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翰
1924年後任吉林省省長
徠王樹翰（1882—1955），1882年2月1日（辛巳年，臘月十三）生於盛京負郭窪村之東溝（距兩陵各15里）。清末舉人。1913年後奉天南路觀察使、黑龍江龍江道尹、奉天財政廳廳長、吉林政務廳廳長。1924年後任吉林省省長。1927年後任國民黨政府委員、東北政務委員、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秘書廳廳長。1955年在天津病逝。
清嘉慶年，祖國玉，曾祖擔之，自山東平原腰站闖關東，流徙蓋州熊岳。居無何，曾祖歿，祖遷次窪村務穡，后業店。翰父王儒，行二，字俊卿，窮厄農者，早逝。翰幼孤貧，母康氏，37歲守節撫孤。母嘆，撫孤尚易，有識難為。
王樹翰舊宅四合院
翰少有大志，一次，知縣至，群生嘩然出視，師詰，爾何不出？翰戲言：“吾為知府，何下顧？”師未責其狂妄，卻嘉勉之：“吾看爾必成才，燕雀安知鴻鵠志，有大志者必有大成，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爾記乎？《孟子.告子下》”。爾乃空室中，響起：“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光緒二十年。清末國庫空乏，賣官鬻爵成規，捐官實為資助，朝廷鼓勵之。祖店業方隆，作主為翰出資捐官，府審通過，統報清廷。“得知府銜以附生資格行走”。虛銜很高，實靡官可作，翰年十三，僅以廩生資格待職，無廩膳（附生無飯費）。有空銜，則朝庭統一配職。幾年後，令翰任江寧將軍府衙主稿委員，事未果。
光緒二十六年，於奉天府衙署內習吏職，翰初為筆生。有司觀其狼毫小楷，竿頭日進，荷角初露，甚閱之，未幾，試令之屬文，見，文筆暢達，言辭貼切。嘉言：“英年可畏，仕途無量，弗可等閑相覷也”。
少時，衙署行文、呈文、遞稟，有司申說緣由，翰則援筆立就。乃其案牘之務，漸次遊刃有餘。
光緒二十八年，翰弱冠，升格，乃寓職奉天府巡防營統領部。以案事幹練，恪盡職守，保升府經歷。
光緒三十一年，遷職奉天府衙門機要科長。
膺任奉天行省軍械製造廠廠長。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清廢科舉后，在京成立吏部學治館，培養官吏以推行新政。宣統元年，翰循資（按資格）
考入吏部學治館深造。
清宣統二年，卒業返奉，派任奉天清理財政局充當科員，兼任奉天被服廠副廠長。后財政司併入度支局，翰升任科長。
清宣統三年農曆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軍首義。翌年，民國成立，清廷踣覆。東三省總督兼巡撫改為東三省都督，翰任都督府秘書，兼任度支司歲入科科長。是時南京建立臨時參議院（前身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中央與各地組黨辦會紛紛揚揚。年末，翰加入共和俱進會（任評議部員，會長齊耀琳），差務冗繁，翰請度支司辭去歲入科科長兼職。
民國二年，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張錫鑾繼趙爾巽任東三省都督（巡按使）。翰以共和俱進會奉天分會中堅被都督府擢升為奉天南路觀察使（相當清正四品知府銜），即清地方監司之職。為翰仕途發軔之始。駐節營口，任職間，每日乾乾，晨兢夕厲。恪守策章，耽研職事。施措行事，切當果決。巡按使張錫鑾見其寫之南路觀察使志，深有感觸，大為嘉許，稱其有“馬周”（唐太宗名臣）之風。
民國三年，營口船戶無端尋釁，欲不納厘捐。6月6日，翰於南路觀察使任上，致電奉天巡按使張錫鑾，呈請壓服營口船戶抗捐風潮，飭責商會無事生非為船戶請免厘捐。電稱：“各船戶厘捐抽收多半省部核准，豈能無故免捐。前由商會徵收，並無異說。嗣歸官辦，該會遂免捐。現在船戶罷工，裝運停歇，每百石抽錢四串，僅合洋六角余，負擔並不過重。此次全體要挾，希圖抗納，顯示有懷挾意氣，從中鼓勁，此風逞長，凡百捐多相率效尤，尚復成事！營口縣均拘押勒追，並無不令，應請鈞座主張，以戒刁風，而維捐務，除剴切曉諭，轉飭所屬妥為彈壓，仍候示遵”。
民國四年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翰將選為洪憲議員。其母王太夫人，嗟嘆：“此何時？此何事？而可輕乎出？”，翰豁然而止。（見王太夫人墓誌銘）。
王樹翰洋房舊宅
4月，張作霖以“奉天人治理奉天”為借口，驅遣袁世凱安插東三省心腹段芝貴。4月22日，袁世凱於病中任命張作霖為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6月6日，袁世凱病逝。張作霖又兼奉天巡按使，遂掌握了奉天軍政大權。此前，翰被派往浙江未及赴任，旋調往濱江道尹，于吉林趑趄間，又為張作霖調回奉天。張作霖秉政奉天省之初，即對左右云：“吾此位得自馬上，然不可以馬上治之，地方賢俊，如不棄我，當不辭厚幣以招之。”爾後袁金鎧、楊宇霆、王樹翰、王永江等均得重用。斯輩皆關外“知名人世”，張作霖得此贊襄輔正，如虎添翼，實力與日俱增。
