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皇之治
開皇之治
開皇之治是隋朝隋文帝在北周的基礎上開創的局面。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政治安定。楊堅成功地統一了歷經數百年分裂的中國，結束了西魏宇文泰的鮮卑化政策，將被改成鮮卑姓的漢人大臣以及府兵將領（以及其所轄府兵）恢復漢姓。另外，隋朝在選官上廢除九品中正制，設立分科考試製度選拔官員；在官僚制度上採用五省六曹制，后改稱五省六部制，是為唐代三省六部制之藍圖。中書、門下兩省負責詔令的起草和封駁，尚書省負責政務的管理。尚書省又下設吏、民、禮、兵、刑、工六部。吏部，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調動；民部，掌管全國的土地、戶籍以及賦稅、財政收支；禮部，掌管祭祀、禮儀和對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國武官的選拔，和兵籍、軍械等；刑部，掌管全國的刑律、斷獄；工部，掌管各種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
隋朝建立以後，隋文帝勵精圖治，崇尚節儉，發展生產，又攻滅了陳朝，結束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長期分裂的局面，實現了全國統一，同時在政治、經濟等制度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那時，天下安定，經濟發展，所以封建史學家稱之為“開皇之治”。
隋朝疆域
自楊堅建立隋朝，便十分重視道教對社會的作用，他自稱“朕祗奉上玄，君臨萬里。”並對道教之符籙圖讖大加運用。他的開國年號“開皇”，即是取材於道教靈寶派。《隋書·經籍志》說：元始天尊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雲笈七籤》卷六亦曰：“及開皇劫，以此妙經，生天立地，大聖應於始青之中，號元始天尊。”依此，則“開皇”為道教的一“劫”之始，表明天地間又一個新紀元的到來。楊堅取此為年號，正是力圖證明他依天運而開創了一個新紀元，而他則像至高無上的元始天尊那樣濟度眾生，開劫度人。時朝臣王劭在上楊堅的書中曾說：“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三洞珠囊》卷八亦稱：“似元皇君號開皇元年，隋家亦象號開皇元年是也。”
隋文帝朝之所以能稱為“開皇之治”，主要在於經濟、文化、吏治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隋文帝時期在政治經濟制度上進行了大量改革，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他將地方州、郡、縣三級減為州、縣兩級，藉以節省開支、精兵簡政。在中央則首創了三省六部制度。此外，隋文帝還廢止了自曹魏以來中國實行了300多年的九品中正制，而創立了科舉制度。隋文帝楊堅也因其銳意改革、為君勤儉而創建了一個政治穩固、社會安定、百姓富足、文化繁榮的盛世，史稱“開皇之治”。
隋朝建立后，為鞏固統一，楊堅釐定了一套新的體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體制、賦稅、土地制度、法律、錢幣、對外關係等方面，都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創立並發展了諸多意義深遠的制度，開創了一代新局面。特別是他對政治體制包括法制的改革，對於唐朝的體制有著直接的影響。
原來北周的官僚體制是依《周禮》而定，名多而繁亂。楊堅則參酌漢魏時期的體制，有所損益，在中央設立三師、三公、五省、六部、二台、九寺、十二府。掌握政權的是五省，三師是榮譽稱號，沒有實權，授給有功勞的文武官。三公也僅僅是顧問性的機構，沒有實權，不直接參與國家政務，也不常設。
執掌國家政務實權的是五省，即內侍省、秘書省、門下省、內史省和尚書省。內侍省是宮廷的宦官機構，管理宮中事務。秘書省掌管書籍曆法，事務較少。以上二省在國家政務中不起重要作用，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這就是後來被唐朝繼承的三省制。三省的設置，能互相牽制，避免了丞相一人專權的局面，把權力集於皇帝，加強了中央集權制。
