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宣盛世

永宣盛世出現在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具有以下時代特徵：

第一，在封建社會晚期這個時期里，無論是封建的經濟，還是封建的政治、文化都還在發展，或者說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反映在經濟上：墾田面積增加迅速，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農業技術的進步，高產作物的引進，糧食總產量和畝產量都有了明顯的增長；匠籍制度逐步廢除，手工工人生產積極性提高，民營手工業迅速發展，生產改進，手工業生產水平提高；商業中心城市出現，中小城市不斷增加，國內市場形成，長途販運的發展，國內商業的繁榮和對外貿易的發展等等。反映在政治上：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進一步發展，君權不斷擴大，改革地方權力機構，使地方權力越來越集中於中央；改革中央權力機構，使中央權力越來越集中於皇帝；設置廠衛，實行特務統治；推行里甲制，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封建的法律進一步完善等。反映在文化上：理學成為封建統治的正統想想，心學的出現，實學的成長；應用科學的發展；市民文學的繁榮；對古代文化的總結，實行專制主義文化統治等。所有這些，都說明封建制度在這個時期還沒有進人垂死階段，其內部機制還有一定活力。封建制度還在發展。

第二，但是這個時期畢竟不同於封建社會的發展期。這個時期的封建制度一方面雖然還有所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封建制度卻已經開始崩。這個時期，封建社會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封建制度不斷受到衝擊，並目日益沒落：這個時期土地兼并激烈，逐漸集中，地租剩削和照役負擔沉重，大批農民紛紛破產，流民增多，農民的反抗鬥爭連續不斷，武裝起義此起彼伏，反抗鬥爭的矛頭直指封建的上地制度，標誌著農民的反抗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同時，君權的加強，隨之而來的是宦官和權臣的專政，以及吏治的敗壞，加上財政枯竭，邊患嚴重，因此封建統治經過短短的鼎盛期之後，就進入了它的衰弱時期。封建統治日益危機。封建統治階級為了自救，曾進行了某些改革，但是卻扭轉不了封建統治衰敗的趨勢。這個時期，封建制度雖然沒有完全崩潰，但是崩潰的趨勢已經開始。

第三，封建社會晚期還有一個重要的時代特點，就是這個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並有所發展。由於農業生產力明顯提高和民營手工業的迅速成長，封建商品經済進一步發展以及僱工人身依附關係逐步松孢，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創造了歷史前提。學術界對資本主義萌芽出現於何時尚存意見分歧，但是多數學者認為，這個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某些手工業部門已經出現，至明末清初曾一度受阻，18世紀以後，又有所發展，而且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業中也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尊芽。但是資本主義萌芽卻發展蟹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到鴉片戰爭前タ也沒有建立起來。

永宣盛世正是在具有這一十分鮮明特徵的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晚期，即明王朝統治的初期出現的。

明王朝的統治始於明太祖。明太祖是中國第一個平民皇帝，從小放豬放牛為生，當過和尚討過飯，歷經磨難。因此，明太祖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養生息”政策。明朝從明太祖到明宣宗，是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得到發展，文化相對繁榮，國力強盛的時期。這與明太祖開啟的“休養安息”政策是分不開的。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駕崩，由於太子朱標早死，由皇太孫朱允炆即位，年號建文，即明惠宗。明惠宗為鞏固皇權，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等先後或被廢為庶人，或被逼自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朱棣的精兵，準備削除朱棣。結果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靖內難”的名義起兵，最後率軍南下，佔領京師，是為“靖難之役”。後來朱棣即位，即明成祖，年號永樂。明惠宗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明成祖朱棣在奪取帝位后，決 定遷都北京，就開始建造紫禁城宮殿，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建造完畢。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將明朝首都遷到北京。從此以後，北京就是中國的政治中心。

明仁宗在扭轉其父政策方面採取了一個最激烈的措施，即把京師遷回南京。據說此舉是夏元吉和其他高級朝廷官員作為把資源從北方邊境轉移出來的策略的部分行動而強烈要求的。明仁宗自他登基時起，顯然已有此意；這時他已設南京守備，並派他信任的將軍和宦官去指揮。明仁宗對明成祖的北征不感興趣，也不喜歡北京；此外，他在南京當過監國，熟悉南京的情況，感到那裡更為舒適。另外他還關心維持北方首都的費用，這項費用不但大大地增加了中國東南的負擔，也使各政府部門難以應付。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十六日，他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門為行在。半個月後，他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去拜謁朱元璋的皇陵，並留在那裡負責。儘管南京地區有地震的報告，但皇帝的返回和他朝廷的南遷勢在必行。然而朱高熾在實施這一行動前死去。此外，他的繼承者明宣宗並未參與這一計劃，明宣宗與明成祖更親近，對偏向北方的政策不那麼討厭。北京依然是京師，南京又成了輔助性的都城。

