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民族

俄羅斯的祖先是東斯拉夫人的一支。俄羅斯和蘇聯的大多數學者認為斯拉夫人起源於歐洲南部的多瑙河流域。而東斯拉夫人最早是游牧民族，社會發展的起點很低，而且極其緩慢，6世紀之前他們還處在氏族公社階段。這些東斯拉夫人起初分佈在東歐大平原上。最早的俄羅斯國家是由古羅斯人9世紀末至10世紀初建立起來的。所謂羅斯人，是芬蘭人對居住在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一些日耳曼人的稱呼，意為北方人或諾曼人，而東斯拉夫人稱他們為瓦蘭人，意為商人。有的西方學者進一步指出，這些諾曼人是從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經河流水道航行而來的瑞典商人和海盜，俄國史學家則把他們稱為“瓦蘭—羅斯人”。這些瓦蘭—羅斯人以武裝商隊為基本組織，因而行動十分機動靈活，並且有極強的戰鬥力，所以常被斯拉夫人請去解決他們之間的各種衝突，或者對付外敵侵擾，現在大部分金髮的俄羅斯人就是這些瓦蘭-羅斯人的後裔。這些人在進行貿易活動時，不免順便幹些搶劫和殺人越貨的海盜勾當。居住在諾夫哥羅德附近一帶的一支東斯拉夫人請他們去為自己執掌權柄，於是就出現了瓦蘭—羅斯人的留里克王朝。他們統治下的斯拉夫人就被稱為俄羅斯人。中國的俄羅斯族人 口有22，600人。而1964年的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俄羅斯族人數下降到只有1，326人。俄羅斯族的人數又在增加，達到了13，504人。他們居住在中國和俄羅斯接壤的三個省內。

地理特點及社會文化背景對其民族的影響

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源於同一祖先。它們的祖先是9至13世紀形成的古羅斯部族。公元13世紀，蒙古人征服了古羅斯地區，並統治該地區長達240年之久。在與蒙古征服者鬥爭和建立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的過程中，古羅斯人逐步分化為三個民族，俄羅斯民族逐漸形成。隨著沙皇俄國的對外擴張和領土的擴展，俄羅斯人於公元16～17世紀佔據了伏爾加河下游、烏拉爾、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亞的廣大地區，18～19世紀又擴展到波羅的海沿岸、外高加索、中亞、哈薩克和遠東地區。在與其他民族廣泛的接觸和雜居過程中，接受了其他民族的許多優秀文化成份和生產技術。在各地區的不同條件下，俄羅斯人到19世紀中葉形成若干個支系，其中主要有南方支系和北方支系。二者在語音、服飾、禮儀和建築風格上有一定程度的差異。南北兩大支系之間還形成了一個兼有兩者特徵的中部支系。另一個支系是哥薩克人，他們原是逃避封建農奴制壓迫從俄國中央地區逃到邊疆的農民和城鎮工商民，后被沙皇政府雇傭當兵，在沙皇向西伯利亞、中亞、高加索擴張過程中充當急先鋒，起了重要作用，因此長期享有各種特權。按地域分，哥薩克人又可分為頓河、庫班、烏拉爾、西伯利亞等幾個族群。十月革命后，哥薩克人的特權被取消，多參加農業生產。此外，還在白海沿岸形成了沿海族群，在阿爾泰地區形成了舊教派族群，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形成了帶有當地少數民族特點的若干族群。

俄羅斯民族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各個民族因其自然環境和社會發展狀況的因素固然展現出迥然不同的精神風貌，但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像俄羅斯民族那樣獨特，任何一個民族的精神都不像俄羅斯民族精神那樣複雜。這是因為俄羅斯民族不僅有著橫跨歐亞大陸的幅員遼闊的疆域，而且有著一部起伏跌宕、徘徊於東西方文明之間的歷史和一個對俄羅斯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起著奠基作用的宗教。這種特有的地理環境和社會文化背景決定了俄羅斯民族特有的心理意識，造就了俄羅斯民族精神的“兩面性”。

俄國著名哲學家尼·別爾嘉耶夫曾說：俄羅斯“可能使人神魂顛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它最能激起對其熱烈的愛，也最能激起對其強烈的恨。”

