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麻袋事件
八千麻袋事件
“八千麻袋”事件是指1921年-1929年期間，清代內閣八千麻袋檔案整個轉輾、拍賣、散失的事件。1921年春，北洋政府財政困難，故將大部分檔案分裝八千麻袋，計15萬斤，以4000銀元賣給北京同懋增紙店造紙。清朝遺老羅振玉以高價購得部分檔案。1924年，羅振玉因財力不支，將檔案以16000銀元轉賣給前清駐日公使李盛鐸，1929年李盛鐸又將這部分檔案以18000銀元轉賣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始得歸公。
1921年前後，北洋政府財政艱窘，政府各部門自籌款維持。已有幾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所存的清代大內檔案作為廢紙，以銀洋4000元拍賣給了西單同懋增紙店，用這些錢來維持教育部運營。這些檔案重約15萬斤，裝滿八千麻袋。
紙店搜揀了一部分檔案出售，大部分漬水後用蘆席捆紮，準備運到唐山、定興去作“還魂紙”。
清朝遺老羅振玉得知這一消息，以12000大洋購回這些檔案，並對其中部分檔案進行整理，但已損失兩萬斤約數十萬件。1924年，因財力不支，羅氏將檔案以16000大洋轉賣給前清駐日公使李盛鐸，1929年李盛鐸又將這部分檔案以18000大洋轉賣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始得歸公。
這就是檔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所謂“大內檔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內閣大庫的檔案。清代內閣，在雍、乾之前，為國家庶政中樞，雍、乾之後，雖軍政大權旁落軍機處，但仍為清帝承宣諭旨、進呈題奏、舉行典禮及收藏檔案文書的重要機關。其所屬內閣大庫是明孝宗時修建的，清朝繼續延用。庫內的檔案材料十分龐雜，有詔令、奏章、硃諭、外國表章、歷科殿試卷子以及其他文件，還有清初由盛京移來的舊檔、部分明末檔案，是研究明清歷史的珍貴資料。清時就被人們視為秘藏之物，甚至“九卿、翰林有終生不得窺其一字者”。王國維說：“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其美富者。”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大庫由於年久失修，滲漏嚴重，內務府決定修繕。議工期間，值八國聯軍入侵，事遂停頓，一拖十年。1909年（宣統元年），有一個庫房塌了一個角，其他庫房也很危險，必須馬上修繕，庫內幾百萬件檔案被搬了出來。一部分年代近一點的檔案移至文華殿，另一部分被認為年代久遠，沒什麼大用處的，準備焚毀。
這事被著名考古學家羅振玉知道了，羅當時為清朝學部參事。一天，他赴內閣辦事，見庫垣中檔案文籍如山。順手取來一束，打開一看，是關於督漕的奏摺，又打開一份，是一份征金川的奏摺，都是頗有價值的。他趕緊請張之洞奏准罷毀。張當時是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學部，他就委派羅振玉處理這批檔案。羅將其中一部分主要是歷科殿試卷收藏於學部后樓，其他檔案裝成了八千麻袋，移到清王朝所稱太學的國子監敬一亭里。
這些麻袋彷彿常常減少，工役們不是國學家，所以他們將裡面的寶貝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當時任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的胡玉縉，曾經是京師大學堂的教授，他深怕這些麻袋缺多了，更怕著火，所以忙到教育部請示如何處理這批檔案。
教育部專管這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司長叫夏曾佑，是位歷史學家，熟於“中國歷史”。他知道，中國的一切事，是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辦”，那就輿論沸騰，所以他主張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就這樣，在“辦”與“不辦”之間，拖拖拉拉，“麻袋們”安穩地躺了好幾年。
1918年，傅增湘當上了教育總長，開始整理這批麻袋。魯迅說，當時之所以要著手清理是因為有人“以為麻袋裡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麻袋中也確有宋版書，傅增湘是有名的藏書家，他在《藏園群書題記》中有這樣的記述：“余於戊午（一九一八）長教部時，發敬一亭所庋內閣紅本麻袋，揀出宋殘本數冊，命儲之歷史博物館中。其散落於廠市者，李椒微收到數冊，余亦收得二冊。”宋版書當時的價格已是一頁一兩黃金了。
