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軍長征

2005年7月12日，杭州，浙江大學十五名在校學生，騎著自行車，從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出發，他們準備用二十八天的時間，長途騎行，沿途尋訪抗戰當年，國立浙江大學花了近兩年多時間，歷盡千辛萬苦走過的漫漫“西遷”長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37年8月13日，中日淞滬會戰打響，戰火很快波及浙江。浙江大學在國民政府的指示下，從1937年11月開始從杭州往內地西遷。先後經浙、贛、湘、粵、桂、黔等六省，於1940年初，到達貴州的遵義的湄潭，並在那裡堅持辦學長達七年之久。浙大西遷歷時兩年多，行程近2600多公里。浙大西遷，是眾多著名大學抗戰西遷的一個典型，是我國科學教育史上的一次壯舉和一個奇迹。

1986年1月28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同志視察浙江大學，在聽取了有關浙大西遷歷史的介紹后，稱讚其為“文軍長征”。巧合的是，紅軍長徵到過遵義，而“文軍長征”的終點，也正好是遵義。

初遷浙江建德

（1937.9.21-12.24）

“八· 一三”淞滬戰役之後，敵機侵襲杭州，杭州形勢急轉直下，危在旦夕，浙大師生已無法正常上課。為了使一年級新生能安心學習，浙大校長竺可楨於1937年9月和西天目禪源寺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學和生活用房。9日21日，一年級新生開始遷至天目山，27日起上課。雖然條件因陋就簡，又地處深山，遠離城市，但師生朝夕相處，不僅授課答疑都極便利，而且道德品行的陶冶更為有利。學校計劃多時的“導師制”首先在這裡推行，此舉為國內教育界首創。

地處杭州的浙大本部，在日寇飛機轟炸的威脅下，堅持照常上課。11月5日，日寇在距離杭州120公里的金山衛全公亭登陸，情形危急，浙大決定遷校建德（在杭州西南約240公里）。從11月11日開始，浙大教師學生分三批出發，在江干碼頭乘船，於15日全部到達建德。同時，凡是可以搬運的圖書儀器，幾乎全部搬離杭州，用汽車或船隻運至建德。11月下旬，浙西也形勢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級新生，有陷入絕境的危險，學校決定新生立即搬遷，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師生分批行動，乘車、步行、換船，經五天奔波，也全部到達建德。全校稍事休整，就立即複課，學生的一學期學業，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二遷江西吉安與泰和

（1937.12.24-1938.8.13）

11月20日，竺可楨校長從廣播中得知南京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消息。同時，蘇州陷落，日寇南侵，已逼近嘉興，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學校考慮再次搬遷，派人到浙江南部和江西等地實地了解。12月2日，接到國民政府教育部來電，同意浙大遷移浙南或贛南。

1937年12月24日，即杭州淪陷之日，浙大開始撤離建德，師生們走上了極其困難的赴贛歷程。從建德向江西吉安搬遷，浙大不像杭州遷往建德時那樣匆促、忙亂，而是更有組織、更有秩序。學生分若干隊，每隊都有導師一、二人率領。蘭溪、金華、常山、玉山、南昌、樟樹、吉安等地各設接待站。學生和教職工及眷屬分三批依次在建德上了民船，到蘭溪后，有的步行，有的換乘小船，溯梅溪而抵金華。

從1937年12月24日到次年1月20日，浙大師生從浙江建德出發，經金華、玉山、樟樹，轉抵江西吉安，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前進30公里，飽受了驚嚇和風霜之苦，經受住了考驗和鍛煉。

浙大遷到吉安后，教職員工住在鄉村師範，家屬租用了當地一些居民住房，學生則全部住入白鷺洲上的吉安中學。為了不致荒廢學業，利用鄉村師範和吉安中學放寒假期間，學校決定借屋暫行上課，以結束一學期的課程。學生上課兩周，接著進行期末考試，然後休息一周，便準備南行40公里，遷入泰和鄉間。

