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貞

中華民國滇軍將領

張子貞(1879—1931),字青圃,雲南大理龍尾人,中華民國滇軍將領。早年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在校期間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響,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張子貞從日本學成回國后在雲南講武堂任步兵教官。在同年舉行的辛亥重九革命中,張子貞率講武堂學生積極作戰,革命成功後任大中華雲南軍都督府牒查部長,後任滇軍第一師少將旅長、中將師長。1916年護國運動時,張子貞任護國軍總參謀長、雲南都督府參謀廳廳長、護國第六軍軍長、雲南陸軍講武學校第十期校長,護國勝利后中華民國大總統授予張子貞勛三位、二等嘉禾勳章、三等嘉禾勳章、將軍府將軍銜。1921年,支持顧品珍反對唐繼堯的獨裁統治,任整編后的護國第二軍旅長。1922年,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軍務院參議。1929年,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總參議。1930年,任寧、鎮、澄、淞四路要塞司令部總參謀長。1931年,張子貞因病在上海逝世,終年52歲。

人物生平


張子貞在近代中國辛亥重九起義、討袁護國運動、反對唐繼堯獨裁等歷次革命鬥爭中,發揮過重要作用。離開雲南后,張子貞參加了廣州國民政府領導的北伐戰爭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戰。在晚年寓居上海期間,張子貞同情共產主義,協助上海地下黨工作,是一個畢生為中國的民主和富強探索道路的革命者。1931年,張子貞因病在上海逝世,終年52歲。
張子貞出生於雲南大理龍尾古城,少年時期在大理度過,青年時被選送到日本振武陸軍學校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在校期間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響,1906年加入同盟會,走上革命道路。張子貞是辛亥重九革命和護國運動時期雲南的重要軍事將領,歷任雲南軍都督府牒查部部長、滇軍第一師師長、護國軍總參謀長、雲南都督府參謀廳廳長、護國第六軍軍長和雲南陸軍講武學校第十期校長,他在近代中國推翻滿清封建統治、反對袁世凱復辟、反對唐繼堯獨裁等歷次革命鬥爭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後期張子貞輔佐楊傑將軍、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北伐戰爭,歷任陸海空總司令部行營總參議、四路要塞司令部參謀長等職。同時張子貞同情共產主義,協助上海地下黨工作,是一個畢生為中國的民主和富強探索道路的革命者。
留日時期
1905年,26歲的張子貞與趙鍾奇、姜梅齡東渡扶桑就讀於日本振武學堂,加上1903年入校的楊振鴻羅佩金等,1904年入校的謝汝翼李鴻祥李根源、唐繼堯、張開儒、趙復祥、顧品珍、王廷治、葉成林、葉荃、孫永安、劉祖武、歐陽沂、顧萬祥、劉德坤、庚恩賜(后改名為庚恩暘)等,當時在校雲南籍學生共計40人。振武學堂里的主要學科有歷史、地理、算術、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地文學、生理學和各種典範令等。