明太祖朱元璋時，由於廢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事無巨細都要皇帝親自處理，所以皇帝需非常勞心。明成祖時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制度的雛形。這個內閣制度後來被西方國家所效仿，一直延續到21世紀。

朱棣死後，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採取了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溥、楊榮（三楊）、夏原吉、蹇義的寬鬆治國和息兵養民的政策，使他們在位期間（1424年至1435年）成為明代歷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時代。

明仁宗通過改組內閣，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顧問顯貴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學士和幹練的官員充實行政官署，來開始他組織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員中，許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攝政時已經為他效勞，有的人在他與明成祖有分歧時支持過他，為此受到了懲處。

仁宣時期改革科舉取士法，嚴格任用和考察官吏制度，嚴厲控制宦官，打擊貪官污吏，使吏治清廉。在用人制度上，也改變了前朝偏重進士，排斥吏員的現象，堅持任人唯賢、唯才是舉。同時從明仁宗始，設立巡撫制，以加強對地方官吏的督察。通過一系列打擊整肅，貪贓行賄現象逐漸減少。趙翼《廿二史劄記》稱：“故為守令者，無不潔已愛民，耳公於清議。”

明宣宗有幾句名言，一句是“省事不如省官”。某巡撫要求在杭嘉湖地區增設一名專門管理糧政的布政使司官員。明宣宗認為國家的賦稅有常額，不能養冗官，駁回了他的要求。還有一句是“安民為福”。因某工部尚書建議修建山西圓果寺的佛塔，好為國家求福，而朱瞻基認為百姓安定就是國家的福氣，用不著借修佛塔來“求福”，故斥責了他。

《水樂大典》，是對傳統文化的一次空前規模地系統整理。這巨制類書，集中了2100餘名各層次學者，歷3年而成。永樂元年（1403）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縉、姚廣孝、王景、鄒輯等人纂修大型類書，至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編成《文獻大成》，即《永樂大典》。《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編纂的一部大型類書，收錄入《永樂大典》的圖書均未刪未改，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在中國學術文化史上自有重要地位，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比十八世紀中葉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和《法國百科全書》要早300多年。

除此，成祖還組織學者編纂《明太祖實錄》《歷代名臣奏議》《五經四書大全》《天下都縣誌》《列女傳》等史地、論理綱常、闡揚儒家思想的書約30多種。時間顯短，成就可觀。後人對此評說：“帝（成祖）方內興禮樂，外懷要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可以想見永樂時期文化之盛。

明仁宗在思想上崇尚儒學，褒獎忠孝，他統治期間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明仁宗還在京城思善門外建弘文館，常與儒臣終日談論經史。明仁宗非常善於納諫，曾經給楊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勵他們進諫，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見，皇帝可以擇善而行。明仁宗在後宮之中也不戀女色，除皇后張氏之外，僅譚妃一人。張皇后非常賢惠，與明仁宗相敬相愛；譚妃也是一位賢內助，在明仁宗死後自縊殉節，被謚為昭容恭禧順妃。

明仁宗對科舉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當時由於南方人聰明而且刻苦，進士之中多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純樸，忠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眾的較少，為了保證北方人可以考中進士，明仁宗規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圖書文化事業發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明宣宗命楊士奇、楊榮於館閣中擇能書者10人，取五經、《說苑》之類，各類副本，分別貯藏於廣寒、清署二殿及瓊花島，以資觀覽。又建造“通集庫”、“皇史晟”以藏古籍、檔案。內閣藏書約2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佔十三成，抄本佔十七成。史稱“當是之時，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

朱徠棣統治時期軍事組織在武裝力量的結構方面經歷了四大變化。第一個變化是取消了護衛。第二個變化是把大部分駐在南京的京衛調到北方，並把某些北方的部隊提到親軍的地位，這就使駐北京的京衛成為帝國中最大的一支部隊。第三個是在京師設營，士兵們通過營定期從地方部隊輪換去邊境防線服役或進行征戰，並在營中操練和受訓。第四個大變化包括在長城沿線組織邊防的鎮；這個措施是永樂帝對付這條邊界以北的游牧入侵者的新戰略的組成部分。

