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自尹

曾任復旦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所長、臟象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導師、中醫教研室主任、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中醫科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醫學評議委員、國家衛生部中藥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上海市中西醫結合學會會長、上海中醫學會副會長等職。現為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終身教授、中西醫結合研究所名譽所長、中西醫結合博士后流動站站長、上海市老中醫學術經驗繼承班指導老師、校學位委員會委員、衛生部第四屆藥品評審委員會委員、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副會長、上海市中西醫結合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中西醫結合雜誌及中西醫結合實用臨床急救雜誌副總編等職，1995年評為上海市名中醫，1997年10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沈教授非中醫科班出身，但為發揚醫學精華，探索中西醫結合之路，提高中醫診治效果，解除患者疾苦，在隨師期間勤奮好學，虛心求教，系統學習中醫經典與臨床，如《傷寒論》、《金匱要略》、《內經》、《本草經》、《外台秘要》、《千金方》等著作，且不間斷臨診，從實踐尋找真諦，以中醫基礎理論為指導，遵古訓：“博採眾長”與師囑：“不拘一格”，勇於創新，採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腎”與“證”的本質及中醫治病原理，善於捕捉，善於提煉，從中提高升華有規律性的論點，先後發表“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微觀辨證與辨證微觀化”、“內科領域裡中西醫結合途徑的初步探討”、“陰陽常閾調節論”、“腎陰腎陽中西醫結合辨證施治規律的初步研究”、“腎陽虛證定位研究”、“補腎和健脾在延緩衰老作用中的對比研究”、“中醫補腎法治療支氣管哮喘研究”、“運用中醫補腎法對頑固性哮喘患者長期服用皮質激素的撤除觀察”等具有影響論文百餘篇。編著《腎的研究》、《虛證研究》、《中醫治則研究》、《中醫理論現代研究》、《中醫學》等有學術價值的著作十餘部，引起國內、外的關注，推動中醫、中西醫結合工作的發展。

50年代率先對中醫稱為“命門之火”的腎陽進行研究，從“異病同治”的學術觀點，發現在西醫全然不同的病種，按照統一的辯證標準，病人只要符合腎陽虛症，其反映腎上腺皮質功能的尿17——羥皮質類固醇值明顯低下，經補腎中藥治療可以恢復正常。這一結果得到國內7個省市以及日本高雄病院等研究單位的重複與公認。1979年起，採用同病異證組進行下丘腦—垂體—靶腺軸功能對比觀察，可推論腎陽虛證主要發病環節在下丘腦。首次用現代科學方法在國際上證實腎陽虛證有特定的物質基礎。近來採用分子水平的檢測方法證明唯有補腎葯才能作用提高下丘腦的雙氫睾酮受體親力以及CRFmRNA的基因表達，對腎陽虛證達到能定性、定量以至將主要調節中樞定位在下丘腦提出多方面有力證據。發表百餘全篇論文和6部著作，1979年獲全國醫學衛生科學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1981、1983、1985和1987年分別獲衛生部乙級科技成果；10次獲上海市科技進步獎；1992年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

為中國培養出第一個中西醫結合博士，已培養博士生3名，碩士生7名，博士后1名，現在研博士后1名，臨床帶徒1名。在中西醫結合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並在國內外享有很高威望。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擁護共產黨領導，品德高尚，治學嚴謹，曾多次被評為院、校、市級先進醫務工作者及先進教育工作者。

1990年起多次應邀赴日本、香港、澳大利亞講學與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受日本文部省聘請為日本富山醫科藥科大學客座教授並講學與科研1年。

