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翰笙

陳翰笙 (Chen Hansheng)，原名陳樞，江蘇無錫人，中科院院士，國際問題專家。早年留學美國、德國，1921年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1924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924年回國，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任教期間，經李大釗介紹參加革命。1925年已是中國共產黨黨員。1927年李大釗被捕后被迫出走蘇聯。1928年回國后，曾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擔任領導工作。1933年發起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次年該會成立後任理事長。1934年後，先後在日本、蘇聯、美國從事研究和著書工作，並在紐約任《太平洋季刊》副主編。1939年回到香港，主編《遠東通訊》，並幫助宋慶齡等創辦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任執行秘書。1942年後，曾在印度作研究工作，在美國任大學教授和霍普斯金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1950年回國后歷任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印友好協會副會長，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名譽顧問，大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編，北京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建設》編委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世界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亞洲團結委員會副秘書長，中亞文化協會理事長，中國國際文化書院院長。是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專長於世界經濟史和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主要著作有《美國壟斷資本》、《印度莫卧爾王朝》、《解放前西雙版納土地制度》、《中國農民》、《四個時代的我》。

陳翰笙， 1897年2月5日生於江蘇省無錫縣城。父陳浚，前清生員，曾參加辛亥革命。陳樞幼年就讀於無錫東林小學，后隨父母到長沙，人愛國人士創辦的明德中學，受同盟會會員、南社詩人、歷史教師傅榮湘的思想影響很深。1915年母親看他才智過人，變賣首飾送他去美國深造。

出國工讀獲得美國碩士和德國的博士學位

到了美國，先考入東北部馬薩諸塞州赫門工讀學校，一面學習，一面參加種菜、養雞等勞動。1916年夏考入洛杉磯波莫納學院，原想選讀植物學科，因視力差看不清顯微鏡下的觀察物，改學地質學，同樣看不清地形地質圖。一年後，接受導師衛斯特加德（後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勸告，改學歐美歷史，並協助導師閱卷，假期出校打工得點收入。1920年畢業后，轉入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任助教。那時，俄國10月革命震撼世界，陳樞很想找機會去看一看，便抓緊機會學俄文。這為他後來去第三國際工作準備了條件。他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工作期間，以《五口通商茶葉貿易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為題，寫成碩士論文，論述“五口通商”后，中國的茶葉主要由廣州出口，而產地則分佈在浙江、福建，從產地運到廣州，主要靠人搬運，一般要由幾批挑夫分段運輸，在漫長的路途上，茶商、挑夫常年絡繹不絕，因此，沿途的飲食業、旅店、商店和各種手工業也都迅速發展起來。論文一致獲得好評，並授予他碩士學位。在此期間，他還擔任中國留美同學會的秘書長，編印《中國留美學生》季刊等一些社會活動。

1921年冬

美、英、法、德、意、日等國為對遠東和太平洋殖民地半殖民地勢力範圍再分配，在華盛頓召開新的分贓會議，北洋政府派出以顧維鈞為團長的代表團參加，留美同學組成後援會監督和聲援代表團，阻止他們在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字，他是這項活動主要參加者。同年，有位無錫鄉親名叫顧淑型也在美國學教育，將要畢業，兩人相識后，志同道合，遂結為夫婦。並因在報上發現有同名人，正式改名為陳翰笙。

1922年春

得獎學金到波士頓哈佛大學學習東歐史。是年秋，因德國馬克貶值，為使手中所有的少量美元能維持夫婦倆人較長時間的學習生活，遂改赴德國，他自己進柏林大學史地研究所，隨奧托赫契教授研究東歐史，顧淑型攻讀德文。

1924年夏

陳翰笙以《1911年瓜分阿爾巴尼亞的倫敦六國使節會議》為題的研究論文，獲得柏林大學的博士學位。同年秋，蔡元培去歐洲考察，邀請他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

出任北大教授結識李大釗和第三國際取得聯繫

陳翰笙回國后，先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講授歐美通史和史學史，后又在法學系講授美國憲法史，當時他才27歲，是北大最年輕的教授。蔡元培主持北大，實行兼容並蓄的辦學方針，不同學派和政治觀點都可以上講台，陳翰笙是受學生歡迎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任教期間，參加胡適、王世傑等創辦的《現代評論》，先後發表過55篇文章。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他積極參加北京學生聲援運動，上街遊行。並與高仁山一起向李大釗提出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要求，李大釗告訴他們：“現在是國共合作時期，還是先參加國民黨好。”就由李大釗和於樹德介紹，加入國民黨。

1926年3月

北京爆發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賣國行為的革命運動，李大釗領導了這次鬥爭，陳翰笙和他夫人顧淑型帶領學生參加了示威遊行，受到反動政府軍警的鎮壓，發生震驚中外的大慘案，當場被打死的學生47人，重傷300餘人，他夫婦倖免於難，他根據現場看到的情況，撰寫了《三月十八日慘案目擊記》發表在3月27日出版的《獨立評論》3卷68期上。

