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端六

辛亥革命期間回國，擔任海軍陸戰隊秘書長。后回長沙，在《長沙日報》社擔任撰述。回湘路過武昌時，黃興以戰時財政困難向他求教，楊建議募捐和徵收戰時特別稅，以渡難關。

1912年暮春任《漢口民國日報》總經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發，《漢口民國日報》發表申討“袁賊”(袁世凱)、“趙犯”(趙秉鈞)文章累月。黎元洪派人於法租界將楊與其同事周鯁生、皮宗石、李劍農等4人逮捕，拘禁於法租界巡捕房。經漢口法國領事會審判決無罪，楊被護送至上海釋放。得黃興資助，同年初到英國，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攻讀貨幣銀行專業。1920年回國后即在吳淞中國公學兼任經濟學、會計學教授，在商務印書館擔任會計主任，對商務的會計制度進行了改革，並迅速實現扭虧轉盈。郭沫若曾稱讚他“在商務管著銀柜子”，中國會計界稱他為中國商業會計學的奠基人。同年夏，楊到長沙代表中國公學和北京大學等4團體陪同到中國講學的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和英國哲學家伯蘭特·羅素巡迴演講。他自己也對長沙聽眾講了“社會與社會主義”、“同業組織問題”和“介紹羅 素其人——與羅素一夕談”3個專題。毛澤東當時是新民學會負責人兼任長沙《大公報》的 特約記者，特把楊的演講記錄下來，用“楊端六講，毛澤東記”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 日長沙《大公報》的第十版上。1926年楊任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研究所研 究員。在此期間，他著重研究中國對外貿易，與侯厚培等根據1864～1928年間的海關清冊著 成《六十五年來中國貿易統計》，繪有圖表40餘幅，成為中國第一部國際貿易資料集。

1930年後一直受聘於國立武漢大學，曾任法學院院長、教務長、教授兼經濟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經濟學部主任。1938年，武漢大學由武昌遷往四川樂山，楊任遷校委員長。曾兼任國民政府參政員、軍事委員會審計廳上將廳長，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新中國建立后，任武漢大學教授，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1956年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66年9月30日，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去世，未留下骨灰，終年年81歲。

楊發表有關中國金融、幣制和稅制改革等各類文章160多篇，主要有《中國幣制改革論》、《關稅問題概論》、《財政上的防腐方法》等。在武大期間，講授貨幣與銀行、會計學、企業管理學等課，編有《貨幣與銀行》、《工商組織與管理》、《現代會計學》等。武漢解放后，開始從事清代貨幣金融史的研究，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深受國內外同行學者的好評，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於1977年重印此書。晚年編纂《中國近百年金融史》，

楊端六生於1885年6月18日，恰為當年端午節后一日，其母便給他取了個小名“端六”。年長后，為了懷念母愛，竟以此作為他的大名。他生於長沙縣東鄉，原籍蘇州，1900年祖父、父親相繼去世，家無恆產，考入由著名經學家皮錫瑞主持的善化學堂，次年轉入完全免費的師範館(后稱中路師範學堂)，在舊學和新學兩方面打下了較好的基礎。1903年畢業當小學教員，在長沙和瀏陽鄉下任教，恰逢兩湖有官費留日名額，可是農村消息閉塞，誤了考期。親友見他一心向學，便資助他於1906年自費赴日。他先到宏文書院學習中學現代課程和外語，1908年得以補為官費生，便考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岡山第六高等學校。這時，他與同學皮宗石(1887年-1954年，30年代末期為國立湖南大學首任校長)等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他和同盟會留日學生趕回上海，成立“海軍陸戰隊”，任秘書長。不久清帝退位，這支部隊解散，他便回家省母。

辛亥革命后的長沙，先是焦達蜂、陳作新以同盟會員為骨幹的軍政府，後來是立憲黨人譚延闓的新政府，從日本回來的學生，特別是有同盟會員身份的人，此時做官的機會多極了。比他早兩年回國的表弟俞笏山，這時也參加了譚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次長。另一方面，這時各種法政學校風起雲湧，除公立、官，紳法政外，還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經濟專科學校。楊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這些法政學校教書，而是選擇了待遇菲薄的新聞工作，在一家叫《長沙時報》的報社擔任撰述。