1905年8月,孫中山到達東京,將興中會、黃興派的華興會和章炳麟的光復會合併為“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同盟會”,舉孫中山為總理,由黃興等分任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工作,成為全國性的革命組織。張子貞等經常參加同盟會的集會,親聆孫中山先生的多次演講,對孫先生所講的“君主立憲好比馬車,民主共和好比火車,必須拋棄馬車乘火車,國家才能進步”的主張深為讚賞。他經過深思熟慮后,於1906年毅然第一批加入同盟會。在日本士官學校的雲南同學中,李鴻祥、李根源、羅佩金、唐繼堯、黃毓成、張開儒,葉荃、趙復祥和黃毓英等也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先後加入同盟會,並組建了同盟會雲南支部,出版刊物《雲南》。這些軍校學子,日後都成為了雲南推翻帝制重九起義的中堅力量。
講武堂時期
1911年,張子貞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到雲南任陸軍講武堂步兵教官,同為教官的還有李烈鈞、唐繼堯、顧品珍、張開儒、劉祖武、羅佩金、庾恩暘等,李根源被任命為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練,後為總辦(校長)。雲南陸軍講武堂成立於1907年9月,大批受到進步思想熏陶的留日軍校學生被聘為教官,在擔任教官的47人中,有張子貞等17人屬於同盟會成員。作為教官的張子貞,不僅向講武堂學生傳播進步思想,而且還秘密在學生中發展同盟會員,“張子貞歸國,充講講武堂步科教官,講授中屢以種族、人權之說,激發生徒,暗播革命種子”。[i]朱德就是在講武堂學習期間加入了同盟會,因此雲南陸軍講武堂在當時實際成為了傳播革命思想的學校,並培養了大批優秀軍事人材,如早期的朱德、葉劍英,以及隨後的龍雲盧漢等。這些受到革命思想影響的講武堂學生被分配入新軍任職,掌握了部隊軍權,為辛亥重九起義和護國運動都打下了堅實的革命基礎。
重九起義時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發了推翻中國封建帝制的辛亥首義。為了響應武昌首義,包括張子貞在內的雲南革命黨人積極行動起來,秘密地連續舉行了5次緊急軍事會議討論和部署起義,張子貞先後參加了第一、第四和第五次秘密會議。1911年10月16日(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晚7時至11時,雲南同盟會員唐繼堯、劉存厚、張子貞、沈汪度在昆明蕭家巷劉存厚家舉行了第一次秘密會議,會上討論並決定事項:“一、劉存厚報告四川爭路之近情,可為革命之機會。二、研究革命之進行法。三、聯絡革命之必要人材。四、同舉穩慎周詳、可與謀革命之人員如左:甲、本夜列席者勿論。乙、蔡鍔韓鳳樓、羅佩金、雷飆、李鳳樓、劉雲峰、謝汝翼。五、同議可共事革命之人員如左:李根源、庾恩暘、李鴻祥、黃毓英、鄧泰中等。”[ii]在這次會議中,包括張子貞在內的同盟會骨幹和首領們分析了雲南當時的世局,並商定了聯絡共謀革命的進步人員,為武裝起義做了初步組織準備。1911年10月25日7時至10時,蔡鍔、唐繼堯、劉存厚、張子貞、殷承瓛、沈汪度、雷飆等人,又在昆明蕭家巷劉存厚家舉行了第四次秘密會議。據會議記錄說明,是夜天雨,赴會人員均不帶隨從,冒雨單人步行至劉宅。到會人員歃血為盟,用白紙寫下“協力同心,恢復漢室。有渝此盟,天人共須”,全體人員看過後,將寫有誓詞的白紙燒了,灰燼調入酒中,眾人分飲表結同心。1911年10月28日7時至次日凌晨3時,蔡鍔、唐繼堯、劉存厚、張子貞、沈汪度、李鴻祥等人,在昆明洪化橋唐繼堯家中舉行了第五次秘密會議。