奉這位傅總長的指派，時任教育部僉事的魯迅和另外一人，搬了二十麻袋到教育部。回來后，他們倆就奉命在其中尋寶。隨後又搬了若干袋。搜揀過程中，教育部官員們經常在故紙堆中來往，有時將桌上揀出的東西拿走，送還時，往往比先前少一點。有的則邊檢查邊塞到洋褲袋裡。以後又清理了幾次，反正不少人來“順手牽羊”。一些工役們也手持長棍，攪著，拾取些黃綾表簽之類的東西。
“麻袋們”的厄運並沒有結束，接著就開始一次次被倒賣。1921年前後，北洋政府財政艱窘，政府各部門自籌款維持。已有幾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這批麻袋作為廢紙，稱了稱，大約15萬斤，以銀洋4000元拍賣給了西單同懋增紙店。紙店搜揀了一部分檔案出售，大部分準備運到唐山、定興去作“還魂紙”。
深知這批檔案價值的羅振玉當時在外地，有事來京，見市肆上有高麗國王貢物表，識為內庫檔案之物。他打聽到這批檔案的下落，以兩倍的價錢，把這批檔案買了下來，並準備了書庫儲存它們。羅振玉從中淘出一些珍貴秘稿史冊，擇其珍件彙刊成《大庫史料目錄》六編，《清太祖實錄稿》三種。
此時的北洋政府財政狀況比前幾年稍好一些了，看到檔案中頗有油水，又欲從羅手中購回這批檔案。清史館也想要，海外也在窺伺。羅振玉均不允，1924年，羅將它倒賣給了上文中提到的李椒微，即前駐日公使、曾任民初新參議院議長、又是大收藏家的李盛鐸。價格是1.6萬元，分量約12萬斤。
李盛鐸又在裡面淘了一次，撈出了不少珍奇東西，並將其中6萬件給了溥儀。但他也沒有力量把所有麻袋都檢視一遍。1928年李盛鐸又以1.8萬元轉賣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此時的檔案約10萬斤，搬來倒去，十分雜亂，完整的約五分之一。歷史語言研究所又從中選擇、編輯出版了《史料叢刊》和40冊明清史料。抗戰前夕，該所將部分檔案攜至南京，幾經周折，又遷到台灣。剩下的大約5萬斤，約1700麻袋，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財產，仍存放在午門樓上。這1700個麻袋一直躺到新中國成立。這批“吃之不得、棄之可惜”的“寶貝”也讓新中國有關部門和專家無奈了好幾年。直到1958年，國家檔案局成立3年多了，認為不能再讓麻袋們睡大覺了。由於事關重大，國家檔案局於當年3月份給國務院寫了報告。幾天以後，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批示，同意清理。
大規模的清理分兩次進行，第一次清理從3月12日開始。承擔清理任務的是檔案局的全體共青團員，他們提出利用業餘時間，奮戰百日完成任務。為了保存資料，記錄在案，清理過程拍成了電影。
清理工作十分艱苦。這批麻袋堆在午門樓上快30年了，積滿了灰塵。“呼啦”打開一袋，灰塵撲面，連呼吸都困難。不少檔案已霉爛成團，發出一股股腐臭的味道，而且還摻雜著破布爛草、煙盒、席片，這都是當年一塊兒掃進麻袋的。當然也發現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如明崇禎年間的科抄、行稿，清太祖努爾哈赤實錄的修改稿殘檔。這次清理得到了齊燕銘、吳晗、王冶秋、呂振羽、翦伯贊等專家學者的肯定。為了避免造成損失，專家們建議再複查一次。
第二次清理用了三個多月，參加的人員更多，有國家檔案局的幹部，全國檔案學習班的學員，北京藝術學院的學生，還有北京市22中、23中、31中、43中的高中學生。
1958年9月25日，國家檔案局給國務院寫了清查報告，並提出具體的處理建議，擬將三百餘袋有價值的進行整理，大部分廢品予以銷毀。國務院領導同志當天即作了指示：“同意照辦。原銷毀的1358袋中，如果學校、研究機關有願意拿走一部分作為標本的可以贈送。”
至此，這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八千麻袋大內檔案事件”終於完結了。這批整理成卷的檔案，存放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里。
作者: 宋橋（北京）來源：南方周末 時間: 2004-02-05 14:47:57
1909年(宣統元年)，為整修內閣大庫，朝廷決定將所存大批檔案移出庫外等待焚毀。時任學部尚書的張之洞受命籌建京師圖書館，受張之委派，學部參事羅振玉赴大庫檢取有關書籍。由於羅氏擅長研究金石，多年致力於收集甲骨檔案和研究甲骨文字，頗有學術造詣，所以當他發現內閣大庫檔案中有不少頗具歷史價值，動了“惻隱”之心，不忍檔案遭焚毀之命運，於是隨即呈請張之洞上奏朝廷罷焚，並建議改由學部代為保管。
1921年，教育部、歷史博物館以經濟拮据、經費緊張為由，將存放於故宮端門門洞內的大部分檔案(約15萬斤)，裝了八千麻袋，視為廢紙，以4000銀元的出售價賣給北京西單同懋增紙店，以作重新造紙的原料。翌年2月，羅振玉獲悉紙店出售部分檔案，甚感驚訝與痛心。當他作了一番調查，了解事情經過後，隨即以三倍於原出售價4000銀元的12000銀元買回這批檔案。他專門僱用十多人對這些檔案進行整理，從中發現滿、蒙文的遼、金、元事例的秘稿史冊，內容涉及“邊務戰事”的明代題本稿，清初開國要略，清代皇帝的硃諭批折，以及同朝鮮、琉球、安南等的題表檔案等，頗有歷史價值。
