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陵基

王陵基，字方舟，雅號“王靈官”，但一般相熟的人都叫他“王老方”。因其為人岸然自高，與道家寺觀裡面的“靈官”同姓，取其同聲通假，所以又叫他“王靈官”。四川省樂山縣（今樂山市中區）人。四川武備堂畢業，后留學日本學習軍事，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國民革命軍第9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30集團軍總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四川省軍管區司令，第7綏靖區司令官。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銜，是川軍中資格最老的將領之一。

民主革命時期，早年留學日本，與劉存厚、張邦本為同學。1908年任四川陸軍軍官學速成學堂副官，是劉湘、楊森的老師。辛亥革命後任川軍第2鎮標統。民國初年，在四川軍閥連年內戰中，他始終站在北洋軍閥一邊，與熊克武等國民黨人相對立。1913年任川軍第2師先遣支隊長兼川東宣撫使，參加討伐袁世凱，隨後投靠北洋政府，先後歷任川軍第1師2旅4團團長，第1師5旅旅長，第15師師長兼重慶鎮守使。1913年10月31日授陸軍少將加中將銜。1916年袁世凱死後，任煙台鎮守使兼煙台知事，同年5月24日授陸軍中將銜。1922年夏投奔楊森，任川軍第2軍參謀長，旋任川軍第2軍第6混成旅旅長。

大革命時期，1924年改投劉湘，任川滇邊務督辦公署陸軍第28混成旅旅長，5月31日被北京國民政府將軍府授予尚威將軍銜。1926年任川康邊務督辦公署第3師師長兼江巴衛戍司令，12月任國民革命軍第21軍3師師長兼重慶警備司令。1927年3月31日造成空前的重慶“三·三一”大慘案。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31年任長江上游剿匪總指揮部代總指揮。1933年任四川剿匪總部第5路總指揮。1934年因圍剿紅軍失敗被撤職。1935年任四川省保安司令部警保處處長，代行保安司令。“七七事變”后，奉命率第三十集團軍出川抗戰。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4月任國民革命軍第30集團軍總司令兼第72軍軍長，出川參加抗戰。1939年10月因功兼任第9戰區副司令長官，11月13日晉陞為陸軍中將軍銜，駐防江西省，兼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40年5月25日授陸軍中將加上將軍銜。1945年5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日本投降后，調任第七綏靖司令官、江西省主席。不久，調任四川省主席，打起“四川反共救國”旗號。

解放戰爭時期，1946年7月31日晉陞為陸軍上將軍銜，晉陞同時退為預備役，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省保安司令，江西省軍管區司令。1948年4月調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四川省軍管區司令，又對四川大學學生狠下毒手，製造了“四·九”慘案。後任第7綏靖區司令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2月6日化裝潛逃時在四川江安縣被人民解放軍孫重遠同志等人逮捕，先後在重慶戰犯管理所、北京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是級別最高的國民革命軍被押戰犯。1964年12月28日獲得特赦。

1967年3月1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4歲。

王陵基出身於四川樂山一個地主家庭，自祖父以來都經營綢緞生意，初在樂山城內開成園綢緞莊，后在成都開成園綢緞莊。他少時曾跟郭沫若的大哥郭開文學習文章，不久就棄文就武。1903年7月，考入四川武備學堂，因年少英俊，聰明活潑，被視為人才，入速成班學習。一年後畢業，恰逢創建新軍，被分配到縣裡招募弁目（班長）學生訓練，隨即充任隊官從事弁目隊的訓練。后隨徐孝剛赴日購買武器，自請留學，如東斌學校讀書一年後，又入成城學校補習日文，與劉存厚、張邦本為同學。回國后，在川軍協統鍾穎部任主任參謀，隨部進駐拉薩。對西藏的風土、人情、地形、物產、特別是武派系等有所了解。

1908年，任四川陸軍軍官學速成學堂副官，為日本籍課長充當翻譯。因為劉湘、楊森、潘文華、唐式遵等一大批四川軍閥都是在這畢業的，因此以後劉湘為了表示尊師重道，經常老師前老師后的喊個不停，跟著底下一群軍官也跟著喊王老師。另一個速成出身的將領王纘緒很不服氣，背後撇著嘴說：“什麼老師啊，他不配，明明只是個是副官嘛，這就是劉甫澄（劉湘的字）的虛偽。”辛亥革命后經川督胡景伊保薦，任川軍第2鎮上校標統。不久升為模範團少將標統，由於他和北京政府派到軍校的負責人很熟，經常充當四川軍政府的代表去北京和北洋政府聯繫，後來，在四川南北內戰中，他一直主張走北洋路線，和孫中山的國民黨一系對抗。

