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文化

鄂爾多斯是蒙古古部名。鄂爾多斯地區是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地理概念。它指的是黃河中斷、陰山之南，被大河從西----北----東三面環繞的屬於黃土高原北端的延續地帶，這是一個天然形成的相對獨立的地理單位。這一地區，秦漢時稱“河南地”、“新秦中”，明代以後稱為“河套”。《明史》上說：“大河三面環之，所謂河套也”。清人楊江《河套圖考》說：“河以套名，主形勝也”，“譬河以繩，所套之地是也”。15世紀中葉，蒙古鄂爾多斯部開始駐牧於此，故又稱之為鄂爾多斯地區、鄂爾多斯高原。鄂爾多斯地區除包括今天的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全部以外，還包括與之相鄰的巴彥淖爾盟的后套和寧夏、陝北的一部分地區。

（“河套人”與“河套文化” ）

1922年，法國天主教神父，地質古生物學家桑志華（E.Licent）在鄂爾多斯地區根據當地蒙古人旺楚克提供的線索找到了盛產動物化石的薩拉烏蘇河大溝灣，並從地表拾到了三件已相當石化的人類肢骨。1923年，桑志華和另一位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組成一支 考察隊在鄂爾多斯地區進行考察，先後發現了水洞溝與薩拉烏蘇河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後來，德日進在室內研究中，從1922年採集的一堆羚羊牙齒和鴕鳥蛋片中意外地發現了一顆石化程度很深的人類的上門齒。這顆牙齒經北京協和醫院解剖科主任卡達生（Davidson Black）研究，命名為“河套牙齒”（The ordos Tooth）。四十年代，我國的石器時代考古學家裴文中在他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兩個中文名詞。“河套人”以那顆“河套牙齒”為代表，“河套文化”以水洞溝（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境內）與薩拉烏蘇河今內蒙古自治區烏審旗境內）兩地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物為代表。

1956----1960年間，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汪宇平曾三次赴薩拉烏蘇河一帶調查發掘，他在范家溝灣又發現一處舊石器地點，並從薩拉烏蘇河的現代階地堆積物中找到了一件人類頂骨和一件股骨化石。后經我國古人類學家吳汝康研究，認為河套人“可能比西歐典型的尼安德特類型的人類更為接近於現代人，也就是更可能是現代人類的直接祖先”。六十年代以來，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研究所、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多家單位在裴文中、賈蘭坡先生的組織帶領下曾多次到鄂爾多斯薩拉烏蘇河一帶進行綜合考察，陸續發現了一些人類化石與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

到1980年，在薩拉烏蘇一帶發現河套人類化石有額骨、頂骨、枕骨、單個門齒、下頜骨、椎骨、肩胛骨、肱骨、股骨、脛骨、腓骨計23件，其中有6件河套人化石材料發現於薩拉烏素組原生地層里，解決了河套人的確切原生層位問題，河化石的科學價值得到了確認。在薩拉烏素河沿岸發現的舊石器文化地點兩處，一處在邵家溝灣，1923年由德日進和桑志華髮現，當時發掘得到一批石製品和大量人工打碎的動物骨頭；另一處在范家溝灣，1956年汪宇平發現，他先後在此採集了80多件石製品和一些人工打碎的動物骨頭，發現了一些燒骨和炭屑。1980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蘭州沙漠研究所等單位進行綜合考察時，又在范家灣溝發掘到130多件石製品和大量人工打碎的動物骨頭，同時採集到相當數量的灰屑。

經科學界研究初步認定：河套人的體制特徵接近於現代人，但還保留著某些較現代人原始的特點，它在人類的進化階段屬於晚期智人。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實驗室用碳14方法測得河套人的年代為距今35000多年。薩拉烏蘇河一帶發現的舊石器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產物，它在文化傳統上可以歸於華北地區的“周口店第1地點（北京人遺址）----峙峪系”。

河套人及其河套文化遺址從1922年發現以來，已歷七十餘年，雖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對於這一內容相當豐富，地理位置相當重要的遺址來說，發掘與研究工作還顯得不夠。今後，隨著更多的材料的發現，我們還應該在河套人的生活環境、時代文化特徵，薩拉烏蘇地區人類活動的歷史以及與周圍地區的聯繫等方面展開更深入、更系統的研究。

