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馬家軍

馬家軍源於清末爆發的河湟回民起義。1863年（同治三年），受陝西、寧夏回民起義影響，甘肅河州莫尼溝大阿訇馬占鰲起兵反清，青馬先人馬海宴此時投身軍中，為馬占鰲得力戰將。1872年，馬占鰲等太子寺一戰“黑虎掏心”大敗湘軍，之後力排眾議，在馬海宴、馬千齡的支持下，挾勝而求撫，率眾歸降朝廷。隨後起義軍被朝廷收編，重要頭目封以官爵。此事件奠定了河州諸馬崛起的基礎。

在民國以前，河州諸馬軍事力量為“西軍”時期，仍延續馬占鰲降清時的格局，即以馬占鰲子系（子馬安良）為首，轄制馬海宴子系（子馬麒，馬麟）和馬千齡子系（子馬福祿，馬福祥）。馬占鰲降清時，馬千齡無軍職，後為朝廷鎮壓回民起義才自組民團成軍。諸馬先隸屬於董福祥的甘軍系統，后獨立一系，為清廷東征西討，特別是抗擊八國聯軍時，諸馬為當時清軍最英勇之部隊。

民國后，馬占鰲子系在政爭中淡出歷史，馬海宴子系和馬千齡子系分據青海（青馬）和寧夏（寧馬），先後投靠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馮玉祥、蔣介石），逐漸養大成為割據一方的封建軍閥。

馬家軍本質上都是封建家族世襲統制的軍隊，這在青海中猶為突出，其高層骨幹大都以家族、姻親相聯繫。即使後來包裝了現代政治統制形式，也不能擺脫狹隘的宗法和排外意識，上上下下只知有“馬家”、“團體”，不知有民國政府。

前期青馬部隊士兵主要來自甘青兩省交界地區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撒拉族。即使後期融進了大量的漢族士兵后，濃厚的宗教觀念意識也是整個青馬部隊強大的維繫力量。宗教禮法形式也進入了部隊，直到最後蘭州戰役，青馬部隊都有隨軍阿訇。宗教觀念及其禮法形式是高層控制部隊的手段。

家族統制和宗教意識的作用，也由於歷史上因民族仇殺形成的民族隔閡，使青馬士兵在對外族和外族軍隊的征戰中表現了很強的內聚力和奮勇精神以及殘暴行為。由此也可看出，有信仰的軍隊，發自士兵內心精神的（不是外來形式上的灌輸），是不容易對付的。

青馬士兵兇悍頑強，但是武器比較差，但青馬的內聚力和士兵的戰鬥精神彌補了裝備上的缺陷，因此在戰場上屢屢獲勝，打西路軍、西俯戰役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青馬士兵在戰鬥中敢於和善於近戰格鬥，其利器就是馬刀。此外，士兵後面亦有嚴酷的督戰隊督戰。因此，若對方火力弱，工事不堅是很難對付青馬的。紅軍西路軍吃虧就是這樣，紅軍火力弱，難以阻擋青馬的死命衝鋒（而且往往是行動迅速的騎兵），最後在白刃格鬥中被優勢敵人消耗。咸陽戰鬥，解放軍集中了優勢炮火始擊退青馬，蘭州戰役時，解放軍各軍都將自動火器集中於一線才起了作用。

紅軍一向認為，青馬除了武器裝備差以外，青馬士兵的戰鬥意志和戰鬥精神同日軍是等同的，很難對付。彭德懷對部下說過：要像打鬼子一樣打青馬；解放戰爭要結束時，青馬仍是“全國有數的頑敵”。那段時間，從毛澤東與一野的電報來往可看出毛對馬家軍的重視和警覺。

在對藏軍或藏民部落土兵作戰時，面對槍械比自己更差的對手，青馬士兵表現更為出色，曾有青馬一個營（300人）擊退數千藏軍的圍攻並使之棄屍數百的戰例。在青馬與藏民和藏軍的爭鬥中，後者處於絕對劣勢，其火器、戰術、社會組織的落後根本無法與青馬抗衡。

青馬被“譽”為殘暴，同其歷來殘忍屠殺征伐對象和俘虜的記錄有關。1935年四方面軍的偏師曾深入過青海，眾多傷病員和俘虜被青馬活活砍死。西路軍俘虜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僅活埋的就近千人，而活埋的理由僅僅就是為了節約子彈和節省力氣。戰鬥俘獲后當即砍殺的無從統計，估計西路軍陣亡的數字中相當部分屬於這種情況。

