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風

1933年秋，他去了北平，其間曾就讀於北平東北大學俄語系。當時的東北大學是專為東三省流亡到關內的青年開辦的學校，是北平學生進行反蔣、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堡壘，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北平“學聯”就設在東北大學，它同國民黨控制的北平“學聯”形成針鋒相對的態勢。在這所學校里，學生中的關山復、鄒魯風、王振乾、宋黎、岳欣、鄭洪軒、唐南屏等，都是中共地下黨員。1935年12月，北平爆發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那是當時中共北平臨時委員會組織和領導的，其主要領導人則是北平臨時市委書記谷景生、組織部長彭濤、宣傳部長周小舟以及河北省委特派員李常青等。當時他們汲取了過去“左”傾錯誤的教訓，決定大力發展黨的外圍組織，建立北平市“學聯”。“學聯”主席則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書是清華大學的姚依林，總交通是鏡湖中學的孫敬文，總糾察是東北大學的鄒魯風，總交際是燕京大學的黃華。

西安事變爆發時，當時鄒魯風負責在東北軍開展統戰工作，並協調東北軍在北平招收學兵，成立學兵隊。西安事變之後，他被派到東北軍一○五師開展統戰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后，鄒魯風奔赴延安，後來在抗日前線開展鬥爭。

1937年“七七”事變后，一度任高密縣游擊隊政治部主任，不久轉入山東省巡迴宣傳隊做地下工作， 在平陰、肥城、東平一帶開展抗日活動。

1938年7月任平陰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

1938年12月任八路軍山東縱隊6支隊一團政治處主任。

1939年9月調任泰西行政委員會委員、秘書長。1940年4月任魯西行署第二(運西)專署副專員、中共魯西第二(運西)地委委員。11月任專員兼地委政府工作部部長。

1941年7月魯西、冀魯豫兩區合併后，任冀魯豫區第二專署專員。

1944年3月參加整風學習。

1945年抗戰勝利后，調往東北工作，歷任遼陽市市長、遼南行署主任、遼寧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新中國成立后，鄒魯風相繼擔任過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和北京大學副校長等職。出任剛剛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時，他已改名為鄒魯風。

20世紀50年代中期，黨內圍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等問題發生分歧，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鬥爭也趨於尖銳和緊張。這在高校中也有相當的影響，如1956年的“胡風事件”，中國人民大學就有經濟學家謝韜被捕（他是因為替胡風的“萬言書”提意見並參加了修改而被捕的）。當時經過校長吳玉章的追查，公安部長羅瑞卿說是抓錯了，但又不能釋放（因必須經過最高領導同意才行）。而在清查“胡風分子”時，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何干之也竟然名列其中，甚至要逮捕何干之。對於這一切，鄒魯風確實感到是“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

1958年秋，正當“三面紅旗”運動轟轟烈烈開展的時候，當時盛行的“浮誇風”、“窮過渡”、“瞎指揮”、“高指標”、“共產風”已經推向全國，甚至推向極至。恰在這時，根據上級的指示，以北大、人大兩校師生組成了一支近300人的隊伍，專門去考察人民公社。負責這一調查組的，正是鄒魯風。當時正值毛澤東在河北徐水視察人民公社，“還是人民公社好”的號召正在全國“遍地開花”地變成現實，因此有人曾為鄒魯風的出行捏了一把汗。而鄒魯風卻很坦然，他說：“黨歷來主張實事求是，我們自然要講真話，把我們看到的一切如實地告訴黨。”

隨後，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兩校黨委組織的“人民公社調查組”組成並開赴河北、河南兩省的三個先進縣（河北藁城以及河南信陽、魯山），對“新生事物”的人民公社開展調查。調查組成員由兩校的法律、經濟財貿和哲學、政治等各系抽調部分教師和學生組成。調查組出發之前，兩校黨委召開了大會，兩校的黨委書記胡錫奎、陸平出席，負責指導調查組工作的人大原副校長、剛調任北大副校長的鄒魯風講了話。他說：

