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南新政

1939年的贛南情況究竟是什麼樣子呢？據方世藻介紹：“蔣經國上任前，這裡是江西的化外，各軍閥佔山為王，各霸一方。……地方土豪劣紳，封建頭目，高牆壁壘，擁兵自據。‘天大，地大，除了總裁就是他。’買賣兵役，亂增捐稅，成為常事。煙民的數量超過6位數。贛州城賭場規模不亞於澳門。圩子巷笙歌喧天，日以繼夜。許多地方民匪難分……商賈大號掌有鄉村大量的良田。民眾的絕大多數斗大的字難識一擔。難童、遊民無處安身。”（方世藻《“贛南新政”概述》）。可以說這是個爛攤子，但正因為混亂不堪，也給了蔣經國施展的機會。

1939年6月到1945年6月蔣經國擔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轄贛南11縣）行政督察專員和保安司令期間，他提出了“建設三民主義新贛南”的口號，決心實現“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蔣氏治理贛南六年，算起來也算政績斐然，特別在治安、福利和教育方面，留下了很多驕人的數字，還有不少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讓人津津樂道其如何“不畏豪強”，如何“愛民如子”，如何“兢兢業業”……

收編地方武裝，清剿土匪，維護社會治安

蔣經國甫一入主贛南，便明確宣布“我們的敵人是：土豪劣紳、封建勢力、盜匪、流氓、奸商、漢奸和自然界的許多阻力”。他主要採取了三項措施來整治地方武裝：1、改編各縣自衛隊。1940年6月，蔣經國對原來名義上聽命於縣長，實際上為地方豪強所控制的自衛隊進行改造，收回了部隊指揮權，由蔣直接指揮，各縣無權過問。2、對散落民間的槍彈進行登記。全區向政府登記的民槍有“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三枝”。對於拒絕進行登記的土豪劣紳20多人進行處決。3、清剿土匪。1939年10月，蔣經國開始清剿土匪，策略是撫剿兼施。經過半年的努力“有46名盜匪首領、541名盜匪分子向第四區保安司令部自首。拘訊頑盜匪2246名。沒收煙賭具共計1467件（吳強：《贛南清鄉工作》）。處決了罪惡極大的盜匪首領肖海珊、鄭良等人。”（方世藻《“贛南新政”概述》，《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121-140）

在收編清剿過程中，蔣經國有不少“傳奇故事”：

故事一：“有一次，他從崇義徒步經上猶歸贛，途經某村（偶忘其名），那偏遠的村中，某土豪築堡自固，其家作城堡式，四隅築有碉樓。家蓄打手二十餘人，有步槍三十餘支，土炮數門。蔣氏親自叩門，叱吒指揮，並將堡中武器繳械，縛土豪而歸。……還有龍南一處積仇百餘年的兩姓械鬥，兩姓的大旗下污染的血腥，就有寸來厚，居然在他的面前，喝了酒，燒了大旗，對天發了誓，不復再討血債了！”（曹聚仁《蔣經國論》，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故事二：“蔣經國到贛南了解土匪的情況后，就決定只帶幾個隨員親自去訪晤崇義縣匪首周盛連。周盛連所駐窩窟，地形險惡，……他看見蔣經國親自上寨，僅帶幾個隨從，又無兵器，認為是誠心相待，也就把他當做上賓歡迎。……周盛連說：‘報告蔣專員，我做土匪，本來你應該辦我殺我，輕則坐牢，重則殺頭。但你為了地方，想治好贛南，不要有人為匪，讓人民安居樂業，身為蔣委員長的公子，有福不享，卻翻山越嶺，親自來找我這個壞蛋說好話。我現在保證：只要你專員在贛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大家都為地方求個好。我說話算話，說一不二，決不做小人，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但是我要聲明，如果你走了，政治又敗壞了，官逼民反，那我為了謀生，說不定賊骨難改。’”（漆高儒：《蔣經國評傳》第70頁）

對地方武裝的整頓，不但削弱了他們為非作歹欺壓百姓的能力，減少了蔣氏推行新政的阻力，同時也讓蔣氏在短期內贏得了民心。

鐵腕禁煙禁賭禁娼妓，無論官民，違者嚴處

蔣經國入主贛南的第二項“新政”是下令各縣限在一年內“禁絕煙、賭、娼”，同時成立了“查緝流氓土霸、抓賭、抓煙、抓娼”的特務處。蔣經國查禁黃賭毒是最上心的，成績也最為卓著。

1、禁煙：關閉以省主席熊式輝為後台“特種公賣處”，處死偷食者

當時贛南煙毒泛濫，南康縣吸鴉片者20000餘，贛縣僅登記的煙民就有1599人。（王溶《蔣經國<新贛南家訓>研究》）以省主席熊式輝為後台“特種公賣處”公開販賣煙土，吸食鴉片的煙館隨處可見。為了徹底禁絕鴉片，蔣經國採用了鐵腕手段。