隨著時代的進步，特別是在馬繼援掌軍后，青馬高層觀念有所進步，不再隨意屠殺俘虜。

青馬軍隊的官兵關係比較惡劣，戰場上隨意槍殺士兵的現象很多，而下級士兵還以“黑槍”的事例也很多，如固關戰鬥中就發生好幾起軍官遭士兵槍擊事件。當青馬大勢已去失去組織秩序時，下級官兵極其驕橫，為上司所忌憚。這時士兵們往往不是搶老百姓，而是搶上司。青馬崩潰時，新編騎兵軍的潰兵把馬步青在臨夏多年貯存的煙土黃金搶了大部分；像馬元海、韓起功這些青馬顯赫一時的將領也都遭下級勒索。

青馬起家軍隊是100師和騎5師（後來的騎5軍、整騎1師）。

青馬初期寧海軍100師番號曾為暫編1師、新編9師， 1933年授100師番號。國民政府還給青馬授了一個新2軍番號。在1937年以前100師轄3個步兵旅（6個團），1個騎兵旅（2個團），共一萬七千人，這是青馬的基本力量。此外還有控制藏區的海南警備區2個騎兵旅3000人（4個騎兵團）。

1937年以後，縮小了100師的規模，只轄3個步兵團；原來疊床架屋的新2軍番號改為82軍，除了100師外，另轄一個補充旅（3個團），一個騎兵旅和兩個直屬保安騎兵團，總兵力約近三萬人。解放戰爭初期，82軍只含100師（3個團）和騎8旅（3個團）和幾個保安（騎兵）團。

1947年榆林戰役，寧夏馬家軍擊敗西野部隊。對於馬鴻逵勢力的強大青海方面甚為重視，馬步芳於是於1948年西府戰役后，青馬大肆擴軍，不但82軍增加了兩個步兵師190師、248師，而且還在1948年年底另成立了一個129軍，轄新編1師、357師和騎8旅（3個團），82軍另有騎14旅（2個團）。由於青馬注意調配骨幹部隊和指揮人員，故82軍後來成立的190師、248師和騎14旅戰鬥力均不弱。青馬步兵師每師有兩個步兵團，一個騎兵團，這頗有些當今一個師三個步兵團中一個是摩托化的味道。當然，騎兵團較步兵團人數要少些。一個騎兵團大約2000多人（後期編製1700人），步兵團3000多人。此時的馬步芳部隊82軍和129軍等主力部隊，總員額編製數由1948年之前的3萬人已經達到近8萬人。

騎5軍在青馬前期的地位在100師之上，原來是馬步芳之兄馬步青的軍隊，后馬步芳利用手腕攫為己有。打西路軍時，該軍也是主力（當時叫騎5師），但戰績似乎比馬步芳系部隊差很多。國民黨政府鎮壓新疆三區起義時，讓馬步芳派兵，後者樂得擴張自己的勢力，命該軍去了新疆，后改為整騎一師。此次騎5軍進疆對穩定當時新疆局勢有很大作用。1949年，該師隨陶恃岳起義。該師一個連曾在著名的“北塔山”事件中給蒙古軍隊以重創。但總的看來，青系青馬部隊戰鬥力不如芳系青馬部隊。

青馬步兵（至少82軍如此）的每個步兵班都有一匹騾馬馱一個斑的輜重和重武器，連營團輜重更不用說了，因此青馬行軍速度很快，奔襲能力強。

青馬還有許多保安部隊，人們一般印象，國軍的保安團都是不堪一擊的，而青馬的保安團卻大不一樣。青馬的保安團有訓練士兵、補充主力部隊、配合主力作戰的任務。青馬士兵恃勇好殺的作戰意志和作風在保安團就已經養成了。如在蘭州戰役時，竇家山主陣地就是由青海保安一團防守的，解放軍首次進攻時曾遭到重創。同樣稱號的甘肅保安團則只能安排在蘭州城裡待著。解放軍的回憶稱青海保安一團為“青馬的精銳部隊”。據說青海保安一團是青馬頭目的警衛團，那麼戰鬥力應當是很強的。

“河西戰爭”（即打西路軍）后，馬步芳認識到軍官培訓的重要性，於是採取各種方式培養各級軍官，選送不少有培養前途的青年學生和軍官到中央軍校學習。

高級軍官方面，馬繼援和馬呈祥在有了一定基礎后先後在國民黨陸軍大學讀了將官班；馬文鼎是西安陸大參謀班畢業；趙遂等為黃埔分校或為陸軍軍官學校畢業。這樣產生出一批受過現代高等軍事教育及訓練的軍官。這些軍官有較高的文化和軍事素養，擔任著較高的職務，對軍事決策籌劃產生了重要影響。但總體講，部隊中仍是以行伍出身的軍人任軍、師、旅級高級職務為主，因而新潮少壯派的影響還是有限的。比如，蘭州戰役前，馬文鼎提出的“河川防禦”方案很有見地，為許多中央系國軍將領所賞識，但還是被馬步芳否定了。