慘案次日，段褀瑞發出逮捕李大釗的通緝令，李大釗和國共兩黨在北京的領導成員躲進東交民巷的蘇聯駐華使館，陳翰笙仍經常與李保持聯繫，並經李大釗介紹，認識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文化參贊加托諾維奇，以及俄專教師格里湼維基。受他們的影響和啟發，研讀《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著作，並了解蘇聯十月革命后的發展情況。李大釗還介紹他參加第三國際的工作，並為第三國際在柏林出版的《國際通訊》撰寫英文通訊稿。

1926年冬

北伐軍打到長江，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陳友仁部長，電邀陳翰笙、王世傑、周鯁生前往武漢任外交部顧問，協助政府辦理收回武漢、九江英租界。不久，應李大釗電召回到北京。

1927年“4·12”事變后

此時，白色恐怖籠罩全國，10月李大釗在北京被殺害，陳翰笙處境危險，遂偕同剛由莫斯科學習回國的夫人秘密離開北京經由日本去蘇聯。抵達莫斯科后，就在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剛成立的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任研究員。20年代末，共產國際內部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發生爭論，當時主持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東方部工作的匈牙利人馬季亞爾寫了一本《中國農村經濟》（1928年莫斯科出版，有中文譯本），把爭論引向高潮。馬季亞爾認為：中國自原始社會解體后，既無奴隸社會，又無封建社會，而只是一種由亞細亞生產方式決定的“水利社會”。到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傳人中國后，中國也就成了資本主義。因此，認定中國農村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農村。陳翰笙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馬季亞爾講的只是農產品商品化的問題，實際上農產品商品化，早在宋代就開始了，如煙草、絲、麻等，但這只是商業資本，而不是工業資本。中國農村基本上是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封建社會性質，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中國共產黨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會就已經指出，中國社會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並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通過這次大爭論使陳翰笙深深感到，由於對中國農村經濟缺乏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在討論問題時沒有確切有力的材料足以說服對方，因而萌生要對中國農村經濟進行實地調查研究的責任感。

闡明中國農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性質

1928年5月

陳翰笙夫婦回國，蔡元培有意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由於遭到王世傑反對，只好推薦他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負責審定《萬有文庫》有關書稿。1931年商務出版英漢對照的《百科名匯》，其中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和宗教部分就是由他審定的。他還擠時間，就中國農民捐稅負擔問題，廣泛搜集材料，加以統計分析，寫成《中國農民擔負的賦稅》長篇論述，以充分事實，闡明中國的財政負擔差不多都放在農民身上。這是他早期關於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重要文章之一。他還根據西歐、東歐、俄國、日本的社會發展過程，分析研究了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關係，分成賦役制、強役制、工商制，並具體分列出它們的異同，為研究封建社會的農村經濟提供了有價值的基礎知識，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30年作為農村經濟參考資料出版。

此外，中國20年代由於軍閥混戰，西北大旱，各種災害頻仍，豫、魯、陝、甘等省農民大批向東北流亡，陳翰笙對東北的土地農民問題，也搜集材料寫專文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集刊》第2號刊出。

1929年蔡元培正式邀請陳翰笙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並主持社會學組工作，為減輕阻力蔡以院長身份兼任所長，所內一切具體工作交陳翰笙主持。陳接任后，鑒於所內圖書資料極為缺乏，就答應鐵道部部長顧孟余之請，兼任鐵道部顧問，以其兼職月薪充實圖書資料。同時開展社會調查，搜集第一手資料。第一個調查目標，是上海日資紗廠的工人生活，揭露紗廠實行包身工制度下，包身工人身受帝國主義資本家和中國包工頭的雙重剝削。他將調查材料寫成小冊子加以揭露，這就引起代表賣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某些人的不滿，促使他轉向農村經濟調查，實現他在莫斯科工作時萌生的願望。陳翰笙的農村經濟調查，從江蘇無錫開始，再擴展到河北保定和廣東。其用意是，“江南、河北、嶺南是中國工商業比較發達，而農村經濟變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能夠徹底了解這3個不同經濟區域的生產關係為何在那裡演進，認識這些地方的社會結構的本質，對於全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序，就不難窺其梗概”。

1929年春

農村經濟調查團在無錫成立，全團45人，採用挨戶調查的方法，調查全縣各種類型自然村的農村經濟實況。在無錫縣4鄉選定了有代表性的22個自然村，計有1204戶。調查人員分成4組，由張稼夫、錢俊瑞、劉端生、秦柳方分任組長，調查內容包括農戶和生產的基本情況，以及租佃、借貸、典當、捐稅負擔、商業買賣、生活消費、文化教育等等，共用了3個月，挨戶調查結束后又調查了55個自然村的概況和8個市鎮的工商業。其間陳翰笙曾親自陪同史沫特萊訪問了幾個自然村。