八千麻袋事件的發生，頓時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輿論鼎沸，北洋政府一度成了千夫所指、眾矢之的。據說，當時他們亦曾想從羅振玉處再購回這批檔案，但遭羅氏嚴詞拒絕。然而，1924年，羅振玉卻又如法炮製，將大部分檔案以16000銀元的出售價，轉賣於另一清朝遺老李盛鐸。
因緣際會，羅振玉兩次搶救大內檔案，不管其目的如何，這保護檔案本身這一點來說，是有功的。
所謂“大內檔案”〔2〕這東西，在清朝的內閣里積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廟里塞了十多年，誰也一聲不響。自從歷史博物館將這殘餘賣給紙鋪子，紙鋪子轉賣給羅振玉〔3〕，羅振玉轉賣給日本人，於是乎大有號啕之聲，彷彿國寶已失，國脈隨之似的。前幾年，我也曾見過幾個人的議論，所記得的一個是金梁，登在《東方雜誌》〔4〕上；還有羅振玉和王國維〔5〕，隨時發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論檔案的售出》，蔣彝潛〔6〕先生做的。
我覺得他們的議論都不大確。金梁，本是杭州的駐防旗人，早先主張排漢的，民國以來，便算是遺老了，凡有民國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為很可惡。羅振玉呢，也算是遺老，曾經立誓不見國門，而後來僕僕京津間，痛責後生不好古，而偏將古董賣給外國人的，只要看他的題跋，大抵有“廣告”氣撲鼻，便知道“於意云何”了。獨有王國維已經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是老實人；但他的感喟，卻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雖然所出的氣，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夾廣告的Sandwich〔7〕，是常有的事，因為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蔣先生是例外，我看並非遺老，只因為sentimental〔8〕一點，所以受了羅振玉輩的騙了。你想，他要將這賣給日本人，肯說這不是寶貝的么？
那麼，這不是好東西么？不好，怎麼你也要買，我也要買呢？我想，這是誰也要發的質問。
答曰：唯唯，否否。這正如敗落大戶家裡的一堆廢紙，說好也行，說無用也行的。因為是廢紙，所以無用；因為是敗落大戶家裡的，所以也許夾些好東西。況且這所謂好與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個垃圾箱，裡面都是住戶所棄的無用的東西，但我看見早上總有幾個背著竹籃的人，從那裡面一片一片，一塊一塊，檢了什麼東西去了，還有用。更何況現在的時候，皇帝也還尊貴，只要在“大內”里放幾天，或者帶一個“宮”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這真是說也不信，雖然在民國。
“大內檔案”也者，據深通“國朝”〔9〕掌故的羅遺老說，是他的“國朝”時堆在內閣里的亂紙，大家主張焚棄，經他力爭，這才保留下來的。但到他的“國朝”退位，民國元年我到北京的時候，它們已經被裝為八千（？）麻袋，塞在孔廟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確滿滿地埋滿了大半亭子。其時孔廟裡設了一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處長是胡玉縉〔10〕先生。“籌備處”雲者，即裡面並無“歷史博物”的意思。
我卻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們發生了一點關係，眼見它們的升沉隱顯。可氣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後來看見外面的議論說得天花亂墜起來，也頗想做幾句記事，敘出我所目睹的情節。可是膽子小，因為牽涉著的闊人很有幾個，沒有敢動筆。這是我的“世故”，在中國做人，罵民族，罵國家，罵社會，罵團體，……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個人，有名有姓。廣州的一種期刊上說我只打叭兒狗，不罵軍閥。殊不知我正因為罵了叭兒狗，這才有逃出北京的運命。泛罵軍閥，誰來管呢？軍閥是不看雜誌的，就靠叭兒狗嗅，候補叭兒狗吠。阿，說下去又不好了，趕快帶住。