中、下級軍官則是青馬自己進行最根本的培訓。這種培訓用短期三個月的學制來訓練在職軍官，用學制三年的長期培訓來培養有前途的青年學生和軍官作為青馬骨幹。

青馬的軍官培訓還是卓有成效的。解放戰爭中，青馬上上下下指揮官都已受過培訓，水平已經大有提高。一般來說，同共軍作戰，青馬的作戰效率是比較高的，相當多的戰役和戰鬥人數上並不佔優勢，往往都是兵力相等甚至少於對方，裝備水平也不比共軍強，但勝利者多是青馬。這其中固有士兵的作戰精神的因素，但完全歸於此也說不通。

與青馬士兵戰鬥精神形成反差的是其文化素質低下。有研究者指出，青馬士兵及軍官文化素質方面的劣勢極為明顯，軍中“目不識丁者，大有人在”。這方面不但與馮玉祥的西北軍無法比，連寧馬也不如。馬鴻逵是很重視士兵文化教育的，“所有部隊，於入伍三年以內，每人至少須認識三千字，能寫普通書信，士兵中無一目不識丁者。”雖可能有誇大。但可以表明，在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質方面，寧馬比青馬強許多。

回族是與漢族或其他民族雜居的民族，即“小集中，大分散”。因此，青馬集團若統治一個地域，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社會角度，都不能完全排斥漢族，進入現代社會後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從擴大政治軍事力量來看，回族人口少，不能滿足兵員擴張的需要，也必然會吸收漢族兵員。因此在民國后，漢族就逐漸進入了青馬的政治軍事圈子。青馬軍隊後來不但士兵有相當部分是漢民，許多高級職務也由漢人擔任，如82軍副軍長趙遂，騎五軍副軍長郭全梁等。但這些人大都隨著信了伊斯蘭教。

在青馬文官系統中，尚能重用漢人，但在軍事系統中，雖也有一些漢族進入高層，但大都無實權，部隊主官基本為回、撒拉族，很長時間內師級以上的重要實權職務沒見過漢人擔任。劉呈德是漢族，曾是一員戰將，打西路軍時是100師的主力團長，戰功卓著，當時青馬團以上部隊主官只有他一個是漢族，但隨後在抗戰時期當過短暫的82軍參謀長，除此而外，最終沒有擠身於青馬軍事高層，而是轉業地方做了青海教育廳長。

在青馬軍隊中，民族關係也是敏感問題。儘管青馬的地方民族意識遠較寧馬為深，但隨著漢族官兵比例的增大，青馬後來還是很注意內部“民族團結”的。隴東前線某次作戰期間，一漢族團長作戰不力，本應調整，馬繼援考慮到涉及民族關係，害怕影響軍心，一直拖到戰事結束才處理，方式也是明升暗釋兵權，另以提拔一作戰勇敢的漢族連副為連長來平衡氣氛。

馬步芳在與南京方面的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中認識到，要保住自己家族在青海的霸業，鞏固自己在青海的統治地位，只能憑自己手中強大的武裝力量才能與蔣介石集團相抗衡，並在國民黨中央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馬步芳上台之後，馬家軍隊發展之快是十分驚人的。

馬家地方武裝從馬麒建立寧海軍起，開始獨立發展，到國民軍入青前，兵力只有三千餘人。馬步芳上台後，軍事力量迅速膨脹。一九三五年寧夏戰爭時，正規兵力已擴大到一萬四千人。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時，馬步芳共投入正規軍已近三萬人，加上地方民團兵力共達十萬人之上。抗戰期間，馬家軍隊繼續擴大，至第四十集團軍成立時，所轄正規軍兵力共兩個軍，一個獨立師，總計近十萬人之多。到解放戰爭初期，馬家軍隊總計已達到四個軍，一個騎兵師，二個獨立旅，三個保安團師，共約十五萬人。此外，在中央編製限額之外，還有武裝警察數百人，森林警察總隊五百餘人，地方保安團西寧地區的十一個團，樂都六個團，循化三個團，民和五個團，化隆八個團，貴德、湟源五個團，共計近四十個民團武裝，七萬餘人。所以到四十年代，馬家正規和非正規軍隊人數已佔全省人口之六分之一。青海全省從上至下幾乎成了一座大兵營。