俄羅斯民族精神的這一特徵是在其政治、經濟、地理、歷史、宗教等諸多條件的綜合作用下，在漫長的歲月里逐漸形成的。

俄羅斯是一個地跨歐亞兩大洲的國家。按照19世紀俄羅斯著名思想家恰達耶夫的觀點，它“即不屬於歐洲，也不屬於亞洲”。說它是歐洲國家，它的版圖卻佔有亞洲1/3的陸地。說它是亞洲國家，無論是它的發源地，還是政治文化中心都在歐洲。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使俄羅斯置身於東西方文化的交界處。因此，俄羅斯民族文化從它產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東西方文化的雙重作用。俄羅斯民族文化的這一特徵決定了俄羅斯精神的兩面性。

俄羅斯地跨歐亞兩大洲，氣候寒冷。這種自然條件培養了俄羅斯民族既奔放又憂鬱，既懶散又吃苦耐勞的性格特徵。俄羅斯有著廣大而肥沃的土地，廣大的空間造就了俄羅斯民族豪放的性格。他們嗜酒無度，缺乏紀律；舞蹈奔放粗獷，合唱震天動地。但是俄羅斯漫長而寒冷的冬季卻給人們留下了生活的重負與精神的壓抑。因此，俄羅斯人總是表情莊嚴，肅穆，凝重多於微笑；心情憂鬱，傷感，沉重多於輕鬆。此外，肥沃的土地也養成了俄羅斯人懶散的習性。他們有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無須勤勞節儉去創造財富。然而惡劣的氣候又使俄羅斯人飽嘗了生活的艱辛，從而磨練了他們的意志，培養了他們吃苦耐勞的品格。

可見，從俄羅斯最早出現在歷史舞台上起，它的民族的血統就具有明顯的混合性。只不過是在這種北日耳曼人和東斯拉夫人的融合中，佔上風的是東斯拉夫人的因素。雖然瓦蘭一羅斯人成為了統治者，他們卻被當地的東斯拉夫人逐漸同化了。這些俄羅斯人的祖先生活在東歐平原的北方，靠近北冰洋。灰濛濛的陰霾的天空，一望無際的大雪堅冰，蠻荒的草地，這種嚴峻的自然環境使古羅斯人長期不能安居樂業。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生存方式、性格、心理、甚至信仰。他們乞求自然之神的保護，與大自然進行著神秘的交往。他們迫望離開了無生機的荒原和冷冰冰的凍土，不斷地四處擴張並為此連連征戰。他們在馬背上遊盪著，希圖以武力為自己獲取一個理想的家園。著名俄羅斯歷史學家C·索洛維約夫把古羅斯形容為“猶如風滾草似的流動的羅斯”，認為這種流動性或者說是“液態因素”延緩了古羅斯的發展。這種人性不足的過於原生態的生活，使俄羅斯人最初就缺少理性的根基，受制於一種無個性的民族自然力，神聖和罪孽對他們是同樣的永恆的誘惑。同時他們又有著極強的群聚性，性格勇猛強悍，靈魂躁動不安。

基輔羅斯時期

由於諾夫哥羅德所處的地理位置偏僻，有許多不利於發展的因素，留里克的繼承人奧列格決定向基輔進軍。他在佔領了基輔以後又四方征討，把斯洛文人、克里維奇人、德列夫利安人、謝維利安人、拉迪來奇人等斯拉夫人部落及麥里亞人、維西人、楚得人等非斯拉夫人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這樣一來，歷史上就形成了一個以基輔為中心的國家———基輔羅斯。它實際上是後來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共同的國家。這是一個保留著濃厚原始公社制殘餘的早期封建國家。它的統治者們野蠻且貪圖享受，沉湎於吃喝玩樂，而掠奪財富的手段十分殘酷，其“索貢巡行”是眾所周知的。這一切最後引發了德列夫利安人與基輔羅斯的血腥衝突。德列夫利安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殺死了基輔羅斯的伊戈爾大公，伊戈爾的妻子則對德列夫利安人進行了多次罕見的殘忍報復，大有不將其趕盡殺絕誓不罷休之勢。而在基輔大公們攻打拜占廷的過程中，古羅斯人再次表現出了極度的野蠻和兇殘，他們不僅瘋狂地掠奪財物，而且焚燒教堂，毀壞宮殿，對抓獲的戰俘，“或砍殺，或酷刑折磨，或作箭垛射殺，或投入大海”，真是殘忍得無以復加。按拜占廷史學家的記述，伊戈爾的兒子斯維亞托斯拉夫更是不屈不撓，驍勇無比，生性大膽而易衝動。基輔羅斯的史書上記載，斯維亞托斯拉夫在戰鬥中“步履矯健，身輕如豹”，出征“不攜鍋灶，不煮食肉類，只把切成薄片的馬肉、獸肉或牛肉，架在火堆上炙燒而食”，夜宿“不搭設帳幕，不鋪鞍墊，枕馬鞍，露天而眠。”