這是昆明革命黨人發動武裝起義前的最後一次秘密會議,會上決定了起義的兵力配置、攻擊計劃、軍事指揮以及發動時間等重要事項,並決定由張子貞率講武堂在校學生在城內接應,全體起義部隊務必於10月31日拂曉占城昆明四城門及圓通山,開始總攻擊。在經過5次秘密會議后,10月30日下午3時,蔡鍔和李根源、唐繼堯、張子貞、沈汪度、雷飆等人又再次碰頭舉行臨時會議,決定按照原定計劃於深夜起義。[iii]根據李根源回憶:“(10月30日)蔡松坡等在巫家壩,聞得北校場已開始發動,遂率領羅佩金步兵七十四標、韓建鐸炮兵十九標兩部,謝汝翼、雷飆、唐繼堯……張子貞等及講武堂、陸軍小學堂測繪學堂全部員生攻打督府及各機關、各城門。至次日正,全城大定。”[iv]“蔡鍔等以居中內應,非講武堂莫屬。子貞自度於學生素有信用,遂慨然任之。及期,事泄早,同盟各軍倉猝起,子貞即率全體學生出,先破西城門,迎入炮兵,助攻軍械局及清督署,力戰達旦。”[v]
根據劉存厚的會議記錄和李根源的回憶可以看出,參加籌備起義的唐繼堯、劉存厚、蔡鍔、張子貞、沈汪度、李鴻祥、殷承瓛、雷飆、黃毓英、羅佩金、謝汝翼、韓鳳樓、黃永杜、黃毓成等14人是發動雲南辛亥重九起義的主要骨幹人物,其中張子貞參加了5次會議中的3次,特別是最後的兩次重要會議以及起義前一刻與蔡鍔的臨時會議,並直接率領講武堂學生軍“開各城門、居間援助”,[vi]“攻下軍械局”,[vii]直接參加第一線戰鬥,這些都表明他是辛亥昆明起義的主要策劃者、組織者和參與者。
1911年11月1日,重九起義官兵在昆明五華山兩級師範學校組織了“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又稱“大漢雲南軍政府”),公推蔡鍔為雲南軍都督。軍都督府內置一院(參議院)、三部(參謀部、軍務部、軍政部),張子貞任軍都督府參謀部諜查部部長。“參謀部主軍事上一切謀畫……其下分設部凡七:一曰作戰;二曰牒查;三曰編製;四曰兵站;五曰輜重彈藥;六曰炮兵材料;七曰測地。以謝汝翼、張子貞……任之。”[viii]張子貞擔任牒查部部長后,“偵探內外情形,預防國際交涉,昕夕無少休”[ix]隨後,雲南軍都督府招募新兵,改編軍隊,對軍隊建制進行了改革,改原清軍的鎮為師,協為旅(後為梯團),標為聯,營為大隊,隊為中隊,排為小隊,軍政府調任張子貞為步兵第四聯長。軍政府剛成立之際,蒙自發生兵變,蔡鍔命張子貞離昆南下戡亂,張子貞到蒙自后收服叛軍,編入軍政府軍隊,叛亂遂被制止,維護了新生的革命軍政權。
雲南光復,在全國以省而言僅在湖北、湖南、陝西、山西之後而排列第五,在西南地區則為首義。雲南軍都督府成立后,省內秩序迅速恢復,為支援鄰省反封建帝製革命,起義勝利僅半個月就先後派出滇軍援川、援黔和援藏,敢為天下先,為全國首舉!為辛亥革命和全國反帝鬥爭造成宏大聲勢,並為維護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做出了巨大貢獻。張子貞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援川、援黔的軍事革命鬥爭中。
援川援黔時期
1911年11月11日,雲南軍都督府議“援蜀案”,標出三大宗旨:“一、天府之國,為形勢所必爭,川亂平,則鄂無牽制;一、鐵路風潮起,各省次第反正,川為趙、端鉗制,轉不能獨立,應扶助之,俾五族早定共和;一、趙、端大肆淫威,政、學、商、紳,死亡枕籍,宜披髮纓冠往救。”[x]旋即組織援川軍一師,都督蔡鍔乃以軍務總長韓建鐸為師長兼援川軍總司令,下轄兩個梯團,命李鴻祥為第二梯團長,張子貞為第一聯聯長,黃毓英為大隊長。張子貞率所部兵經由貴州威寧、畢節永寧向四川瀘州、重慶前進。12月中旬,張子貞進駐四川瀘州,“沿途懲辦匪徒,剿撫兼施,擒斬匪首多人,川南以靖。”[xi]隨後,由於四川革命形勢發生變化,川、滇軍的誤會日益加深,又加上援川巡按使郭燦(四川人)被第一梯團張開儒所辱,引起川軍強烈不滿,川滇兩軍幾欲發生衝突。這時,張子貞以大局為重,代表蔡鍔親自向巡按使郭燦道歉,避免了川滇兩軍的進一步衝突。