馬家不僅保留了一支隊伍龐大的常備武裝和臨時武裝，而且軍隊的裝備也日趨現代化。民國初年寧海軍初建時，這支地方武裝尚是一支土生土長的土兵武裝。那時軍中所用還是一色的黃色“馬”字大旗，士兵沒有統一服裝，所持器械主要是舊式的刀矛兵器，僅有的一點火器，也是獵戶所用傳統的叉子槍和一部分破舊來福式步槍、老式的土炮。後來馬步芳屢經更換，到一九四六年國民黨軍隊整編時，馬家地方武裝已初具現代化規模，軍中不僅武裝多為美式新造，而且炮兵、工兵、輜重、無線電、手槍團、修械局、兵工廠、汽車團、軍醫隊、軍樂隊已一應俱全。

為了維持這支龐大的軍隊，軍費開支十分驚人。馬家初建寧海巡防軍時，軍費年開支為二十九萬一千五百七十餘元，加上鎮守使署官員薪餉，年支洋計三十三萬一千六百餘元，民國六年甘邊巡防軍馬步各營軍費為二十七萬三千五百餘元，加上鎮守使署支費計為三十二萬三千餘元（銀元票），已佔當時全青地區歲入的百分之四十。民國二十五年馬步芳上台後，軍費開支已長至三十八萬餘元，加上國民政府補助的十二萬餘元，已達五十餘萬元，而且軍糧高于田賦的六倍，軍費一項已佔當時全省財政歲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到了抗戰期間，馬家留駐甘青的軍隊年支軍費已高達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餘萬元，軍糧高於正額田賦的十倍，當時地方年收入（普通門）僅一百二十餘萬到二百餘萬元（法幣），因此南京中央政府每年補助軍費常在五十萬到一百萬元（銀元）。儘管如此，到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為止，青海軍政費積欠仍高達三、四百萬元以上。一九四二年國民黨政府對全國收入支系統實行劃分，地方軍費改由中央核發。一九四六年，南京財政會議又決定軍費重新改歸地方稅項下開支，青海因邊省財政困難，仍然中央補助一部分。可是當時青海每年超支預算數字都很大，僅電訊事業、公路保運費二項，就高達五百八十餘萬元，實際上超支預算部分多為軍界獨吞。一九四六年，馬步芳在給南京財政部的報告中，一次索要補助費就達二千六百餘萬元。此外，還有各地軍隊直接提取的課金、營買糧草、兵役稅、獻禮等等。地方財政超支除大量的私人侵吞外，主要是由於軍費投資巨額增長。

馬家軍事力量是在蔣介石集團反共、滅共積極內戰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在馬氏軍閥統治的後期，其軍隊的二次大發展，都是憑藉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的內戰政策而得以成功的。一九三六年河西血戰，其正規軍一次就翻了一番；解放戰爭期間隴東作戰時，其正規軍又增加了三萬餘人。馬步芳正是利用這兩個關鍵時刻，利用蔣介石需要他為之賣命之時，大肆向蔣介石索餉要兵的，從而使他的軍閥武裝不斷壯大。

馬家軍事武裝的迅速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馬家在青海實行武裝割據的需要。由於青海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各民族在這一地區發展的歷史中，有著長期的征服、兼并和戰爭，各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到了近代仍基本保留著歷史上傳統的軍事組織的形式和特點，無論土司的軍事屯堡，還是蒙藏的旗制、佐領制、千百戶制，都是一種“寓兵於民”、“軍民結合”的行政組織。在經濟十分落後的條件下，各部落、各民族正是憑藉這種小的武裝割據來維護自己的生存。馬步芳軍閥統治，實際上是把這種分散林立的小割據變成了統一武裝的大割據，這就必須要求他憑藉武力打開局面，建立自己的立足點，並實行武力統治。因此，在馬步芳時代，青海社會統治的軍事割據性並未減弱，而是有了進一步發展，這正是在西北局勢動亂之中，青海能始終保持相對平靜的重要原因。

由於軍隊在馬家政治事業中具有決定性作用，所以馬步芳把軍隊的訓練和建設始終擺在他的事業中的第一位。“他以善於練兵著名。練兵方面他首先注重兵源的素質，他所屬官兵皆純樸的農家子弟。他很注重兵營生產，在學術教練之餘，組織士兵織毛編物，以青省羊毛，做士兵自給的生產。對於紀律與軍民感情，他提出口號為：我們不怕敵人，也不輕視敵人；老百姓不怕我們，也不輕視我們。”為了提高軍隊作戰能力，他還先後舉辦了各種軍事訓練班，平時訓練極為嚴格，所以青海軍隊在西北地方軍隊中，始終是一支強悍精銳的武裝，當時各方皆有同感。