由此可見，一些人所說的俄羅斯人從蒙古接受的那些“醜陋不堪的東方因素”，實際上正是生活在東歐平原北部的古代東斯拉夫人所固有的特徵。諸多地理、氣候、人文、政治、經濟等條件，造就了俄羅斯人與眾不同的獨特性格，其基本特點早已有之，並非從東方移植而來。至於蒙古人對俄羅斯人二百多年（1243－1480）的統治，確實給俄羅斯人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嚴酷地破壞了俄羅斯本來不甚悠久的民族文化，使俄羅斯民族的歷史不僅處於停滯狀態，而且可以說進入了一個退縮的時代。不過，相對而言，蒙古人對俄羅斯在諸多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影響並不太大，這是因為蒙古是游牧民族，這種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難以與農耕為主的俄羅斯相融合，而且他們對俄羅斯人的統治是通過少數俄羅斯的王公貴族進行的，並未採取直接佔領的方法。在社會結構集中於城市和耕地的定居農業社會與掠奪性的、以大草原生產方式為主的游牧社會之間，沒有建構統一經濟模式的可能性，並且游牧社會具有周期性掠奪、擴張的特點，急劇膨脹又迅速縮小，其在被征服國家的生存方式是寄生的，生產方式是停滯性的，沒有與俄羅斯融為一體。但從另一方面說，蒙古人橫掃歐亞大陸這種征戰本身，打破了東西方之間的阻隔，也打開了俄國與亞洲交往的大門，俄羅斯開始睜開眼睛看亞洲，受到亞洲的吸引。

而且，蒙古在治國安邦等方面的經驗使俄羅斯的統治者受到極大啟示，蒙古人的許多管理國家的辦法在俄國一直沿用下來。但總體而論，俄羅斯從蒙古接受這一切都是被動的，迫不得已的，加之，蒙古崛起的時間並不久遠，所以，它對俄羅斯的影響，尤其是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心理方面遠不及文明古國拜占廷的影響那麼深遠。

拜占庭影響

拜占廷對俄羅斯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當然佔據最重要地位的是東正教。由於俄羅斯人原來的多神教信仰十分原始粗陋，棄絕它並不十分困難，而且，古代的俄羅斯人享有發達的神秘主義直感，他們在實現由多神教向東正教的信仰更宗時，相對而言，進行得比較順利。俄羅斯從拜占廷接受的東正教，不僅是一種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種世界觀。俄羅斯人先知的預感，神秘主義沉思，啟示心境，宗教使命感和彌賽亞精神顯然都源於拜占廷的宗教和文化。

由於當時拜占廷的文化正處於鼎盛時期，對俄羅斯產生了極強的吸引力。除宗教以外，當時在西歐廣為流行的占星術，還有通靈術，以及字母、貨幣、建築和裝飾藝術等都從拜占廷進入俄國，所以有人說，俄羅斯在上述諸方面都是“拜占廷的女兒。”可以說，以東正教為核心的拜占廷的人文精神進入俄國以後，逐漸深入到俄羅斯人的心靈之中，點燃了俄羅斯固有的多神教靈魂的神秘主義激情。也許，這其中才真正隱藏著俄羅斯人的歷史的宿命。

甚至在拜占廷走向衰敗以後，俄羅斯人仍把教會視為精神積極性的源泉，依然在追隨希臘的傳統。所以，要看俄羅斯人的靈魂如何，不應該僅僅從他們與誰相鄰而居的地域的概念來認定，而主要應該看這一民族自身的文明發展歷程及在這一過程中吸納的適應其需要的影響。如果一定要說俄羅斯有兩種靈魂，那麼，並非是如有些人所說的來自東方和西方的兩種靈魂，而是東斯拉夫人固有的靈魂和東正教的靈魂，確切些說，是這兩種靈魂的融合，這決定了俄羅斯民族的根本異質性特徵。