地方行政機構方面，則由過去的州、郡、縣三級制改為州、縣二級制，廢郡。同時，將一些郡縣合併。簡化了地方行政組織，地方官吏概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權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錄用僚佐，由此鞏固了中央集權。改變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不僅節省國家開支，還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利於中央集權的統治。
隋文帝建立的這一整套規模龐大、組織完備的官僚機構，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制的新階段，表明封建制度已發展到成熟階段。自隋定製，一直沿襲到清朝。
在澄清吏治方面，楊堅得國以來，勵精圖治，兼且天資刻薄，自不容貪污枉法之行為存在。楊堅命柳盛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吏治之整肅，不僅上裕國庫，下紓民困，隋高祖在位時之隆盛，此亦為要因。
隋文帝對社會各個領域的一系列改革，對削弱地方豪強勢力，加強中央集權起了積極的作用。所以，整個有隋一朝，社會都很富足，編戶大增，倉儲的豐實也為歷史所罕見。全國安寧，南北民眾得以休息，社會呈現空前繁榮景象。
從隋前中期的人口增長就看得出楊堅的政治才能：開皇元年（581年）全國戶口462萬戶，到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達到8,907,536戶，46,019,956人。其中在開皇九年（589年）南下平陳增50.0萬，此時的全國戶口700多萬，平均年增長226,708戶。
自開皇九年，楊堅統一天下后，即以富國為首要目標，輕徭薄賦以解民困，在確保國家賦稅收入之同時，穩定民生。由於南北朝以來，戶籍不清，稅收不穩，於是楊堅開皇五年，即大索貌閱，並接納尚書左僕射高熲之建議，推行輸籍法，作全國性戶口調查，增加國家稅收，改善經濟，盡掃魏晉南北朝以來隱瞞戶籍之積弊，促成開皇之盛世。
隋初經歷南北朝長期的戰亂，民生疲弊困苦，故楊堅接納司馬蘇威建議，罷鹽、酒專賣及入市稅，其後多次減稅，減輕人民負擔，促進國家農業生產，穩定經濟發展。楊堅在位時代之富饒既非重斂於民，究其原因，與全國推行均田制有關。此舉既可增加賦稅，又可穩定經濟發展，且南朝士族亦漸由衰弱至於消逝。均田制能順利推行，對隋前中期的經濟發展收益甚大。加上隋代以關中作為本位，關中糧食短缺，需依賴關東漕運接濟，故楊堅於洛州等地設立常平倉等官倉，貯存關東運來糧食，建廣通渠，便利關中漕運。又於民間設義倉，人民捐納糧食以防凶年。自開皇九年（589年）統一天下后，以富國為首要目標。輕徭薄賦以解民困。在確保國家賦稅收入之同時，穩定民生。由於魏晉南北朝以來，戶籍不清，稅收不穩。於是於開皇五年（585年）下令實行大索貌閱。並接納尚書左僕射高熲之建議，推行輸籍法，作全國性戶口調查，結果查獲沒有戶籍的百姓達165萬餘口，其中丁壯44.3萬人，以增加國家稅收，改善經濟，盡掃魏晉南北朝以來隱瞞戶籍之積弊。
在地方行政方面，隋文帝鑒於魏晉南北朝政區劃分毫無標準，地方行政混亂，支出龐大，楊堅遂於開皇三年，盡罷諸郡，實行州縣二級制，使國家地方行政漸上軌道。誠如學者錢穆所言：開皇之治的成功，簡化地方行政機構是一個基本因素。據統計隋初中央政府開支減省三分之二，地方政府之開支減省四分之三，全國於行政之經費，僅及南北朝時代開支三分一而已。故隋國庫之豐積，不無原因。此外，楊堅安定政治，關隴集團的支持功不可沒。
隋文帝時，農民的負擔相對減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由於隋文帝進行了政治、經濟上的整頓改革，既強化了中央集權，又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景象。戶數增加。606年，全國戶數達890多萬戶，在二十六、七年時間內，清查出大量瞞報的戶口。墾田面積不斷擴大，修復了許多水利工程。隋代倉庫豐盈。隋文帝末年，“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隋代官倉的豐實情況，反映了農業生產發展的狀況和統治者搜亂人民的殘酷程度。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造船技術的進步。