明宣宗試圖清除軍事的腐敗現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統治。在歷次征戰中，貪 污的軍官只動員窮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徵用物資時，向黎民百姓過分勒索。他們非法地使用士兵作為自己的私人奴僕，侵吞他們的軍餉和口糧，扣發他們的冬裝。這樣的非法勒索和苛刻待遇敗壞了士兵的士氣，助長了開小差，進而破壞了整個軍事組織和嚴重地降低了部隊的戰鬥力。為了清除這些弊病和恢復軍事組織的紀律，明宣宗從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監察官員去視察和改進各省的軍事狀況。這些調查的一個目的是清查兵員花名冊，以確定各軍事單位實際的士兵人數和所需的軍餉和口糧，從而清除貪污的主要根源。這類使命稱之為清軍，從此成了御史們的正常任務。另外，明宣宗在宣德三年（1428年）頒布了關於徵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規定，條款從8條增至19條；四年（1429年）十月，他又增加了旨在清除營私舞弊的條款22條。同年，他為了表示對軍事和提高軍隊士氣的關心，在北京郊外舉行了一次王朝最令人難忘的公開軍事檢閱。京師在訓的部隊定期隨御駕巡視北方邊境和進行大規模的狩獵活動。

為了徹底解決蒙元貴族的殘餘勢力，從永樂八年(1410年)開始，明成祖御駕親征率領明軍北伐漠北。這次北 伐，明軍在飛雲山大戰中擊破五萬蒙古騎，迫使蒙古本部的韃靼向明朝稱臣納貢，永樂帝封韃靼大汗為和寧王。隨後明朝大軍一直進入到極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為碑“翰海為鐔，天山為鍔。”永樂十年(1414年)，永樂帝舉行第二次北伐，擊敗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謝罪之後，永樂帝班師回朝。永樂十七年(1421年)，永樂帝舉行第三次北伐，大敗兀良哈蒙古。蒙古勢力遭到永樂帝的連續打擊后，直到明英宗的土木之變前都無法對明朝構成威脅，但即使是土木之變，明朝也是迅速動員兵馬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

永樂七年(1409年)，明朝在黑龍江下游東岸特林地方，設立了奴兒干都司，管轄今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庫頁島等地。

明宣宗登基之後，擺在明宣宗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問題。這個 問題在建文、永樂、洪熙三朝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明宣宗即位之後，馬上著手整頓軍務，準備迎接來自強藩的挑戰。他的皇叔朱高煦在靖難之役中就戰功赫赫，很會帶兵，永樂朝被封樂安之後，就從沒有放棄武力奪取政權的野心，終於機會來了，朱高熾病逝，明宣宗即位，國家動蕩，皇帝年輕，正是造反得好時機，於是經過精心的準備后也像他的父親朱棣一樣扯起了“清君側”的大旗，然而叛軍沒有堅持多久就被明宣宗擊敗了，得勝之師回到北京后，明宣宗馬上傳召給另外一個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權，朱高燧並沒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衛兵馬，就這樣明初近半個世紀的藩王問題在宣德朝終於得到了解決。

而之後的漢王朱高煦和趙王朱高燧一直沒有放棄爭奪皇位的念頭，時刻威脅著社會的安定。面對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亂，明宣宗決定親征。皇帝親征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六軍將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來，動蕩的局勢有所緩和。之後漢王、趙王的威脅被解除，保證了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為明朝平穩順利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機。

明宣宗擔心秋高馬肥時胡人侵犯邊疆，於是整頓兵馬，駐紮喜峰口以待敵軍。守將奏報兀良哈率領萬名鐵騎騷擾邊疆，明宣宗精選鐵騎兵三千飛奔前往。敵軍望見遠處來軍，以為是戍守邊疆之兵，即以全軍來迎戰。朱瞻基命令將鐵騎分為兩路夾攻敵軍，並且親自射殺敵軍先鋒，殺死三人。兩翼飛失如雲，敵人不敢前進。繼而，朱瞻基又命連續發射神機銃，敵軍人馬死傷大半，剩下的全部潰逃。明宣宗用數百鐵騎直驅前行，敵人看到黃龍旗，才知道是皇帝親征，於是全部下馬拜倒在地請降，明宣宗將這些人捆縛抓獲，大勝而歸。

安南人黎利反叛，屢次打敗官軍。黎利請示朝廷，請求重新立陳氏之後為安南國王。明宣宗認為國中疲憊，遠征無益，於是答應了他，冊封陳暠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後來黎利篡奪陳暠之位而自立為王。派人入朝納貢謝罪，請求皇帝冊封群臣。有人請求皇帝討伐黎利，明宣宗不許，冊封黎利為安南國王。安南國也就是交趾國，自此以後朝貢不絕。

明永樂、宣德之時，從北與西北兩個方向出擊元朝後裔，整倒了大漠南北；西南與南部即今雲貴川等地行土司制，歸屬中央管。在東北即今開原以北遠至外興安嶺，設衛所，在黑龍江特林置奴兒干都司，以轄各衛所。周邊的國家，如安南、暹羅、朝鮮等都是明的屬國。其疆域遠在漢唐之上。

明成祖朱棣對各地方官吏要求極為嚴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須深入了解民情，隨時向朝廷反映民間疾苦。永樂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覲見的地方官吏五百餘人各自陳述當地的民情，還規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者勿問”。之後，永樂帝宣布“諭戶部，凡郡縣有司及朝使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觀察員，如果看到民間疾苦而不實報的，要逮捕法辦。對民間發生了災情，地方上要及時賑濟，做到“水旱朝告夕振，無有雍塞”。