這時,重慶、瀘州已經被第二梯團光復,梯團長李鴻祥欲溯長江北上,親自率師赴富順自流井,籌議北伐,留聯長張子貞率步兵第一大隊及彈藥駐瀘,作為北伐基地。這時川滇兩軍有生齷齪,面對川軍的無理挑釁,“張子貞等憤不能忍,電請蔡都督准許,願以死力大搏一戰,進取成都。”[xii]蔡鍔接電后,阻止安撫張子貞等,“以北伐為急,內鬨為恥,雖釁由蜀開,我仍按兵不動,務始終顧持大局。”[xiii]張子貞諸將接到電報后悉聽命停兵,張子貞率兵直上富順,與川軍調和,協議北伐,隨後滇軍與川軍的誤會逐漸消除,加上陸軍總長黃興、陝西都督乞援於滇軍。於是滇軍與川軍仍然遵守約定,共同北伐。於是,“二月十八日,援蜀滇軍總司令官韓建鐸、第一梯團長謝汝翼,第二梯團長李鴻祥、自貢支隊長張子貞,會蜀軍政府北伐團全權大使於自流井,商定北伐約。”[xiv]滇川兩軍約定北伐后,川軍出陝,滇軍出荊襄,張子貞任北伐軍支隊長,遂率軍進駐重慶籌備軍械軍需,當時四川東部的治安,多倚賴張子貞維持。后重慶軍政府想違背協約,張子貞“力與爭之,至欲用兵,以大局威迫乃止。”[xv]張子貞以大局為重,維護了北伐軍的團結,隨後帶兵離開重慶向武漢進發。張子貞離開重慶后,川軍又復自亂,重慶都督潛逃,為了保障北伐順利成功,張子貞改變計劃,率軍返回重慶,平定亂軍,穩定了北伐軍的後方。
1912年2月12日,清宣統帝宣布退位,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南北統一,於是滇川北伐軍停止前進。同年,蔡鍔命令張子貞為支隊長,率黃毓英、馬為麟所部,助唐繼堯援黔,於是,張子貞率黃毓英、馬為麟等部離開重慶,進軍貴州,“子貞削平各地土匪,皆所向披靡,黔人多嘆服之者”[xvi]張子貞在遵義銅仁等處平定了匪患,恢復了治安和秩序。1個月後,張子貞再派所部軍隊,由湄潭思南,出銅仁,撲滅當地叛軍,自此貴州境內逐漸恢復平靜。當時的貴州都督唐繼堯電調張子貞領兵赴貴陽,商辦善後事宜,並要求張子貞屯兵貴州,協助維持秩序,但張子貞不願久留貴州,於是婉言拒絕了唐繼堯。
授勛和軍銜
在完成援川、援黔的軍事任務后,張子貞於1912年6月率部離黔回滇,7月改任步兵第二團團長,招練新兵。12月28日,奉中華民國大總統令,張子貞晉陞雲南陸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授陸軍少將銜。1914年3月12日大總統令,張子貞晉陞為雲南陸軍第一師師長,授中將銜。
護國運動時期
1915年12月12日,竊國大盜袁世凱發表接任帝位的申令,接下來他開始用高官厚爵來籠絡各地軍政要員已達到稱帝的目的。21日,袁世凱在全國各地掌握兵權的將領中開始授予五等爵位,其中封唐繼堯等9人為一等侯,封張子貞等19人為二等男,全國共計封爵128人。隨後袁世凱派專使何國華赴雲南舉行所謂封爵授勛大典,唐繼堯、張子貞、劉祖武等人假意接受。大典之日,唐繼堯著陸軍上將服,張子貞、劉祖武等4位將軍,著陸軍中將服,肅立恭迎何國華至督署。12月17日,李烈鈞等人到達昆明后,便與唐繼堯、張子貞、劉祖武等於忠烈祠討論反袁大計,做出了:一、增加兵力,二、籌劃軍費,三、補充軍械,四、調遣軍隊等四項決定。[xvii]12月19日蔡鍔等人安全抵達昆明,12月21日唐繼堯在第一師師部召集雲南全省軍政重要人士開會,歡迎蔡鍔、李烈鈞等。參加的有:任可澄、張子貞、劉祖武等。蔡鍔起立發表演說,主張即日興師討袁,維護國體,他說:“我們以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勝,但我們所爭的是四萬萬同胞的人格,我們與其屈膝而生,毋寧斷頭而死!”。隨後眾人舉行了準備起義的第四次軍事會議,大家一致認為“宣布起義日期不可再緩”,遂決定緊急行動,先電袁氏,令其取消帝制,然後宣布雲南獨立。12月22日,又舉行了起義前的第五次軍事會議,起義將領們舉行了莊嚴隆重的宣誓儀式,歃血為盟。參加宣誓的人員為:蔡鍔、唐繼堯、李烈鈞、任可澄、張子貞、羅佩金、顧品珍等39人。其誓詞為:“擁護共和,我輩之責,興師起義,誓滅國賊,成敗利鈍,與同休戚,萬苦千難,捨命不渝;凡我同人,堅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弒。