1937年8月，國民政府委員會命令青海調派1個騎兵師參加抗戰。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即調配人馬，組成抗日騎兵師。騎兵1師（后番號改為騎兵第八師）以原青海海南警備司令部所屬第1旅為基礎，合併駐防河西走廊的馬步青部的部分官兵，並徵調大通、互助、湟源三縣的民團，以回、漢，東鄉、撒拉、保安、藏等族人員組成，共9000多人。數月後騎8師兵鋒東漸。騎1師抵陝后，即歸第8戰區西安行營指揮，各旅分駐興平、扶風、醴泉、永壽和咸陽等縣待命。次年二月，騎8師分駐西安以東、河南陝州以西的隴海鐵路沿線，擔負防守鐵路、保衛公路安全的任務，同時又不時派出小分隊，北渡黃河到晉南芮城一帶以輕騎襲擊運城日軍，確保潼關安全。1938年4月間，騎8師奉命進剿西荊公路龍駒寨一帶由日本浪人操縱指揮、漢*參加的反動武裝。當時，這股武裝千餘人盤踞華山南麓，不時出沒於西荊公路，肆意攔截車輛，搶奪物資，致使西荊公路無法暢通，嚴重影響華中戰備物資的運輸與供應。騎8師殲滅了這股武裝，受到西安行營的傳令嘉獎。不久，騎8師奉命調赴許昌，繼而進駐黃泛區的扶溝、鄢陵、西華等縣，擔負這一線的河防任務，受第一戰區孫桐檀集團軍的指揮。

徠1939年春，騎8師第3旅馬祿（回）部自鄭州調赴陝西耀縣，與從駐防甘肅武威的騎五軍中調來的兩個旅，組成暫編騎兵第二師，馬祿任師長，駐防北同官（今銅川）等地。騎8師所駐河防，地處平漢線中段，為華東、華中戰略要地。日軍不惜調集各種兵力，多次出擊騎8師，8師各旅則先後輪流渡過黃河，以輕騎游擊形式不時襲擊淮陽一帶日軍，並不斷給敵以打擊。

同年八九月間，騎8師乘淮陽日軍空虛之機，二旅旅長馬秉忠率部渡河進駐寶塔、孔庄一帶，進而圍攻淮陽城，攻佔淮陽城西關。城內日軍固守待援，對峙激戰中，日軍從開封調來100輛卡車的援兵，與淮陽城日軍，配合步、炮、坦克各兵種，向騎8師陣地瘋狂進攻。激戰中，雙方展開衝鋒，形成了白刃戰，直殺得天昏地暗。血戰的腥味和死馬的屍臭，像雨水一般飄落下來。二旅官兵奮勇迎敵，旅長馬秉忠在戰鬥中中彈身亡。四團團長馬成翰（回）接替指揮繼續浴血奮戰。此役最後以日軍潰退而告終。不久，騎8師又在一次突襲圍殲敵軍的戰鬥中，全殲敵騎兵500餘人，繳獲戰馬數十匹。騎兵師英勇頑強善戰，使日軍惱羞成怒。時間不長，日軍抽調重兵，配備重炮、坦克，向騎8師寶塔一線強攻。騎8師立即組織反攻，官兵戰馬馳騁，迂迴衝殺，以血肉之軀與敵拼搏。終因敵我力量懸殊，騎8師主力迅速撤退，留下200餘名官兵阻擊。在主力安全撤退後，留下阻擊的官兵背水作戰，直至彈盡糧絕，便紛紛折斷馬刀，或用斷刀自刎，或投水自溺，全體壯烈殉國。

經過多次與日軍作戰，騎8師損失較大，1940年5月，奉命調赴豫西葉縣、舞陽一帶，7月又調至豫皖邊界的臨泉、沈丘兩縣。為了便於指揮，部隊經整訓后取消了舊的旅營建制，改為師、團、大連編製（也有資料說該師此時才將番號改為騎兵第八師，馬彪仍任師長）屬第一戰區戰鬥序列。同年8月，騎八師奉命駐守在渦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三角地帶，以牽制津浦鐵路蚌埠沿線的日軍。部隊經整訓后，補充了豫皖等省的子弟，不時出其不意地襲擊並破壞敵占區鐵路、公路、橋樑等，斷敵交通要道，阻滯其物資運輸。9月，騎八師工兵連和一個步兵大連，進駐渦河北岸的重鎮————龍崗鎮，並構築了兩道防禦工事，用機槍掃射尾隨坦克衝鋒的敵步兵，並派出兩個騎兵大連，疾速渡渦河迂迴突襲來犯之敵。此役，日軍傷亡慘重。經過這次戰鬥，騎八師的聲威傳遍附近敵占區，使敵軍不敢再輕舉妄動。