1939年7、8月間，蔣經國查封了贛州最大的銷售鴉片的商店——寶成土膏商行，關閉了以熊式輝為後台由余守真經營的“特種公賣處”。同時派兵把守水陸交通要道，檢查可疑車輛和人員，一旦發現攜帶煙土者，即將貨物沒收，人犯送囚犯教養所，煙土數量大者處極刑。從1940年7月1日起，所有查獲的煙犯，無論種、運、吸、售，一概處以極刑。同時還對煙民進行登記，幫其戒煙，散發宣傳品勸誡民眾遠離毒品。（呂曉娟《蔣經國鄉村建設模式研究》）在禁煙過程中，蔣經國的“傳奇故事”也不少：

故事三：“某日，敵機臨空，空襲警報正催促民眾逃生，兩個煙鬼卻躡手躡腳鑽入了‘鵲子館’，正在值勤的偵緝員發現情況后，上報組長閩益壽，經上級批准，兩名煙鬼被押到了省警二大隊。兩人身份特殊，其一為曹老巷“鴻盛煤油”商店經理傅某，哥哥是美孚洋油公司買辦；其二為民生火柴長事務員朱仲農，父親是南昌大陸銀行經理。煙鬼家屬神通廣大，找到省府主席熊式輝門下，熊發出急電：‘把五名煙販，解送省府軍法處審議’。專署軍法室本打算判處煙鬼死刑，三名煙館夥計有期徒刑，接到省府電報，蔣經國萬分憤慨，即刻處決全部涉案人員。”（徐浩然初稿，吳識滄整理《蔣經國在贛州禁煙》《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P162）

故事四：“贛州鎮大綢布商店老闆雷慶春。偷吸煙毒被捕，其家屬向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求情，並答應捐贈一架飛機贖命，當熊電令轉經國開釋時，蔣把雷犯處決。電復熊稱：‘電到已槍絕，無從挽回’。”（胡越一：《蔣經國在贛南》）

2、禁賭：成效顯著，但無法根絕

針對贛南賭風盛行的情況，蔣經國一到贛南就開始禁賭，並要求“繳絕肅清焚毀所有賭具”，同時規定在鄉鎮發生賭錢，鄉鎮長受記過1次，保長拘押3個月，甲長拘押半年。（呂曉娟《蔣經國鄉村建設模式研究》）如此嚴厲的政策，一般賭徒不敢以身試法。但後台很硬者則沒將禁賭令放在眼裡：

故事五：“賭博被明令禁止后……位於贛州公園與至聖路交叉口的利民百貨商場卻公然違抗政府法令。利民後台是廣東國民黨中將李振球……蔣以保安司令名義，命令特別務行動組全體職員於晚上12時到專署待命。……商場附近正直一位老翁賣混沌，與其商量之後，蔣經國及隨從喬裝打扮，各自端了一碗跟隨老人走上樓梯。樓上三層警衛相繼被制服，蔣及隨從破門而入，桌上擺滿了各種值錢的東西，賭徒們正玩得起勁，專署抓賭的人突然來臨，令這些烏合之眾不知所措，有人鑽進桌子底下，也有人哭天喊地，有幾個似乎見過世面的傢伙，裝作很鎮定的樣子，向蔣經國獻媚，此時此刻，他對這些阿諛奉承的無賴沒有什麼動聽的語言，他板著臉大喝一聲：‘一齊帶走’。利民商場捐資3萬元關金，用作中華兒童新村建設經費，賭犯經歷牢獄之災，並上繳罰金。劉甲第等大賭戶瞬時偃旗息鼓，賭風有所收斂。”（徐浩然《跟隨蔣經國在贛州查禁煙賭娼》，《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

故事六：據吳劍真回憶：“有一次，有湖南汝城人何某，其祖父前清做過贛州軍門，放在贛州落籍。何某一妻一妾，過著富豪生活。一日來一客，何與妻妾陪客打紙牌。蔣得報，派員化裝溜進去抓住，連人帶回專署。何要求罰款，蔣不允。次日在公園舉行贛州各機關聯合紀念周，蔣在會上要何跪在講台前，宣布何違禁聚賭，罰修葺公園。一時賭風為之稍戢。但是，賭徒並未收手，從此戒備更周，組織更密，賭是無法根絕的。有人問蔣怎麼辦，蔣亦只得自我解嘲地說：禁比不禁的好。”（吳劍真《回憶首時“新贛南”》，《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56-58）