1995年12月24日,張子貞、劉祖武以陸軍第一師和第二師師長身份向全國發出《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為電》,通電反袁,“子貞等全體軍人,協同一致,此舉實為保存我中華莊嚴燦爛之民國,鏟削千古未有之奇恥”,“純出於愛國熱忱,並無一毫意氣存乎其間,堂堂正正,大義昭然”,要求全國人民,“奮袂而起,合力同心,掃除帝制,重建共和。”]25日,蔡鍔、唐繼堯、李烈鈞暨軍政全體向全國發出通電,宣布雲南獨立,反對帝制,武力討袁。30日,蔡鍔、唐繼堯、李烈鈞、張子貞等19人,再次聯名致電各省軍政長官,促各省興師討袁。31日,蔡鍔、唐繼堯、李烈鈞、張子貞等9人聯名發布《聲討袁逆並宣布政見之通電》。雲南宣布獨立后,成立雲南都督府和護國軍,制定了《雲南都督府組織條例》,並以陸軍第一師為基本隊伍編製護國第一軍,原第一師師長張子貞任都督府參謀廳廳長、護國軍總參謀長、雲南陸軍講武學校第十期校長。隨後唐繼堯又任命張子貞為護國第六軍軍長,出兵廣東。護國戰爭勝利后,黎元洪頒布大總統令,授張子貞二等嘉禾章、三等嘉禾章、將軍府將軍銜。
反對唐繼堯獨裁
護國戰爭結束后,張子貞與唐繼堯的矛盾日益激化,由於袁世凱曾經任命張子貞為雲南將軍,試圖取代唐繼堯,雖然張子貞予以堅決拒絕,並且張子貞當年在唐繼堯回滇任都督時曾起過關鍵的支持作用,但任人唯親的唐繼堯對有實力威脅自己地位的張子貞已不放心,而且由於李根源對唐繼堯的不滿和失望,轉而策動張子貞等反袁,後來段祺瑞更要張子貞做雲南督軍以取代唐繼堯,這些都更加加劇了唐繼堯對張子貞的不信任。護國戰爭后,唐繼堯利用張子貞家嚴治喪的機會,採取明升暗降的辦法削去張子貞兵權,後來唐繼堯更進一步將張子貞解職,從此張子貞與唐繼堯分道揚鑣,隨後張子貞發動和參與了兩次倒唐運動。根據張子貞的摯友戢翼翹先生[xxiii]回憶,1918年7月,張子貞到楚雄來找戢翼翹,希望能把唐繼堯推翻,由於張子貞既無軍職,又無可靠部隊,想借戢翼翹在楚雄的兩旅兵攻唐。但戢翼翹予以婉言拒絕,戢翼翹對張子貞說:“我的軍隊不能幫你的忙,雙方都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幫他打你,也不能幫你打他。”這時唐繼堯不在昆明,他的弟弟唐繼禹代理督軍,已獲悉張子貞謀不利於唐繼堯的事,下令通緝張子貞。在張子貞到達楚雄時,唐繼禹的通緝令也到了,懸賞20萬銀元,如經拿獲就地正法,若隱匿不報或縱逃,一律軍法從事。這通緝令是用電報打來的。戢翼翹就對張子貞說:“你走,可以從我的防地到緬甸去。”張子貞便由楚雄安全出走,經緬甸到北京去。張子貞第一次試圖發動倒唐以失敗告終,隨後張子貞在北京被中華民國陸軍部加將軍銜,任將軍府將軍、軍務院參議。
1921年,顧品珍率駐川滇軍將士回雲南,推翻唐繼堯獨裁統治,任滇軍總司令,張子貞、李鴻祥兩位將軍回到雲南,張子貞任護國第二軍旅長。1922年,唐繼堯復辟,顧品珍戰死,3月9日,金漢鼎、警察廳長朱德、旅長唐淮源等一批高級軍政人員和機槍營、警衛連離昆西去,後來趕到的有羅佩金、張子貞等一行人。后羅佩金被害,金漢鼎、朱德、張子貞一行改變原計劃,由牟定、姚安一路退向川南,到四川渡口時,只剩下十幾人,一路上真是險情迭生,歷盡艱辛。眾人於4月下旬到達重慶,四川督軍劉湘、重慶警備司令楊森派人前來迎接,6月,眾人離開重慶去上海,到上海后不久,朱德自費赴歐州學習和考察軍事,張子貞則在上海寓居至1924年。
北伐戰爭時期