“當前人民公社的建立，給社會科學尤其是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等各方面都提出許多新的問題，需要進行研究。這次調查組下去，就是要在實際工作中探討這些問題。”當時鄒魯風還提了許多新的問題，如關於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是否可以消滅等，顯然他是有所懷疑的。

然而，當時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已經提出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即人民公社應實行供給制與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製度，甚至認為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著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進一步破壞。不久，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囑咐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撰寫了一篇題為《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文章（發表於《解放》1958年第6期），這篇文章不承認社會主義階段“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並主張立即加以破除，又否定建國后改供給製為薪金制的必要性，認為這個改革“保護了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打擊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后大加讚許，並指示將之轉載於《人民日報》（10月13日），並且為《人民日報》代寫了編者按語：“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事實證明，這是根本不符合中國的實際的。

當時也有一些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站出來提出疑問和反對，如孫冶方等，他們認為在社會主義階段還不可能迅速取消“資產階級法權”，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只有經過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階段，社會產品得到極大的豐富，人民覺悟得到極大的提高，才能進入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如果現在就要取消“資產階級法權”，取消薪金制，甚至取消商品和貨幣，那便是要跨越商品生產、按勞分配，直接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可能的嗎？因此，這就涉及到有關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現在是否還起作用的重要的理論問題。顯然，當時鄒魯風的思想，也是同孫冶方等合拍的，而且這也是他用以指導調查組工作的思想。

據當年參加調查組的汪子嵩回憶：當年他所去的河北藁城，當年小麥畝產據報已高達兩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進縣。“我們先參觀了'大躍進成績展覽館’，裡面陳列了各種高產數字、表格和各種產品實物，看了實在令人鼓舞。但是我們看到展覽中有一張照片：中間是一個碩大無比的白薯，旁邊倚著一張梯子，一個人站在梯子上還不到這個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驚奇，便問：真有這麼大的白薯嗎？陪同我們的人笑著說：這是照相館拼起來的。我們在心裡打了問號。”

該組的組長、人民大學法律系總支書記韓銘立是富有實踐經驗、參加過多次運動的老幹部，他再三交代調查組成員：“我們的調查工作必須實事求是，但在對縣委幹部接觸時，說話必須十分謹慎小心。”當時他們選擇藁城縣的兩個先進公社——城關公社和滹沱河邊的興安公社作為調查點，將全組成員分為兩組，分別對農業產量、農民收入、農民生活、財貿情況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面進行調查。汪子嵩回憶：“調查工作開始不久，我們便聽到隊員們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況是：當隊員問農民畝產多少斤時，農民回答說：'你要我說虛的還是實的？如果說虛的，我說畝產兩千斤；如果說實的，我說畝產兩百斤。’隨著隊員和農民關係日益密切，我們了解到的情況也日益深入。拿糧食情況說，這裡本來是小麥豐產區，每年小麥收割后，農民總可以吃一段時間的白面饅頭，家裡還可以儲存一些小麥白面，供逢年過節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麥全部歸公社所有，農民只享有免費在食堂吃飯的權利，卻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麥糧食。又因為今年小麥上報的產量高出往年許多倍，往上、往外調出的數量也增加了許多倍，因此小麥收割后不久，食堂里就已經吃不到白面，只能吃用高粱雜糧做的餅子了。”然而，“我們聽到了大量這類情況，卻不能向縣委、公社各級領導反映”，因為如果“有人在會上提了一些問題或意見，往往遭到縣委書記的批評，說他右傾保守”。

1958年底，鄒魯風召集三個大組的組長到河南鄭州開會，聽取彙報和討論工作，同時又在鄭州參觀河南省的“大躍進成績展覽館”。正巧“那年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大批前第一書記潘復生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轟轟烈烈地開展三面紅旗運動，是全國聞名的。展覽館里展示的各項成就確實令人心動，如近一尺長的麥穗、碩大無比的棉桃等。但在這幾個已經了解實際情況的人看來，卻只是在心裡感到無限擔憂”。