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學、同盟會員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農林總長，宋為了在民間開展反袁活動，委託一批留日的同學辦一張反袁報紙，即《民國日報》。參加報紙工作的有曾毅和皮宗石、周鯁生、李劍農等人，楊端六任經理。在報社裡，楊端六最負責任，漢口的夏天熱極了，楊端六整日在一間很小的房子里辦公，常忘記休息。當時，設在漢口法租界的《民國日報》，既是一個反袁的言論基地，又是一個秘密的聯絡機關。在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宋教仁以後，《民國日報》攻擊袁氏不遺餘力。袁世凱的親信通過湖北當局，賄買漢口法國巡捕房，逮捕了曾、楊、皮、周、李等主要骨幹，並要求引渡，準備引渡后“以軍法從事”。由於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國際公法的，法國又是一個標榜自由、民主和維護國際法的國家，因此，法國駐漢口領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請求，連夜把他們送到一艘英國輪船上開往上海。楊端六和周鯁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黃興的幫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項公費，於1913年初到了英國。楊端六進入了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攻讀貨幣銀行專業。

楊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倫敦，也到過德國和法國尋師訪友。那幾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留學生在歐洲也和當地人一樣，生活很清苦。1918年大戰結束，不久舉行的巴黎和會因在中國問題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慨。五四運動就是以此為近因發生的。遠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亦群情激憤。當時在英國的楊端六渡海與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王世傑、周鯁生、皮宗石等匯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向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請願。

楊端六到英國時已是28歲，這個年紀的男子未結婚，在當時的中國簡直是一個奇迹了。他到英國后便認識了袁昌英。袁昌英比他小10歲，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她的父親袁家譜(號雪庵，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也是理財專家，楊端六在國內即受到他的賞識。他和袁昌英異國相逢，兩人所學專業雖然不同，但志趣相似，由戀愛而訂婚，直到回國后完婚。結婚時，楊端六36歲，袁昌英26歲，是前一代學人中晚婚的典範。

女兒楊靜遠是英語翻譯家。

楊端六是1920年由英國回國的，還在英國時，商務印書館辦的《東方雜誌》就聘他擔任撰述，回國后即在商務工作，並在吳淞中國公學兼任經濟學、會計學教授。這年夏天，他回長沙，把他的母親和一個在湖南稻田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並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楊潤余接到上海，在閘北虯江路四達里定居。他這次回來，並不是專門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國公學和北京大學等四團體陪同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和英國哲學家伯蘭特·羅素到中國來演講。他們於1921年l0月25日到達長沙，楊端六擔任了羅素在長沙的第一回演講的翻譯，講題是《德國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世界政治》。楊端六自己也對長沙的聽眾講了《社會與社會主義》、《同業組織問題》和《介紹羅素其人——與羅素一夕談》三個專題。由於他的滿妹潤余是新民學會的成員，而這個學會的領導人毛澤東當時又兼任了長沙《大公報》的特約記者，因而與之相識，毛澤東還把端六伯的一次講話記錄了下來，用“楊端六講，毛澤東記”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長沙《大公報》的第十版上。儘管楊端六在一段時間中，對中國共產黨並不了解，但在全國解放以後，他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的政治態度是與20年代起他同毛澤東的結識有一定的聯繫。

1926年，楊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推薦，出任這個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屬的經濟研究所所長。那時該院僅有地質、歷史、經濟三個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長分別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楊端六由他的同學、研究院主任秘書楊杏佛(銓)的介紹，參加了國民黨。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時間並不長。因為李四光授命籌備擴大武漢大學，他就和李一道離開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間，他著重研究了中國對外貿易，與侯厚培等根據1864年至1928年間的海關清冊，著成《六十五年來中國貿易統計》一書，繪有圖表四十餘幅，成為中國第一部國際貿易資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視。