1924年冬,楊傑將軍受孫中山先生的邀請回國任國民軍第3軍參謀長,由於楊傑將軍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時是張子貞的同學,護國戰爭時是同志,同時還是雲南大理同鄉,私交關係甚好,於是楊傑將軍邀請張子貞任國民軍第3軍參謀。1925年3月,楊傑任國民軍前敵總指揮,張子貞任參謀,9月後楊傑、張子貞旋脫離國民軍赴廣州參加國民革命軍。1926年5月,楊傑任國民革命軍第6軍總參議,張子貞任參議,參加北伐。在隨後的北伐戰爭中,楊傑歷任第6軍17師師長、第1縱隊隊長、第6軍副軍長並代理軍長、第18軍軍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淮南行營主任兼總預備隊指揮官,張子貞都作為參謀或參議輔佐楊傑。1928年楊傑任第1集團軍參謀長,參加二次北伐,張子貞任參謀。
1929年3月,楊傑任陸海空總司令部行營總參謀長,張子貞任總參議,10月楊傑任南路軍行營總參謀長、討逆軍第10軍軍長兼左翼指揮官,張子貞都任高級參議。1930年2月楊傑將軍調任寧、鎮、澄、淞四路要塞總司令,張子貞任司令部參謀長。這一時期的張子貞主要輔佐楊傑進行蔣桂戰爭、蔣馮戰爭、蔣唐戰爭和中原大戰。
寓居上海時期
于右任題“張公青圃之墓”
于右任題“張公青圃之墓”
張子貞在中原大戰之後退出軍界,寓居上海,並開始關注共產主義,覺得共產主義不乏為一條救國救民的新道路,於是張子貞積極支持其長子張公達參加在上海由夏衍領導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甚至把自己的寓所提供給地下黨作為集會場所,張公達當時任南京陸軍軍官團第二連上校連長,擔任蔣介石的警衛工作,後來由於地下黨被破壞,軍統特務搜出地下黨成員名單上有張公達名字,於是1929年初張公達被何應欽逮捕,交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部軍法處審訊,后又至龍華監獄管押。張子貞在知道上海地下黨被破壞、張公達被關押后,與楊傑(時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張治中(時任南京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陳儀(時任浙江省及台灣省主席)、馮鐵裴(時任陸軍軍官團中將副團長)積極展開營救活動,張公達與其它地下黨員遂獲得保釋。[xxviii]1931年,張子貞將軍病逝於上海,享年52歲,于右任為其親題碑文:“張公青圃之墓”。

相關註釋


[i]周鍾岳:《雲南光復諸人事略》,《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第302頁。
[ii]劉存厚:《雲南光復陣中日誌》,《雲南辛亥革命資料》第30頁。
[iii]雲南省歷史學會、雲南省中國近代史研究會:《雲南辛亥革命史》第95頁至第98頁。
[iv]李根源:《辛亥革命前後十年雜議》,《新編曲石文錄》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7-388頁。
[vi]鄒魯:《中國國名黨史稿》
[vii]馬伯周:《朱德軼事》,《昆明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第29頁。
[viii]蔡鍔、周鍾岳:《建設篇(一)》,《雲南光復紀要》第16頁。
[x]蔡鍔、周鍾岳:《援川篇(一)》,《雲南光復紀要》第78頁。
[xi]周鍾岳:《雲南光復諸人事略》,《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第303頁。
[xii]蔡鍔、周鍾岳:《援川篇(一)》,《雲南光復紀要》第84頁。