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的時候，重慶鎮守使熊克武舉兵響應。他立即自告奮勇討熊，被胡景伊任為川軍第2師先遣支隊長兼川東宣撫使，從南充進攻重慶，但擁袁的貴州都督唐繼堯已經派先鋒黃毓成搶先攻入重慶，他隨即和黃軍展開巷戰，經重慶商民告狀后兩人雙雙被撤去職務。但他不久就被恢復少將軍銜和恢復勳章。

1915年2月，袁世凱派親信陳宦督川，他為了拍陳宦的馬屁，特意去學北京官話討好陳宦。先後被任命為川軍第1師2旅4團團長，第1師5旅旅長，袁世凱稱帝后，他認為袁世凱是改朝換代的英雄，決心要做從龍之士，後來護國戰爭的時候，陳宦看到大勢已去，宣言和袁世凱個人斷絕關係。他立即勸師長周駿攻擊陳宦，他的忠心得到袁世凱的賞識，被任命為國防軍第15師師長兼重慶鎮守使。受賜尚威將軍封號。

1916年5月，袁世凱死後，他見靠山以倒，不得已退出成都，在張瀾的勸說下，把部隊交給第三師師長鐘體道，帶著少數衛隊前往北京。后被任為煙台鎮守使兼煙台知事，有人說他當了婆婆當媳婦，他卻自我解嘲道：“一個師長不過帶萬把人，一個軍長也就四、五萬人，真正帶人馬多的還是縣長，統率幾十萬到上百萬，那個帶兵官有這麼多人。”他硬著頭皮幹了一年多，才又回到北京待機，實在找不到出路，只好又回到四川。

1922年夏投奔劉湘，任川軍第2軍參謀長，旋任川軍第2軍第6混成旅旅長。楊森代理軍長發動一、二軍之戰的時候，他正在後方整理部隊，前方戰敗的消息傳來，他集合零散部隊發動逆襲，掩護部隊後撤集中，

1924年，楊森在吳佩孚的支持下發動反攻的時候，他也被北洋任命為第28混成旅長，他到北京活動，為劉湘謀得川康善後督辦的名義，一起打倒了熊克武的一軍系統。後來又一起打倒了從劉湘部分裂出去的楊森，這時劉湘部部隊複雜，師的番號都有八、九個，他又協助劉湘整軍，將部隊整編為9團制的三個師，他升任第三師師長。這時楊森在吳佩孚的支持下又一次殺回四川，並和袁祖銘合作，意圖消滅劉湘，他以四川速成系團結為名，說服楊森和劉湘合作對付袁祖銘，終於迫使袁祖銘離開四川返回貴州。

1926年12月，任國民革命軍第21軍3師師長兼重慶警備司令。當時，吳玉章領導的國民黨蓮花池左派省黨部非常活躍，他認為是侵犯了他的權利，非常不滿。1927年3月31日，重慶市各界人民群眾為抗議英、法、日等帝國主義軍艦炮擊南京，舉行萬人大會。劉湘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命令其派軍警特務向群眾開槍，當場打死100餘人，打傷1000餘人，在會場上擁擠踐踏而死傷者數千人，造成空前的重慶三·三一慘案。

1928年8月，楊森和李家鈺、羅澤洲組織八部同盟反劉，針對這個威脅，王陵基力主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他認為同盟軍力量較大且比較積極的是楊森，如果說服他退出同盟，則八部同盟將會被釜底抽薪，不難被各個消滅。這一主張被採納后，他連夜到四川萬縣（今重慶萬州）和楊森做徹夜長談，以歸還被劉湘收留的楊森部隊為條件，勸楊森維護速成系的團結。但楊森和劉湘積怨已深，態度強硬。他只好怏怏而返。臨走時，楊森以師生之情，送他到江干。王上輪船后，向楊招手說：“再見。”楊森招手說：“王老師，戰場上見。”

王陵基剛從萬縣返回，同盟軍羅澤洲即搶先對劉湘發動進攻，他認為，楊森部要過兩天才能到達戰場，這是消滅羅澤洲的有利時機，便請准劉湘，以本師為主力，在江北地區和羅澤洲激戰，將其擊潰。這時，劉湘得知楊森部將於次日凌晨到達戰場，命他到張關、鐵山布防。他向劉湘建議，派一加強團乘輪船到洛璜登陸，出其不意，向楊森側背猛攻，必能大勝。劉湘按計行事，致使楊森腹背受敵，只好向臨水敗退。王率師水陸並進，迅速佔領了楊森的老巢萬縣，年底，劉湘控制了下川東各縣，打通了長江交通。