3、禁娼：寧願減少一大筆財政收入也要禁止

在贛南，娼妓業是國民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全區共有青樓150家，妓女687人。（趙利文《蔣經國與贛南政治》）妓戶都是向政府登記過的，並按時交納“花捐”。蔣經國下達禁娼的命令之後，“贛縣的大紳土劉甲第、省黨部委員兼縣財務委員會委員長劉紀雲和縣政府經征處主任劉定全首先出來講情。妓院老闆提州願意增加稅額。但蔣經國斷然地執行命令，關閉所有妓院，令各縣停收花捐，並撥出專款2萬元建立婦女工廠，將妓女安排到該廠從良，學習生活技能，開始用勞動養活自己的新生活。1941年7月，贛縣政府貼出布告，重申嚴禁虐待婦女，禁絕娼妓，是年底全區娼妓基本禁絕。”（方世藻《“贛南新政”概述》）

對日用必需品統購統銷和計口授糧，防止奸商壟斷居奇擾亂市場

據時任贛縣抗敵後援會組訓股長的薛汕回憶，蔣經國實行新政后，“過了一些天，市面有些浮動。事出有因，蔣經國的計劃遭到挑戰了。他雷厲風行地搞禁煙禁賠禁娼，抓走私、捕奸商，原是好事，只是除了靠權力鎮壓以外，並無疏導之途，而這些之中，按他的說法，奸商可恥，操縱市場米價上漲，鹽也看漲，甚至有時買不到。鬧得贛州城裡，人心惶惶。這件事，輪到黃中美和徐季元出馬。黃中美很簡單，私下令抓了幾個奸商關到牢里去了。煞煞風，有點效果，可是緊張局面並不因此稍減。”（薛汕《和蔣經國相處的日子》，《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37）

為了平抑物價，1940年蔣經國開始在贛南實行“開辦交易公店，統籌統購”日用必需品。主要是由贛南專署撥款，設立交易公店（又稱日用品供應處），以較低的價格公賣食油、鹽、煤油、白糖、肥皂等日用生活品，貨源一是銷售查獲奸商的商品，二是到各地採購的日用必需品。交易公店價廉物美，因而可以“誘抑及調節物價的功效”。（蔣經國：《一年來的贛南政治建設》）

為了平抑米價，蔣經國決定實施計口授糧。1940年贛縣政府頒發了《贛縣計口授糧暫行辦法》，規定凡出征軍人家屬、孤寡老弱無力謀生者、殘廢、遭遇失業和未在難民收容所領米之貧苦難民、五口以上家庭一人勞動不能維持生活者，均可在糧食平處，按“大口每日食米八合，小口（六歲以下）每日食米4合”的定量標準購買低價糧。1941年公賣的米價比市價每擔便宜30-40元。到1943年7月-11月，公賣米價每石平均價是270元，而市米價高達754元。（《贛縣新志稿》）

扶植自耕農，著手解決土地集中的問題

當時贛南民眾的生活狀況很苦：“1937年，南康縣靠向地主富戶借糧度日者佔總戶的百分之六十；安遠縣靠向地主富戶借糧度日者佔總農戶數的百分之八十。借錢度日者，南康縣佔總農戶的百分之六十九，安遠縣佔總農戶的百分之八十五。”（江西省政府《江西農業統計》1939年12月）

為了解決民眾無力養家糊口及土地集中等問題，1941年冬，蔣經國提出進行扶植自耕農，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1942～1943年蔣氏先後在南康、上猶、信豐等縣設立了5個示範區。

在條件好的地方，政府徵收“非由所有人自耕的農地與私有荒地以及無主或無繼承人之土地”，然後進行重劃和改良，由無地或少地農民低價承領自耕，並由政府貸款給農民承購土地。在條件差的地方，政府則強行徵購富戶的土地併發放貸款給貧苦之自耕農購贖。

這一土地措施成效如何呢？“據上猶廣田示範區朱倫喜老人說，在扶植自耕農前，早稻畝產只有350至400市斤。在這以後，土地歸己、耕作更細、施肥更足。同是一畝田早稻，可以割到450至500斤稻穀。購買土地的錢，田地價較低，加上物價上漲，大部分農民在一年左右就還清了。每年公糧和田賦任務完成後，家裡還有不少積余。生活比以前要好些。”（方世藻《“贛南新政”概述》）

六大“親民”措施博得好評

在蔣經國的各項政策措施中，有很多都顯現出“親民”的特點，為蔣經國的“贛南新政”賺取了不少民心和好評。

措施一、取消苛捐雜稅。1941年蔣經國下令各縣“不得擅行派款”。並嚴令將從前的各項非法捐款“一律廢除”。從1941年到1945年，蔣經國在贛南共取消了蔗棚捐、毛豬出口捐、自衛隊經費等三十六種苛捐雜稅。（方世藻《“贛南新政”概述》）

措施二、設立控訴室，接待民眾上訪。蔣在專員公署設立人民控訴室，大門口張貼大字布告：“凡人民有被欺壓或有冤情者可來專署控訴，不能用書面者，可口頭控訴。一時告狀者門庭若市，法警捕人不絕於途，有人大呼蔣青天”。工作人員或當面作答或即派警員拘捕被告，有狀即理，原告常常勝出。