這，就是“河套文化”，它揭開了鄂爾多斯文化史上耀眼奪目的第一章。

從仰韶到龍山

朱開溝在鄂爾多斯地區的四道柳川與束會川之間、伊金霍洛旗納林塔鄉境內。1974年，自治區與伊盟的文物工作者在這裡發現了一處縱跨新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址。發掘證明，朱開溝的文化內涵與出土的器物自成一相對完整體系，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故命名為“朱開溝文化”。

朱開溝文化遺址總面積達50萬平方米。根據對地層和發掘出的器物群的初步研究，這裡的文化大體可以分為五期。據碳14法測定。第一期距1980年為4450±70年，第五期距1980年為3420±70年，朱開溝文化早晚延續約1000年。朱開溝文化遺址中的文化遺存十分豐富。這裡發現的許多陶器作坊遺跡，說明新石器時代鄂爾多斯地區的制陶業已經走過了漫長的歷程，並且逐漸興盛達到了較高的發達程度。在這裡的仰韶文化晚期的文化遺存中，發現了半地穴式的石屋與窯穴。半地穴式石屋在人類建築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大量石器和陶器說明，仰韶文化時期鄂爾多斯地區仍處於原始氏族社會農業部落階段。在龍山文化時期的文化遺存中，陶器尤為豐富，器物的演變序列比較清楚，陶器藝術既反映了傳統的承繼與保留，也反映了對周邊地區（特別是中原地區）文化的吸收，表現了鄂爾多斯地區在歷史上的文化交流與匯合。在朱開溝文化的晚期遺存中，發現了大量的青銅器，說明鄂爾多斯地區在早商時期已經具有較發達的經濟與較高的生產水平。

總之，朱開溝文化內涵豐富，歷史跨度較大，它上承古老的“河套文化”，中經“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又下啟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的先河，它是鄂爾多斯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此外，在鄂爾多斯高原發現的仰韶文化遺址主要的有準格爾旗烏日圖高勒鄉壕賴梁遺址與伊金霍洛旗東北、東勝市東南的爾吉奈曼溝遺址。鄂爾多斯發現的龍山文化遺址較多，屬於龍山文化早期遺存的腦包溝門、荒地窯子等，屬於龍山文化晚期遺存的有房塔溝、寨子上、西麻青等。從這些豐富的文化遺存中，我們可以探尋出數千年前生活在鄂爾多斯大地上的人們留下的歷史蹤跡。

鄂爾多斯青銅文化是鄂爾多斯文化史上的一顆明珠，它以鄂爾多斯為中心廣泛流佈於中國北方以至歐洲。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濫觴於早商時期，到春秋晚期達到鼎盛階段，到戰國晚期漸趨衰落，延續到東漢或更晚時期。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有兵器、工具、裝飾品、生活用具與車馬具等，其製作工藝與表現手法具有很高的藝術水平。鄂爾多斯青銅器與鄂爾多斯動物紋的完美結合，融鑄成為鄂爾多斯文化史上的一大藝術奇觀。

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發源於鄂爾多斯高原，流布相當廣泛。在殷墟文化期，除近鄰晉、陝地區外，向南已波及到渭河流域、豫北殷墟文化和先周文化區域，向東達遼東沿海。西周至春秋時期，在河北北部和內蒙古東部大部分佈於夏家店上層文化區域，向北經蒙古至外貝加爾的廣大地區，尤以米努辛斯克盆地較為集中，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多分佈於內蒙古、陝西、寧夏、河北等地的戰國秦趙長城沿線，向東似不越過承德至張家口一線。兩漢時期，主要分佈於蒙古境內，北至西伯利亞，西至阿爾秦，東達遼寧西豐縣。

鄂爾多斯青銅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與周圍的中原文化，東北地區的夏家店上層文化，西伯利亞卡索拉文化，塔加爾文化等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既有對周圍諸文化的吸收，也有對周圍諸文化的影響。

關於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的族屬問題，文物考古工作者認為，商周至春秋時期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應為狄人的先期文化和狄人文化。隨著氏族的演變和發展，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可以稱之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戰國晚期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又可能是林胡的遺物。到兩漢時期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則是匈奴族的遺物。總之，鄂爾多斯青銅文化是以匈奴為主體的我國北方諸部族或諸民族共同創造的。