現在是寓在南方，大約不妨說幾句了，這些事情，將來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說。但我對於有關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將羅馬字來替代。既非歐化，也不是“隱惡揚善”，只不過“遠害全身”。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為自己在南方，他們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覷他們。他們是突然會在你眼前闊起來的，真是神奇得很。這時候，恐怕就會死得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穩當，最好是不說。但我現在來“折衷”，既非不說，而不盡說，而代以羅馬字，——
如果這樣還不妥，那麼，也只好聽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靈！
卻說這些麻袋們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長鬍玉縉先生擔憂，日夜提防工役們放火。為什麼呢？這事談起來可有些繁複了。弄些所謂“國學”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書院〔11〕的高材生，不但深研舊學，並且博識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過一副銅活字，後來太監們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樂乎”，待到王爺們似乎要來查考的時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連武英殿也沒有了，更何況銅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彷彿常常減少，工役們不是國學家，所以他將內容的寶貝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後，敬一亭也照例燒起來；就到教育部去商議一個遷移，或整理，或銷毀的辦法。
專管這一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然而司長是夏曾佑〔12〕先生。弄些什麼“國學”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只要看他所編的兩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就知道他看中國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為，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謠言和讒謗，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張是“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
這兩位熟於掌故的“要辦”和“不辦”的老先生，從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說說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於是麻袋們又安穩地躺了十來年。
這回是F先生〔13〕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麼謠言，以為麻袋裡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這一類謠言是常有的，我早先還聽得人說，其中且有什麼妃的繡鞋和什麼王的頭骨哩。有一天，他就發一個命令，教我和G主事〔14〕試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個到西花廳，我們倆在塵埃中看寶貝，大抵是賀表，黃綾封，要說好是也可以說好的，但太多了，倒覺得不希奇。還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滿半漢，只有幾個是也特別的，但滿眼都是了，也覺得討厭。殿試〔15〕卷是一本也沒有；另有幾箱，原在教育部，不過都是二三甲的卷子，聽說名次高一點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況乎狀元。至於宋版書呢，有是有的，或則破爛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幾張。也有清初的黃榜，也有實錄〔16〕的稿本。朝鮮的賀正表，我記得也發見過一張。