辨病與辨證靈活結合

中醫治病的主要手段是“辨證論治”，所以“證”為中醫精華所在，但西醫對證不了解很難接受，這樣既影響中醫事業發展，又影響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沈教授為此進行不懈努力，以大量的臨床實例和科學實驗，取兩種醫學理論體系之長，認為對於某一個病種或某一個病人，在深入了解其病因、病理、生理、生化的特殊變化以及疾病發展中的證型演變，從中、西醫兩個方面理論高度辨別剖析，在病與證處找結合點，取長補短，明確現象與本質，從病證處找結合點，或舍病從證、或舍證從病，病證互參，能有效地提高臨床診治水平。如無黃疸型遷延性肝炎或慢性肝病是內科常見病，多見病毒感染后肝細胞炎性腫脹以致肝內血流不暢肝脾腫大等病理變化，目前西醫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只能採用保肝姑息療法，許多患者因得不到有效的治療而發展為肝硬化。中醫認為肝病是由於濕熱內蘊，或肝鬱氣滯致氣血運行不暢久之可入絡形成症瘕結聚。沈教授認為肝病多由濕熱蘊結肝膽引發，濕熱之邪又易耗氣陰，氣陰受損使肝病癒加纏綿難愈，久則症瘕結聚形成。濕熱之邪不去，患者難以康復，針對這種情況，沈教授根據中醫治病求本的治則，舍病從證，確立清熱利濕、益氣養陰、活血化瘀法則，辨證用藥。若遷延性肝炎或慢性肝病兼有活動性變化ALT升高者，臨證以濕熱多見，當先清熱利濕，用龍膽瀉肝湯或丹梔逍遙丸加垂盆草、板藍根、茵陳、虎杖、廣藿香等，待ALT降至正常，濕熱化解后再選用補氣的黨參、黃芪，養陰的鱉甲，補血活血的當歸、丹參，清熱燥濕的蒼朮、陳皮，如B超提示肝內光點增粗密，或有肝硬化，或有脂肪浸潤趨勢，取《金匱要略》下瘀血湯之意，或選桃紅四物湯，加軟堅的鱉甲、炮山甲、牡蠣等葯調治。現代藥理研究已證實活血化瘀葯具有抗纖維化作用。按上法進行治療病情往往能得以有效控制，有部分患者還能在短時間內肝功能恢復。再如慢性腎炎與腎病綜合征的增殖型、混合型，在中醫辨證歸屬肝脾腎三臟功能失調為多見，但按此證論治，在消除蛋白尿的效果方面收穫甚微。然而通過從西醫對其病理認識是由於腎小球血管內皮細胞增殖以致管腔狹窄，並有纖維蛋白栓子的阻塞等變化。雖然其臨床並無明顯瘀證的現象，但從其病理機制來分析其有瘀證的本質，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舍證從病，用活血化瘀兼以清熱涼血法治療，使尿蛋白流失得以明顯改善。

沈教授以西醫的“病”為徑，中醫的“證”為緯，在徑緯交叉處找到中西醫結合點，提出辨病和辨證靈活結合的學術觀點取兩種醫學理論體系之長，或舍病從證、或舍證從病、或病證互參具體方法，一方面改變中、西醫簡單相加局面，更重要的是彌補中、西醫對疾病認識的片面性，有效地提高中醫識病與治病水平，同時為發展中醫，開創中西醫結合道路及形成中西醫結合理論奠定了基礎。

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有機結合

中醫辨證著重於功能方面來認識。沈教授認為任何功能改變必然以形態、代謝改變為基礎，“證”亦必有其微觀的表現和物質基礎，功能與形態、代謝是統一的。如何從功能改變證實形態、代謝改變，從而闡明“證”的物質基礎。在臨床上收集辨證素材的過程中，沈教授引進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醫學先進技術，微觀地認識機體的形態、代謝變化和功能特點，更完整、更準確、更本質地闡明“證”的物質基礎。在中醫的宏觀辨證基礎上用微觀指標認識與辨別“證”，綜合多方面微觀辨證的信息，從而有效地指導臨床實踐。如對於哮喘防治研究中，沈老師發現有些哮喘患者無腎虛的臨床表現，但其腎上腺皮質有類似腎陽虛隱潛性變化，故其本質仍屬腎陽虛範疇，採用溫補腎陽方法后，有效控制哮喘疾病複發。

預防支氣管哮喘季節性發作

古人言“未發時扶正氣為主，既發時以攻邪氣為主”“治喘咳不離於肺，不只於肺”“發時治肺，平時治腎”。傳統醫學有“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基本治則，沈教授認為對於喘證的治療，尚需有個過渡階段，使疾病不易反覆，治療上也有連接過程。為了減少或減輕喘證複發次數與程度，將治則分為三個階段。