鄂爾多斯地區是匈奴民族最早的棲息地和活動搖籃之一。河套匈奴文化是鄂爾多斯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鄂爾多斯地區發現的河套匈奴文化遺存主要有青銅器、青銅飾牌、銅鏡、鐵器、陶器、漢字瓦當、官印及金、銀、玉、瑪瑙、琉璃等物品，內容豐富，數量之多，工藝之精，均屬罕見。1972年冬，杭錦旗阿門其日格公社桃紅巴拉東北4公里阿魯柴登沙窩子中出土了一批飾有各種動物紋的金銀器，1973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派李作智、田廣金等前往調查，結果在這一帶發現了一批春秋晚期和戰國時代的匈奴墓葬。1975年，內蒙古博物館與文物工作隊在准格爾旗大路公社玉隆太村發現了戰國時期的匈奴貴族墓。1979年准格爾旗卜爾陶亥公社西溝畔村民張先寶發現一批文物，內蒙古文物工作隊與伊盟文物工作站派員調查，又發現一處戰國時期的匈奴墓地。1980年，文物工作者又在西溝畔發現匈奴墓地。此外，東勝縣的補洞溝，伊金霍洛旗的公蘇壕，准格爾旗的速機溝等地均發現大量匈奴文化遺存。

經綜合整理研究，學者們將河套匈奴文化劃分為青銅時代（商到春秋時期）、早期鐵器時代（戰國時期）、鐵器時代（兩漢時期）。匈奴的青銅時代，大約是從原始氏族到部落聯盟時期。到鐵器時代，匈奴才進入建立統一國家的文明社會。在匈奴文化的發展史上，漢民族的文化影響十分鮮明。匈奴分為南北二部之後，南匈奴入塞，在鄂爾多斯地區居住百餘年，共傳19代單於。東勝曾發現一方“漢匈奴栗借溫禺？”印，可能是漢頒發給南匈奴的印章。北匈奴西遷，馳騁於歐亞草原，推動了歐洲古代史的發展。歷史證明，匈奴民族對於鄂爾多斯的開發，對於豐富我國的古代文化寶庫，對於溝通中西文化交流，均有重大貢獻。

魏晉南北朝時期，邊疆各民族與中原地區的接觸日益頻繁，出現了北方各民族紛紛南下入居中原的民族大遷徙與大融合的局面。此時的匈奴人大多集中於鄂爾多斯東南部地區。而早先居於漠北的鮮卑族佔據了鄂爾多斯大部地區。公元386年，鮮卑族建立北魏。河套地區又為匈奴鐵弗部（由匈奴男子與鮮卑女子婚配產生形成）所佔據。公元407年，鎮守朔方的鐵弗部首領劉勃勃在鄂爾多斯地區建立“十六國”之一的大夏國。大夏建國后，又在鄂爾多斯興建了大夏國都，是為“統一天下，群臨萬邦”的“統萬城”。大夏立國，凡25年，到公元431年為北魏所滅，而城猶未毀，遺跡至今尚在。

鄂爾多斯地區，不僅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而且有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開發鄂爾多斯文化資源，承繼這一份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對於建設繁榮富庶的鄂爾多斯，塑造鄂爾多斯形象，弘揚鄂爾多斯精神，讓鄂爾多斯大步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義。研究鄂爾多斯文化，發掘鄂爾多斯文化資源，對於華夏文化研究的深入，對於新時代中華文化的建構與發展，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僅對鄂爾多斯文化的民族特色這一論題展開一些初步的歷史考察與理論探索，尚祈方家示正。

古代鄂爾多斯地區，沃野千里，又有大河環繞，水草豐美，氣候濕潤，資源富集，是人類生存的理想家園。鄂爾多斯地區，是我國古代“河套文化”的發源地。“河套人”是迄今為止在內蒙古地區發現的最早的人類，距離今約35000多年。“河套文化”是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一種古文化。鄂爾多斯地區作為我國古代文化的一個搖籃，它自古以來就是眾多民族共同活動的歷史舞台。

我國自古就是一個統一多民族的國家，鄂爾多斯的文化面貌即十分典型地反映出這樣的特徵。幾千年來，許多經濟形態不同、人口眾寡不同的民族在鄂爾多斯地區生活過，其中有不少古老的民族經過多次的交融之後，已逐漸消失，它們已融合到其他一些民族之中去了。但是不論其至今是否存在，更不論其至今是否生存在鄂爾多斯地區，在鄂爾多斯地區的開發建設中，都曾做出過貢獻。它們在鄂爾多斯文化的生成、發展與繁榮中都發揮過別的民族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這些眾多的不同民族，共同創造、培植了鄂爾多斯文化。鄂爾多斯文化歷史悠久，內容豐富，今擇其大端列數三五以見其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