徂徠書院
徂徠書院
徂徠書院為北宋四大書院之一，曾在中國書院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南宋宰相范成大《驂鸞錄》首舉徂徠書院，在歷史上，范成大最早的提出了古代四大書院之說：“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中國古代四大書院的說法，即起源於此。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曾言：“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
孫復、石介是泰山徂徠書院的創始人。泰山徂徠書院是北宋初年山東境內最早、最著名的書院。山東徂徠書院，開啟了宋代古文運動的序幕，代表了儒家的一種積極入世的文化，流動著儒家文化的風骨，它在齊魯文化中，應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所有這些，不僅對於中國古代書院史的考察，而且對於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研究，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泰山徂徠書院也成為泰山文化史上富有理性光輝的篇章。
宋代理學大師朱熹曾說：“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胡瑗）、泰山孫明復（孫復）、石守道（石介）三人。”朱熹所說的以上三個人，就是和泰山徂徠書院有緊密聯繫的當時著名的學者孫復、石介和胡瑗。也就是，當時著名的“宋初三先生”。
徂徠書院的創始人孫復、石介二人以儒家理學精神為先導，培養了一批富有成就的人才，樹立了一代嚴謹學風，形成了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泰山學派”，泰山徂徠書院門生弟子云集，著名的有姜潛、劉牧、張洞、李蘊、祖擇之、杜默、張續、李常、李堂、徐遁等人。金代的黨懷英、清代的趙國麟都曾讀書於此。
徂徠書院
“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中國古代四大書院的說法，即起源於此。
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曾言：“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
徂徠書院：徂徠山
徂徠山在泰山東南側，徂徠山，又稱龍徠山，馱來山，是泰山的姊妹山。《詩經·魯頌》有“泰山岩岩，魯邦所瞻”的吟詠，也有“徂徠之松，新甫之柏”的讚美，唐朝大詩人李白曾隱居於此。早在2000多年以前，泰山與徂徠山的美名就已經名揚天下了……
徂徠山最高峰太平頂與泰山玉皇頂遙相對峙，故有“泰山徂徠”相提並論的說法。宋景祐四年（1037年），北宋著名學者孫復（996年-1057年）在泰山岱廟東南隅建通道堂，后移至泰山腳下，定名泰山書院。
宋寶元元年(1038年)至康定元年(1040年)，徂徠山人、北宋著名學者石介（1005年—1045年）在家鄉服喪期間，在徂徠山長春嶺創建徂徠書院。就像玉皇頂與太平頂雙峰並立那樣，泰山書院與徂徠書院也相鄰而建，互映生輝，讓一域文化華彩流溢而傳之久遠。
泰山與徂徠山，亦因一脈相承的泰山徂徠書院而一同名揚四海，那時，這一帶的書院鼎盛一時，琅琅書聲傳盪在高山之之中……
孫復、石介是泰山徂徠書院的創始人。
孫復、石介二人既是著名的古文家、教育家，也是宋代理學的先驅。
泰山徂徠書院是北宋初年山東境內最早、最著名的書院。
山東徂徠書院，開啟了宋代古文運動的序幕，代表了儒家的一種積極入世的文化，流動著儒家文化的風骨，它在齊魯文化中，應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所有這些，不僅對於中國古代書院史的考察，而且對於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研究，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泰山徂徠書院也成為泰山文化史上富有理性光輝的篇章。
徂徠書院的創始人孫復、石介二人以儒家理學精神為先導，培養了一批富有成就的人才，樹立了一代嚴謹學風，形成了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泰山學派”，一時，泰山徂徠書院門生弟子云集，著名的有姜潛、劉牧、張洞、李蘊、祖擇之、杜默、張續、李常、李堂、徐遁等人。金代的黨懷英、清代的趙國麟都曾讀書於此。