民國5年4月20日，張作霖以奉天省財政廳長因病請辭，請翰暫代廳長。翰與漸漸脫穎於政界中的王永江並稱“二王”。翰初職奉天省財政廳長，樂不可支，上任之初，召集有關部門成立財政研究會，以圖整理財政，解決當務之急。翰以奉天金融危殆已極，倘不設法維持，前途不堪設想。翰6月初親赴商會召集正副會長、各幹事暨奉天省富商世賈到會協商。樹翰當眾演說，指出奉天金融擠兌風潮並非向來如此，緣起中、交兩行停兌令出，人心恐慌，才有群眾擠兌風潮，如各商極力維持決無不支之理。眾皆曰誠然，遂各情願合力挽救。
民國5年10月6日，奉天省議會開幕。翰以財政廳長身分與會，屆時發表演說：“省議會停開於今已三年。今日繼國會重開之後又行開會。鄙人追隨省長得與盛典不勝榮幸。查歷來辦財政者怕人監察，所有預算延不交出。鄙人接任之時，尚未恢復省議會，所有用人一層，均奉承省長無不力求節儉。今日開會時間甚迫，所抱政見不便陳述。將來出席之日甚多，俟后再為報告，諸君見聞較廣，對於財政應興革之處，如有見地一經指示，務必照辦，今時備顧問，只以誠之語貢獻。”
翰針對奉天紙幣紊亂屢起擠兌風潮，經張作霖批准進行幣制改革。欲乘機從根本上進行整頓，誠屬一舉而數得，唯其辦法皆是揚湯止沸，彌補一時，實無徹底措置之良方，反向朝鮮銀行奉天支行借貸兩次，計200萬元，對財政羅掘俱窮之奉省僅是杯水車薪。翰向張作霖報告借款經過稱，金融日緊，益覺難支，每當窘迫，輒思告貸，道出翰不得已之苦衷。
靠貸借款過日子終非善策。連年軍閥混戰，龐大軍費開支，使已經紊亂之財政近乎無法維持。以此，翰初任廳長樂不可支勁頭浸漸消逝。每月文武機關、各界領取公俸，刻不容緩。稍遲則遭詆罵。尤以28師為甚。翰睹此狀，遂萌辭意。欲求外放為道尹。翰之辭意，緣起北京召開之財政會和警政會，“二王”皆與會。未幾，奉天政界傳出翰在京營謀奉天省長之訛言，或謂永江實讒之，語秘不能詳也。翰掌財政年余，力主寓富於民，反對苛刻聚斂，漸為張作霖所不悅，張作霖輕信北京傳來查無據之訛言，遂欲罷免王樹翰，由王永江繼任之。
奉天軍人傾軋甫息（指張作霖與馮德麟之爭），政界惡聲又來，詢其根由，實有主使者。翰為遼陽派而非遼陽人，遼陽派首領為當時仕宦中推為世擘之袁金鎧。翰自接任財政廳長以來所辦各事尚無何等過失。如稅差委任，屬員黜陟，不分派別，一秉至公。傷及派別利益時，乃有芥蒂產生。為派頭者不免進饞於張作霖。張作霖本為耳軟之人。逐漸疏遠翰，最後竟發展到在委任營口、牛海，安東（丹東）、省城、新民等處稅捐局長時，不與財政廳長翰接洽相商，越俎代庖插手委派。翰認為稅捐局長委任權屬財政廳，而今張作霖插手委任局長，是省長對財政廳之不信任，因而促其辭職。
民國6年4月27日，翰赴省署向張作霖質問委差稅捐局長之理由，張作霖強詞以對，兩人爭辯3小時之久，翰當即口頭提出辭呈拂袖而去。張作霖為顏面不允其請。翌日，翰又以病辭。張作霖即曰：“既有病未便挽留，辦理交待可也。”可見翰辭職的真正原因乃是見疑於張作霖，經他人從中調解，張作霖之疑已釋，復擬挽留，乃令袁金鎧等數人從中斡旋，但翰辭意已堅，張作霖迫不得已於1917年5月以其病假兩個月休養財政廳中，財政廳政務暫委王永江代理。同時，翰辭去所兼的煙酒專賣局長職務。
民國8年，吉林督軍孟恩遠不安於位，起兵抗奉。張作霖乘機派鮑貴卿轉任吉督取而代之，以其親信、27師師長孫烈臣督黑兼任省長，並助鮑貴卿進兵討伐孟恩遠，黑龍江省督長之職遂命翰護理。至此張作霖囊括了東三省軍政大權，成了名副其實的“東北王”。吉林事變平息后，翰以龍江道尹兼任政務廳廳長及廣信公司總辦。黑龍江省與奉天當局的諸多事情，均由翰往來奔走。翰不願久陷財政金融及當政事務之中，故兼職並悉辭去，專任道尹。
民國10年春，吉林督軍鮑貴卿見疑於張作霖，以疾去職。孫烈臣轉任吉林督軍兼省長取代鮑貴卿，翰隨孫同往。5月9日，翰任吉林省財政廳廳長，代理省長。7月21日，轉任政務廳廳長。
民國11年4月，直奉失和，第一次直奉戰起，結果直勝奉敗，張作霖退往關外，閉關自保，假借民意宣布聯省自治，與北京政府脫離關係，形成半獨立狀態。張作霖為籠絡吉林省人民的感情，乃令孫烈臣的督軍署移駐長春，以吉林省長還之於地方，省公署設在吉林。委吉林士紳魁升為省長，蔡遠升為財政廳廳長，翰為督軍署秘書長。原代理吉林省長王樹翰，固早有吉林省長之希望，因當時形勢所迫，省長一席竟於魁升之手。翰遂有些灰心消極，提出辭呈。后經孫督烈臣之挽留及張作霖電勸，竟未准翰所請。但為時不久，張作霖鑒於吉林省政局日窳，命孫烈臣仍回吉林，摒棄魁升、蔡運升。同年12月18日，改以翰為督軍署秘書長兼高等顧問、代理省長。12月26日，翰到署視事。
是時，前吉林省督軍孟恩遠已去職，但軍政兩政高級官吏，多出於夤緣請託，或為孟督軍乾兒義孫，地方官員也若此。官場腐化，苞苴公行，習於弊風，寡廉鮮恥。翰既管省政，思欲革除積弊，遂於孫烈臣相約，凡督軍託交任用而以攀附升遷之人全部拒而不納用，可見翰兼代省長事屬艱難，但確有興革或除弊之決心。