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學與鄉村師範的寒假已告期滿，浙大師生即於2月18日沿贛江水路和贛粵國道陸路遷移到泰和，臨時校址就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浙大師生抵達泰和后，稍事調整，便繼續教學，科學研究也未停頓。為了要補足搬遷期間教學所受到的影響，各學院的課程和實驗，都比以前有所增多。無論教職工和學生，工作時間和學習時間都自覺延長。於天目山開始實行的導師制在這裡地繼續貫徹，師生之間相互切磋砥礪，關係更為親密。大局勢如此紛亂急迫，這裡的小環境卻如此有條不紊，這在抗戰時期國內各大學中是不多見的。當時教育部派人到全國各地巡視，認為浙大是所有西遷大學中教學秩序和教學質量堅持得最好的一所。

浙大師生留駐泰和期間，為當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修築防洪大堤，創辦澄江學校，協助開闢沙村墾殖場。修築防洪大堤是有益民生的急事。因贛江兩岸大多為平原，泥沙淤積，夏天大雨時，幾乎年年泛濫。上田村的樓壁牆角，已往的水痕斑斑可見。當地人民雖屢遭水害，但因無力防治，也就習以為常。浙大到來了解這一情況后，即與江西省水利局及泰和縣政府三方商量，決定修築防洪堤，由地方出錢，浙大負責全部技術工作。為此，組成堤工委員會，推選竺校長為主任委員，由浙大土木系的工讀學生在教師指導下測量水位和堤基，4月底開工，到6月底完工，歷時二個月。防洪堤全長7.5公里，所有土方、涵洞、水閘等工程都如期完成。此後，上田村一帶未再遭水災。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屢次組織民工加固堤防，但當地群眾特別是老年人，仍然讚揚浙大師生在抗戰時興建的"浙大防洪堤"。江邊還設有一碼頭，當時叫"浙大碼頭"，這個名稱一直延用至今，也是浙大曾在泰和停留的永久紀念。

創設澄江學校(贛江流經泰和的一段，又名澄江)。浙大推選四位教授組成校董會，由熱心教學的大學生兼任教師，改變了原來農村小學師資程度低下、設備缺乏等狀況，使得農村兒童和搬遷中的浙大教職工子弟得到比較良好的教育。後來這所學校改稱縣立上田村小學，以後又為省立實驗小學接辦，對當地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開闢墾殖場以利民生。抗日戰爭的烽火迫使不少蘇、浙、皖的群眾流離失所，有的難民來到了江西，缺乏生活依靠，於是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商議合辦墾殖場，以解決一部分人的居住和生計問題。利用沙村附近荒田600餘畝，建立了沙村示範墾殖場，由浙大土木系工讀學生勘定、測繪，並由農學院負責主持籌劃，有兩位浙大畢業生具體指導，安置了140名戰區難民，墾荒耕種，集體經營，即使難民的生活有所著落，也使農墾事業有所推迸。

浙大還做了一件意義重大、有利於保存民族文化瑰寶、免遭戰火之災的好事，就是協助浙江省搬運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到安全處所。清乾隆時編纂的四庫全書，當時共抄了七部，其中三部早已被毀，原在熱河、奉天的兩部在抗戰開始后己陷敵手。余留的二部，原在北京故宮文淵閣的一部巳遷四川，原在杭州文瀾閣的一部，36000多冊，在"八·一三"淞滬抗戰前由浙江圖書館裝成140箱運到富陽鄉下存放；後日軍進逼，省圖書館想把它運至建德，但省里不發經費，竺可楨得知后馬上派校車幫忙運到建德。以後省圖書館又把它運到龍泉鄉下。浙大遷到江西后，竺校長為四庫全書的安全擔心，認為在龍泉也不安全，特地致電教育部，指出四庫全書應及早遷到內地，並表示浙大願意派人協助。教育部複電同意竺校長的意見，準備遷到貴陽，要求浙大協助遷運。竺校長即指派一位教師回到浙江，與有關部門商議，中經周折，終於會同浙江圖書館啟運出省，途經五省，歷程2500餘公里，全部安全運抵貴陽附近的地母洞存放。浙大遷到貴州后，竺校長幾次到地母洞了解情況，並對保管工作中的問題提出改進意見，使這一文化瑰寶得以安全渡過抗戰時朋，戰後運回杭州。