1942年夏，馬彪離職，馬步康（回）接任，不久騎八師歸第五戰區指揮。1943至1944年之交，日軍為了打通平漢縣，先是攻佔洛陽，不久又攻打漯河外圍的阜陽重鎮。在保衛阜陽的戰鬥中，騎八師作為側翼掩護，參加了戰鬥。官兵們以高梁青紗帳為掩護，多次奇襲敵軍，破壞敵軍輜重車輛不計其數。

在國軍“四月攻勢”中，盧廣偉-陸軍少將，騎兵8師副師長在安徽穎上陣亡。第8師騎兵團團長劉建藩手刃5 名日軍后捐軀。不久，騎8師與新四軍發生衝突。新四軍以前碰到的　國民黨軍的騎兵部隊大都乏善可陳。但青海馬步芳所屬的騎兵卻不同，他們不善槍炮火力之戰，卻精於馬上白刃格鬥，所用的馬刀環柄寬刃，形同西北步兵使用的大刀片。

1941年，新四軍第4師與由湯恩伯節制的青海騎8師激戰於津浦路西，新四軍第4師5000多名官兵死於馬刀之下，著名的老32團幾乎被打光，最令人痛惜的是抗大四分校的50多名學員，在此戰中全部犧牲。白刃格鬥，馬上的敵人佔有很大的優勢，他們疾馳如風，鋒利的馬刀或劈或刺，數十米內都是騎兵的控制範圍。而我步兵，騰挪不過兩三步，出槍不過四五米，一個個鐵塔般的戰士，與敵騎兵一照面，便被馬刀劈倒在地。這是皖南事變之後新四軍最大一次失利。此戰之後，新四軍第4師師長彭雪楓憤而組建騎兵團，稱之為“紅色哥薩克”。騎兵團戰術、技術由從新疆調來的團長周純麟負責教授，師從蘇聯紅軍騎兵。但自幼習武、精通刀術的彭雪楓沒有採用蘇軍高加索式馬刀，而是博採眾長親自設計了一種馬刀，刀身修長，刀背輕薄，用精鋼打造，刀刃十分鋒利，戰士們愛不釋手，稱之為“雪楓刀”，連睡覺都壓在枕頭下面。

1942年，為保衛洪澤湖地區夏收，消滅在沙山集搶糧的日軍，彭雪楓指示騎兵團“一定要等敵人出村遠點再打，這不僅可以發揮我長馬刀的作用，還可以避免誤傷人民群眾”。結果僅9分鐘，300餘名日軍即被騎兵團馬刀砍倒大半，80餘名當了俘虜。1944年10月20日，在河南水城和安徽渦陽交界處，新四軍第4師騎兵團與敵騎8師再次展開殊死的白刃拼殺。俗話說“一寸長，一寸強”，我軍馬刀長於騎八師環柄寬刃馬刀一寸，而且刀身細約一指寬，因而輕捷靈便，常常是敵人馬刀還未到，我軍的馬刀已劈中敵人。此戰雙方都拼了，傷亡慘重，最終新四軍騎兵團戰勝了騎8師，一雪3年前的舊恨。後來彭總從新四軍那裡聽說了青馬厲害，剛開始不服氣還想碰碰青馬，結果勝少負多，在馬頭坡還差點全軍覆沒，到後來對青馬能躲則躲。十萬雄師過長江后彭總得到華北兵團的強大支援才開始對青馬佔優的。馬繼援也太狂傲了，在三大戰役國軍潰敗后，不看大盤還敢在咸陽追著解放軍打，這也反映出其的確有一定實力。

1933年冬，孫殿英以奉命入青屯墾為名，率大軍進攻寧夏，志在吞併西北。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馬步青和馬步芳系青馬）等恐被各個擊破，地盤難保，乃聯合拒損，史稱：“四馬拒孫”戰爭。同時，蔣介石也希望孫殿英軍閥與馬家軍相互攻伐，兩敗俱傷。四馬聯軍約4萬餘人（包括青馬部隊），孫殿英兵力約7萬人。經過4個月激戰，以孫殿英慘遭毀滅性打擊而告終。