民國12年，翰代理省長系孫烈臣之委託，故遇用人、行政之事必先行徵得孫督軍意見，方施行辦理，翰上任后，為商請整頓行政、調動官長、調劑金融、整理財政以及收容沙俄舊黨等各項重要事宜，特於1923年1月23日，先行赴奉與張作霖商榷妥當，然後偕同孫烈臣一同遄返吉林任地。翰素重儉樸，往來均無異於平民，故其往來蹤跡一時鮮為人知。
吉林省政費不足，庫款支絀，翰為解決燃眉之急，欲先節流以裕財政。特實行減政，並於自己任過廳長職之政務廳先行一步，共核減50餘名，每月可省去大洋3600餘元，省署作為首倡，其他各機關亦酌量裁減。翰又亟力規整地方官吏，以節糜費。嚴禁鴉片，以除流毒。令止官賭，以清政風，取得一定成績。
吉林地處東北邊陲，兩大強鄰虎視，華洋雜居；尤以俄人居多，旅居俄人舊黨時有煽惑。1923年4月，吉林一次護送俄軍民120人出境，以靖地方。此外，吉林匪患素來猖獗，境內外國教堂常借口遭匪劫掠，尋釁糾纏。為維護國防信譽，翰下令各地對教堂妥為保護。對教堂在地、教士國籍，有無教產等情況查清理呈報。翰還針對省垣市政不良的情況，責成市政公所負專責，進行管理，便利交通，以壯觀瞻。
翰為推行各項新舉措，加強與省議會聯繫，以貫徹實施。為便於諮詢，徵求意見。翰特委前省議會議長，官銀號總辦劉硯生為省公署參議，劉氏乃由財政部卸職歸吉。翰為治理吉林省求賢若渴，其志可嘉。
孫烈臣督吉兼長，又負奉軍陸軍整理處統監之責，公務繁忙，常常不能脫身料理吉林軍政兩務，長期居住奉天省垣，加之宿疾未愈，精神衰弱，惟恐貽誤戎機，故向張作霖提出辭呈，並保張作相督吉，翰為省長。張作霖未予允准。於是吉林政務全落在翰一人肩上。身負重擔，更是躬身辦理，推行其興利革弊之措施。
張作霖第一次直奉戰敗北后，表面倡言聯省自治，實際吉林軍政大權仍掌握手中。吉林劣紳楊錫九不服，提出“以吉林人治吉林”的主張，私下裡招兵買馬，委任將弁，圖謀起事，於1923年7月3日案發。楊被吉林警務處捕獲，並搜出自治軍委任狀、“吉林自治軍總司令”之木質印信一枚。翰因案情重大親自過問，派高等審判廳廳長誠允等軍政要員多人在省署會審，到4日凌晨4時許方審理結案。初步查明：楊錫九組織自治軍，自任總司令，擬糾合股匪起事。翰以案情非同一般，即將供詞、人證、物證及楊錫九等要犯於4日晨遞解長春督軍署發落。此案經複審無誤，於7月7日晚7時許，在長春將楊錫九處決，並出示布告以安民心。
翰代理吉林省政后，感到多年來股匪滋擾地方，遍地盜賊，解決匪患為棘手。為仿奉天省大清鄉，以除匪患，翰決計恢復於1922年春裁撤的清鄉局，定於1923年4月12日開始辦公，專司清鄉剿匪，維護社會治安。當時吉林匪患已積重難返，為解民懸，制服大小股匪，翰以公署名義下發了一個又一個訓令。他認為保境安民，以弭盜為先，弭盜之方以辦團練為要。團練系當地子弟，有身家財產關係，其責任心較其他軍警尤強。翰指出：各縣團隊緝捕儘力者不乏其人，而因循誤事者也大有人在，更有甚者一遇匪警即張惶失措或冀圖倖免，以至槍械被掠資寇，全隊嘩變反貽害地方。究其原因，乃負責者辦理不善，團丁多濫竽充數，良莠不齊，養癰成患。為此翰指出，縣知事有守土之責，督練團丁尤為責無旁貸，切實整頓團隊系當務之急。
翰在整頓團隊的同時，加強縣防，鑒於各屬城壕炮台多未修築，翰屢次飭令察斟，妥為計劃，就地籌款督辦興修。為及時修建設各項工程，翰敦促伊通、嶺賓、方正和樺甸等縣知事及鳥珠河設治局，迅及督飭所屬克日興工，添築炮台，加強防務。然而，吉林匪患積習有年，匪患之囂張已到令人難以置信之程度，竟於省城除夕之夜，人們點火燃放鞭炮辭舊迎新之際，發生股匪乘隙而入，搶劫財物，綁走人票之事，令人髮指。更有甚者，匪首西邊好、仁義、老公平、老四海以及叛變炮手隊與各小股土匪等約2000餘人，群聚蛟河鎮至吉林縣一、九、十區一帶，往返騷擾，肆搶綁，人們攜兒抱女，紛紛逃避，哭號之聲震天動地。翰聞之憤怒異常，遂即電請奉天張作霖、吉林督軍孫烈臣，速發大軍痛剿，以救民塗炭。以一省之長籲請剿匪，實不多見。在翰呼籲下，孫烈臣、吳俊升立即電令各省派遣得力部隊聯合痛剿。
吉林匪患已危及省垣。監於省城兵力單薄，防務空虛，翰商得孫烈臣允諾，將舊警衛隊改編為警備隊，並添招兩隊，合編為吉林省會警備隊，專司防護省城。為防止軍警剿匪擾民之事發生，翰對全省警察也加強了管理，下發了“警察觀劇之禁令”。禁令指出，如有警隊涉足劇場姿情娛樂者，管長官從嚴查禁。以上諸項措施，對於清鄉、剿匪、除患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3年夏秋間，吉林一些地方連降暴雨，遭遇自1888年（光緒十四）年以來少見水菑。翰非常關注災情，體釁民瘼，及時呈報，以對受災過重地區妥善賑濟。樺甸縣因山洪下泄，災情嚴重，縣衙街面水深丈余，已成汪洋。於是，翰一面派員前往視察災情，一面急電磐石縣知事就地運糧急賑。而對罹災后速來省面陳災情，撤離職守之樺甸縣知事則予飭責，令其速回坐鎮救災，以慰民心。為亟應籌賑以救災黎，翰決定在省公署附近設專門賑災機構“水災賑濟處”，其工作人員均系義務職，不支薪俸。每逢災年，奸商不法分子往往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為工商兩會，妥籌平價辦法，克日實行，有不肖工商者抬價居奇，只圖個人私益不顧地方大局者，即責成該廳查明重究。