蒙古統治時期

1240年蒙古人征服了俄羅斯大部分國土，並以伏爾加河為中心，建立了金帳汗國，從此開始了長達240年的蒙古統治時期。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制是蒙古人統治的典型特徵。這一特徵主要承襲了中國的政權模式。這一模式又為以後俄羅斯國家的政權體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蒙古人的征服和統治使剛剛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俄羅斯人急轉向東，這不僅嚴重地破壞了俄羅斯的經濟文化發展，而且阻礙了同歐洲的聯繫，這使得俄羅斯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距離擴大了。

雖然蒙古人統治俄羅斯長達240年之久，但始終沒有使俄羅斯徹底東方化。因為俄羅斯人仍然保留著本民族的語言---俄語，仍然保留著東正教，即東正教的信仰。

從彼得一世起，一個“自上而下”大規模學習和趕超西方的改革開始了，彼得一世利用手中的權利強行把俄國拖向了西方。“促使野蠻的俄羅斯人採用西歐成果”，使一個愚昧落後、因循守舊的俄羅斯一躍成為歐洲的強國。葉卡捷琳娜二世是彼得一世改革的繼承者，她使俄國在西方化的道路上繼續前進，同時她引進法國的啟蒙思想，使俄羅斯進一步深入接觸了西方文明的精髓。但無論是彼得一世，還是葉卡捷琳娜二世，無論他們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走得多遠，始終不願將改革擴大到專制政體，不願限制專制君主的權利。由此可見，他們接受西方文明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進一步鞏固東方化的統治。

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與放棄

1848年爆發的歐洲大革命，使俄國看到了資本主義的腐朽與沒落。為了推翻封建專制政體，又能避免資本主義的災難降臨到俄國，列寧選擇了社會主義。他將馬克思主義與俄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領導了震驚世界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從而終止了俄國資本主義的腳步，開始了社會主義的進程。二十世紀末期西方文化再次向俄羅斯發起衝擊，尤其是蘇聯解體、俄聯邦獨立后，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自由派堅決拋棄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義無返顧地走上了西方式的資本主義道路。然而十幾年過去了，俄羅斯國家並沒有“西化”，相反卻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危機。普京上台後，不能說他將葉利欽全盤西化改為東方化，但至少在他的政策中加入了東方因素。經歷了改革、失敗、再改革的俄羅斯社會逐漸從“西化”的惡夢中清醒過來。為了“強國富民”，俄羅斯百姓甚至不惜犧牲民主、自由，要求“鐵腕”整頓秩序。因此普京首先從恢復憲法秩序、整頓聯邦體制入手，實行了兼有東西方色彩的“新政”。隨著時間的推移，普京的“新政”已初見成效。東西方的文明通過普京的“新政”，又一次達到了融合。

俄羅斯民族是一個天性自由、“不能也不願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秩序”的民族，由於東方文化的強行介入，使它建立了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由於這個制度的殘酷剝削與壓迫和集體主義精神，俄羅斯人普遍表現出溫順、馴服的性格特徵。但是，俄羅斯人又缺乏理性，經常感情用事，極易走極端。“決鬥”便是這種性格特徵的產物。19世紀以來有相當一批俄羅斯作家都是由於一時激動，走上了極端的道路——決鬥。普希金死於決鬥，萊蒙托夫、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都曾參與決鬥或走到了決鬥的邊緣。葉利欽時代的激進改革政策更是俄羅斯人走極端的寫照。70年前俄羅斯人曾對社會主義投入了無限的熱情，而70年後又對其全盤否定。“摧毀一切、徹底決裂、脫胎換骨”的激進主義表現使俄羅斯國家再度陷入危機，使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曾有學者認為，俄羅斯人沒有耐心的力量，使俄羅斯不能經歷醞釀過程，不能享受緩慢和自然的文化帶來的益處。