1936年10月，西路軍兩萬一千人受命征西，在靜遠虎豹口過了黃河。開局似乎不錯，給了負責河防的馬步青的騎五師以重創。但在青馬青海部隊加入激戰後，局面逐漸發生了變化。11月中旬古浪一戰，九軍大損，隨後在山丹永昌一線的連續戰鬥中基本都是消耗仗。

年底，西路軍搖擺於甘州（今張掖）一帶。后西進，旋遭青馬重兵圍攻。1937年1月初苦戰臨澤高台一線，5軍全軍覆沒，隨後2月的倪家營子一仗雖讓青馬吃了大虧，但自身也損失頗重，遂向祁連山轉移，梨園口一戰，九軍殘部拼光，再戰康龍寺，30軍也基本拼光。

至此過河的西路軍三個軍都消耗殆盡，歸於失敗。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二人隻身回陝北，殘部在李先念帶領下經祁連山轉肅北進入新疆，最後僅存約4百餘人。整個結局，紅軍7000多官兵戰死或被當即屠殺，高級幹部損失眾多，其餘大多被俘，除有一部零散回歸和被俘官兵經統戰工作回歸延安根據地共約五千人外，被俘官兵被活埋或虐殺者達三千人以上，其餘被奴役或散落甘青鄉間。女俘則倍受凌辱並被瓜分作了青馬軍官的妻妾，大量殘弱士兵流落民間，苦難一生。

紅西路軍失敗的戰術原因

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因張國燾的分裂思想導致寧夏戰役流產。無奈之下由五軍、九軍、三十軍組成的紅軍西路軍渡過黃河，獨自踏上了西征的道路。

面對嚴酷的自然環境，窮凶極惡的敵人，剛剛經過萬里長征，糧彈奇缺的西路軍展開了一場氣壯山河的浴血拚殺。初期，紅軍進展較為順利，在乾柴窪第一仗，就擊潰了馬家軍的精銳騎五師和馬步芳的起家部隊一百師。但在攻克古浪后，九軍遭到絕對優勢的馬家軍的拚命反擊，雖然重創敵軍，自己也損失巨大。

隨後，由於作戰任務的幾經變遷，西路軍時駐時走，不但沒有完成戰略任務，反而給了馬家軍集中兵力的時間。諸馬先後調集了十七萬人的大軍，對西路軍進行了瘋狂的攻擊。馬家軍的騎兵得到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集結。面對英勇作戰的紅軍，馬家軍在屢次吃虧后及時總結了戰術：在進攻時驅趕民團沖在前面，精銳部隊積蓄力量待機；攻擊時每人僅帶兩三排子彈，打完了乘馬回去取，以防紅軍得到補充；攻城時往往“圍三闕一”，紅軍撤退時，以騎兵窮追；紅軍一駐就打，不給其發動群眾、安置傷員、整補力量的時間；作戰時採用人海戰術、波浪戰術，決不給紅軍稍作喘息的時機。

對於轉戰萬里的紅軍來說，河西走廊無疑是最不適於作戰的地域。地廣人稀的、一馬平川的地理環境，騎馬作戰、來去如風的敵人，都使我軍最擅長的運動戰、夜戰、伏擊、奇襲等難以施展，而被迫多以陣地戰和敵軍拼消耗，並難以獲得補充。經過永昌、高台、倪家營子、三道流溝等多場血戰，在給予馬家軍多次重創的同時，自身傷亡殆盡，五軍軍長董振堂、九軍政委陳海松、總供給部部長鄭義齋等先後陣亡，余部退入祁連山。部分部隊在李先念、程世才的率領下到達新疆，僅餘420餘人。

西路軍失敗后，馬家軍諸頭目在狂歡慶祝的同時，一面向蔣介石致電邀功，一面對西路軍被俘人員展開了大規模的屠殺，屠殺手段極其殘忍，都是用馬刀和軍鎬砍殺，很多西路軍戰俘是被剖腹抽腸或挖眼、取膽入葯而死的。九軍軍長孫玉清等慘遭殺害，僅在西寧郊區遭屠殺和活埋的就有六千人。