吉林省不但匪患猖獗，官災也事同劫掠，使黎庶不得安生。吉林各紳民因陸軍及地方其他軍隊在各鄉勒索柴草，民不堪其擾，請願省議會議長轉咨軍民兩長嚴禁以維民生。1923年11月13日，吉林省垣農工商教四會為此晤面駐軍官長和防隊統領，吉林江東第九、十區鄉民也因團隊在鄉勒索糧草，於同日結隊來省向省長翰呼籲。針對鄉民強烈呼聲，吉林軍民兩長同時下發訓令，嚴禁軍警及團隊勒索柴草，為害地方。訓令指出，軍警團隊本為保衛地方，緝捕盜匪而設，但民眾控告各縣團隊駐紮鄉間，任意騷擾或勒索柴草，強行抓車，甚至作威作福，勒索供給。為此責令各縣知事，職司監督，督飭該管區總隊長，隨時嚴加查禁，不得隱匿，違者並究。翰言之可謂深切明著，但惟恐是官樣文章，下邊官員不盡職責。恰逢11月間，吉林縣屬榆樹楞地方股匪攻原姓居民，而近在咫尺的縣保衛團游擊馬隊則見危不救。翰抓住這件事情，特發一通報。通報指出，吉林縣保衛團游擊馬隊正分隊長趙麟等擁兵坐視，並不往援，以致原姓一家生命財產悉遭慘劫，即非有意放縱，亦屬臨陣退縮。另據吉林縣知事呈，保衛團趙、關兩隊長在響水河子地方暗通股匪，接濟子彈，居心險惡更甚於匪，若不從嚴法辦，殊不足以肅軍紀而敬效尤。翰派清鄉局曹總辦提案審訊，趙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當即下令將趙麟立即槍決示眾，其他在逃同案案犯關榮煥等限期緝拿究辦。翰還就吉林軍署決議即軍警划區防剿土匪，限期肅清匪患，然後交由地方負責之機關，重整警團，搜捕小股土匪，以使小股不至匯聚成大股；並令各縣整頓縣防，擬定具體計劃，遍查戶口取締遊民，收繳民有槍支及搜捕盜匪窩主，申明今後考核官吏以盜匪之有無為據。
翰為貫徹其施政措施，親自處理一些典型案件。如同善堂經理崔萬有，前被軍人毆成重傷，行兇軍人雖拿獲，隨即又被警察釋放。同善堂堂長乃呈報市政公所，轉呈省公署查辦。翰於1923年12月24日，親令警務處將各肇事者按律懲辦。翰對工作既有布置又有檢查，要求各縣保衛團隊在填報剿匪成績時，按隊名、接仗日期、地點、傷斃生擒匪數，破獲贓器物，陣費槍彈數及陣亡長、丁數等，一一呈報。
翰對省議員之選舉異常重視，意在掃除前之積弊。1924年初，吉林省議會第四屆換屆選舉，各縣調查選民均已完畢，紛紛電陳選民總數。翰為選民總監，對各縣初選擇選選民考核尤嚴，各縣上報選民總數，逐一認真複核，以防偽選假冒。敦化、富錦、濱江、寧安等四縣弄虛作假，翰當即去電駁斥。在給敦化縣的駁斥電指出：該縣選民總數超過1920年調查戶口，男丁總數將及一倍，其為任意偽造無疑，應即派員按名複查，將當事調查員依法嚴懲，對濱江、富錦、寧安等縣也都去電，一一駁斥。
民國13年4月，吉林督軍兼省長孫烈臣，因胃病複發病逝於奉天本宅。張作霖委任其綠林老夥伴張作相繼任吉林督軍兼省長。張作相上任后，仍委王樹翰代理省長。
張作霖統治東三省時，鴉片稅收為政府之最大財源，而吏考核多以收入多寡為優劣，於是種植鴉片在各縣漸成風氣。翰則認為種植鴉片是飲鴆止渴，不可倡舉，應立即在吉林全境禁種。此議得到吉林督軍張作相的支持，因此吉林成為全國唯一禁種鴉片的省份。王樹翰於1924年春，下發“播種罌粟之禁令”給四道尹、警務處、39個縣、兩設治局及駐省警備隊，統領部等。通令開宗明義指出：“禁煙為國家要政，民法所系，國信攸關。迭經通飭嚴禁，實行煙地歸公，懲辦鄰佑各法，以為拔本塞源之計。”但近年來邊遠各縣仍有煙匪乘隙偷種一隅，滋擾貽害無窮。翰強調，目前正是播種毒卉之期，各道尹、各縣知事，應遵照迭次通令，督同各署實力奉行，並按照規定會同駐軍親赴轄境協力查勘，務期蕩滌瑕穢永絕根株。翰對貫徹禁煙令甚是嚴厲，又且雷厲風行，堅持將調查情形按月具報，逐級考核，遵照執行，這對於禁止鴉片種植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翰馭下有方，獎懲分明。1924年夏秋之交，據報濱江、額穆、舒蘭三縣知事或親冒矢石，身先士卒；或運籌指揮，使大股匪徒銷聲匿跡，零星小股漸欠肅清。執著勤勞宜加優獎，三縣知事均記大功一次，以示優異而勸來茲。同年雙陽知事孫殿魁未經呈報擅離職守之禁令。鑒於匪亂未平，防務重要，地方官尤不能遠離，特將該知事記大過一次，以示懲戒。
民國13年，翰鑒於上年災患深重，迭據報查各縣春耕艱難，輟耕甚多必籌備款項設法量予接濟不足，以資蘇息，翰特令永衡官銀號籌撥大洋3萬元，即解省署暫行懸掛，到年底該號營業有盈餘，即在餘利項下支銷，翰對災黎胞輿關懷備至。同年輝民河泛濫成災，樺甸等縣受災嚴重，王撥巨款賑濟。同年11月，延吉道區延、輝、和、站四縣旱災嚴重，民生困難，翰令永衡官銀號貸款賑濟。翰在大災之年更加勤政，關心民瘼，嚴禁濫加派和地方私征附捐，為此曾下發一“擅加捐稅之禁令”翰很注重以豐補歉，積穀備荒。曾於1923年7月頒發規則，令各縣認真籌辦。翰惟恐成為空文，以文敷衍，乃嚴令各道尹督飭各縣知事，趁此豐裕藏谷之時，照章切實征積，務即購谷儲倉，並將保管倉谷之積弊一律剔除。翰用人賞罰分明，在吉林省賑事告竣之時，對辦賑和募捐得力之人員酌予獎勵，得獎者19人，分授一二三等銀色獎章。