[xiii]蔡鍔、周鍾岳:《援川篇(一)》,《雲南光復紀要》第85頁。
[xiv]蔡鍔、周鍾岳:《援川篇(一)》,《雲南光復紀要》第85頁。
[xvii]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下冊第34頁。
[xviii]謝本書、馮祖貽、顧大全、孫代興、高光漢:《護國運動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頁。
[xix]張子貞:《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為電》,1915年12月24日。
[xx]張子貞、唐繼堯等:《促各省興師討袁電》,1915年12月30日。
[xxi]張子貞、唐繼堯等:《聲討袁逆並宣布政見之通電》,1915年12月31日。
[xxii]《護國軍紀事》第一期,1916年
[xxiii]戢翼翹,湖北鄖陽人,1885-1976,字勁成、勛成,湖北房縣人,1905年肄業於天津北洋大學堂,繼而留學日本,1909年11月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11年5月畢業,參加過1915年雲南護國運動,後任南京陸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江蘇第四旅旅長、安國軍第29軍軍長、四洮鐵路局局長,1929年10月29日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軍事參議官。1931年任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北平行營參謀長、直隸行政院北平政務委員會財政整理委員會常務委員。1933年5月19日任軍事委員分會委員。1935年4月5日升中將。1946年3月1日被聘為制憲國民大會北平市區域代表。1947年3月1日為憲政實施促進委員會常務委員。1949年6月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常委。新中國成立前離開大陸到台灣,曾經擔任過民社黨主席團主席、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資政。1976年8月在台灣台中市去世。
[xxiv]《戢翼翹先生訪問記錄》第五章
[xxv]1914年6月30日北洋政府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而設立“將軍”諸名號。7月18日又公布將軍府編製令和將軍行署編製令,並在北京設立了將軍府,作為“軍事之最高顧問機關”,直接隸屬袁大總統。一般的高級軍官,授與“將軍”;“有特殊功勛者”,授與上將軍;各省有督理軍務之權的,授與“將軍”,並冠以一“武”字;凡在一省做過都督而被解職來京者,授與“將軍”,並冠以一“威”字。“將軍”的名號屬榮譽銜,與軍階有別。袁世凱死後,將軍府依然存在,繼續給有關軍人頒授名號,但不再加“威”和“武”,直至北洋政府滅亡。
[xxvi]田子渝劉德軍:《中國近代軍閥史詞典》,檔案出版社,1989年。
[xxvii]張子貞是日本士官學校第八期步科畢業,楊傑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0期炮科畢業。
[xxviii]張公達:《張公達回憶錄》手稿,尹侖整理。

人物評價


雲南雖地處邊疆,但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卻出現過許多敢為天下先的著名軍事將領,張子貞即為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