這項調查，是中國最初採用階級分析方法，了解農村生產關係的各個方面，以及生產力水平，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等，從而有助於認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村社會性質和農村革命的中心任務。無錫當時工商業比較發達，通過調查了解到：無錫農村地權比較集中，地租剝削占農民租入土地凈收入量的93.14%，貧農交租平均每人122.7斤，中農交租平均每人116.4斤，當時無錫農村還流行高利貸，年利率一般為50%左右，多為實物借貸，借一石米，一年要還本利一石半。此外還有僱工剝削、捐稅，以及商業剝削，在封建半封建生產關係束縛下，生產力陷於停滯狀態，生產水平很低（水稻畝產僅401斤，小麥畝產105斤），人均收入很少（中農47元，貧農25元；米價每100市斤8.4元，小麥每100市斤5.07元），生活極度貧困，14歲以上人口中文盲佔73.41%。

1930年又與北平社會調查所合作，對河北保定清苑進行農村經濟調查，選定10個自然村1578個農戶的勞動力、雇傭農業勞動、工資、畜養、住房及農舍、水井和水澆地、耕地佔有與使用、交租形式、複種面積和受災面積、各種農作物種植面積及收穫量、副業收入所佔比重、外出人口職業收入等進行挨戶調查，並作了全縣以及幾個集鎮的概況調查。調查結果說明，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富農手裡，但集中程度略低於無錫。交租形式，則有分租、糧租、錢租，而以錢租為主。租額占產值的56.65%。保定地區雇傭剝削和高利貸剝削比較普遍，中農每戶平均負債39.10元，貧農負債平均每戶21.22元，僱農16.92元。隨著帝國資本主義的侵入，逐漸破壞了農村自給自足的經濟，農民還受商業上的剝削，而且越來越重。

陳翰笙對這兩次的調查材料，還聘請王寅生、錢俊瑞、薛暮橋、姜君辰等參加整理。但調查報告寫出以後，中央研究院領導易人，未能正式發表，許多重要資料只有在陳翰笙和錢俊瑞、薛暮橋等發表的文章中透露，原始資料便保存下來。

調查發現，農村中計算土地面積的“畝”差異極大。陳翰笙在《畝的差異》一文中指出：“根據無錫22村1204戶調查，知道無錫的所謂畝，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種，最小的合2.683公畝，最大的合8.957公畝，就是在同一村裡，至少也發現有5種，邵巷一村就有20種，小的合2.683公畝，大的5.616公畝。工業資本主義還不發達的中國，不可能有統一的度量衡，這樣複雜的差異，使浮徵稅捐的種種弊端更加厲害，同時使地主更可以浮收地租。”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他又組織對廣東農村的經濟調查，這次調查得到孫夫人宋慶齡及中山縣縣長唐紹儀等的支持，進行得很順利。調查人員由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館和嶺南大學共同組成。首先對梅縣區、潮安區、惠陽區、中山、台山、廣寧、英德、曲江區、茂名等16個區縣進行詳細調查，歷時三個半月；而後用一個半月時間對番禺10個代表村的1209戶進行挨戶調查，同時還進行50個縣335個村的通信調查。陳翰笙根據調查結果寫成《廣東的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指出：“勞動力在廣東這樣不值錢，而全省可耕而未耕地竟占陸地面積的15%，兵災匪禍更使已耕的田地很多被荒棄。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香港、廣州、汕頭等處的銀行、銀號中堆積著大量貨幣資本而不能用到農業生產上去。這便是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耕地所有與耕地使用的背馳，乃是這個矛盾的根本原因。”並指出“農村勞動力沒有出路，更體現著這個矛盾的深刻。解除這個矛盾，然後可以使可耕的土地盡量地開發，可用的人力合理地利用，可投放的資本大批地流轉於農村，這樣，農村的生產關係便能改善，而農村生產力也會必然提高。這樣，中國今日的農村便不難從危機中挽救過來。”這本小冊子後來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1933年，太平洋國際學會打算出版一套叢書，反映國際資本對各國人民生活的影響。陳翰笙抓住這個機會，又一次與中山文化教育館合作，組織王寅生、張錫昌、王國高等對山東濰縣、安徽鳳陽、河南襄城3個煙草產區、127個農村進行了實地調查，並從中選出6個典型村429戶進行挨戶調查，這項調查歷時兩年完成。陳翰笙又從美國搜集了大量有關資料，於1939年用英文寫成《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中國煙農生活研究》一書（1985年復旦大學出版的《陳翰笙文集》有摘錄）。