徂徠山上，古迹眾多。據初步普查，今存寺廟3處，碑碣54塊，摩崖刻石113處，古樹名木千餘株。
《詩經》、《史記》對此山有多處記載，歷史名人多有題詠，民間傳說更是數不勝數。
徂徠山上，有吳王駐蹕的中軍帳，有西漢赤眉軍起義的根據地—天勝寨，有北齊時的映佛崖摩崖刻石，有唐代大詩人李白與山東名士孔巢父等6人隱居處，有徂徠山抗日武裝起義遺址等，歷史文物古迹豐富。
徂徠書院，附近有攢石崮陡拔峻峭，周圍獨秀峰、車轍山、崆崆山等，姿態各異，爭奇斗險。西部平曠，著名的“徂徠夕照”，令人心馳。徂徠書院南靠竹溪，“竹溪六逸”隱於此。北望泰山，山勢飄渺，猶如蜃樓。極目四望，怎一個“曠”字了得，心胸跟著開闊的無邊。
宋代理學大師朱熹曾說：“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胡瑗）、泰山孫明復（孫復）、石守道（石介）三人。”
朱熹所說的以上三個人，就是和泰山徂徠書院有緊密聯繫的當時著名的學者孫復、石介和胡瑗。也就是，當時著名的“宋初三先生”。
徂徠書院
孫復，字明復，原籍晉州平陽（今山西平陽），少年好學，精通《春秋》經傳，曾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但都沒能得中。孫復不僅在青年時代，就是在窮困潦倒之中也發憤讀書，成名之後，仍是“病卧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上無斗升祿以養妻子”，“下無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以供伏臘”，生活相當艱窘，而他“日抱《春秋》、《周易》讀誦，探伏羲、文王、周公之心”。
孫復提倡“以仁義禮樂為學”，以繼承儒家的“道統”自居，特別推崇董仲舒、楊雄、王通和韓愈。孫復在《通道堂記》中說：“吾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他講學的目的在於“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孫復標榜“尊王”，大講“尊尊”、“親親”，強調臣對君、子對父的絕對服從，譴責“亂臣賊子”及一切越“禮”的行為，他的這些主張正迎合了北宋統治者的需要，所以當范仲淹、富弼向宋仁宗推薦孫復后，仁宗皇帝不僅擢用了孫復，而且當孫復年老病重時，還“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並“特官其一子”。
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徂徠書院另一個創始人石介調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為幕職官，結識了“流落京畿”的孫復，兩人一見如故。第二年，孫復由石介引領來到泰安，開始聚徒講學，兩年後，孫復又在岱廟東南的柏林地興建學館，孫複名之為“通道堂”，舊址就在岱廟漢柏院的南部。孫復在《通道堂記》中說：“予丁丑歲秋九月作堂於泰山之陽，明年春，堂即成，以是道處是堂，故名通道堂。”
從此，孫復就結束了流浪生活，有了廣致生徒、講學授經的地方。後來，岱廟擴建，通道堂址併入岱廟院內，孫復就到泰山南麓、六朝古剎普照寺西北、唐代詩人周朴讀書和修鍊的棲真寺，在那裡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構築廳室，聚徒講學，這就是“泰山書院”，又稱“泰山上書院”，規模是通道堂所不能比擬的。
徂徠書院
當年，胡瑗在泰山刻苦攻讀，十年沒有回家，終成學問豐厚、通古博今的大學者。讀書期間，無論生活多麼艱苦，胡瑗總是不廢學業。據記載，胡瑗每接到家裡的來信，只要看到書面上有“平安”二字，就把信投到書院旁的溪澗之中，以免讀信分散精力，影響讀書。後人遂將胡瑗投書的地方命名為“投書澗”，如今，該處已成為泰山著名的古迹之一。古人有詩讚頌：“泰岱名儒盛，三賢聚一堂。投書留澗古，講學有壇荒。道水輶軒慕，祠新俎豆光。傳經慚予職，仰止倍徬徨。”
宋慶曆二年（1042年）夏，石介服除，做了國子監直講。同年十一月，在范仲淹、富弼的推薦下，孫復也做了國子監直講，泰山書院也就停止了授業活動。隨著孫復、石介、胡瑗的到來，國子監卻由衰為興，人數從二三十人驟增至數千人，這可以看作是泰山書院學風在更大範圍內的傳揚。