我們後來又看了兩天，麻袋的數目，記不清楚了，但奇怪，這時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Y次長〔17〕，以講大話出名的C參事〔18〕，忽然都變為考古家了。他們和F總長，都“念茲在茲”〔19〕，在塵埃中間和破紙旁邊離不開。凡有我們檢起在桌上的，他們總要拿進去，說是去看看。等到送還的時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點，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約是幾葉宋版書作怪罷，F總長要大舉整理了，另派了部員幾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內。其時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已經遷在午門，處長早換了YT〔20〕；麻袋們便在午門上被整理。YT是一個旗人，京腔說得極漂亮，文字從來不談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變成考古家了，對於此道津津有味。後來還珍藏著一本宋版的什麼《司馬法》〔21〕，可惜缺了角，但已經都用古色紙補了起來。
那時的整理法我不大記得了，要之，是分為“保存”和“放棄”，即“有用”和“無用”的兩部分。從此幾十個部員，即天天在塵埃和破紙中出沒，漸漸完工——出沒了多少天，我也記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後來給北京大學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餘的仍藏博物館。不要的呢，當時是散放在午門的門樓上。
那麼，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毀了罷，免得失火。
不，據“高等做官教科書”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員幾十人辦理，雖說倘有後患，即應由他們負責，和總長無干。但究竟還只一部，外面說起話來，指摘的還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總長無幹了。
於是辦公事，請各部都派員會同再行檢查。這宗公事是靈的，不到兩星期，各部都派來了，從兩個至四個，其中很多的是新從外洋回來的留學生，還穿著嶄新的洋服。於是濟濟蹌蹌，又在灰土和廢紙之間鑽來鑽去。但是，說也奇怪，好幾個嶄新的留學生又都忽然變了考古家了，將破爛的紙張，絹片，塞到洋褲袋裡——但這是傳聞之詞，我沒有目睹。
這一種儀式既經舉行，即倘有後患，各部都該負責，不能超然物外，說風涼話了。從此午門樓上的空氣，便再沒有先前一般緊張，只見一大群破紙寂寞地鋪在地面上，時有一二工役，手執長木棍，攪著，拾取些黃綾表簽和別的他們所要的東西。
那麼，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毀了罷，免得失火。
不。F總長是深通“高等做官學”的，他知道萬不可燒，一燒必至於變成寶貝，正如人們一死，訃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況且他的主義本來並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著，他也就“下野”了。
這些廢紙從此便又沒有人再提起，直到歷史博物館自行賣掉之後，才又掀起了一陣神秘的風波。
我的話實在也未免有些煞風景，近乎說，這殘餘的廢紙里，已沒有什麼寶貝似的。那麼，外面驚心動魄的什麼唐畫呀，蜀石經〔22〕呀，宋版書呀，何從而來的呢？我想，這也是別人必發的質問。
我想，那是這樣的。殘餘的破紙里，大約總不免有所謂東西留遺，但未必會有蜀刻和宋版，因為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現在好東西的層出不窮者，一，是因為闊人先前陸續偷去的東西，本不敢示人，現在卻得了可以發表的機會；二，是許多假造的古董，都掛了出於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還有，蔣先生以為國立圖書館“五六年來一直到此刻，每次戰爭的勝來敗去總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從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戰爭，圖書館從未遭過損失。只當袁世凱稱帝時，曾經幾乎遭一個皇室中人攘奪，然而倖免了。它的厄運，是在好書被有權者用相似的本子來掉換，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這裡多說了。
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並不單是對於書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 ※ ※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大內檔案”指清朝存放於內閣大庫內的詔令、奏章、硃諭、則例、外國的表章、歷科殿試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內容龐雜，是有關清朝歷史的原始資料。