1959年春節過後，藁城的調查組發現：這裡的糧食問題更為嚴重了，“我們在縣委大院吃飯，也吃不到黃澄澄的玉米麵餅子了，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雜糧麵餅。公社大隊食堂情況更慘，我們在興安公社的組員告訴我們，他們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後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餅子，這種粉過去最多只能在餵豬、喂牛馬的飼料里摻一點，現在用來喂人，不僅難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乾結，只有用手指才能將它摳出來，實在苦不堪言。農民們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不久，鄒魯風下到三個大組考察工作，到了藁城，他聽了彙報，認為問題嚴重而迫切，隨即要求大家將調查的資料予以搜集整理，分門別類，回校后寫成專題的調查報告，上報給有關方面。

又據汪子嵩回憶：在那些日子裡，鄒魯風“被憂國憂民的情緒籠罩著，心情十分沉重”，彷彿就像不久之後廬山上的彭德懷與田家英等一樣。鄒魯風當時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員，“他告訴我們，在北京時曾將他所了解的情況和看法、意見與市委領導交談過，他們大多表示同意”。於是調查組成員在“憂國憂民的情緒”之餘，還以為“多少給我們帶來一點希望”。

調查組回到學校后，開始緊張地寫調查報告，碰到一些棘手的理論問題，就請示鄒魯風，“他要我們將問題搜集起來，整理一下，梳梳辮子，大家討論”。最後整理成《問題彙編》，鄒魯風邀請人大、北大兩校黨委的負責人來聽取調查組彙報，地址在北大的臨湖軒。“因為是黨內高層的會，而且當時的政治形勢已經開始鬆動，在中央幾次召開重要會議后，有些高指標降下來了。大組長彙報時毫無顧忌，敢於暢談自己的看法；領導們也參加議論，夾敘夾議。我們的黨委書記說得比我們激烈得多，後來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幹部旁聽了會議，並且帶走了在會上散發的《問題彙編》。”

到了這年的夏天，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的工作全部結束。然而，正是在他們整理調查報告的時候，廬山會議正在召開，不久，傳來揭發批判“彭、黃、張、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會議公報，所有調查組的成員下意識地感覺到：一場大禍就要來臨了。果然，當時北京市委的《內部情況簡報》已經將調查組的《問題彙編》全文刊載，並且加上大字標題——“人大、北大部分師生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隨即有人揭發調查組寫的《問題彙編》暴露了一些黨員領導幹部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的“右傾情緒”和“右傾思想”，其實就是指當時北大副校長和第一副書記鄒魯風。因為鄒曾認為：“黨的政策違反了經濟規律，人民公社超越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吃飯不要錢違反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大辦鋼鐵賠錢”，“幹部浮誇，強迫命令嚴重”，“1958年的缺點很大，傷了元氣，教訓慘痛”等。此外，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主任薛政修也認為：“中央關於公社的定義不科學”，“中央對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公社的分配製度是建立在浮誇的基礎上”，“1958年生產遭到很大破壞，搞下去有亡黨亡國的危險”等。毫無思想準備的鄒魯風突然受到批判，一時實在承受不了，不久就傳來他在北大鏡春園西面的湖水中溺死的消息。據說，出事的那天清晨，當時有人曾看見鄒魯風獨自在通向湖面的那條小徑上長時間地徘徊……

隨即，有關方面宣布：兩校調查組是一次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而鄒魯風在黨委批判后已經自殺叛黨，被開除黨籍。當時人大、北大兩校的黨委書記還將所有參加調查組的團員召集到一起開會，宣布鄒魯風自殺“叛黨”，要他們出來揭發，參加批判，並且強調說那次調查組是“背著兩校黨委搞的反黨活動”。

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原來調查組出發前，兩校的黨委還開會歡送過，到了此時，卻被說成是“背著兩校黨委”乾的了。

1979年，直到彭德懷沉冤昭雪之後，鄒魯風的錯案才終於得到糾正。

這年，在北京補開了鄒魯風的追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