措施三、設立機構救濟貧民。據黃文耀回憶：廣東政府某秘書長“對‘貧民施粥廠’的名字大有意見。說沒有飯吃的老百姓，星期四下午去見縣長，批個條子，就可以吃一領稀飯，本來是好的，但看了這塊招牌，吃了之後，心裡也不好受的。過了幾天，那裡換上了新招牌‘大同食堂’。對總管各種福利事業的‘救濟委員會’也改為‘廣慈博愛院’了。”（黃文耀《雜記贛南二三事》，《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100）

措施四、掃除文盲，大力發展教育。蔣經國要求每個保、甲都舉辦讀書會，實行強制入學，教民眾識字。經過一年左右時間，許多地方“每一入學文盲都可以認識單字數百，背誦課文數十課及脫手寫字，抄書等”（《崇義縣誌輻》）。截止1942年底，南康縣文盲全部廓清，祟義縣掃清率為文盲總數的90%，全區原有文盲530192人中，有503088人脫掉了文盲帽子。（方世藻《“贛南新政”概述》）同時大力修建中小學，做到了小學每保一校，中學每縣一所。

措施五、打擊當地通過一夫多妻盤剝婦女的現象。據儲子潤回憶：“有一天，蔣經國偕同上猶縣長王繼春發現有一戶姓張的大地主，家有好幾百畝土地……贛南農村有個老習慣，婦女下地種田，男人在家抱孩子。這個地主就把雇來的女僱農，選擇能幹活的收為妻室。既可供他荒淫無度的玩樂，又可以得到比僱農更可靠的勞動力。蔣對我們說：‘當我們到達他家調查時，他已有二十一個老婆了。這種一夫多妻的駭入聽聞的怪現象，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和見到。’”（儲子潤《初登仕途》，《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85）數日後，蔣經國派人把這個地主及其妻妾帶到專署，勒令他們立即解除婚姻關係，將大部分婦女遣送回家。並告誡張某，不得再納妻妾，如若重犯，嚴懲不貸。（陳家鸚《蔣經國贛南鐵腕主政》）

措施六、改善監獄中的罪犯待遇。據黃文耀回憶：蔣經國成立了“新人學校”，對“當時在贛南對吸鴉片和其他犯罪分子”實行教育改造為主，“在那裡既讀書又勞動，不實行體罰”，並讓他們學習一定的生產技能。對罪犯還有一項優待措施：“每逢春節放假，讓罪犯們回家團聚。事前把全體人員集中到禮堂，有時由蔣先生講話，然後每人送禮物一包，解散回家，假滿再回來。”（黃文耀《雜記贛南二三事》，《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96）

很多政績其實是宣傳出來的

蔣經國在贛南的“新政”看上去的確成績斐然，當年透過宣傳機構，也誕生了一些頗具傳奇色彩的故事，把蔣氏渲染得神乎其神。蔣經國自己也大肆宣稱他在贛南“是堅決打倒封建勢力”，開創“贛南的新時代”。然而，他推行的很多政策其實都是虎頭蛇尾，還有很多成績只是宣傳出來的。

比如“嚴懲貪污”的美名，特別是蔣經國常講的“贛州槍斃仇貨檢查委員會（主任蔣經國兼任）的任承柞秘書”一事，水分極大。據時任軍統贛南站副站長兼江西全省保安司令部調查室副主任的陳達回憶：“1940年4月，軍統江西贛南站查到任承柞包庇贛州廣益昌百貨店的日本商品。受賄約三千餘元……按一般情報說，軍統局是要報給蔣介石的。可戴笠為了討好蔣經國，將報告轉給了蔣經國處理……蔣經國接到戴笠轉來的情報后，感到此事已為戴笠知道，怕戴再面報蔣介石。……不到十天，果然蔣經國親自下了命令，將任承祚槍斃了，既未經法院判決，也未事先報告省府。槍斃后，開動了一切宣傳機器大肆宣傳，國民黨中央通訊社還向全國發了消息，盛讚蔣經國嚴懲貪污的果敢行為！但不知蔣經國是為了表示他懲辦貪污很嚴厲，貪污幾百元也要處死刑；還是怕貪污數字太大有損他的面子？在對記者發表談話時，他故意縮小了貪污數字，只說任承祚貪污300餘元，實際是3000多元。從此之後，《中央日報》、《東南日報》等報刊不斷報導什麼贛南‘貪污絕跡’、‘贛南各縣政府是最廉潔的政府’、‘在蔣專員領導下沒有敢貪污的’等等神話。……然而據蔣經國的舊部說：蔣經國十分寵信的贛縣建設科長吳某仗勢貪污，以所謂“建設新贛南”為藉口，搞各種捐稅附加和臨時性的募捐等，從中就撈進了荷包不少。因此，當吳某從贛南辭職回家時，已腰纏萬員。後來到上海，已成了金鈔大亨。”（陳達《所謂“贛南新政”》，《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159-174）