這時，一貫道在川中盛行，劉湘和部下都拜劉神仙劉從云為師，王陵基也被劉神仙賜予玉豹法號，開始他認為自己是劉湘的老師，應該和劉神仙平起平坐，不願意磕頭，後來害怕劉神仙背後下黃手，不得已下跪磕頭。

川中內戰一結束，他就開始了兩次剿共作戰，1931年蔣介石委任劉湘為任長江上游剿匪總指揮，劉湘不願離川，就讓他代行總指揮。有人勸他不要冒此風險，他卻欣然回答：“軍人嘛，長官叫你去，你能說危險不去，富貴險中求嘛”。即率六個旅兩個加強團開赴湖北。他動員部署說：“賀龍所部不過萬人，武器惡劣，打勝仗是有把握的。”隨後命令范紹增指揮左翼部隊，郭勛祺指揮右翼部隊，范紹增部隊一度受到紅軍的的嚴厲打擊，他重新調整部署，終於迫使紅軍放棄洪湖根據地，向武當山轉移。

王陵基經常從沙市溜到漢口去花天酒地，他聽說曾國藩有個曾孫女，嫁而新寡，不但貌美，而且娘家、婆家都很有錢。四川軍閥每多內寵，王陵基也不例外，早年在上海為爭女人還和蔣介石打過，這次遇到如此才貌雙全的女子，更是不能放過。遂說自己生平最崇拜曾文正公，希望和曾家聯姻，這樣很快就霸佔了曾女的財產，不久又將曾女遺棄。他還附庸風雅，用15萬大洋買了一批古董，解放后，經過鑒定，沒有一件是真的。

紅四方面軍突入川北后，劉湘聯兵九萬，並糾合地方武裝，組成六路聯軍圍剿紅軍（川陝蘇區反“六路圍攻” ），王陵基在 1933年11月任四川剿匪總部第5路總指揮。步步和紅軍主力激戰，1934年春節因紅軍偷襲第七旅旅部，副旅長等900人傷亡。這本來是一次小敗，卻因為和劉湘的矛盾總爆發，被撤去本兼各職。另委任唐式遵為第五路軍總司令。王陵基被撤職后，在上海當寓公，1935年春和劉湘和解，回四川任省保安司令部警保處處長，代行保安司令。所屬部隊除原來的第三師外，還訓練了十幾個保安團。

劉湘出川的時候，任命他為四川保安司令。劉湘死後他想繼任四川省主席，他認為自己在甫系裡論經歷和地位，與潘文華、唐式遵、王纘緒並駕齊驅，論兵力，卻要比他們幾個多十幾個保安團，因此省主席非他莫屬。蔣介石在發表張群主川的消息后，他支持武德勵進會的軍官一致反對。何應欽派朱紹良來探他的口風，他公開揚言：“哪一個敢來成都，我王陵基用機槍，手榴彈、大炮歡迎他。”最後卻是王纘緒走復興社的路子成了省主席。

不久，蔣介石約他到漢口去談話，要他把留川部隊編成一個集團軍出川抗戰，他感到能編成一個集團軍，也是不幸中的大幸，遂在1938年4月任國民革命軍第30集團軍總司令兼第72軍軍長，可是飛會四川后，卻賴著不走。揚言道：“我老了，沒有錢，沒有兵，一個集團軍司令才帶那麼點人嘛。”私下對人說：“王老幺（王纘緒）就這樣要我走嘛，叫他拿話來說。”王纘緒怕他留在四川和自己搗亂，便要錢給錢，要人給人。他這才無話可說。他把16個保安團組成兩個軍4個師，但在挑選師、旅長的時候，由於他為人剛愎自用，幾乎沒有幾個軍官願意跟他，長期組織不起完善的總部機構。3個月以後才勉強把部隊集中到岳陽地區。