翰先後兼代吉林省長三年有餘，為吉林省各項事業發展不遺餘力。對文化教育尤予以重視，扶助少數民族子弟入學，使蒙旗子弟均得補助費而入學。翰鑒於奉天王永江籌建東北大學，感到吉林亦不可無高等學校，而高中學校為數較少，於是先設大學預科班，工科學科專科班，為後來張作相建立吉林大學奠定了基礎。翰認為人民智愚，直接與教育有密切關係，而為教育供給材料之重要機關是圖書館。圖書館為地方文庫，所以，翰很重視圖書館事業。
吉林省城圖書館自清末遭水劫后，藏書不多，迄未恢復原狀。為提高民智，啟發地方文化，翰將其本人應得之某項款，捐廉購置書籍。他說：“本代理省長為提倡文化起見，特捐廉資大洋3萬元發交永衡官銀錢號存儲，作為吉林圖書館基金”關於利息數額、支取辦法，使用範圍都做了詳細規定。
翰深知讀史明鑒，認為郡縣應有志，方可記載古今建置之沿革，川原之疆理，物產之豐欠，歲時之風俗，農家之占候，樵魚之經驗及里巷之歌謠等，給後輩以利弊，比較而知食貨豐儉。翰根據近年吉林設治漸多，交通亦漸開通，但各縣有志者尚缺乏。縱然有志，也過簡略，遂指令各地方官長注意查訪，督促未編志亟圖著述，已有志過於疏漏者，也應酌情補訂，臻於完善。翰在其省長任內，注意保護文物。吉林縣內有小白山，龍潭山兩處山林，在清朝時為祀典之用，一向由旗署管理，包括看守人員及維修費多由旗款撥付。早在1918年省署即訓令吉林縣，不得將兩處山林視為官荒勘放在案。翰恐歲時久遠而被忽略，故再次申明前令。
翰仿照奉省規模，亦下令修築吉林省的官道，濱江縣率先動工。王永江倡修由奉天北關至海龍朝陽鎮的奉海鐵路，使奉吉兩省開始連結起來。鑒於此，翰也為便利交通和軍運起見，議論吉海鐵路，接軌於朝陽鎮，直達吉林省城，到翰去職時，該工程籌備就緒，張作相主掌吉林軍民兩政后，在此基礎上興工建成。
翰主政吉林時有三載，論政績著稱者。當屬濱江市的電燈、電車設置。該工程承辦之初，由於美商某公司不信守合同，遲遲不能開工，翰對美商之行為極為不滿，遂於1923年設濱江市電業公司，改派章啟槐為總辦，重新審核該工程，以延誤工程為由，向美方提出廢止已訂合同，另與德商某公司簽訂合同。竣工后整個工程僅用吉大洋240萬元，為國家節省500餘萬元。此舉表明翰對外不喪利權之立場。
民國14年2月，朱慶瀾辭去東三省特區行政長官職，由翰兼代，后因政務繁雜，兩職不能兼顧，不久辭去特區長官職。
翰兼吉長以來，因處多事之秋，棘手之事頗多，其中尤以匪患和籌款二項實屬艱難，不時萌發辭意。孫烈臣督吉時，以翰之理政廉明，政聲優卓，依重方殷，決不準辭。特拜託東三省銀行總行長劉尚清來徠吉垣勸慰。並致電慰留，意甚懇摯，翰不得不作罷。
民國15年春，翰患眼疾，適遭母喪。因之再度提出辭呈。張作霖、張作相慰留未允，首批段假兩個月養病發喪。同年3月，翰扶櫬赴奉殯葬后，即歸長春修養身體。
奉天當局得知翰心存隱意，決不準辭。吉林省垣各法團以翰“治吉三載政績懋著，口碑載道，輿論翕合，省長去吉以來，商民若失所依，省政措施重要未便久乏主持。”擬聯銜挽留，乃一面電張作霖、張作相促翰速回吉林任所，一面聯袂赴長春恭迎勸駕。時張作相正在錦州為庶母治喪不能脫身勸駕。旋派督屬參謀長熙洽為代表，赴長春誠懇慰留。繼之，5月2日，張作相由奉返任途徑長春，躬身往訪，誠懇想留，力勸速歸。翰對張之殷懇深表感激之忱，但又表示因母喪心緒不佳，百日孝既未期滿，失明眼疾也未痊癒，加之神經衰弱無心問世，仍請從緩。張作相又動以私人感情竭力勸慰，翰仍婉言稱謝，堅不回任。張作相慰留未果，遂於當日返任，於5月11日，委任政務廳長鄭重祺代理吉林省長。翰去大連住院治療康復，於同年8月歸奉住南關，后移居商埠地。
民國17年夏，國奉戰爭，奉軍節節敗退，不能立足於關內。6月3日張作霖出京返奉。6月4日晨，返奉專車行抵皇姑屯車站東三洞橋處，遭日本關東軍暗算，張作霖被炸成重傷，旋即殞命。日本關東軍欲乘虛而入，奉天省城，人心惶惶，訛言頻興，危如累卵。寓居奉天商埠地的翰，聞變后即與舊交同窗好友、奉天省長劉尚清等設計並導演了一場病榻喬裝的悲喜劇：佯稱張作霖身受微傷，一面假扮逐日上謁狀，一面密召張學良微服返奉。翰協助劉尚清等人在千鈞一髮之際，居然瞞過日本人的耳目，使關東軍一時弄不清事實真相，而不敢輕舉妄動。
血案發生之初，奉省高級官員齊集商討善後事宜。當時群龍無首，從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認為，血案發生系日本人謀害，故應向日方提出嚴正抗議；也有人主張趁此契機與南京政府合作。翰初時緘默不語，當大家舉棋不定，不得一決時，翰才慢慢地說：“諸位，關於此次事件之是否出於日本人的陰謀一節，我們究竟有無確證，如無確證，即勿庸多論。即使有證據，我們對日本又能奈何？能戰固好，如不能戰，空喊證據又有何益？況且當前的要務，並不在日本人的策劃如何，關鍵不是對外，而我們內部的穩固的團結。”一席話，使在場院者皆默然不語。翰所見與劉尚清等略同，遂不再追究事件真相，而作內緊外松與日周旋狀，靜候張學良返還。經此危疑震撼、妥善安置后，終於宣布父業子繼，渡過了難關。翰分享了處變之功。