1930年，新的武漢大學(即由李四光任擴建委員長的武大)籌備基本就緒。作為這個大學的籌備人之一的楊端六全家遷到武昌，住在武昌曇華林街。1932年，羅家山(後來由聞一多先生易名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進山前區宿舍，抗戰前，他們在這裡住了八年。楊端六先後擔任教授兼經濟系主任、法商學院院長和教務長等職務。他始終上課，教授“貨幣與銀行”，他的著作《貨幣與銀行》於1930年在商務出版后，一直作為教科書，以後每年修訂，列為商務的“大學叢書”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數大學經濟系都用它作為教材。

錢昌照向蔣介石建議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聘請一些在野名流擔任委員，共同討論鞏固國防，抵禦外侮。後來這個委員會並未成立，而是由錢向蔣介紹胡適、錢端升、楊端六等23人分批地為蔣講課，楊端六從這時起認識了蔣介石。後來，蔣介石在他的軍事委員會裡成立一個審計廳，通過王世傑的關係，要他去當廳長。他對此事感到十分苦悶。這個廳長的職務應由軍人擔任，他以不是軍人推辭。蔣介石為了裝飾門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離開學校，不離開講台和不穿軍裝，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職。不料這些條件仍沒有推掉蔣的請求，除全部同意外，並授與上將軍銜。從1934年到1937年，楊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職二三個月。他去南京，仍舊長袍馬褂，從未穿過軍服。1938年因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這個閑衙門“審計廳”也就裁撤了。

抗戰爆發后，楊端六夫婦和他的同事們積極地參加愛國捐獻，還由袁昌英署名撰文表示毀家抒難的熱忱。1937年冬，武漢大學由武昌遷到四川樂山，是由楊端六踏訪地址、主持遷移的。樂山是個沒有軍事設施的小城，但日軍並不放過，在一場狂轟濫炸中，楊端六的家被炸毀，加上貨幣不斷貶值，這位理財專家卻一點不會理自家的財，不做生意也不會囤積生活資料，工資還是存入銀行，結果生活十分拮据。

解放后，楊端六的兒子也考進了武大。雖然他是院長，但從未過問兒女、侄子、侄女考學校的事。1944年6月，經濟系的同學為他做六十大壽，那時，物質條件十分困難，同學們不知從哪兒找來一些彩色紙，做了一個大壽字，壽字下有祝壽者的簽名，請他坐在茶話會的中間，合影留念。在武大，這樣的尊師盛會是少見的。1948年冬，楊端六接受他的同學陳劍修的一再邀請到桂林去講學。楊端六是帶著他的研究課題“中國貨幣史”去的，因為太平天國最初起義於廣西，太平天國錢幣在別處罕見，而桂林甚多。他們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將軍橋的一個教授宿舍里，夫婦倆都沒有開課，楊端六應同學請求，作過幾次“中國貨幣史”的演講。解放后，他們一家搬回珞珈山，楊端六仍任經濟系教授。那時，他已有60多歲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課，跌了一跤，以後，學校就照顧他不上課了，在家裡做研究工作。

楊端六對自己，誠誠懇懇地接受思想改造；對國家，努力地從事著作，在50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貨幣史稿》，後來由三聯書店出版。50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委員。1956年參加了“民革”組織。1957年，楊端六和袁昌英被錯劃為“右派”，楊端六深知妻子在解放后努力思想改造，決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因而精神受到刺激。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衝擊，在身邊的獨生子楊弘遠教授也被迫與他分居，遠在北京的女兒楊靜遠下放到“五七”幹校，自顧不暇，這時他已身患重病，獨自住在醫院。1966年9月30日，享年81歲的楊端六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去世。

中國舊時商業記帳是流水簿，這種方法只能簡單地表述資金收付情況。隨著商事日繁，不能不謀求改革了。1917年，有一個在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留學生，在國內發行的《太平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商業與會計》，第一次把現代會計原理和商業活動有必要採用的現代會計方法介紹給中國商界。這篇論文的作者，就是後來成為中國經濟學界名人的楊端六教授。