明仁宗即位后積極推行與民休息政策。他告諭戶部說：“農者生民食衣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侯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謠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明宣宗即位后同樣延續了與民休息的政策。他曾說：“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悔輪台，煬帝遂以亡國，玄宗卒至播遷，皆足為世大戒。明宣宗了解關心民間疾苦，有一次朱瞻基外出返京，看到幾個農民正在耕田。他親自到田間同農民談話，並接過農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他感慨地對隨從諸臣說道：“朕只推了三下犁，就覺得很累。老百姓一年到頭勞作不休，那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回京后，明宣宗作《耕夫記》一文，給謇義、楊士奇等近臣看，其中說：“農之于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

朱棣還多次派遣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中官李達等官員出使西域諸國

海路：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鄭和為正使，王景宏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餘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明朝艦隊從蘇州劉家港出發，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及錫蘭等地，經印度西岸折回返國。以後又於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間，先後七次出海遠航，經過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教聖地麥加。這就是偉大的鄭和下西洋。

陸路：明成祖還多次派遣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中官李達等官員出使西域諸國

清朝官修《明史》中描寫永樂帝在位期間，“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

明仁宗在位期間，他滿足於讓精幹的軍事將領守衛北方諸前哨以防東蒙古人的入侵，和繼續保持與中亞和南洋各國的納貢關係。但他主要關心的是安南，雖然安南已被合併了幾年，但仍沒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認黎利的政權；但因為這樣做時機不成熟，他就繼續執行其父朱棣誘降黎利的政策。他斷定黃福為人過於謹慎，不能繼續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於是以榮昌伯陳智接替他。但是明軍未得到加強，在洪熙末年，這種情況仍未改變。歷史學家認為召回黃福是中國在安南失敗的主要原因，並委過於皇帝，因為黃福對當地的行政有豐富的經驗，並得到當地人的尊敬。

明仁宗採納夏元吉的建議，取消了鄭和預定的海上遠航，取消了邊境的茶、馬貿易，並停派去雲南和交趾（安南）的採辦黃金和珍珠的使團。

明宣宗登基后不久，明朝周邊的哈密回回、滿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數十國前來朝貢明朝，幾乎是每年都來。

明宣宗在繼續他父親的收縮政策時，只和朱棣時期定期前來納貢的南亞和東南亞諸國保持例行的接觸，按來朝次數多寡排列，它們包括：占城（8次）、爪窪（6次）、暹羅（6次）、蘇門答剌（4次）；來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錫蘭、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國。在維持這些關係的同時，皇帝還繼續執行不準中國人出海到國外定居或經商的更早時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強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盜的騷擾，以及保持一切對外貿易的官方壟斷。這些不現實的禁令失敗了，因為在執行時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

永宣盛世時期，對西南的四川西南部、貴州全境、廣西北部、雲南東部（雲南的西部置乃是歷史上的南詔國）、湖廣西部的土司制度進行了大規模的土流並治、改土歸流改革，拓寬了國土的農耕面積。據《明史》七十七卷載：永樂初，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處、地僻處、輸糧艱難處、屯百名兵民者，委以百戶；屯兵三百名者，委以千戶；五百名以上者，委以指揮提督之”。“墾荒緊已、永不起科，這是破格地最大優惠地鼓勵在和平環境下，兵無戰事而轉向西南當地屯田墾荒。只要積極主動地參與屯田、墾荒者，在政治上、經濟上均得到特級的照顧和優惠。出現了軍屯于田、民樂於業的欣欣向榮、安居樂業、繁榮昌盛的景象。這個時期，西南的發展（夜郎）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明代永樂、洪熙、宣德三朝，開創了33年的繁盛局面，有“永宣盛世”之稱。永樂皇帝在位期間，鄭和下西洋遠播中華文明，大型叢書《永樂大典》的編纂則空前系統地梳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洪熙、宣德皇帝採取休養生息的治國之策，吏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在這段明王朝的鼎盛時期，強大的國力、繁榮的經濟、復興的文化都透過遺存的文物閃耀出璀璨的光輝。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瓷器、漆器、金屬器等各門類工藝美術創作取得的非凡成就，恰恰印證著明代工商業發展帶來的巨大作用。

封建史家認為：“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他們盛讚仁、宣時期，“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明史》卷八·仁宗本紀）或“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間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明史》卷九·宣宗本紀）。而永樂時期，明朝的國力最強，“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明史》卷七·成祖本紀）。

明初的永宣盛世從總體上來說，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生產發展，國力強盛，堪與前代的文景之治、貞觀開元盛世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