隋文帝於公元584年命宇文愷率眾開漕渠。自大興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漢代漕渠故道而東，至潼關入黃河，長150多公里，名廣通渠。這是修建大運河的開始。大運河對於中國來說遠比長城對於中國更重要。大運河連接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連接了兩個文明。使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逐漸成為一體。
隋朝的對外貿易發達。陸路可達亞洲的西北部和歐洲的東部，海路可達南洋諸國和日本。
隋文帝楊堅倡導節儉，一改隋初“刑政苛酷，群心崩駭，莫有固志”的混亂狀態。“六宮”都穿洗舊的衣服，“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一時間，“大崇惠政，法今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由於皇帝的大力提倡，隋朝初年朝中出現了崇尚節儉的風氣。這節省政府內不少開支、廢除了不必要的雜稅並設置穀倉儲存食糧。
五銖錢
隋開皇二年（582年），重頒均田令，自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督，受永業田從一百頃遞減至四十頃，至於普通百姓，丁男一人受永業田二十畝、露田八十畝，奴婢亦同。另外又規定受田並承擔賦役者，從十八歲提高到二十一歲，勞役從十一歲提高到十六歲，力役時間則從每年一個月減至二十天，而未被役的丁男可納絹代替，稱為“庸”。戶調絹從一匹（四丈）減為二丈。年滿五十者，還可減免。這樣隋初的賦役便比前代大為減輕。
根據學者岑仲勉、楊志久等人的考證，隋朝通過接手北周、陳的大量人口以及清查他們留下的隱瞞戶口，在開皇年間就達到了870萬戶。根據隋朝政府的統計，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全國人口為900萬戶。
隋朝建立后改革了府兵制。府兵製為古代兵制之一。隋代府兵制創立以後，規定三年一揀點以補充缺額，服役年歲為二十一至五十九歲。府兵本身是免除課役，但軍資、衣裝、輕武器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糧食，則須自備。凡出兵征防須由朝廷命將統率，調遣時必須持兵部所下之魚符，經州刺史和折衝府將領勘合后，才得發兵。戰爭結束則兵散於府，將歸於朝。這樣，將帥就不能擁兵自重。
鑒於南北朝晚期，突厥藉強大的軍事力量，不時侵擾北周、北齊。故隋立國后，隋文帝便派兵攻打突厥，後來更採用離間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為東西兩部，彼此交戰不已，隋則得以消除北顧之憂。
南北朝時期，突厥人作為北方最主要的一個游牧民族時常侵擾內地。北周時期，楊堅一直採取和親政策緩和雙邊關係。公元583年，突厥大舉南侵，隋文帝派兵將其擊敗，並大修長城加強防禦。
此後，戰敗的突厥分裂為東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向西面發展稱雄西域（后在唐高宗時被唐朝消滅），東突厥則受到了隋朝的控制（后在隋末大亂再次崛起，空前強大”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強，古未有也“，后被唐太宗消滅），中國北方邊境逐漸穩定。隋朝初年，在南方還存在有西梁和陳兩個政權。西梁雖然以南朝正統自居，與陳朝對立，但地少國弱，一直是北方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國。公元587年，隋文帝召西梁皇帝蕭琮入朝，廢之并吞西梁，由此完全做好了南下統一全國的準備。
公元588年，隋文帝以晉王楊廣為帥，起兵南下攻陳。公元589年，隋軍攻入建康，陳叔寶情急之下帶著兩個愛妃躲藏到一口枯井中，後來被俘。至此，隋文帝結束了自西晉以後中國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南北朝結束。