1921年9月，商務印書館實行大改組，王雲五齣任商務編譯所所長，他感到商務的財務制度是非改不可了，於是與深通現代會計的專家楊端六簽訂了全面改革商務財務工作的合同，著手改革。不久，立見成效，不僅商務滿意，而且使中國舊商界耳目一新。後來楊端六正式出任商務的會計科長。被人稱為商務的“金柜子”。中國的商業會計工作者們稱他為中國商業會計學的奠基人。

貨幣學與銀行學研究

自19世紀中葉以來，由於鴉片和其他工業品的輸入，一方面是白銀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國的錢幣如鷹洋等也在市面流通，中國一直為貨幣問題所困擾。20世紀開始，首先從日本引進一些現代貨幣學知識，當時進行幣制改革，使得理論研究更加有的放矢。2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從壟斷金融入手，為對付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又一次白銀外流，取消金銀本位制，發行不兌換的法幣，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戰時物價波動以至爆漲，都使經濟學家關心貨幣問題的討論，這是楊端六所遇到的時代熱點之一。

楊端六在1917年就翻譯了衛士林的《支那貨幣論》，同年只有李翰章等合譯了日文的《貨幣學》，以後要到20年代才有其他譯作問世。1923年1月，他出版《貨幣淺說》，介紹了貨幣的起源、種類和作用，批判了當時有人主張廢除貨幣的論點。這雖然是一本小冊子，卻是國人自撰的最早的貨幣學著作，以後要到1930年才有葉作舟的《貨幣新論》等大批著作陸續出版。1923年1月，他出版了《銀行要義》小冊子，分概論、銀行之種類、商業銀行之業務、銀行之協同與壟斷幾章。關於銀行學，此前已有七八種著作面世，不算領先之作，但是他的《信託公司概論》(1922年1月初版)，對於信託公司這樣的金融機構，卻是最早的介紹性著作之一。

楊端六在會計、統計和審計這幾個領域的活動，體現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優勢，既是一位經濟學家所具備的素質的反映，也出於他擔任的公職需要完成這些實務，可以認為是一位管理學家的業績。

早在1917年，他就在李劍農等人編輯的《太平洋》雜誌上發表了《商業與會計》一文，論述商業應當採用現代會計方法。1920年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他發現作為全國比較先進的這家股份制企業存在“事權不統一，館中無人懂得商業，無人能通盤籌算”等問題，而且“編譯所待遇甚劣，設備(圖書、房子)甚不完備，決不能得第一流人才。”深以為憂，使前來考察的胡適認為這些看法“極中肯要”。後來該館的負責人高鳳池、張元濟、高夢旦和所長王雲五也認識到一些問題，任命楊端六為會計主任，全面改革財務制度，不久便見成效，新式記帳方法推動了近代化管理，也引起其他企業的仿效。

楊端六在1922年10月出版了《記帳單位論》一書，副標題是“中國會計學之根本問題”。通過楊端六此書的論證，以及單位如何選擇、應用，到1933年政府宣布廢兩改元和1935年的法幣政策，才變得簡化。1923年10月，他的《商業薄記》出版，這在當時是內容豐富的一本教材，此前早在1907年就有留日會計學家謝霖、孟森的《銀行薄記學》、1913年楊汝梅的《最新商業薄記》，都是參考日本的教材；以後留美回國的潘序倫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和會計學校，才大量出版歐美派的會計書籍，楊端六的著作可說得風氣之先。1943年，他的《現代會計學》出版，這屬於會計核算理論，包括整理帳與統馭帳、單據制度、分店會計、銀行會計、成本會計、標準會計、政府會計、外幣處理方法、國幣價值變動問題等9章，作為大學教材是很全面的了。尤其是成本會計，使得管理者能及時發現運營中的問題，大大提高管理的效能，在當時是比較新穎的知識。