比如取締娼妓的工作，宣傳說使失足婦女們過上了“新的生活”。然而據陳達回憶：“聽說由贛縣警察局收容的公私娼妓約兩百餘人，經送衛生院逐個檢查了身體，主要是檢查有無梅毒、麻瘋。據說，檢查結果有梅毒的占絕大多數。蔣經國雖說過要給她們治好，但由於醫藥條件極為有限，結果完全治好的寥寥無幾。到了1940年夏，蔣經國下令在贛州城設立了一所“贛南婦女習藝所”，作為“改造娼妓”的機構。叫她們學一些紡紗和織布等手工技術。說，學好了，將來可以介紹工作。蔣經國也不時前往視察，勉勵她們改邪歸正。但後來聽說這些人一則由於在習藝所的待遇菲薄，生活艱苦，再則手藝學會了，又無法往外就業。因此，絕大多數人陸續自動離所，有的投靠親友或正式找男的結了婚，有的則仍在贛州秘密重操舊業。”（陳達《所謂“贛南新政”》）

再如設立控訴室接待民眾上訪一事，雖然這對解決老百姓的冤情有好處，而且也被歷來的宣傳者作為蔣氏親民的絕對“政績”大肆褒獎。但實際情況卻並不好，由於控訴室不經嚴格調查即作出決斷，很容易被不法之徒所利用：“狡猾奸險之徒摸透蔣專員有先入為主、偏聽原告的偏見，乃先發制人，爭做原告，弄得是非顛倒，冤上加冤，大損青天的威望，使蔣感到頭痛。又原來許多冤案是法院受理的，人被羈押在法院，專署重新受理，涉及到干涉司法之嫌，常與法院發生爭執。蔣為無辜之民申冤的熱情受到阻礙，不得不把一些難處理的案件移送法院或縣府查明辦理。於是熱鬧一時的專署又一變而為門庭冷落。”（吳劍真《回憶首時“新贛南”》，《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56-58）

再如掃育運動。推行時不顧人們的實際生活，結果好事反而讓百姓抱怨，例如政府在百姓要“經過的關口要道，設置有識字卡，過往的人不論是外出趕集，必領認得識字卡上的字才准許通過。”（王克浪《一次出巡》，《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108-109）

蔣經國之所以能在“贛南”取得驕人的成績，與其“太子”身份密不可分。如果沒有這一護身符，別說風生水起的新政，恐怕能否保命都是問題。“太子”身份給了他無數特權，正是種種特權才使得蔣經國擺脫其他地方大員所頭疼的層層羈絆，放手搞所謂的“新政”。

特權一：手握槍杆子，可以跟“土皇帝”叫板

從蔣經國開始主政贛南，他的頭銜就是兩個，一個是管行政的“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轄贛南11 縣）行政督察專員”，另一個便是手握當地軍事大權的“江西省第四區保安司令”。這種軍政大權集於一身的情況恐怕在當時的地方大員中是獨一無二的。

為了保護蔣經國並使其在對付地方豪強時強大有力，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安排蔣經國主政贛南時，“隨同蔣經國開進贛南的，還有一個保安旅，兩個保安團，三千多士兵。旅長是省長熊式輝的留日同學，這支武力成了蔣專員的有力後盾。蔣專員還布置各縣加緊擴編自衛隊，槍新，兵足，有一營以上的兵力，歸他直接掌握作專署的警衛。”

蔣介石為兒子的安全考慮，專門“派了侍從室的一個警衛班十多個人到贛州為蔣專員作貼身侍衛。他們穿便衣，隨時隨地，緊護蔣專員左右。有一彪形大漢曹松，長於雙手用槍，百發百中。”

誠如當時在三青團江西支團籌備處工作的曹雲霞所言“正因為有如此雄厚的槍杆子聽候調遣，護衛蔣專員，有力有威厲行鎮壓，蔣介石才得以放手收拾贛南的爛攤子。否則，怎能使得土皇帝放下武器，甘心就範呢。”（曹雲霞《“五有”和“十多”》，《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142-150）

特權二：賦稅不上繳，財源滾滾來

按照規定，地方收上來的錢糧物資等賦稅應由省方統籌收支。然而，在當時的“贛南”，由於蔣經國的特殊身份，“江西省政府雖規定了一定的田糧收繳任務，但蔣總是以‘建設新贛南’需錢需糧為借口，很少完成上繳任務。贛南各縣所征田糧賦稅，基本上是由蔣經國全權處理的。”