〔3〕羅振玉 參看本卷第389頁注〔7〕。辛亥革命以後，他曾在文章中咒罵武昌起義為“盜起湖北”，又自稱“不忍見國門”；但他後來寓居天津，仍往來京津，常到故宮“朝見”廢帝溥儀，並與一般遺老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進行復辟的陰謀活動。一九二二年春，歷史博物館將大內檔案殘餘賣給北京同懋增紙店，售價四千元；其後又由羅振玉以一萬二千元買得。一九二七年九月，羅振玉又將它賣給日本人松崎。
〔4〕金梁 字息侯，駐防杭州的漢軍旗人。清光緒進士，曾任京師大學堂提調、奉天新民府知府。民國后是堅持復辟的頑固分子。這裡是指他在《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四號（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表的《內閣大庫檔案訪求記》一文。《東方雜誌》，綜合性刊物，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創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5〕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近代學者。著有《宋元戲曲史》、《觀堂集林》、《人間詞話》等。他一生和羅振玉的關係密切，在羅的影響下，受清廢帝溥儀的徵召，任所謂清宮“南書房行走”；後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投水自殺。
〔6〕蔣彝潛 事迹不詳。他的《論檔案的售出》一文，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號。
〔7〕Sandwich 英語：夾肉麵包片。音譯三明治。
〔8〕Sentimental 英語：感傷的。按蔣彝潛的文章中充滿“追悼”、“痛哭”、“去了！東渡！——一部清朝全史！”等語句。
〔9〕“國朝”封建時代臣民稱本朝為“國朝”，這裡是指清朝。
辛亥革命以後，羅振玉在文章中仍稱清朝為“國朝”。
〔10〕胡玉縉（1859—1940）字綏之，江蘇吳縣人。清末曾任學部員外郎、京師大學堂文科教授。著有《許庼學林》等書。
〔12〕夏曾佑（1865—1924）字穗卿，浙江杭縣（今餘杭）人。
他所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從上古起到隋代止，共二卷，商務印書館出版。后改名為《中國古代史》，列為該館編印的《大學叢書》之一。
〔13〕F先生 指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書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
著有《藏園群書題記》等書。
〔14〕G主事 不詳。
〔15〕殿試 又叫廷試，皇帝主持的考試。殿試分三甲錄取，第一甲賜進士及第，錄取三名（狀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16〕實錄 封建王朝中某一皇帝統治時期的編年大事記，由當時的史臣奉旨編寫。因材料較豐富，常為後來修史的人所採用。
〔17〕Y次長 指袁希濤（1866—1930），字觀瀾，江蘇寶山人。
曾任江蘇省教育會會長，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間先後兩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等職。
〔18〕C參事 指蔣維喬，學竹庄，江蘇武進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先後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參事。
〔19〕“念茲在茲”語見《尚書·大禹謨》。念念不忘的意思。
〔20〕YT 指彥德，字明允，滿洲正黃旗人，曾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郎中、京師學務局長。他在這“大內檔案”中得到蜀石經《穀梁傳》九四○余字。（羅振玉亦得《穀梁傳》七十餘字，後來兩人都賣給廬江劉體乾；劉於一九二六年曾影印《孟蜀石經》八冊。）
〔21〕《司馬法》 古代兵書名，共三卷，舊題齊司馬穰苴撰，但實為戰國時齊威王諸臣輯古代司馬（掌管軍政、軍賦的官）兵法而成；其中曾附及田穰苴用兵的方法，所以稱為《司馬穰苴兵法》，後來《隋書·經籍志》等就以為是他所撰。
這種石刻經文的拓本，後世稱為蜀石經。因為它是歷代石經中唯一附有注文的一種，錯字也比較少，所以為後來研究經學的人所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