張學良主政東北后，重視翰善於處變之才，先任命為東三省保安司令部秘書長，掌樞要之重任。是年7月19日，東北臨時保安委員會成立，翰為17委員之一。張學良決計統一於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於7月1日派出翰等四人入關赴京，就東三省易幟問題同蔣介石、閻錫山諸人全權商談。東三省易幟、南北統一問題，東北當局所處阻力很大，外有日本人的干擾、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內有以張學良的父輩摯友張作相為首的反對派；當然也有唯張學良之命是從的中間派。翰則是力主南北統一的堅定派。
翰是東三省易幟談判東北方面的代表之一。東三省代表翰等4人於7月10日下午從天津抵北平，由何成浚、蔣作賓陪同，前往西山謁見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等人，開始商洽一切。蔣詢問東北政治、軍事、經濟，榷稅情況，翰一一做詳細回答，蔣介石方知翰非等閑之輩。同鄉邢世廉說，若非爾來吾等被動矣。7月中旬，就奉天省長一席，張學良迭次分別商請莫德惠、王樹翰出任，王等均辭謝。7月21日，翰等會晤蔣介石，報告：“日本駐奉領事正式用書面勸告“之情事，蔣仍謂：”外人干涉中國內政，勿再為所愚，“應催張學良不可為倭奴恫嚇所屈服”，當即決定派方本仁為駐奉代表，翰等陪同赴奉。行前翰電告張學良途經營口。張學良即由奉派專車往營口迎接。此後，翰往來關內外，為東三省易幟而奔走。
同年12月28日，張學良將29日易幟事正式電呈國府，國民政府於28日會議，批准東北政務委員會名單，張學良為主任委員，翰是15位委員之一。12月下旬，東三省道路委員會成立，於珍是執行委員長，翰是11位委員之一。同年12月29日，東三省正式易幟，使奉系軍閥集團以和平方式對等條件統一於南京國民政府。
南京政府還特任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翰在東北邊防軍司令部長官公署編製序列中任秘書廳廳長，名列鄭謙之後。當時蔣介石欲引翰為已助，先委任其為國民黨政府委員，繼而未徵求翰的同意又任其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及國民黨政府文官長，對此極高職位，王仍堅辭不就。
民國18年，翰對“楊常事件”持反對態度。張學良說：“殺楊、常，事前我只與王樹翰商量過。我說我要放炮，他說萬萬不可”（《張學良口述實錄—張學良世紀傳奇》上）。這件不同尋常重大事件，吾輩可以看出張學良對翰之信任，非同一般矣。1月10日，“楊常事件”發生。11日上午召開東北保安委員會會議，翰出席，參加討論善後事宜。
7月10日，“中東路事件發生，中俄兩國東段邊界形勢驟然緊張，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張學良始知事急，電告南京政府，不得要領。翰達權通變，深知如何擺置此事。中原尚逐鹿，國未統一，以地方之力無力對赤俄發動全面戰爭。眾議后，採用翰建議，派濱江道尹兼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為東北地方當局代表，與蘇俄折衝談判並由政務委員會擬定方案，呈請南京政府批准，交蔡運升赴滿洲里與蘇方洽談。事將成，蔣介石予以責難，以地區性派員交涉為越俎，即或議成，中央政府亦不予承認，張學良會商政務委員會數委員，以服從中央政府為是，遂即電蔡運升中止同蘇聯會談。翰聞訊頓足嘆曰：地方將遭塗炭！知事已無法阻止，便不再多言。但翰為妥擬辦法監視赤俄籍人，於1929年8月12日，致函遼寧省政府。
張學良在國民黨政府的指使下，從維護民族利益出發，強行收回中東路路權，決定對蘇俄武裝越境挑釁進行還擊。張作相持反對意見，學良除請人做張作相的工作外，又約翰、王樹常，鄒作華，劉翼飛等4人開會研究。這4人相對而坐，默不作聲。當劉翼飛問王樹常：“怎不討論呢？”王樹常說：“什麼事情有維宙呢？”可見當局凡有軍事、政治、外交等問題，翰必參與運籌，有人背地裡稱翰為“王丞相”，實不足為奇。就中東路出兵反擊問題，當時翰等人都極力勸阻，因張學良意已決，全然無效。中俄武裝衝突終於在11月全線爆發，結果中國在東西兩線皆遭慘敗。於是，翰提出由東北地方自決。適逢蔡運升南來請命，翰則認為，事已至急，不應揖讓救火。政委會諸多委員中惟袁金凱敢言，可前往求之，事有可成。政委會遂議決授蔡運升全權至俄境與對方代表會談。蔡運升與俄方代表達成協議，竟不待請示，在《伯力協定》上簽字，罷兵而歸。周折一次丟了“黑瞎子島”。事後南京政府咎蔡運升不經請求擅自簽字，予以責備。至於翰從中主持、斡旋則鮮為人知。