1.病初、或慢性急性發作、或春秋交溝之季，“治標”。以宣肺為主。熱證（麻杏石甘湯、定喘湯等加減）；寒證（三拗湯、小青龍湯等加減）。

2.病情漸緩時期“標本兼容”。標本兼容：宣肺補腎兼顧。肺腎陰虛（三拗湯+左歸丸加減）；肺腎陽虛（三拗湯+右歸丸加減）。

3.表解漸愈“治本”。治本以補腎為主。腎陰虛（左歸丸+玉屏風散加減）；腎陽虛（溫陽片，或右歸丸+玉屏風散加減）。

淫羊藿(仙靈脾)

沈教授在臨床研究中發現，仙靈脾有提高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功能，且保護外源性皮質激素抑制神經內分泌免疫的作用，且對腎上腺皮質有直接保護與促進的效應。根據古書記載仙靈脾藥物功能及現代藥物研究的機理，選用仙靈脾配附子、補骨脂、菟絲子、生地、熟地等葯作為預防支氣管哮喘季節性發作和防治老年慢性支氣管炎；常與仙茅、巴戟天等溫腎陽葯相伍治療陽痿，用量為20～30g；採用仙靈脾藥量遞增方法，與生地相伍戒除激素；與生地、當歸、白芍、首烏合三甲飲相伍隨證加減，或配鹿角為伍治療帕金森氏綜合症；配以附塊、桂枝、川椒、澤瀉、車前子等葯治療輸尿管結石嵌頓性腎結水症；配以熟地、巴戟天、補骨脂、杜仲、骨碎補等治骨質疏鬆；配以左歸飲或右歸飲延緩衰老，均能提高療效。急支糖漿由來

沈教授抱著為國家民族爭光的信念研究中醫精華，對事業執著鍥而不捨，不斷突破醫療和科研方面的難點，取得了可喜成就，他曾於1959年獲衛生部“發揚醫學遺產”金質獎章與獎狀；1978年“腎本質的研究”獲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獎；1979年“腎”的研究獲衛生部全國醫藥衛生科學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1981、1983、1985年“腎陽虛證的下丘腦－垂體－甲狀腺、性腺、腎上腺皮質功能的對比研究”、“溫陽片預防支氣管哮喘季節性發作及其原理研究”、“溫腎利水法治療腎盂積水及其原理研究”分別獲衛生部乙級重大科技成果獎；1987年“補腎法對老年（男）性腺軸作用的臨床及實驗研究”獲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二等科技進步獎；1992年“補腎益氣延緩衰老的研究”獲國家教委二等科技進步獎；1996年獲得建國以來第一次以民間形式對國際上中醫藥重大成果獲得者，並達到首創與公認的開拓者頒發的中國廣州仲景中醫藥傑出成果獎，先後共獲21項國家級和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獎。

溫陽片預防支氣管哮喘季節性發作及其原理研究

沈教授在長期臨床研究中發現，多數支氣管哮喘患者表現為本虛標實，且70%患者有腎虛徵象，補腎法能使哮喘患者獲得遠期療效（從1957年～1965年資料表明補腎法防治哮喘顯效率為57.7%～86.9%）；從哮喘患者內分泌功能研究中證實，有腎虛或無腎虛見證哮喘患者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均有不同程度低下改變，使得氣道慢性變應性炎症不易消退難愈。前者較後者為重，腎陽虛者更為顯著。由於無腎虛見證哮喘患者也存在潛在的腎上腺皮質軸功能不足，而腎陽虛哮喘患者的腎上腺皮質軸功能低下的現象尤為顯著，溫補腎陽葯可提高腎上腺皮質軸功能，因此沈教授採用溫補腎陽方法作為防治支氣管哮喘季節性發作的一項措施，（明顯陰虛內熱者不宜溫補腎陽法，宜用滋補腎陰法）。

自擬溫陽片（現改名：補腎防喘片），由附子、生地、熟地、山藥、補骨脂、仙靈脾、菟絲子、陳皮等葯組成。每日3次，每次5片，按照《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所述冬病夏治以養其陽的方法，於每年8月初～10月底期間服藥。共選擇365例支氣管哮喘季節性發作患者，其中284例為溫陽片組，81例為小青龍湯對照組或空白片對照組，且部分患者作了血清IgE、Ts細胞功能的檢測。結果溫陽片組預防哮喘季節性發作的顯效率為63.4%～75%，而小青龍湯組及空白片組顯效率僅18.5%～22.2%，溫陽片組與各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01）。歷年來總有效率為83.0～95.6%，顯效以上者57.5～86.9%,而對照組顯效以上者僅佔10.6～22.7%；治療前血清IgE水平呈季節性升高、Ts細胞功能明顯低下，三組組間無明顯差異；治療后溫陽片組的血清IgE季節性升高現象明顯減少，Ts細胞顯著提高，與對照組比P<0.05。