隋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廣求圖書。他鑒於前代長期戰亂，官書散佚，所以下詔求天下之書，凡獻一書縑一匹。春秋、漢代的文化典籍因幾百年來的混戰，因戰火焚毀、遺失大半，583年隋文帝下詔求書，獻書一卷賞絹一匹。“民間異書，往往間出”，“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隋時的藏書量是中國歷代最多的，隋朝藏書最多時有37萬卷，77000多類的圖書。《北史》這樣說道：“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
隋文帝時建立起一整套相當完備的行政管理機構，改革選官制度，確立科舉制度。為明全國教化，恢復華夏文化之正統，下詔制訂禮樂，以提升國家的文化素質。科舉制度萌發於南北朝，發展於隋朝，真正成型於唐朝。為廣置人才，隋文帝於587年正式設立分科考試製度選拔官員，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選官不問門第。科舉制度的採用，是社會經濟發展和階級關係變動的結果。自從北魏以來，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庶族地主階級經濟也相應得到發展，形成了一種社會力量。他們要求在政治上得到應有的地位。科舉制度有利於選拔人才，也促進了教育、文學的發展，對於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鞏固起了很大的作用。
隋文帝開皇時期的一系列措施，三省六部制、開皇律、州縣兩級制、均田制、大運河、科舉制度、長安城、洛陽城、義倉的創立，對後世中國造成深遠的影響。如唐朝繼承了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度。又如度量衡的統一的影響，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曾說：“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唐承隋制，基本以此為準，唐以後雖稍有變動，但基本仍保持隋制。
隋朝首都大興城乃當時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設計和布局思想，對後世都市建設及日本、朝鮮都市建設都有深刻的影響。
開皇之治，是長期分裂后出現的短期繁榮，它是由統治者與不祧之祖雙方一致努力得來的。而繼任者不察民情，不恤政事，橫徵暴斂，開皇之治就只能成為過眼雲煙，不可能長久維繫。
《隋書》如此評價“開皇之治”：“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參蹤盛烈。”
根據學者通典記載，隋朝接受北周禪讓，開皇元年（581），全國戶口399萬戶。開皇5年滅陳新收50萬戶，至大業5年，人口達890萬戶，凈增約490萬戶。
隋朝開皇時期，全國安寧，社會富足，南北民眾得以休息，編戶大增，倉儲的豐實也為歷史所罕見，社會呈現空前繁榮景象。從隋前、中期的人口增長，就能看得出開皇之治的成就。
隋文帝楊堅在民族關係及外交政策上，以抵禦為主，征討為輔，先後對外作戰，隋朝的軍隊殲滅和重創了吐谷渾、契丹、高句麗等國，取得空前輝煌的勝利。在打完仗之後，隋文帝或款塞歸附，或遣使貢獻，都注重安撫，注重收攏人心。隋文帝對周邊各民族政權，儘可能使他們臣服，維護國家安定。
隋文帝利用挑撥分化和軍事打擊，使突厥分裂成東、西兩部。東突厥部啟民可汗稱臣內附，上隋文帝尊號“聖人莫緣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意指聖賢的、富厚的君主。楊堅即為隋朝皇帝兼突厥名義上的君主，是為中華天子兼異族國君的首例。
隋文帝在對外交往上，秉持一種以德服人的觀念。在他看來，各藩屬國定期來朝，宗藩和平相處，是最理想的一種天朝政治秩序。當然，有時也難免會使用戰爭的手段，不過，那也只是以臣服為目的，而不是要徹底擊滅。隋文帝統一中國后，迅速成為東亞乃至世界最強大的帝國，同時也加強了與東鄰日本和朝鮮三國的交往。由於日本的倔犟，雙方在外交上發生禮儀之爭，但這並沒有過多地影響兩國之間的友好交往。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日本遣隋使到達長安，回國后隋文帝派人訪問其國民俗。這可見兩國的交往情況之一斑。
隋朝與高句麗結成君臣關係，因為高句麗勢力較弱，為了自我保護，遂採取“事奉大國”的策略，與隋結成君臣關係。隋文帝在處理高句麗問題的態度上體現了他比較務實、比較理智的政治作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