當時，英美煙草公司在中國設廠大規模生產紙煙，壟斷中國的煙草市場。陳翰笙通過烤煙產區的調查，反映出國際壟斷資本同代表買辦資產階級的中央與地方政權，以及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奸商高利貸者相互勾結，剝削壓迫農民的真實畫面。一般認為商品作物的推廣會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種植美國良種烤煙的大多數是貧農和下中農，而富裕中農和富農不需要借貸，也不熱心種那限價收購的烤煙。這是對中國煙草產區調查的新發現。

陳翰笙通過對中國各地的農村調查，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社會，純粹的封建已成過去，純粹的資本主義尚未形成，是正在轉變時期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土地所有者和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三者均以農民為共同剝削目標”。後來，他更明確地認定：“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廢除封建的土地制度，進行土地革命，使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是發展農業生產，解決農村問題唯一正確的道路”。

1933年8月

他出席在加拿大召開的太平洋國際學會，在會上提出的論文，題為《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利用各地調查材料說明土地分配不均，少數地主富農佔有大量土地，貧下中農無地少地，遭受地主富農殘酷剝削，使農業生產力低下，農村經濟貧困現狀，，作了理論上的論證，在國際學術界引起重視，認為《中國土地問題》是權威之作。

建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創辦《中國農村》雜誌。

1933年

陳翰笙被迫辭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職務，為團結廣大的農業和農村工作者，並在原來農村經濟調查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便與吳覺農、孫曉村、馮和法、王寅生、錢俊瑞、薛暮橋、孫冶方、秦柳方、張錫昌、姜君宸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他被推選為理事長。1934年在上海創辦《中國農村》月刊，由薛暮橋主持，發表了許多關於農村問題的論文、調查報告和農村通訊，對當時關於中國農村問題各種形形色色的謬論，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1936年發展會員500多人，並分頭組織讀書會，進行有關農村、政治時事討論和抗日救國活動。上海淪陷后，《中國農村》在桂林出版戰時特刊，被禁止出版后，便在重慶《商務日報》、上海《文匯報》出版《中國農村》副刊。對推動農村經濟問題的研究，反映農村實際情況，發動和堅持抗日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陳翰笙始終非常關心會務的發展，每個時期提出工作方針和工作計劃，並給予財力上的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農村經濟研究會完成了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任務，以後可以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工作，於1951年在北京宣告結束。

擔任工合國際委員會秘書促進戰時工業合作運動

陳翰笙被迫離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后，不能在國內公開活動。1933年冬偕顧淑型東渡日本，參加《東洋文庫》繼續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用一年時間寫出《中國的地主與農民》、《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兩部著作（英文版，由太平洋國際學會分別於1936年、1946年在紐約出版，後者並出有日文版）。1935年4月回到上海，再度秘密去莫斯科，任東方勞動大學研究員，並協助蘇聯出版社校訂俄文中國地圖。同年，經當時在第三國際任職的王明、康生證明，將組織關係由第三國際正式轉入中國共產黨。

1936年4月

太平洋國際學會在紐約出版《太平洋事務》季刊，陳翰笙應總編輯歐文·拉鐵摩爾之邀，與夫人取道歐洲去美任編輯工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他連續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並去加拿大走訪了十幾個城市，宣傳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決心和力量，通過各地華僑與華人組織，號召華僑與華人捐獻支持國內抗日戰爭。

1939年5月

陳翰笙根據黨的指示，由美國回到香港，協助宋慶齡和埃德加·斯諾夫人及艾黎等友人發起組織的工業合作運動，擔任工合國際委員會秘書並主持日常工作，負責向國際宣傳、接受捐獻、轉運物資，工合運動是在沿海及中部城市淪陷后，內地工業品極其緊缺的情況下，幫助各地建立起一些小規模的工廠，以安置難民和失業工人，生產各種緊缺的工業產品，解決戰時人民迫切需要。

1941年12月

日寇佔領香港，陳翰笙經澳門轉到桂林，除繼續進行工合工作外，發表了《三十年來的中國農村》、《物價與中農》等論文，並與張錫昌、千家駒、狄超白、秦柳方等8人共同寫成《戰時的中國經濟》一書。

1944年3月

重慶國民黨政府密令桂林西南行營逮捕陳翰笙。他事先得到消息，秘密離開桂林前往印度。他在印度德里大學找到一份評論員的工作，藉此機會結識了一些印度學者，並把精力用在撰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英勇事迹，還將他和劉洪進、劉述舟在西雙版納對傣族原始公社的土地所有制調查材料加以整理，寫成《西雙版納的土地制度》一書（1949年紐約出版英文本，1985年國內出版中文本）。

1945年8月

日本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陳翰笙等轉到印度史學會工作，他利用這個機會，對印度進行經濟區域考察，東至加爾各答，南到印度洋海岸，西到孟買，北到阿富汗邊境附近的信德，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通過調查，使他對印度經濟地理、社會狀況、種姓制度、宗教等有了比較透徹的認識。