“宋初三先生”得到了泰山人民的世代敬仰，當地建有“三賢祠”以春秋致祭，而“景賢石”、“授經石”、“講書台”、“投書處”等題刻更是將泰山書院銘刻千秋。正像三賢祠對聯寫的那樣：“道仰傳薪，快有經書留舊席；人高侍立，妙兼風雨對名山。”
徂徠書院
石介是地道的徂徠山人，1005年生於兗州奉符（今山東泰安市岱嶽區徂徠鎮橋溝村）。世代以耕田為業，其父石丙到了六十多歲才當上縣令，是他家族中第一個為官之人。歐陽修曾評價石介：“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
二十多歲時，石介北游魏地，到宋初古文家柳開的出生地瞻仰柳氏遺跡，后又南下宋城（今河南商丘），進南都學舍，跟隨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誦讀詩書。天聖八年（公元1030年），二十六歲的石介中進士，同科的有歐陽修等，任鄆州觀察推官。
石介性格耿直剛烈，嫉惡如仇，敢言直諫、毫無顧忌“指切當時，是是非非，毫無顧忌”（《宋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一》），曾上書直諫仁宗，指責仁宗寵幸美女，飲酒無度，鐘鼓連晝夜。致使仁宗心中很不高興，雖有杜衍推薦，卻是罷而不召。后因父母相繼謝世，他只好守喪在家。當時，外族入侵，西北邊疆烽火四起，石介身居徂徠，心憂天下，他通過詩歌來表達自己憂慮的心情：“平生讀詩書，胸中貯經綸。薄田四五畝，甘心耕耨勤？依鋤西北望，涕淚空沾襟。”（《偶作》）。就在此時他創辦了徂徠書院，傳授自己的治國之道。
慶曆二年（1042年）夏，石介丁憂期滿，因杜衍再次推薦被召為國子監直講。第二年，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杜衍等人被仁宗器重，皆任高官要職。施行“慶曆新政”。石介欣喜若狂，精神振奮，說：“這是大好事，我應當歌頌。”於是，他寫了《慶曆聖德詩》，贊革新派，貶保守派，指責反對革新的夏竦等人為大奸。石介的行為使夏竦等人深深銜恨在心，自此成為死敵。當時，同任直講的孫復提醒石介說：“你的災禍從此開始了。”果然，夏竦為解切齒之恨，便從石介開刀，進一步打擊革新派，他命家中傭人摹仿石介筆跡，偽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的信，內容是革新派計劃廢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說不清，只好請求外任，變法遂告失敗。慶曆五年（1045），范仲淹等人有被保守派誣陷搞“朋黨”活動，革新派相繼罷職，石介也在“朋黨”之列，成了眾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東鄄城縣北）任通判，未到任所便病死家中，終年四十一歲。
石介死後，夏竦等人並未甘休，欲置革新派於死地。當時，徐州孔直溫謀反，敗露后被抄家，石介過去與孔直溫的來往書信也被查抄出來。夏竦藉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說石介其實沒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內應，夏竦等人要求發棺驗屍，古人講究入土為安，夏竦這一招確實狠毒至極，宋仁宗兩次派官員去發棺驗屍，參加石介喪事的數百人集體保證石介已死，才倖免發棺。這事震驚全國。
歐陽修對此義憤填膺，在慶曆六年（1046年）的一個秋夜，他含淚打開石介的遺著――《徂徠集》，寫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長詩 《重讀徂徠集》，詩中寫道：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已埋猶不信，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我欲犯眾怒，為子記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
此詩呼天搶地，感人肺腑，後人稱譽：“英辨超然，能破萬古毀譽。”
石介死後，險些被發棺驗屍，他的妻兒受到牽連，被羈管他州，流亡數年，靠人接濟度日。20年後石介方被安葬於橋溝老家，歐陽修撰寫了墓誌銘，石介才得到安息。
然而，更讓人痛惜的是，900多年後的一場文革完成了宋代皇帝沒有完成的事情—石介墓被平毀，隨著消失的還有20畝的墓林，千株古柏，明萬曆年間御史宋燾立《宋太子中允徂徠石先生神道碑》，也就是石介墓，明代學者吳希孔書《宋故太子中允石介之墓》碑（碑側嵌蘇軾及劉概詩碑），石介於宋康定二年(1041年)所撰《石氏先塋表》碑，歐陽修撰書《徂徠先生墓誌銘》等。