從臨床療效到實驗室指標改變及以往的研究結果證實了溫補腎陽法能明顯提高臨床療效，是預防哮喘複發一項有效措施。其作用的機制可能通過提高下丘腦－垂體－靶腺軸的功能，主要作用於下丘腦，從而對神經內分泌免疫整合網進行調節，達到提高機體的抗病能力。改善過敏狀態，預防有害的刺激因素（如花粉）的哮喘的季節性的誘發作用。

沈自尹院士遵循著中醫學自身發展的規律，對腎陽虛證進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研究，終於首次在國際上證實了腎陽虛證有特定的物質基礎，並將主要調節樞紐定位在下丘腦，為中醫向現代化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或許能給人們一些啟迪。

沈自尹院士1952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1955年師從上海著名中醫姜春華教授，系統學習中醫經典著作和臨診。“西學中”的經歷使他對中醫“證”的研究融匯 了中醫和現代醫學的研究思路。他認為，由於歷史上中醫的辨證方法不同，對於“證”也有不同的理解，可以說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證”。臟腑辨證源於《內經》，是按“藏(臟)居於內，形見於外”，從患者的外象來推論“證”的，《內經》產生於周秦陰陽五行學說盛行之際，所以臟腑辨證具有鮮明的哲學特點。之後張仲景把辨證論治的哲學思想具體結合於臨床，“博採眾方”，以求效為主，每個湯方都有相應的證，只要有此證即可用此湯方，常稱“湯證”。以湯辨證亦屬辨證範圍，故稱之為方劑辨證。沈自尹院士就是立足於這兩種辨證思路，以腎陽虛證為切入點，展開了從腎本質的研究到證本質的研究。

沈自尹院士從臟腑辨證思路著手，對“證”的研究是通過“形見於外”探求“藏居於內”的本質，就是設立統一辨證標準，選擇“形見於外”符合腎陽虛證而無其他證夾雜的典型患者，篩選“藏居於內”的反映內臟功能的特異性指標。結果雖沒有發現反映腎陽虛證的特異性指標(亦稱金指標)，卻發現腎陽虛證具有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上不同環節層次，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亂，屬於一種隱潛性變化，這說明“證”是有物質基礎的。那麼，只要“證”是有物質基礎的，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說，就可以實現其定量和定性研究。沈自尹院士進一步增加了甲狀腺軸與性腺軸功能的研究，並設立了同病異證組的對比，以避免疾病對指標的影響，同時將腎陽虛者與65歲以上的老年人作比較。結果表明，腎陽虛證具有多靶腺(3軸都累及)功能紊亂，兩軸平行觀察未見軸間相互影響證據，從臟腑辨證的角度推論腎陽虛證的主要發病環節可能為下丘腦(或更高中樞)的調節功能紊亂。由於老年人組在兩軸上的異常表現和腎陽虛組甚為類似，因此，腎陽虛證的外象又意味著下丘腦—垂體及其某個靶腺軸上有一定程度的未老先衰；而人類的生長、發育、衰老是由腎精、腎氣的充盈虛損所決定，衰老亦就是生理性腎虛。

從這一階段的研究可以體會到：①中醫“證”的研究不能一味追求單一的特異性指標，若“證”能找到單一的特異性指標來體現，那說明它已符合疾病的診斷標準，已進入到了“病”的範疇。②證是一種綜合的功能態，它是動態的，可以發展，可以轉化，人體生理有強大的調節能力，不斷通過反饋機制使機體達到自穩態，其病理表現則是調節控制能力失常。③從臟腑辨證思路進行研究雖然推論到病理髮源地，但還不能找到具體的與證相對應的實體以及調控中心。

