裴鑒組織了丁志遵等同志尋找含薯蕷皂甙元的原料植物。令人高興的是，在他們發現較高含量的薯蕷皂甙元資源的同時，有機化學所合成雙烯醇酮也成功了。在互報喜訊慶賀取得初步勝利的時候，裴鑒等同志又主動地與上海通用製藥廠等三個工廠合作，帶領工廠技術人員共同赴產地，訂合同收購薯蕷皂甙元原料，因此，在1960年很快就開始用本國植物原料投入激素類藥物的生產。但是，裴鑒並沒有滿足於這初步的成功，他對自己所領導的課題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叫做“一箭雙鵰”，即在植物分類的理論上要有所收穫，同時對醫藥工業生產上有促進。他認為中國得天獨厚，薯蕷類資源豐富，種類不下60種，分佈很廣，南北都有，尤以西南地區種類最多，前景樂觀。

關於薯蕷皂甙元的問題，1957年，在雲南只找到含甾體皂甙元2%的種類，當時裴鑒很有預見地說：“我相信經過深入調查，一定會有超過2%的種類和單株。”後來確實找到一些含皂甙元5%—6%的種類，更有含16%的單株。從植物的系統學、種類之間的親緣關係來說，薯蕷皂甙元含量的有無和高低，其規律性還有待於探索。他預見到植物分類學的發展，必然是走向多學科互相滲透的方向。雖然傳統的植物分類是十分重要的基礎，但畢竟局限於形態特徵的描述。他指導課題組同志，運用植物化學、細胞學、解剖學、孢粉學等多學科手段對薯蕷屬植物進行探討。與此同時，同生產部門通力合作，進一步加強對薯蕷類資源的探查和利用。他的這種構思得到國家重視。1960年，國家計委將其列為重點科研項目，組織全國有關院校、科研和生產部門開展了全國性的薯蕷類資源普查，裴鑒所領導的課題組同志跑遍了大江南北，華北地區的河北、山西，西北的秦嶺山脈，西南的四川、貴州、雲南，以至華南的廣西、海南島，到處都有他們的足跡。為了尋找高含量種類，1962年，年過花甲的裴鑒，不顧自己患有高血壓症和胃病，爬山涉水，不辭辛勞地帶領工作人員到鄂西武當山的深山老林，

經過全課題組同志十幾年的努力奮戰，裴鑒“一箭雙鵰”的理想實現了，國家激素類藥物特別是避孕藥物等的生產上去了。生產的廠家由幾個擴大到幾十個，每年產值十分可觀，填補了中國激素類藥物的空白，結束了激素類藥物靠進口的日子。與此同時，裴鑒、丁志遵、秦慧貞等對薯蕷植物的系統分類從理論上也獲得了創見，並探索到薯蕷甾體皂甙元含量的規律性。他們根據薯蕷屬的宏觀形態、花粉、細胞染色體、化學等多方面性能的考證，對於屬下組的劃分作了重新調整，證明薯蕷屬中具橫走的多年生地下根狀莖的根狀莖組是一個原始的自然類群，而且，這個組普遍含有甾體皂甙元，而其他四個非根狀莖組皆不含皂甙元。1964年，中國科學院頒發給裴鑒所領導的課題組成果優秀獎。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和江蘇省1978年科學成果二等獎。1983年，中國植物學會50周年紀念大會在山西太原召開在分類學科組，裴鑒所領導的薯蕷分類研究得到表揚，裴鑒被同行公認為中國現代植物綜合分類研究的帶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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