1946年4月

他和顧淑型離開印度前往美國西海岸，在華盛頓州立大學任特約教授，講授印度史。他在美國繼續查閱1927—1928年出版的《英國皇家印度農村調查團證詞》14巨冊，補充在印度調查所得的資料，用英文寫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經濟區域》，後來譯成中文，195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80年，英文本在印度出版。

陳翰笙這次在美國，正值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發動向解放區全面進攻的第3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利用美國各地講台進行公開演講，抨擊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政策，喚起國際友人和愛國華僑華人的同情和支持。

為新中國的建設盡心儘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陳翰笙受周恩來總理電邀，於1950年1月回國。周總理原希望他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可他只接受擔任顧問，仍願以較多時間從事學術研究。後來被選為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印友好協會副會長、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史組負責人。50年代他作為文化代表訪問東歐及印度等國，並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和在原民主德國、芬蘭、瑞士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

1952年3月，宋慶齡倡議創辦英文刊物《中國建設》，由他和金仲華等共同主持編輯工作，他還以經濟學家和史學家的優美文筆，反映新中國建設的方方面面，受到外國友人歡迎。

“文化大革命”中，陳翰笙毫無例外地受到衝擊，1968年11月他夫人顧淑型病逝，他被監禁9個月後下放到湖南外交部“五七”幹校勞動，1971年才得到照顧回京。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陳翰笙雖已年過80，欣然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和該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以及農業經濟、南亞、社會科學情報等研究所的學術委員，並擔任北京大學、外交學院教授，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的編委會主任，還為商務印書館主編外國歷史小叢書，與盧文迪、彭家禮為中華書局合編《華工出國史資料彙編》5輯，與薛暮橋、馮和法合作將30年代有關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重要文件著作搜集整理編成《解放前的中國農村》3巨冊，約100萬字。第一冊為黨的文件和許多經濟學家的論文；第二冊為中國經濟研究會會員的論文和農村通訊；第三冊主要為調查方法、各地各個時期的農村調查報告，全書已由展望出版社於1985—1989年出版。30年代的無錫、保定農村調查，原報告從未發表，也一直沒有找到，1957年薛暮橋、孫冶方建議：將國家統計局保存的原始資料重新整理，並派人到原來調查的村莊，就1936年、1948年、1957年三個階段經濟變化情況進行對比調查。陳翰笙與薛暮橋、秦柳方就這兩地重新調查材料編寫成《解放前後無錫、保定農村經濟》一書，得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贊助，由農業部農村經濟管理幹部學院於1988年出版。

1897年2月5日出生於江蘇省無錫縣城內城頭弄。

1909年考入長沙明德中學。

1915年赴美留學，考入美國馬薩諸塞州赫門工讀學校。

1916年考入洛杉磯珀瑪拿大學。

1920年任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助教，獲碩士學位。

1922年波士頓哈佛大學學習，後到德國柏林大學史地研究所邊工作邊學習。

1924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

1925年經李大釗介紹參加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

1926年發表《三月十八日慘案目擊記》（《獨立評論》1926年3月27日第3卷第67期）。

1926年7月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顧問。

1927年10月任莫斯科共產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研究員。

1928年5月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負責審定《萬有文庫》有關書籍。發表專著《中國農民負擔的賦稅》（《東方雜誌》1928年10月10日第25卷19期）。

1929年主持制定無錫農村經濟調查計劃，7月由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組成調查團，進行三個月實地調查，寫成調查報告，並發表專論《畝的差異》。

1930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併兼鐵道部顧問，發表《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東北的難民與土地問題》研究報告。與北平社會調查所合作，對河北保定清苑進行農村經濟調查。

1933年對廣東進行農村調查。發表《廣東的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出席在加拿大召開的太平洋國際會議，提出英文論著《中國當前的土地問題》。與吳覺農等人發起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擔任理事長。

1935年任蘇聯東方勞動大學研究員。經王明、康生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6年在紐約出版《中國的地主與農民》（英文版）。擔任紐約太平洋國際學會《太平洋事務》季刊的編輯工作。協助饒漱石在紐約創辦《華僑日報》。

1939年在香港協助宋慶齡辦工業合作運動，任工合國際委員會秘書。

1941年以後任桂林師範學院西文系主任、西南商專教授，擔任廣西建設研究會研究員。

1946年任華盛頓州立大學特約教授。完成《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西雙版納的土地制度》在紐約出版。

1950年完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經濟區域》，1月底受周恩來邀請回到祖國，任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印友好協會副會長、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併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史組負責人。

1952年與金仲華共同主持英文期刊《中國建設》的編輯工作。

1978年以來，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和世界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農業經濟、南亞以及社會科學情報等研究所學術委員。任北京大學、外交學院兼職教授，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編委會主任。