1986年，沈自尹院士觀察到補腎益壽片對老年人的血清睾酮有明顯提高作用，而用四君子湯則無作用。故將24月齡的老年大鼠分補腎(用補腎益壽片)與對照組，並與4月齡成年大鼠作比較，特取材於下丘腦，結果老年大鼠下丘腦雙氫睾酮受體親和力比成年大鼠明顯下降。補腎益壽方葯可有效改善老年大鼠下丘腦雙氫睾酮受體親和力，說明補腎葯可直接作用於下丘腦，並成為腎陽虛證定位研究依據之一。

1990年沈自尹院士在補腎與健脾藥物驗證對比研究中，說明補腎葯能改善下丘腦兒茶酚胺類神經元機能的老化，而健脾葯則不明顯，是為腎陽虛證定位研究依據之二。

1995年沈自尹院士用皮質酮大鼠(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胸腺HPAT軸受抑模型，其實亦就是神經內分泌免疫NEI網路受抑模型)觀察溫補腎陽的右歸飲及自擬命門合劑的調節作用，結果，兩個方葯均能有效改善模型大鼠下丘腦單胺類遞質含量紊亂、HPAT軸形態與功能以及細胞免疫功能全面受到抑制的狀態，說明腎陽虛證與NEI網路有內在聯繫，溫補腎陽是調節下丘腦、NEI網路、HPAT軸的有效手段，成為腎陽虛證定位研究依據之三。

1996年沈自尹院士選用溫補腎陽代表性藥物附子的主要成分烏頭鹼，觀察其對正常大鼠下丘腦CRH形態與功能的影響，結果進一步證明了溫補腎陽葯對下丘腦的特異性調節作用，成為腎陽虛證定位在下丘腦的依據之四。

沈自尹院士從臟腑辨證著手，由3個軸的功能紊亂推論腎陽虛證發病環節在下丘腦；從方劑辨證著手，認為腎陽虛證涵蓋著NEI網路，其調控中心在下丘腦。所以，可以設想，對於證本質的研究，若以腎陽虛證作為模式，是否可以類推於其他證的研究思路為：證是一種綜合性的功能態，有具體的功能網路和調控中心。

由於補腎葯能特異性地提高下丘腦的關鍵性功能基因—CRF基因表達，從而發揮下丘腦作為調控中心來調節NEI功能網路的作用。現代科學研究雖然首創NEI網路學說，但卻缺乏調節平衡的手段；雖然有獨特專一的基因治療針對單基因病(疾病基因或變異基因)，但對多基因病里的功能基因亦缺乏整體調節手段。從沈自尹院士對腎陽虛證的研究中，可以肯定和自豪的是，中醫可以彌補現代醫學的不足；在調節功能網路與功能基因上發揮其優勢將是中醫未來研究和應用一大的特色。

以第一作者發表論文100餘篇，主編腎的研究等6部中西醫結合學術專著。1979年獲全國醫學衛生科學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1981、1983、1985和1987年分別獲衛生部乙級科技成果獎，多次獲上海市科技進步 獎，1992年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共計16項。1996年還獲得建國以來第一個以民間形式對國際上所取得的中醫藥重大成果並達到首創與公認的開拓者進行獎勵的廣州仲景中醫藥傑出成果獎。

補腎方對老年人T細胞凋亡相關基因群轉錄的調控模式研究

EF 延緩HPAT軸衰老的基因表達譜研究

老年大鼠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胸腺軸基因表達譜的研究

淫羊藿總黃酮對應一個葯靶的探索過程

淫羊藿總黃酮與補腎復方對皮質酮大鼠T細胞凋亡相關基因群調控的對比研究

再從證的研究探討中、西醫的互補性

從腎本質研究到證本質研究的思考與實踐

衰老-生理性腎虛證的HPAT 軸分子網路調控研究

補腎延緩衰老-從單基因到多基因的調控研究

補腎法延緩免疫衰老的臨床與實驗研究

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名中醫、上海市名中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復旦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院名譽院長、復旦大學中西醫結合博士后流動站站長，原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醫學評議委員，原衛生部中藥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第三、四屆副會長，上海市中西醫結合學會第二、第三屆會長、名譽會長，原《中國中西醫結合雜誌》副總編，上海中醫藥大學名譽教授，離休幹部因病醫治無效, 不幸於2019年3月7日七點二十二分在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逝世，享年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