徂徠書院被日本人炸毀了，石介墓被文革平毀了，石介在當地人的心中也沒留下痕迹，我們從精神和形式上對石介進行了虐殺。徂徠書院的斷牆殘窗空對著徂徠夕照，安慰石介的也許只有牧羊人的吆喝和安靜的在廢墟旁吃草的山羊了。
石介一生，儒家積極進取的思想始終佔主導地位。排斥道佛，標舉儒家正統思想。主張文章必須為儒家的道統服務，為現實服務，極力抨擊宋初浮華的文風，指責楊億的西昆體是“蠹傷聖人之道。”
石介的文學成就對後人影響很大，歐陽修、蘇軾、劉概都對他甚為讚揚。
石介有強烈的民本思想。他在《根本策》一文中說：“國家就是百姓，有百姓就有天下，否則天下就名存實亡。善於治理國家的人，一定重視百姓，因為百姓是國家的根本。”
縱觀石介的一生，可以說是令人蕩氣迴腸，驚悚跌宕的悲劇一生，悲劇來源於他的性情剛烈、嫉惡如仇，也有人批評他過於“躁急”，即政治上不夠成熟。
但是，石介“鐵肩擔道義”，作為一名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一旦過於“成熟”，就必然大大減弱其思想上的鋒芒，我們是否更應該喜歡那些“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堅定豪邁和熱血沸騰呢？畏畏縮縮、油腔滑調的政治成熟顯得太齷齪，我們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是不是缺少了石介一樣的熱情和血性呢？
我們中的大多數國民，是不是一群唯利是圖的勢利文人在中國的當代文壇迎合著權貴和低俗的社會需求？是不是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激情不再？是不是那種為民請命、甘灑熱血的豪情也被蕩滌的乾乾淨淨？
快快醒來吧！吾之民族！吾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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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進一步表示敬重，馮將軍又邀請石、宋、趙三賢後人會見，當時三姓後人去了百餘人，馮將軍握著石介後人石景謙的手與之交談良久，並贈與禮品。
泰山五賢祠分東西兩院，東院為祠，西院為講書堂。祠后石崖上有題刻“講書台”、“授經台”、“千秋道岸”、“能使魯人皆好學”等，多少讓人看出些儒家學府當年的影子。
五賢祠前溪畔有石亭，額書“洗心亭”，四面皆為清代人題聯，似也沒什麼佳句。
馮玉祥在“洗心亭”內題的標語：“你忘了沒有，東三省被日本人侵佔了去，有硬骨頭的人應當去拚命奪回來！”看了讓人血涌心熱。
石介少有大志：“有慕韓愈節，有肩柳開志。”
石介“固窮苦學”，宋人張師正《倦遊雜錄》記載，石介在應天書院讀書時，“王侍郎瀆聞其勤約，以盤餐貽之”，石介沒有接受。他說：“朝享膏梁，暮厭粗糲。”為了專心讀書，他甘願過著清貧的生活。
石介26歲即中進士，在人生得意之時相識了“屢困場屋”的孫復。當時，他們兩人在功名及官職、地位方面都有高下之別，石介不以功名和職位待人，而是推尊孫復的學問和道德，拜孫復為師，且“執弟子禮甚恭”。
歐陽修在《孫明復先生墓誌銘》中記有這樣一件事：“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忘與人，聞（孫復）先生之風，親見之。（石）介執杖屢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則拜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之禮，莫不嘆嗟之。”
宋景祐三年（1036年），因母去世，石介歸家奔喪，開創徂徠書院講學。對於學生，石介沒有師道尊嚴的架勢。《倦遊錄》記載：石介“以誘掖後進，敦獎風教為己任”，“生徒咨問經義，日數十人，皆怡顏和氣，一一為解，殊無倦色”。
一時，徂徠書院門生弟子云集，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姜潛、劉牧、張洞、李蘊、祖擇之、杜默、張續、李常、李堂、徐遁等人。
做為石介好友之一，歐陽修賦詩稱頌：“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嵯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