蔣經國不僅不用向上繳納稅收，而且還可通過關係獲得大量“額外”收入：“蔣經國除在江西享有一系列特權外，他還對中央資源委員會所屬的大庾鎢礦的鎢砂，經報財政部核淮，由他徵收‘地方附加稅’，每年這筆收入很可觀。又財政部鹽務署為了照顧他的財政收入，在贛州設立了財政部鹽務署湘閩皖贛四省督運處，由蔣經國兼任處長。在這四省鹽運中，蔣氏又撈到了一筆不少的收入。蔣經國就用這些額外收入，支付他認為必須開支的額外支出。”（陳達《所謂“贛南新政”》）

就這樣，蔣經國“新政”基本上沒了資金的負擔。

特權三：掌握生殺大權，不需經過法院判決，想殺誰就殺誰

如前所述，“蔣經國可以不辦法律手續由他下一張手令就可槍斃犯有貪污罪的秘書。據說還有所屬各縣發生的搶劫匪盜案中，蔣經國認為必須‘就地正法’的，他隨時只要一紙手令或一個電話，便可將案犯處死。概不需要法院判決，也不需要事先請示省方。”（陳達《所謂“贛南新政”》）

特權四：人事特權在手，想用誰就用誰，想用多少人就用多少人

按照當時規定，地區行政專署的編製不過20餘人。而蔣經國的專員公署里卻“實際有100多人。單是主任秘書、秘書就有七、八人之多，……專署額外人員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所屬各縣縣長人選，照例是由蔣經國保舉任用，省方只是照準。在各縣基層組織中，也有額外人員，如各保沒有“保指導員”。這是各地所沒有的，但蔣經國卻堅持要設，省方也只得批准。還有為‘建設新贛南’培訓幹部，創設了‘新贛南經濟建設幹部訓練班’……”，換作普通的地方大員誰人能享受此等待遇？（陳達《所謂“贛南新政”》，《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159-174）

正因為有如此專斷的特權，才能讓蔣經國在贛南“為所欲為”，也才能高效率的達到“新政”的目的，造就無人能及的政績。因此，蔣經國的“成功”是根本無法複製的，只能作為特例。

然而，為蔣經國創造輝煌政績的專斷特權，由特權造就的高效率，對老百姓而言卻不一定是什麼好事情。蔣經國的“新政”雖然成績很華麗，故事很“傳奇”，但放到民眾身上，不但沒有使其得到什麼好處，反而擾得其痛苦不堪。

面子工程讓人們不堪其擾

在蔣經國的贛南政績中，有一項是他頗為自我欣賞的，也是後來人經常提到並讚不絕口的，那就是他推行的建家運動，特別是他仿《朱子家訓》，制定了一部《新贛南家訓》，號召每戶都要學習實行，使之成為人人思想言行和生活的準則，一時贛南人人皆唱新家訓。大致內容如下：

“東方發白，大家起床，洗臉刷牙，打掃廳房。天天運動，身體健康，內外清潔，整齊大方。時間寶貴，工作緊張。休息睡覺，反省思量。……服裝器具用國貨，經濟耐用頂適當。父母教子女，兄長教弟妹。勿貪錢財勿說謊，戒煙戒賭莫遊盪。生活要刻苦，婚喪勿鋪張。……甘心賣國做漢奸，辱祖辱宗害親房。不論農工商學兵，都做堂堂好兒郎。政府機關去服務，多求進步圖自強。犧牲個人利益為國家，放棄一時安樂為民族。男女老幼受軍訓，全體動員拿刀槍。人人都是中國兵，個個都去打東洋。國難已臨頭，戰事正緊張。日本鬼子不消滅，中華子孫無福享。有錢快錢，有力快力。壯丁去兵，老人看家鄉。婦女耕田地，兒童上學堂。大家一條心，服從蔣委員長。趕走日本鬼，大家有福享。建立新中華，萬壽永無疆。”（曹聚仁《蔣經國論》，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蔣氏為了推行《新贛南家訓》，不僅要求贛南人民必須照此一條一條去做，而且要求贛南人民必須把“家訓”讀得爛熟，要能背誦。據時任贛州《正氣日報》編輯主任的王克浪回憶說：

“為了廣泛推行《新贛南家訓》，贛南專署印刷了一百多萬份，逐家逐戶發給全區群眾，要做到家喻戶曉人人背誦如流。特別是待婚的青年男女，背不出的，不準登記結婚。背熟了《家訓》，領到了結婚證的，要參加集團婚禮。”（王克浪《一次出巡》，《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108-109）不僅如此，有時趕墟下地保長或其他官員，得隨時點著你，叫你背家訓。如果肯誦不出來，就要受到保指導員的指斥。弄得贛南人民怨聲載道。

贛南各地曾流傳過的一首民謠很能說明問題：“蔣大家長開了口，贛南子民得遵守。‘總裁’肖像掛廳堂，家家戶戶不能少；黎明集合上早操，立正稍息開步走，每天大事第一件，‘總裁像前三叩首，保長傳令開會多，天天高喊搞‘五有’；結婚必須集體辦，‘太陽節’日大喝酒，下地趕墟背‘家訓’，叫人急得直發抖！我的天呀蔣專員，何年何月你撒手？！”（陳達《所謂“贛南新政”》，《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159-174）