2004年3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8歲。

1．陳翰笙．《五口通商與茶葉貿易》．美國芝加哥，1921年．

2．陳翰笙．《瓜分阿爾巴尼亞的1911年倫敦使節會議》．德國柏林，1924年．

3．陳翰笙．《人類的故事》．北京北新書局，1925年．

4．陳翰笙．《國際新局面》．北京北新書局，1925年．

5．陳翰笙．《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關係》．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1930年．

6．陳翰笙．《東北的難民與土地問題》．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1930年．

7．陳翰笙．《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

8．陳翰笙．《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館，1934年．

9．陳翰笙．《中國的地主和農民》（英文版）．美國紐約，1936年．

10．陳翰笙．《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英文版）．美國紐約，1940年．

11．陳翰笙．《中國資本與內戰》．美國紐約，1946年．

12．陳翰笙．《中國農民》（英文版）．印度孟買，1946年．

13．陳翰笙．《中國工業合作運動》（英文版）．美國紐約，1947年．

14．陳翰笙．《西雙版納的土地制度》（英文版）．美國紐約，1949年．（1985年社會科學出版社再版）．

15．陳翰笙．《美國壟斷資本》．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5年．

16．陳翰笙．《印度和巴基斯坦經濟區域》．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

17．陳翰笙．《印度莫卧爾王朝》．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再版．

18．陳翰笙．《陳翰笙文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19．陳翰笙．《解放前的中國農村》1—3輯（與薛暮橋、馮和法合編）．北京展望出版社，1985．1986．1989．

20．陳翰笙．《解放前後無錫、保定農村經濟》（與薛暮橋、秦柳方合編）．農林漁業部農村經濟管理幹部學院研究所，1988年．

（1）他是革命家，曾趕寫了《三一八慘案目擊記》，揭露了段祺瑞軍閥政府槍殺學生的罪行

他生於江蘇無錫一位秀才之家。17歲念完高中，滿懷興邦富國之志到美歐留學10年。1924年到北大任教時才讀到《資本論》，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1925年經李大釗介紹，加入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實際上是在李大釗直接領導下為共產黨工作。他奉李大釗之命，在五卅慘案后，到上海發動英租界的印度巡捕罷工。李大釗還介紹他加入了第三國際，為第三國際主辦的《國際通訊》撰稿並為第三國際做秘密情報工作。隨後又在1926年李大釗領導的3月18日北京群眾愛國示威遊行中做具體的組織與宣傳工作，並且及時趕寫了《三一八慘案目擊記》，發表在3月24日《現代評論》上，揭露了段祺瑞軍閥政府槍殺學生的罪行。1927年4月李大釗被捕后，陳翰笙被迫流亡蘇聯，在第三國際的農民研究所工作一年多后回國。1929年到1934年他在上海、南京等地從事艱險的秘密工作，為營救革命者和愛國民主人士而奔波。從1934年到1939年他又被迫流亡日、蘇、美、加四國，為人民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他為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做了九年秘密工作之後，才於1935年在莫斯科正式轉入中共。1939年5月按黨的指示回國，以合法身份為掩護，從事工業合作運動和宣傳、教育工作，其間還一度流亡印度。本書第22章、23章寫到他於1946年奉周恩來之命再次到美國工作，廣交天下朋友，積極影響美國政治。1951年初奉調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總之，從1925年到1951年，他為人民革命事業奔走大江南北和蘇聯、日本、美國、加拿大和印度等國，艱苦冒險秘密奮鬥了25年之久。

（2）他是外交家，曾任外交部顧問，同英國政府辦交涉，迫使英國簽署同意漢口、九江的英租界無條件歸還中國管理的協定

由於他精通英語、德語、俄語，法語也不錯，又熟悉洋務，1927年1月應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聘請，與王世傑和周鯁生一起就任外交部顧問。陳翰笙走馬上任后立即同英國政府交涉，迫使英國簽署同意漢口、九江的英租界無條件歸還中國管理的協定。他在武漢只就任兩周，即奉李大釗急電趕回北平，李告訴他蔣介石正密謀叛變革命，囑他要嚴密隱蔽，切勿暴露自己。1932年汪精衛要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時，有人勸說他到外交部任職，卻被他婉言謝絕了。因為這時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堅決反共，如果他到外交部工作，就難以隱蔽為黨做秘密工作了。1951年他回國後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曾經要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長，他自認為不合適當大官，堅決辭謝，但仍被任命為外交部顧問和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依然為人民外交做了許多工作。如多次出國參加世界和平會議、國際經濟會議和亞洲國家會議等等。

（3）他是社會活動家，曾得到蔣介石“圍剿”紅軍的機密文件后，立即通過宋慶齡轉交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