武漢會戰的時候，1938年8月15日他奉令參加南潯線作戰，他的部隊因為都是保安團編成，和日軍在瑞昌一接觸就大敗，他卻謊報說擊斃了日本師團長本間雅晴，後來陳誠在作會戰總結中把他列為最差的部隊之一。軍法總監陳調元也說他首先敗退，影響全局，把73軍和第8軍交給他指揮反攻瑞昌，他又不親臨前線，以致貽誤戰機。他極為惶恐，當晚鼓動士兵在廁所和過道里貼滿標語，鼓吹四川人回家保衛大四川。第二天開會的時候氣氛一變，陳誠首先自己檢討指揮上的責任，請求中央給予處分。蔣介石顧慮動搖大後方，也對他進行安慰，陳調元晚上請客，陳誠在席上說：“川軍仍須保持聲譽，抗戰到底，以爭取最後勝利，至於補給，中央當一視同仁，武器裝備和人馬盡量補充。這樣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1938年底，他尊令將各師由兩旅四團改編為每師三個團。1939年4月南昌會戰的時候，他率本集團軍在武寧城外抗擊稻葉四郎的日本第六師團的進攻，雖不支後退，但進行了比較激烈的抵抗，他還槍斃了一個自行撤退的團長，戰後向蔣介石自行請罪，後來蔣介石還發了一萬元進行慰問。10月第一次長沙會戰的時候，他所屬第8、第72、第78軍不在日軍攻擊線路上，但他派兩個軍的部隊分別支援了左右兩翼的羅卓英集團和楊森集團，因此戰役結束的時候，因功兼任第9戰區副司令長官，後來參加了冬季攻勢，雖然沒有成績，他仍然對手下大舉保薦封官。不久軍委會回電照準，但手下人言嘖嘖，他非常苦悶，閑談中中曾說：“劉甫公（劉湘）曾說過韓全朴和傅翼言過其實，不可重用，但我還是重用了他們，他們跟了我這麼多年，不用他們用誰呢”。1940年5月25日授陸軍中將加上將軍銜。

1941年2月上高會戰的時候，他派新15師兼程增援，從日軍側後方殺入，致使日軍大敗，戰後他親自為陣亡的團長張雅韻選擇墓地和送葬。並在這個墓地上修建忠烈祠，把陣亡、傷亡和因公死亡的官兵名字刻成木牌供於祠中。12月率37軍和78軍到湖南參加第三次長沙會戰，但由於對日軍的番號和位置並不清楚，只好將兩個軍分成左右兩翼廣正面搜索前進，在右翼發生戰鬥后，又命令進行超越追擊。正當他在長沙附近作戰時，修水總部卻被日偽軍攻擊，留守的72軍軍部和34師被打的節節後退，他顧慮總部服裝，彈藥和全集團軍家屬有失，立即抽兵2個團回援，但仍然被日偽軍輕取修水。

戰役結束后，他一面上報第三次長沙會戰有功人員，一面又感到修水失敗的可恥，召開全集團軍營以上人員進行檢討。第72軍軍長韓全朴和34師師長陳良基在彙報作戰經過的時候東支西捂，矛盾百出，根本不能自圓其說。王陵基大怒，斥責其以一師之眾，被五、六百日偽軍打的望風而逃，幾乎影響大局。立即下令將此兩人撤職查辦。不久，經陳誠同意，何應欽批准，他把78軍撤銷，將72軍變為轄有三個師的甲種軍，總部直轄新16師。隨後又兼任湘鄂贛邊區總指揮，獨攬邊區大權，邊區下轄的幾十個縣的縣長都紛紛向他請示彙報，這樣他的補給容易多了。他私下對親信說走陳誠的門路走對了，但表面上還是說總裁對他的器重。隨後他率部參加了長衡會戰和湘鄂贛邊會戰。

1945年3月，正當他和日軍第34師團周旋時，接到薛岳的電令，稱共軍王震部已經渡過長江，似乎有盤踞湘鄂贛邊之意圖，要亞立即捨去當面日軍，趕回修水，協同友軍，消滅共軍。他立即折返，雙方周旋到8月，日本突然投降，王震部已經沒有南下活動的政治空間，只好再次北渡長江。

日本投降后，王陵基升為第七綏靖區司令，指揮兩個集團軍繼續追擊王震部，當時正值重慶談判之際，他認為和談歸和談，剿共是既定國策，指揮全軍渡江追擊。這年冬天，他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省保安司令，要求將72軍留在江西，但武漢行營不同意，另外划給他兩個青年師指揮。他雖然脫離該軍，但72軍團以上人士變動，仍需他同意才能辦理。不久，這個軍整編為72師，師長楊文瑔仍不時電告情況，他對親信說：“楊文瑔還知道有我，沒甩我袖頭。”電告全軍官兵，服從楊的指揮。