此外，蔣經國為了彰顯新氣象，還做了很多貌似親民卻對改善民生實際毫無作為的事情：

據陳達回憶：“蔣經國在贛南時期，規定對贛南的任何工人都得稱‘工友’。不許叫工人，或‘茶房’、‘黃包車夫’、‘汽車司機’等。……一些工人說：‘叫一聲工友難道就改變了我們工人的地位了嗎？蔣專員如果真是關心愛護我們的工人，少給我們搞些額外負擔（指這樣那樣的會議，向總裁行禮、背誦贛南家訓等等），就謝天謝地了！’”（陳達《所謂“贛南新政”》，《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159-174）

設立“太陽節”給蔣介石祝壽，勞民傷財折騰百姓

所謂“太陽節”，是蔣經國在贛南規定每年10月31日（蔣介石生日）為蔣介石祝壽的節日。他說：“為什麼把‘領袖’生日定為‘太陽節’？就是領袖如同太陽一般，普照萬物。人類沒有太陽，就沒有一切。”蔣經國命當時三青團江西支團機關雜誌《江西青年》主編湯某寫了一首“太陽節歌”：“今天是總裁的誕辰，全世界都在跳舞歡欣。我們要以無限的熱忱和祟敬，虔誠地慶祝這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褓姆，這人類的救星。他老人家左手護衛著同胞，右手抵擋著敵人，辛勤地培育著民族的生命。即使寫下千百個偉大，也比不上他老人家的革命精神！只有他，才稱得土古今的完人！”蔣曾通令贛南各機關、團體、學校等都得學會。

為了慶祝“太陽節”，每年都要由各機關團體學校等負責人組成“江西第四區各界慶祝太陽節——偉大的總裁誕辰籌備委員會”，籌募祝壽活動經費、籌辦祝壽的各種慶祝活動。為了慶祝蔣介石壽辰，“凡屬在贛南的機關、商店以及普通老百姓都是募集祝壽經費的對象。多則一、二百元；少則五角、三角、兩角均可。總之，人人都得出錢。當時搞募捐的人這樣說：‘領袖是人人的領袖。領袖對我們人人都有恩惠，在領袖生日的時候，為了表示對領袖的崇敬，因此，人人都得認捐祝壽。’這樣，每個贛南的老百姓，都得為‘太陽節’出錢。否則，鄉、保長便可以給他扣上對‘總裁’不敬、對‘領袖’不忠的大帽子。”

“太陽節”前好幾天，贛州“到處都張燈結綵，五彩擯紛的宣傳標語，琳琅滿目，呈現一派節日氣氛。贛州公園大門紮成萬壽閣。原孔廟前殿則紮成萬壽樓。用好幾百盞電燈組成‘總裁萬歲’四個大字，門前的青年精神堡壘改扎萬壽塔；西津路、章貢路、建國路十字路口，紮成萬壽堡壘，中山路、中正路紮成萬壽門，陽明路、和平路紮成萬壽坊，南京路口紮成萬壽牌，市體育場司令台禮成萬壽台，兩例一對用幾百斤油製成的特大紅燭上面寫著‘普天同慶、萬壽無疆’八個金色大字，體育場內豎立著用霓虹燈圍熾著的蔣總裁巨像。各機關單位、街道都分設壽堂，進行華麗美觀競賽。”（伍攀桂《抗戰時期在贛南》，《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327）據說，每年“太陽節”到來之時，贛南的紙張和鞭炮都要被購用一空。還得由專署派人分赴廣東韶關、江西吉安等地採購紙張與鞭炮。耗費之大，可以想見。（陳達《所謂“贛南新政”》，《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159-174）

“太陽節”當天，“一清早，便由事先組織好了的男女青年六七百人為‘晨呼隊’，在贛州大街上跑步前進，邊跑邊喊：‘慶祝總裁誕辰！’‘總裁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總裁萬歲！萬萬歲！’喊得聲嘶力竭，一直要喊到各商店開了門，一齊跟著高呼‘萬歲’后，‘晨呼隊’的年女青年們才回去。”

“太陽節”的白天，“贛州城裡所有男女老少都分批列隊到中正公園壽堂去拜壽。即使七八十歲的老太爺、老太娘只要能扶杖而行的都要去。不去的得經保長、保指導員許可。否則，又得被扣上對‘領袖’不忠的帽子。拜壽（行三鞠躬）後由特經國主持‘贛南各界祝壽大會’，拜壽的人都得參加。接著遊行慶祝。到了晚上，還要舉行提燈祝壽。參加的人被弄得精疲力竭，沒參加的人，也被鬧得無法安睡。……最後還要舉辦‘總裁偉大功績圖片展覽’，陳列蔣介石各式各樣照片，各個時期的“功績”圖片說明等。”（陳達《所謂“贛南新政”》，《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159-174）