三遷廣西宜山

（1938.8.13-1939.12.13）

由於戰事影響，7月25日起浙大在泰和已無法上課。教育部曾指令浙大“遇必要時可遷貴州安順”。但經竺可楨校長實地勘察，自廣西宜山至貴州安順一段，只能靠汽車運輸，成千名人員，幾千箱圖書儀器，要到達安順，起碼要費時半年以上，何況車輛又很難得到。因此，竺可楨校長決定先遷廣西宜山，視屆時形勢再定行止。遷校委員會確定了入桂路線：圖書儀器沿贛粵間水路入桂，為的是比較安全和節省運費；師生則循贛湘公路、湘桂鐵路西行去宜山，這樣安排在時間上比較經濟。由於路遠，學校在贛州、大庚、南雄、曲江、茶陵、衡陽、桂林設立運輸站。對於人員分組、出發日期、圖書儀器運輸、車船調度、房屋準備，以及醫療保健等，事先都作了詳細的規劃並明確分工，切實執行，做到緊迫中不忙亂，患難中同舟共濟。從1938年8月13日起至10月底，所有師生，除押運圖書儀器等物資尚在途中的以外，均先後安抵宜山。學校於11月1日開學上課。

浙江大學抵宜山後，以原工讀學校為總辦公室，以文廟、湖廣會館為禮堂、教室，並在東門外標營搭蓋草屋為臨時教室和學生宿舍。教師們分散居住在城內各處。

“宜山宜水不宜人”，宜山昔稱“蠻煙瘴雨”之鄉。浙江大學師生到達宜山之後，首先遇到的是瘧疾的威脅，竺可楨校長在日記中寫到“自浙大來此後患瘧疾者已達三分之一，其數驚人。”教職工“每一家中幾乎必有瘧病之人”。其次是日本侵略軍飛機的空襲，1939年2月5日，日寇以浙大為目標，進行猛烈轟炸。18架敵機投放燃燒彈、爆烈彈118枚，炸毀浙大標營東宿舍8間、大禮堂一幢、教室14間等，幸人員無恙，二年級學生除隨身衣物外，已一無所有，損失巨大。

浙江大學遷桂黔后，浙江省的高中畢業生和福建、江西、安徽以及離滬的青年學生，由於交通或經濟關係不能去內地升學者越來越多。浙大於1939年1月提請國民政府教育部希望在浙東設立先修班，獲准後於同年7月在浙江龍泉坊下村設立分校。招收文、理、工、農四個學院的一年級新生。學生於分校學習一年後，去遵義總校升入二年級。分校第一任主任為陳訓慈，繼之為鄭曉滄。

終遷貴州遵義、湄潭

1939年11月起，廣西的戰爭形勢十分緊張，11月15日，日寇在廣西南部沿海的龍門港登陸並迅即侵佔防城縣；11月25日，廣西南寧陷落。此時，宜山已不安全，學校決定遷校，並派人去貴州遵義和雲南建水等地勘察校址，最後決定遷到貴州遵義、湄潭。12月13日晨，第一批船載儀器啟運，同日晚第一批圖書裝上二輛汽車遷移；至12月23日，已有405箱圖書儀器運走。時值隆冬，到處雪淞冰凌，桂黔之間，山巒重疊，又缺車輛，搬遷極為困難。浙大師生一路頂風冒雨，協助學校搬運圖書儀器，經過艱苦的努力，才於1940年1月遷到貴州。

由於遵義到湄潭等地的公路當時尚未竣工，及湄潭、永興的校舍尚須增建，所以決定學校總部、文學院、工學院和師範學院文科在遵義辦學，理學院、農學院和師範學院理科在湄潭辦學，一年級學生暫時在貴陽南面30多公里的青岩居住和上課，稱為青岩分校。2月9日，青岩分校一年級和先修班學生361人開始上課。2月22日，二、三、四年級學生在遵義開始上課。至1940年10月，一年級學生由青岩移至湄潭永興。

至此，從1937年11月11日初遷浙江建德，繼遷江西吉安和泰和，再遷廣西宜山，於1940年2月抵達黔北，行程漫漫2600多公里，浙大終於完成西遷探求辦學的“長征之路”，在貴州的遵義、湄潭、永興三地安定下來並在那裡堅持辦學7年。浙江大學這支長征"文軍"，在浙西、贛中、桂北、黔北農村和山區，既堅持了辦學和科學研究，又促進了這些地區的開發。浙大這支“文軍”的長征是播種機，在國家的大西南半壁江山播下了科學文化的種子；浙大這支“文軍”的長征是宣傳隊，傳播了現代科學知識，弘揚了中華民族不可戰勝的精神。