楊端六在中央研究院期間，查閱和統計了歷年來的海關檔案材料，與侯厚培合作完成1864年-1928年間《六十五年中國貿易統計》一書，8開精裝巨冊，漢英對照，全部是圖表。如“歷年來對外貿易總值比較圖”、“歷年來入口貨凈值比較圖”、“歷年來出口貨值比較圖”等19幅統計圖，“六十五年來出入口貨價總數統計表”、“六十五年來出入口貨價折成美金統計表”、“出口貨總值分類統計表”等21種統計表，按商品性質分為飲食物、原料、製品、雜類等4大類，共120小類。反映了楊端六等人進行統計研究的功力，填補了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研究的空白，成為重要的外貿參考書，也是宏觀管理外貿的依據。

南京國民政府在1929年根據美國專家甘末爾(E.W.Kemmerer)等人組成的“財政設計委員會”意見，實行“超然主計”和“獨立審計”制度，在管理上這是一個進步。1931年冬，九一八事變后，教育部常務次長兼國民政府秘書錢昌照向蔣介石建議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撇開政府官員和宋、孔、二陳的人，以財政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專家為主。這樣，楊端六齣於愛國熱忱，加之對蔣介石的拉攏、欺騙認識不清，也就進入了這個圈子，成為向蔣介石講過學的二三十位著名學者專家之一。1934年這個委員會變為官僚資本產業集團的組織機構，楊端六沒有參加，卻被蔣介石任命為軍委會審計廳廳長。楊端六為此十分苦悶，其實蔣介石只是借學者裝飾門面，並不真要他去監督，所以對他的推辭之詞，如不離開武漢大學、不離開講台和不穿軍裝，僅利用暑假去南京二三個月等，全部答應，且授予上將軍銜。楊端六成了軍委會中唯一不穿軍裝的“上將”，直到1938年遷都重慶被裁撤。儘管如此，他卸任時，不到3天，就把一切工作交代得清清楚楚，表現了無論對什麼事都踏實、細緻、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

楊氏的《工商組織與管理》

20世紀初，首先是從美國，開始了科學管理運動，以泰羅(F.W.Taylor，1856年-1915年)的《科學管理原理》(1911年)出版為標誌，在1916年已被穆藕初(1876年-1943年，後任工商部常務次長)譯成中文。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德國和歐美日又推行合理化運動，是全國規模的產業部門管理科學化運動，1930年也由楊東蒓(1900年-1979年，早期是李大釗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后成為知名學者)等人在中國介紹。中國的商科院校，從20年代即開設“工商管理”課程，涉及科學管理基本原理和方法的講授，教本以翻譯金布爾(D.S.Kimball,1865年-1952年)《工業組織原理》為主，也有幾本自編的教材，但流傳不廣。

楊端六因為在經濟系講授這門課程，便編寫了一本經過他精心消化吸收的《工商組織與管理》教材，於1944年正式出版，這時他已59歲了，可以說將大半生學習和參與公司及學校管理的知識及經驗也融匯進去。該書不是專門談科學管理的著作，而是全面介紹工商企業的組織與管理知識，適合一般大學生的教學需要，但又盡量汲取符合科學性的管理思想和方法。這在當年中國工商業設施相當落後的現實條件下是比較適用的。該書附載的參考書目相當豐富，楊端六這樣做的理由，也表明他著述的嚴謹和認真。令人驚異的是，他採用的參考書約有120來種，包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查爾斯·巴貝奇的《關於機器和製造業的經濟》這樣一些早期的科學管理的前驅性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工業經濟學》、《工業與貿易》，還有泰羅的《科學管理原理》、《車間管理》，邁耳斯的《產業合理化》、國際勞工局的《合理化概況》、德國國家工業資料處的《德國的產業合理化》這樣一類科學管理權威著作更不用說了；甚至有蘇聯的《有效勞動法規文獻選集》，還有作為科學管理中的專門討論人的因素的《人事管理》等著作；還收入了西蒙斯的《工業中的個人關係》這樣很早討論人際關係的書籍；以及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1934年)，書中最早最系統地提出了“創新”理論，這是中國在20世紀末最熱門的話題之一，也被楊端六在五十多年前就收入了。僅僅憑著這裡所舉的部分例子，評價楊端六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管理科學化的重要先驅者之一，是無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