如此搞法，要耗費多少人力、物力和財力？難怪當時賴州老百姓背後說：“太陽節，大陽節，用的喝的都是老百姓的血！”“太子一聲令，祝壽成了災！”“神化總裁，祝壽成災！”

最痛苦的是兵役、勞役負擔加重，壓得民眾喘不過氣來

當時正值民族危亡之秋，“抗戰建國，首重兵役”，這也是最容易出政績的地方，蔣氏必然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蔣氏主政下的贛南，民眾最難以忍受的就是繁重的兵役、勞役：

“贛南的徵兵工作是全國抓得最緊的地區。專署設立了師管區，各縣設立團管區，負責徵兵接收工作。新兵入伍后，不但吃不論、穿不暖，管理新兵的老兵，動輒用步槍頭狠擊新兵的胸膛和腰部，有的被打得半死，就拉去活埋，老兵就能從中撈取一筆喪葬費，據為自己揮霍濫用。故新兵入伍后，不少被折磨致死，慘不忍睹。所以當時誰都怕去當兵。要徵兵都是由鄉公所會同保甲長，用武裝去抓壯丁。被抓的家屬如大難臨頭，號啕大哭，痛不欲生。新兵雖入伍，為了活命千方百計逃跑，一經抓獲，即行正法。”（伍攀桂《抗戰時期在贛南》，《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328）

正是用“抓壯丁”的方式，蔣氏的政績譜上又多了不少光鮮的數字：“據統計，贛縣1941年徵兵僅6月份就征足新兵800名，‘打破了歷年來徵兵紀錄’；安遠縣1942年徵兵1108名，超征24%；南康縣1942年兵役征額3264名，實際征交2014名，除礦工抵額1638名，超征388名。1943年征額2826名，除征交各部隊暨礦工抵額，超征324名。”（黎志輝：《蔣經國“贛南新政”時期的社會動員》）

1942年短短兩個月中，贛南農民“獻了三十一萬擔糧，修了一千零四十座中正橋，築了六千六百九十里路，出征了六千六百四十二個壯丁，完成了二百三十七個水利工程”（《太陽節在贛南》，《新贛南旬刊》1942年第4卷第7期。）1942年崇義縣配賦徵收稻穀29900石，實際超征6668.28擔。（呂曉娟《蔣經國鄉村建設模式研究》）

而這些彙集了民眾血汗的數字在官員的眼裡，就是可以誇耀的功勞。據時任贛州《正氣日報》編輯主任的王克浪回憶：“當時正當全專區大搞建鄉、建保、建家和讀書運動。所謂建鄉、建保，主要是各個鄉、保都要有一個象樣的辦公處所，鄉與鄉間都要興修比較寬坦的大道。所有建鄉建保的人、財、物力，都由當地人民負責。我們在從大余到祟義、從祟義到上猶途中，不斷看到成群結隊的人群，在胼手胝足，肩挑背負地進行修路勞動。祟義是個偏僻落後、人口稀少的山區。記得到達該縣民縣長在向蔣先生所作的工作彙報中，談到修路的情況，提供了這樣一個數字：有一個四百六十八人的保，只有四十八個壯丁，卻修好了十里長的山嶺重疊的大道。縣長頗為得意地突出這個數字來表功，卻赤裸裸地暴露了勞動人民付出的代價多麼沉重！”（王克浪《一次出巡》，《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P108-109）

由此可見，雖然蔣經國的贛南政績輝煌無比，也為其以後掌控大權積攢了豐厚的政治資本，但對老百姓而言，這些華麗的政績卻是加倍的負擔和苦難。對此蔣經國自己也心知肚明，雖然他在之後的數十年中不斷誇耀其贛南政績，但在1945年調離贛南后給贛南同仁的信中他也承認：“回憶贛南建設的過程中，人民出了不少的錢，做了不少的工程，但是並沒有得到應得的效果。我們做事，初意雖在於為民眾謀利，而有時結果反而使民眾受苦。……今天並不否認，自己在贛南得到了許多做人做事的經驗，但是有許多經驗，就是一種人民受苦的代價。”（李松林《蔣經國大傳上》P116）

蔣經國後來在台灣主政之所以會成功，是因為蔣氏真正從民眾所需所求入手，推行民主改革，恪守法制，開放選舉，不再追求華而不實的政績；是因為他不願再當“領袖”只願是“一個普通的國民”[詳細]，並不是因為蔣孝嚴所說的什麼“把‘贛南新政’的經驗拿到台灣去”。

對熱衷官場者來說，蔣經國的“贛南新政”值得借鑒的“成功經驗”；而對於億萬民眾而言，這樣的輝煌政績卻並非“福音”，還是少些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