從上世紀20年代在美國留學時起，他就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曾擔任芝加哥大學中國留美同學會秘書，開展拒簽賣國的《九國公約》的活動。後來他長期以合法身份掩護自己做秘密工作，更是大量開展社會活動。本書第10章寫他與宋慶齡有長達半個世紀的莫逆深交。他在宋慶齡身邊協助她為營救國民黨左派鄧演達和愛國人士楊杏佛做了很多工作。他還經宋氏介紹結識了美國友人史沫特萊，進而與德國情報專家佐爾格成為知己，並且從佐爾格處得到蔣介石如何“圍剿”紅軍的機密文件后立即通過宋慶齡轉交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他還協助宋氏重振工業合作運動。“工合”運動本是從上世紀30年代初興起的以合作新形式促進我國小型工業發展的國際性群眾性組織。后因遭到國民黨高官孔祥熙等人控制陷入困境。1939年陳翰笙被宋慶齡任命為“工合”國際執行委員會執行秘書，他積極從國際友人處募款，儘力幫助解放區合作工業的發展。他還創辦過《遠東通訊》英文刊物，對外傳播中國真情。1951年回國后還協助宋慶齡創辦英文版《中國建設》，到93歲高齡還創辦國際文書院，並親任院長。他還擔任過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二、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總之他的社會活動遍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調查、社會公益事業等眾多領域。

（4）他是社會科學家，曾主編兩套歷史里程碑式的文獻資料：《解放前的中國農村》和《華工出國史料彙編》

如本書第22章所說，他是公認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學家和國際問題專家。他的著作有18種，其中有6種是用英文寫成在國外出版的。從這些著述可以看出，他的社會科學研究有三個顯著特點：第一，幾百萬字著作等身，學科涵蓋面廣且深；第二學貫中外古今，通曉四種外語；第三，資料翔實，注重實地調查。為此，1955年中國科學院第一次評選學部委員時，他作為大學問家當選為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58年他擔任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1962年到1964年他又任中國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室主任。改革開放后，他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和世界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副主任暨外國歷史卷編委會主任和商務印書館外國歷史小叢書編委會主任。他邀請我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學科的代表參加編委會。這樣我就有更多機會在參加編委會議時聆聽他的教誨。上世紀80年代還出版了他主編的兩套重要歷史里程碑式的文獻資料：其一是《解放前的中國農村》5卷本，彙編了他於上世紀30年代擔任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會長時堅持6年之久實地調查組織撰寫的農村調查報告和論文；其二是《華工出國史料彙編》十卷本。這也是他從上世紀30年代起就精心思考的。這兩套書各有300多萬字，有重要社會價值。

（5）他是教育家，年方27歲被雅稱為“娃娃教授”。曾自願在家辦外語補習班，隨後招收研究生，培養了300多位在各種外事機構工作的骨幹

1924年他剛從柏林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就被獨具慧眼的蔡元培校長聘任為北大教授。其時他年方27歲，被人們雅稱為“娃娃教授”。他講歐美歷史等課程，重點突出、生動活潑，備受學子歡迎。北師大、燕京大學等校聞訊都爭先恐後聘請他去兼課。他還幫助一所中學進行教學改革，即採取美國啟髮式以討論為主的道爾頓教學法。1946年他在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任特聘教授，直至1950年他還到美國多所大學授課。他在美國講中國歷史，都要揭露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獨裁，貪污腐敗。最為難得的是在“文革”後期，他為了批判“四人幫”的“讀書無用論”，自願在家辦起外語補習班，隨後招收研究生，嘔心瀝血為國家培養了300多位在各種外事機構工作的骨幹。記得1980年春天中美正式建交之時，我還約請他到我們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給全體師生做一次關於中美關係回顧與展望的報告。直到2002年他已經105歲病重住院時，他還對人表示：“我是北大的教授，我可以給你們講課，而且不收任何學費。”他是執教78年的教齡最長的人民教育家。他不僅授人以知識，而且更注重育人以理想和品德。

陳翰笙同志生平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著名的社會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顧問陳翰笙同志，因病於2004年3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8歲。

陳翰笙同志1897年2月5日生於江蘇無錫。他經歷了清朝末年、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和新中國四個時代，為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反對黑暗統治、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為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事業、教育事業以及民間外交活動的開展，不辭辛勞，不畏險阻，獻出了畢生精力。

陳翰笙同志1915年為實現“科學救國”的理想，赴美國勤工儉學，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歷史學碩士學位，又赴德國在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24年到北京大學任教授。在李大釗同志的影響下結交蘇聯友人，研讀《資本論》，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李大釗同志介紹，1925年加入國民黨，擔任北方局的宣傳、聯絡工作。次年，參加了北京“三·一八”運動，反對段祺瑞軍閥統治，並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為共產國際創辦的《國際新聞通訊》撰稿，及時報導中國革命動態，宣傳中國革命。