民國19年4月，蔣、閻、馮、桂中原大戰爆發，張學良擁兵東北，大有舉足輕重這勢，因之各方代表對張極盡拉攏之能事，尤其閻錫山，表明閻奉合作倒蔣願望強烈，為此，張學良不得不令翰赴晉當面申明東北中立態度。與此同時，張學良於6月間，在瀋陽召開東北軍政高級要員會議，專門商討應付時局的良策。與會者有三種意見，其中以翰為代表的一派，贊同與石合作。由於眾說紛紜，反使張學良左右為難，遲遲未決。張學良表面上在善意中立的前提下，採取了坐視觀變的態度，而實際上張在北戴河期間就已決定出兵關內進行武裝調停，站在蔣介石一邊。此次會議不過是聽下邊意見以固決心。
民國20年4月19日，張學良在北京正式成立陸海空軍司令行營，翰任秘書長。張學良在蔣介石的慫恿下，率東北軍入關駐節北平，節制華北諸省，遂置瀋陽及東北於不顧，給日本人入侵中國東北造成可乘之機。不及半年，竟釀成1931年9月18日夜瀋陽事變。當初，東北政委會討論東北軍出兵關內問題時，翰如能象袁金鎧侃侃直言，或許張學良會重加考慮，不敢輕而率軍入關。有人說這是翰過於持重之咎，不無道理。
“九。一八”事變前，中日關係日趨惡化，日本軍國主義製造了一系列侵華事件。如1931年7月2日，製造的“萬寶山慘案”，日本人唆使朝鮮浪人在萬寶山強佔民田，開渠築壩，當地農民憤起添渠，遭日本軍警槍擊，死傷數十人，被捉去受刑者十餘人。東北當局應付遲緩，地方官憲非常軟弱，翰對此甚為憂慮，表示應採取忍讓靈活態度。他在給東北政務委員會及張作相的電報稱：對此案如無損主權，得了且了不能純唱中央高調。翰建議張學良速派人去南京請命，並要求國民黨政府出面，通過外交途徑進行交涉，既免東北地方當避應付日本之困難，又可暫緩東北一隅之危難，怎奈張學良當進輕信親美派之言，相信依靠“國聯”牽制日本，日本未必敢於發難。遂置翰之議於不用。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突然襲擊北大營。翰在北京鐵獅子衚衕32號（借王正廷的房子），午夜11時半，突然收到東北軍參謀長榮臻發來告急電，立刻會同住在對過中山先生會館之國府要員顧維鈞，赴張學良住處，商討對策，張感事變突然，大軍在外，己方與日方軍力相差懸殊，抗之難取勝，猶恐傷東北軍元氣，乃令撒退。於是，翌日國內各大報紙紛紛發表評論，譴責與抗議張之不抵抗之舉。
日本發難，張學良始感翰之言有所先見時，為時已晚。
民國22年，瀋陽陷落後，東北軍相繼退到華北。同年3月熱河失守，張學良代蔣受過，背上不抵抗將軍之罪名。於是翰勸其引退出國，俟機再起，張學良以為然。張被迫下野出國“考察”。翰蟄居天津，優遊自遣，不肯復問世事。
是年，翰倡議在董公館（董士恩）河北路217號，組織成立了奉系董傢俱樂部，成員有：王樹翰、董士恩、王樹常、張作相、潘復、鮑貴卿、龔心湛、佟兆元、吳景濂、章士釗等奉系與北洋歸隱之軍政要員。以加強聯誼、溝通、交流，促進天津工商發展，為少帥張學良東山再起做準備。1933年—1945年12年間，奉系董傢俱樂部為團結奉系將帥及北洋經濟巨擎起到一定作用。尤其在西安事變后，奉系重臣王樹翰在董家起草了致張學良電，呼籲勿殺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張學良下決心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起到了至要作用。
民國23年初，張學良歸國，被蔣介石委以剿共重任，幕中頗引用少年銳進之士，與翰意趣漸異，故翰仍留寓津門，張學良亦未招之來。
偽政康德二年，回東北瀋陽大窪桑梓省親（是時，家之數堂叔均已年邁）、掃墓、祭祖，兼措置房地債事。張作相與之同行，於瀋陽停留數日返津。
民國25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消息傳到南京，國民黨集團內呈現一片混亂。為營救蔣介石使出各種手段，派人北上天津，利用翰在東北軍中的的影響。強迫在各大報聲明，指責張學良實行“兵練”是以下犯上，是“劫持統帥”。為翰所拒。王樹翰、劉尚清、張作相等只是以旅津名流名義，於12月14日，電張學良釋蔣，文稱：“此綏局初定，國際地位稍見增高，舉國熱烈擁護領袖，即世界和平民族，亦盼我團結圖存，似此猝然兵諫，自行分裂，內為國人所共棄，外為友邦所藐視，動搖國本，影響全局，自招滅亡，噬臍曷極！切望熟權利害，懸崖勒馬，迅速恢復蔣公自由，私衷共濟，以延國脈，誼切桑梓，難安緘默，臨電涕泣，不暇擇言。尚祈亮察”。言詞剴切、感宕。全文刊載大公報上。對張學良釋蔣，至關重要。國民黨政府電促翰赴南京，面商救蔣之策。翰深知西安少壯派軍人必不喜其前往，乃言如去西安，必須假道太原，並托閻錫山轉詢究竟。然翰尚在途中，蔣介石已於12月25日獲釋。翰遂罷歸天津。