西遷期間，在竺可楨校長高風亮節、廉潔自守、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崇高人格的感召下，在其始終倡導“求是”學風、延聘名師名家的努力下，一大批著名教授彙集在浙大。他們都各有專長，有不同的學術見解，形成不同的學派，而又能友好共處，在學術辯論與交鋒中共同發展，形成了極其可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西遷辦學過程中，雖然物質條件極為艱苦，但浙大師生力克千難萬險，潛心於學習與科學研究，培養的眾多的優秀人才，他們當中日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有谷超豪、胡濟民、程開甲、程民德、陳耀祖、施履吉、施教耐、毛漢禮、葉篤正、陳述彭、施雅風、謝義炳、謝學錦、郭可信、徐僖、張直中、戴信立等17位，以及曾在物理系學習日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據不完全統計，在當選為兩院院士的浙大校友中，有五十位曾在遵義、湄潭工作和學習過。

在黔北高原的破廟茅屋裡，浙大教師的科學研究工作進行得有聲有色，碩果累累。英國的科學史專家、皇家學會會員、英國駐華文化與科學協作團團長、劍橋大學生物學教授李約瑟博士曾於1944年先後兩次參觀浙大，通過對浙大各院系的考察，李約瑟對浙大在非常艱苦條件下學術空氣之濃、師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驚嘆。他在一次談話中稱讚浙大是“東方的劍橋”。李約瑟博士回國后，在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發表了《貴州和廣西的科學》，他在文中這樣寫道：“浙江大學位於重慶和貴陽之間的遵義，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校舍大部分是借用年久失修的廟宇；又因為遵義空屋不夠容納全部，所以理學院和農學院設在遵義之東約75公里的一個秀麗的縣城——湄潭。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學活動一片繁忙緊張的情景”。蘇步青的微分幾何、陳建功的三角函數、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談家楨的遺傳學研究、貝時璋的細胞重建研究都處於當時的科學前沿。李約瑟博士還描述道“生物系正在進行著腔腸動物生殖作用的誘導現象和昆蟲的內分泌素等研究……在物理方面，因為限於儀器，工作側重於理論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學、幾何光學等，水平顯然是很高的。這裡還有一個傑出的數學研究所”“具有廣大實驗場地的農科研究所，也正在進行著很多工作”。

浙大在貴州遵義、湄潭辦學七年，治學風氣濃厚，教師關心學生，學生積極進步。李政道先生在回憶湄潭時期的學習經歷時，提到正是因為王淦昌、束星北兩位老師的啟蒙，才使他走上物理學的研究道路。在當時的浙大教師中，政治經濟學教授費鞏先生就是一名傑出的代表。費鞏受竺可楨校長之聘擔任訓導長，他愛生如子，深受學生愛戴。他申言“擔任訓導長不是做警察局長和偵探長，而是要做學生的顧問、學生的保姆”。他就職后積極推行導師制，支持學生創辦《生活壁報》，積極改善學生的學習生活條件。為了解決學生自修照明困難，費鞏先生用自己的薪水製作植物油燈800多盞分送給學生。學生譽稱之為“費鞏燈”。

西遷之前，浙江大學是一所只有3個學院16個系的地區性大學，時至抗戰勝利后1946年回遷杭州時，浙江大學已發展成為6個學院27個系的全國著名大學，不少專業在全國享有盛名，尤以文、理學科有長足發展，並創建了數學、生物、化學、農經、史地5個研究所，教授也從70餘名增加到201名，學生則從600多名發展到2100多名。

竺可楨就任浙大校長后，十分讚賞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書院以來一脈相承的樸實嚴謹的傳統學風，並把它概括為“誠”、“勤”兩個字。在1936年4月《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的就職演講中，竺可楨要求學生“致力學問”、“以身許國”，強調“運用自己思想的重要”，他強調“大學所施的教育，本來不是供給傳授現成的知識，而重在開闢基本的途徑，提示獲得知識的方法，並且培養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這是竺可楨對“求是精神”的最初闡述與提煉。