1927年李大釗同志遭奉系軍閥殺害后，陳翰笙同志被迫前往蘇聯，在共產國際創辦的國際農村經濟問題研究所任研究員，開始關注中國的農民問題。1928年回國。1929年任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學組主任，組織大批有志青年對中國農村社會進行調查。1933年他參與建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擔任會長，並創辦《中國農村》月刊，刊登大量調查報告和論文，說明農村問題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論證改革封建制度的必要性，有力地支持了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並培養了我國一批著名的經濟學家，作出了重要貢獻。1932年，陳翰笙同志參與宋慶齡、蔡元培等人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多方營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愛國人士，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1935年，為躲避國民黨特務追捕，先去日本，再赴蘇聯，並任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特約研究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6年，陳翰笙同志根據我黨的指示前往美國紐約，任太平洋關係學會國際部研究員、《太平洋事務》季刊編輯，同時為黨創辦的《華僑日報》工作，宣傳黨的主張，號召愛國僑胞抗日，爭取美國政府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1939年底抵達香港，協助宋慶齡開展“工業合作運動”，任“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國際委員會”秘書長，並負責“保衛中國大同盟”的工作，向同情中國抗日戰爭的國外人士和海外僑胞進行募捐，支持黨領導的抗日鬥爭，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對日妥協投降、對內反共反人民的政策。1942年香港淪陷后，他轉赴廣西，受“工業合作運動國際委員會”委託在桂林辦了工業合作研究所，在此期間積極營救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的革命同志。1944年春，為躲避國民黨緝捕而前往印度，從事抗日工作。

1946年，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陳翰笙同志再度前往美國，先後在華盛頓州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任教，並在約翰·哈近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和紐約亞洲研究所作研究工作。他撰寫文章，在舊金山、芝加哥、紐約等城市發表演說，揭露蔣介石政權的黑暗統治和發動內戰的陰謀。

1950年冬，陳翰笙同志應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回到祖國。擔任《中國建設》雜誌編委會副主任，他為辦好這一英文刊物傾注了心血，從組稿、撰稿、翻譯，到出版、發行，幾乎每個環節都親自過問，每篇稿子都親自審改。他強調文章要用事實說話，嚴格要求每一位編輯和記者，耐心細緻地指導、培養每一位年輕同志。他本人為《中國建設》撰寫多篇文章，內容實朴，文字優美，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20世紀50年代，陳翰笙同志先後任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印友好協會副會長、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委員、對外文化關係協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副秘書長，出訪過印度、緬甸、巴基斯坦、蘇聯、德國、芬蘭、瑞典和東歐諸國，對增進我國與其他國家人民之間的友好團結作出了貢獻。

1955年，陳翰笙同志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8年任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1962年至1964年，任中國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室主任。他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文化大革命”中，陳翰笙同志受到嚴重迫害，被下放湖南茶陵外交部幹校。粉碎“四人幫”后，陳翰笙同志以驚人的毅力和過人的精力繼續領導和從事各種學術研究工作。他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世界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商務印書館外國歷史小叢書編委會主任、中亞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長、世界經濟學會顧問、中國經濟團體聯合會顧問、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副主任暨外國歷史編委會主任、中國太平洋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文化書院院長、顧問。

陳翰笙同志在科學研究工作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反對教條主義，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倡導嚴謹的學風和科學的研究方法。他學識淵博，研究工作覆蓋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和國際關係學等多種學科，撰寫專著和論文達400餘種。他的許多論文和著作對於推動各有關領域深入開展研究起著重大的作用，他的一些經濟學、史學論點具有深遠的影響和前瞻性。20世紀30年代他所組織撰寫的農村調查報告和論文，於80年代編輯成《解放前的中國農村》（共3輯，300多萬字），是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獻。1985年編輯出版的《華工出國史料彙編》（共10輯，300多萬字）具有世界歷史意義。

陳翰笙同志畢生與教育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曾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燕京大學、桂林師範學院和北京外交學院等多所學校任教。他還極其重視中等教育和幼兒教育，尤其關心學生的道德教育。1925年他與其他同志在北京創辦的藝文中學，是五四運動以後我國最早進行教學改革，實行道爾頓制的學校。他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工作多麼繁忙，處境多麼困難，都堅持做教育工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動亂期間，他也甘冒風險，在家裡為上門求教的青年開設英文學習班。

陳翰笙同志一生忠於人民、忠於革命，剛直不阿，疾惡如仇，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他淡泊名利，追求真理，潛心鑽研，堅持科學研究與革命實踐相結合，表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的優秀品質；他關愛學生，誨人不倦，時刻以培養青年為己任，表現了一個教育家的崇高風範。陳翰笙同志不愧是革命前輩、學術宗師、教育先驅。

陳翰笙同志為革命、為學術、為教育，鞠躬盡瘁，奉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我們緬懷陳翰笙同志，要以他為榜樣，勇於開拓，善於創新，為發展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努力奮鬥。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