“2，2”事變，改寫了中國歷史。也使張得以冷眼看世達百多年矣，真真假假，世事紛沓，終會琢磨出點味道兒。上世紀末遼寧組團，請其回訪老家，芹獻不菲，依然被拒。可想那碗酒不是那麼好端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少壯派軍人視翰為親蔣，多不原諒。張學良關蔣被扣南京。東北軍經過“2，2”事件后，執行乙案（註：“2，2”事變后東北軍何去何從？張學良自己提出甲、乙二方案，蔣做些修改。甲案：1、東北軍全部調往甘肅。2、第十七路軍各部應駐陝西原防，歸綏靖主任楊虎城指揮。該路可酌留若干部隊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綏靖主任之職權。3、自潼關至寶雞鐵路各縣，歸中央駐紮。乙案：1、東北軍全部調往豫皖兩省。2、以王樹常（或由張學良另保一人）任安徽省主席。3、調于學忠任綏靖主任，統帥豫鄂皖之東北軍。4、調楊虎城為甘肅省主席，仍兼17路軍總指揮，第十七路軍全部調往甘肅）東調。事前就甲乙兩案取捨時，東北人士曾在天津翰宅邸會商，翰也極力主張實行乙案，故東北軍被東調分割，眾議推東北資望較深者一人為皖省主席，藉以安插東北流亡關內人士。但不傾向王樹翰，而是老來官運亨通的劉尚清出任。其原因皆在於此。然蔣介石對翰待之亦不薄，後來蔣自任總統時，又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民國26年春，翰赴溪口，晤面軟禁中張學良，這是翰同張學良將軍的最後一面。
翰寓居天津時，偶遣老友出關，為經理財產。事為偽滿某要員所知，代信給翰說，如能回籍，將委以要職，以示利誘。翰笑答：“吾仕至益司，謬膺方面者屢矣。且進為中央‘黨委兼國府委員，位不為不高，詎肯下儕於石敬塘，張邦昌之流，為萬世唾罵呼，’”不為所動。
民國31年夏（偽政康德9年），是偽政建國10周年，各處拉人參加慶典，偽滿大臣蔡運升派人來遊說王樹翰、張作相等四人，曰“公等久客天津，田園廬墓盡在東北，詎宜置而不理？何若藉機一來，虛與委蛇倘如此不致沒奪若輩之志，豈不甚善。”。是時，翰久居津門，離開治地吉林亦十多年矣，想藉機一視十年變咎。探看江沿親翁依將軍（依克唐阿）家近況，會見吉地相識與故舊。
6月下旬，王樹翰、張作相，一行三人，途經瀋陽停留，受到偽奉天省長金榮桂等日偽高級軍政人員的迎送和款待。翰在大小宴會上給日偽寫了字畫條幅留念。當王樹翰、張作相等一行到達長春時，到站迎接有張景惠等七八十人，下榻新京（長春）“大和旅館”。第二天，在日本人松本益雄陪同下，進宮叩謝天恩，併到偽“宮內府”進行禮節性拜會。翰等在長春與吉林故舊會晤旬日。與偽政之接觸拜會乃虛與委蛇也，后又轉回故鄉瀋陽大窪，省親，掃墓，祭祖。旋即返回津門。代馬依風，思念故土，人之常情也。
1945年8月，中國經過八年艱苦抗戰，當盟軍美國於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后，是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蔣介石派熊式輝為東北行轅主任。行轅下設政治經濟委員會，翰為政治委員會委員。后合併政治經濟委員會為東北政務委員會，陳誠任主任委員，翰副之。隨著國共之戰進展，翰也感到國府前途暗淡，遂堅辭返歸天津。
天津解放前，蔣派機接王樹翰與張作相，翰以吾輩已至桑榆之年，弗能任事相辭。直到天津解放再未出山。
新中國誕生后，翰已至老耄之年，常游北京，為老友章士釗所聞，乃之於中央文史館。1953年應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
錫和在台灣，入囹圄，妻佟氏（佟道尹女）離異。翰一股急火上涌，不省人事。於1955年2月8日，病逝於津門寓所，終年74歲。瘞於東北義園（后改為西靜園），忠四十一列十位。余丁亥過之，無視桃園墓垗，但見亂蒨荒墟滿園耳。方今，墓被陳希同之輩搰之。墓地被劃為圓明園遺址，依在荒涼中。
翰一生推崇儒學兼尚上黃老之術，多主張清靜寧一，不願多事更張。翰於多忌之世，有不得已之苦衷，過於小心謹慎，以保無咎無譽。但為官為宦，以民為天，奚能遮敷應景；於學於業，蹈厲奮發，何肯苟且求安。常律以：“莊敬日強，安適日偷”。猶欣賞儒者“把酒看劍，焚香讀書”之格調。
翰中年以後，喜聚書籍，由奉徙津門時，積書數百箱，其中不乏希版、孤版、絕版書（宋代絹書）。九一八事變后，秦少伯（官銀號督辦）冒險為其運回天津120箱。翰亦嗜翰墨，臨李邕、孫過庭書法，直到晚年書寫不輟，遺卷盈房。翰始堅持一生寫日記80餘本，寓居天津時存於銀行中。日本進關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感局勢緊張，恐落日人之手，取出付之一炬。日偽佔據期無人抄其家，實為過份小心，乃翰一生之大憾事。更無法想到，後來抄其家者竟是自己同胞。翰晚年又喜吟詠，有詩稿藏於家中，毀於“文革”。 “文革”浩劫，家中古玩，名畫全部被搜走。落實政策回歸時，唯存一扇面耳。有司稱：“當事者出紅差，無法質對，算政治賬，莫算經濟賬”。如斯全部被腐敗了。階級鬥爭歲月，其子孫也多被仇劃為逆類。翰一妻二妾。元配恩氏，早喪無出；側室魯氏，有子錫鈞（蔣介石英文翻譯、北外教授）、錫衡（在美）、錫齡。如夫人劉氏，有一子三女，子錫和。
翰之一生奉獻，有案可稽。最後一步，是殃是福且留後人道短長矣哉。
主要參考資料：《靜晤室日記》、《東北政要》、《北洋時期吉林軍政長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