王陵基在江西期間，和政學系的張群關係密切，同時又拉上了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的關係，當時省民政廳長李中襄是CC系（“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的簡稱）大將，省訓練團教育長鬍靖安又是軍統的開山祖師，他們又都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各有山頭，互不買賬。他和李中襄在任用縣長的人事問題上，鬧得不可開交，他提名的縣長，李不同意，李提名的縣長，他不批准，在一次省務會議上，他擺出老牌軍閥的樣子，盛氣凌人，李中襄拍案而起：“你是中央委員，我也是中央委員，我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當時省參議院基本是政學系把持，他通過參議院炮轟李的民政工作報告，迫使李狼狽不堪，棄官而去。

1947年，他奉令一個月內征糧十萬擔，他靈機一動，找了個替死鬼，把征梁的任務交給征糧處長程懋型去執行，那時江西連年水旱，農村經濟破產，連口糧都沒有，那位處長親自去徵收，一無所獲，眼看期限接近，不得已投江自盡。程死後，王陵基延長了征糧期限，最後派兵遣將，武裝徵收，把江西農村洗劫一空。

1948年4月，蔣介石不滿四川省主席鄧錫侯處理學潮不使武力，征糧也不出力，將其免職，調王陵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實行安川應變計劃。他依靠蔣介石的信任，一上任就打破省政府派系分贓的辦法，一人獨攬省政大權，首先找和自己很有淵源的劉航琛出任高等顧問，除了最重要的人事、錢糧、軍事外，一起都交劉航琛處理，又把保安團擴充到20個團，作為自己的武裝依靠。還對四川大學學生狠下毒手，製造了“四·九”慘案。

徐蚌會戰結束后，國民黨大勢已去，他依然叫囂反共到底。斥責別人貪生怕死，自稱絕不投降。他說“自己已經六十五歲了，應該做一番事業。”還稱熊克武組織的自衛委員會是走中間道路，前景堪憂。當時四川除了反共救國軍外，還有楊森在重慶組織的保民救國軍，還有孫震在萬縣有部隊，在中統的提議下，他搞起了成渝萬大聯合，三人保證相互扶持。事後，他對中統的人說：“張岳軍（張群）拉我和劉自乾（劉文輝）合作，我都含糊拒絕，中統的人乘機說，你搞甫系聯合是對的，但不能搞劉、王合作。王陵基這時認為，四川此時北有胡宗南，東有宋希濂，加上內部他和楊森、孫震密切合作，應變應該可以從容部署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解放軍迅速向四川推進，他的安川計劃迅速破產，他也從負隅頑抗到準備流竄。他覺得省政府目標太大，就遣散了省政府。完全成為一個光桿。他跟親信述說時叫苦道：“想去台灣把，又怕以前自己說的守土有責的大話被揭穿。也有共產黨人找過他，他卻怕共產黨算舊賬，重慶三·三一慘案據他說是藍文彬搞的，卻算在他頭上，就連21軍清共，也算到他頭上，如果共產黨追查的話，他是說不清楚的。後來他走不掉，又折回成都，和李文的第五兵團一起突圍，但後來李文也無力突破包圍，宣布投誠，他看到胡宗南的所謂王牌不過如此，搖著頭自行出走。

1950年2月6日化裝成軍醫潛逃時，在四川江安被人民解放軍逮捕，在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是級別最高的在押戰犯。1964年12月28日獲得特赦。1967年3月1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4歲。骨灰存在八寶山革命公墓。1981年他的女兒王錫禮將其骨灰運往美國。

民國初年，王陵基投靠袁世凱當上重慶鎮守使（1913年），之後跑到上海逍遙，泡上一個“長三堂子”。沒想到蔣介石也看上了這個女人，撩來撩去居然被王陵基撩走，一時氣不過去找王，被王扇了兩個大耳光。本來這種事沒人會知道的，但是王這個人喜歡張揚，特別喜歡和人說這事。

國民黨戰犯集中到北京之後，其中有一位年歲最老、軍階上將、高度近視眼的王陵基，有現代化的保險刀片，他刮不了鬍子。他自己動手時，颳得滿面鱗傷還刮不幹凈。杜聿明看在眼裡，對王的年邁和笨拙十分同情，便二話沒說，主動為王刮鬍子，有時除了沈醉幫忙刮過幾次之外，其餘都是杜包辦了。王陵基喜做打油詩，曾經寫過一首贈杜聿明，在戰犯們傳為美談：“上將何無用，鬍鬚鬧滿腮。杜兄本能手，颳得換新胎。”

民國時，別人問王陵基的歲數，他總是說：“和蔣委員長同庚。”解放后，別人問他高壽，他改口道：“和朱總司令同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