1936年秋，竺可楨在就任校長后第一批新生入學典禮上，向學子發問：“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幹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后要做什麼樣的人?”這兩個問題激勵代代學子思索“求是精神”的深刻內涵。1938年11月19日，浙大西遷至廣西宜山時，竺可楨校長主持召開校務會議，決定立“求是”為校訓。這是浙江大學發展史的一件大事，自此，“求是”成為浙大學子共同追求和遵循的治學準則和做人規範。竺可楨校長對“求是精神”有一系列深刻精闢的闡釋。

1939年2月，他在對一年級新生作題為《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的演講中說：“浙大從求是書院時代起到現在可說已經有了四十三年的歷史。到如今‘求是’已定為我們的校訓。何謂求是？英文Faith of Truth。美國最老的大學哈佛大學的校訓，亦意為求是，可謂不約而同。所謂求是，不僅限為埋頭讀書或是實驗室做實驗。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單是博學審問還不夠，必須審思熟慮，自出心裁，獨著隻眼，來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瞭然於心，然後盡吾力以行之，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他還在《科學之方法與精神》一文中更明確地闡述了“求是”精神的含義：“近代科學的目標是什麼？就是探求真理。科學方法可以隨時隨地而改換，這科學目標，蘄求真理也就是科學的精神，是永遠不改變的。……據吾人的理想，科學家應取的態度應該是：(1)不盲從，不附和，一以理智為依歸。如遇橫逆之境遇，但不屈不撓，不畏強御，只問是非，不計利害。(2)虛懷若谷，不武斷，不蠻橫。(3)專心一致，實事求是，不作無病之呻吟，嚴謹整飭毫不苟且。”在每學年的入學和畢業典禮上他都告誡學生：“大學是社會之光，不應隨波逐流”，“大學猶如海上之燈塔，吾人不能於此時降落道德之標準也”。大學的目的在於為國家、為社會培養“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之人才。

掌校浙大特別是率領浙大西遷辦學期間，是竺可楨教育思想的成型期。竺可楨學識淵博，深受古今文化熏陶，兼有中外學識閱歷，在浙大西遷辦學過程中，他將我國古代教育思想的精華和西方近代科學精神相結合，指導浙大的發展，形成了竺可楨教育思想，成為繼蔡元培之後，在中國高等教育領域有著卓越貢獻的教育家之一。

竺可楨教育思想上承孔子，旁采蔡元培及同輩人的辦學思想，更有自己的獨創，至今在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竺可楨教育思想精髓除了求是精神以外，還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尊重人才，教授治校。“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大學的教育成功與否，系乎學風的優劣，而教授的人選，為教學質量和轉移學風的動力。”1936年4月，竺可楨在其任浙大校長的就職演講《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中指出：辦好一所大學必須有充分的圖書和儀器，以及一定水平的校舍，尤為重要的，是要延聘一批好教授，“教授是大學的靈魂”。為此，竺可楨校長“竭誠儘力，豁然大公，以禮增聘國內專門的學者，以充實本校的教授”。他“三顧茅廬”恭聘國學大師馬一孚先生，禮請前校長邵裴子先生，敦聘胡剛復、王琎、盧嘉錫、羅宗洛、談家禎等教授，至今傳為美談。竺可楨也重視青年師資的培養，他說：“要發展一個大學最重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為此，一方面從本科畢業生中選留品學兼優者任教，一方面大力發展研究所、培養研究生．同時選派優秀青年教師出國進修深造。他用人唯賢、不徇私情，許多志同道合的學者教授，為竺可楨辦學思想和高尚的事業精神所感應，陸續聚集到浙大，如年僅28歲的談家楨，26歲的吳征鎧都被聘為教授。二是民主治校。竺可楨認為民主治校是辦學之道。他雖然是一校之長，但卻從不獨斷專行，而是召開名種會議，集眾家之長，共同作出決策。竺可楨校長成立校務委員會和各專門委員會為學校最高權力機構，凡重要規章制度、重大校務問題，概由校務委員會和專門委員會審議決定。而校務委員和各專門委員會主任則遴選作風正派、在學校中有威望的教授擔任。在竺可楨的領導下，專家學者處處貫徹教學民主的思想，在學術上自由研究，使得全校的學術氣氛非常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