俄羅斯民族是一個宗教民族。宗教在其社會生活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從東正教被定為國教后，俄羅斯國家便開始了一個東正教化的漫長過程。東正教思想逐漸滲透到俄羅斯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家庭、個人生活之中。東正教不僅與俄羅斯國家融為一體，而且與俄羅斯精神融為一體。東正教主張博愛、寬恕和忍耐；因宗教思想的影響和上文中提到的專制制度的壓迫，俄羅斯人很溫順、很善良。“對一切都感謝”，“不以暴力抗惡”。但因缺乏理性，經常陷入病態的獻身狂熱之中。或表現出英勇豪邁，或表現出兇狠、殘酷。東正教宣揚主張苦行主義的自我犧牲和人人得救的群體意識，因而俄羅斯人具有自我犧牲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表現為國家至上，為了國家可以犧牲個人利益，乃至生命。東正教還主張普濟眾生和“救世”精神，因此俄羅斯人便產生一種超民族主義精神。他們認為，東正教是基督教的正教，繼羅馬和拜占庭之後莫斯科是東正教唯一的保衛者，即“第三羅馬”，因而形成了俄羅斯民族特殊的歷史使命感和救世主義理念。為俄羅斯大規模向外擴張奠定了思想基礎。15世紀末，俄羅斯民族徹底從蒙古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建立了一個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自此便開始了長達4個世紀的侵略擴張，把一個位於東歐一隅僅有280萬平方公里的小國擴張成為地球上領土面積最龐大的國家。

俄羅斯民族在經過了自身漫長而艱難地發展，與外來文化的滲透、融合、對立、衝突和宗教思想的侵潤與灌輸中形成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精神。即對立面的融合——“專制主義、國家至上和無政府主義、自由放縱；殘忍、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順；信守宗教儀式和追求真理；個人主義、強烈的個人意識和無個性的集體主義；民族主義、自吹自擂和普濟主義、全人類性；謙遜恭順和放肆無理；奴隸主義和造反行動”等等。當我們了解了俄羅斯的歷史與現實，就不難了解俄羅斯精神的“兩面性”；當我們認識了俄羅斯精神的“兩面性”，俄羅斯人給予世人的一切困惑和震驚就迎刃而解了。

但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俄羅斯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徵從古至今一成不變。總體看來，俄羅斯人在與自然環境、外敵和自己的命運的抗爭中，在與東、西方文明交融的歷史景觀中，尤其是在與斯拉夫其他部族、東歐、北歐和日耳曼人、蒙古人等相融合的過程中，得到了不斷的發展。到了近代，透過歷史的稜鏡，我們所看到的俄羅斯人除上面談到的一些不能令人稱道的特徵外，既有堅韌、發達的直感和不受約束的狄奧尼索斯精神，以及與此相關的神秘主義靈感和非凡的藝術創造力，又具有閃閃發光的理性、發達的科學思維和批判精神，作為一個舉世無雙的天才而奇特的民族吸引著世界人民。

這裡要特別說一說俄羅斯人的酒神崇拜的狂歡文化。希臘的酒神崇拜具有鮮明的狂歡性，是希臘人強有力生命的一種自然釋放。同希臘人相似，俄羅斯人也有狂歡文化，並且在這種狂歡文化中有更多的非理性、蠻夷的因素。俄羅斯人的這種狂歡文化不僅表現在各種節日（包括一些宗教節日）和慶典之中，而且表現在日常生活的飲酒文化中。俄羅斯人酷愛飲酒舉世皆知，他們不僅是為了享受酒的美味，而且是為了追求飲酒後心靈的無拘無束的自由感，以求進入酒神狀態、獲取酒神狂歡的激情，並自由地釋放出東正教教堂金頂壓抑下的這種激情。這可以說是俄羅斯人生命理想的一種象徵。“這其中有原始生命衝動，也有神秘的心靈感應”，“人的粗野、原欲和競爭都在這種文明許可的形式下……得到了充分的表現。”並且，俄羅斯人的狂歡行為遠遠超越了慶典框架的約束，他們經常在朋友間舉辦的宴飲、聚會上邊飲酒邊載歌載舞，盡情地表現酒神帶來的靈感和迷醉，以及蘊藏在生命中的潛在熱情和衝動。當然，對於苦難深重的社會底層的俄羅斯人，飲酒後民族狂歡性格的充分抒展，也是靈魂的暫時解脫。

對於這一充滿心理和性格矛盾的民族，一位西方學者作了不乏尖刻的精彩概括：“俄羅斯文明顯示出一種奇妙的混合特性，既有違抗不得的紀律，又充滿著冷酷無情的壓迫，虔誠中夾帶著暴力，祈禱神祗而又褻瀆它們，充滿著音樂但也非常粗俗，忠誠而又殘忍，一副奴隸似的卑微卻時而表現出不屈不撓的英勇。這一民族無從發展出和平的美德，因為面對著漫長的冬天和待不到黎明的冬夜，他們必須要戰鬥，而這是一場苦鬥，他們要戰勝橫掃冰封大地的凜烈極風。”（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卷10，中，6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