紅西路軍的失敗，也成為我軍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失敗和損失。

1947年6月，解放軍與青馬與合水交戰，由於青馬的頑強，西野未達到圍殲青馬一部的戰役目的。戰鬥中，西野攻城部隊受到青馬守城和增援部隊的內外夾擊，損失很大。

1948年4月底，在寶雞、西府戰役中，青馬配合胡宗南軍與西野主力進行了一場大戰。寶雞、西府戰役典型的反映了彭德懷的指揮特徵，出敵不意，勇猛，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未能在後期取得大戰果此次戰役西野損失很大，西野損失15000人，殲敵2.1萬，只能算小勝。這也體現了馬家軍的剽悍，為今後解放軍剿滅積累了經驗。　1949年7月，解放軍與青馬在固關交戰，14旅旅長馬成賢驕橫所至。馬成賢在戰鬥剛開始就負了重傷，被炸掉半條胳膊，被送回後方，逃脫了被俘命運。此役青馬慘敗。

1949年8月19日，解放軍兵抵蘭州，21日、22日的兩天“試攻”失敗，解放軍全線傷亡2500人，青馬全線傷亡不超過800人。

1949年8月25日，解放軍發起蘭州戰役的總攻，解放軍集中優勢兵力和火力進行攻擊竇家山、古城嶺、營盤嶺、沈家嶺等地，青馬則是依靠騎兵冒著解放軍猛烈炮火漫山遍野的衝過來，以整連整營的密集隊形一次一次地反衝鋒。

在蘭州諸山戰鬥中，沈家嶺戰鬥起了最關鍵的作用。從實際進程看，經過一天的攻擊后，只有在沈家嶺攻克后，才造成了青馬整個防線的崩潰，狗娃山之敵不得不收縮，才有了3軍適時插入，斷敵退路的局面，而其餘各軍攻克的陣地都沒有根本上撼動青馬防線。從局部看，如果青馬想守，東線的馬架山和十里山仍可守一天，中線的營盤嶺至少還可守一天，而沈家嶺失守，青馬於西線再無屏障，不得不逃跑。因此對蘭州戰役結局起決定作用的是沈家嶺戰鬥。事後青馬軍官都無例外地承認，正是由於沈家嶺的過早失守才導致了青馬最後的潰敗。

1949年8月25日下午兩點鐘，馬繼援在82軍軍部（黃河北岸廟灘子）召集各師長開會，下達了撤退命令。下午4點開始撤退，後勤先行，100師5點開始撤退，248師7點開始撤退，最後190師9點開始撤退並且擔任掩護全軍的任務。26日凌晨后，解放軍與青馬進行了巷戰。26日中午，槍聲停止，蘭州戰役結束。

蘭州戰役后，國民黨在西北的勢力被基本清除，也結束了馬家軍在西北長達40餘年的統治。

1949年底，青馬原騎8旅旅長馬英，100師師長譚呈祥、馬忠義糾集韓進祿、韓起祿、馬成賢、孟全義，以及馬良和馬元祥發動叛亂，最終被解放軍消滅。

1949年8月下旬，青馬梟雄馬步芳、馬繼援和馬步青，以及重要頭目129軍軍長馬步鑾、新編步兵軍軍長馬全義、新編1師師長馬璋和其他一些家族成員等飛逃廣州，后逃往沙烏地阿拉伯。但很快，20世紀60年代初就因個人生活作風問題去職。1975年7月31日，馬步芳在沙烏地阿拉伯病逝。

馬步青後到台灣任防務事務主管部門中將參議，“國策“顧問，“中央”評議委員等，1977年在台灣逝世

新疆騎5軍（整騎1師）軍長馬呈祥陸逃海外。到台灣后五十年代擔任澎湖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已經去世。

青海馬家軍馬步芳所屬馬家軍編製

1931年，馬步芳出兵甘肅河西，擊敗馬仲英佔領甘州，並用計慘殺馬仲英部守城殘部200餘人。隨之投靠蔣介石，被改編為新編第9師，駐甘肅、青海。

新編第9師部隊編製序列(1931年）

新編第九師 師長 馬步芳 副師長 馬朴（兼）

參謀長 張昌榮

步兵第一旅 旅長 馬馴

步兵第二旅 旅長 馬繼融

步兵第一旅 旅長 韓起功

步兵第一旅 旅長 馬朴

同年8月，其父馬麒病故，馬步芳任省政府委員。1932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親英派派兵攻佔玉樹，引起青藏戰爭，馬步芳派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部所屬部隊抗擊，並派兵增援。10月，藏兵退至金沙江西岸，次年6月15日簽訂停戰協定，戰事結束。1933年夏，蔣介石任命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

1934年初，孫殿英率部西進，聲言借道寧夏前往青海柴達木就職。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深恐孫來西北奪了自己的地盤,於是，決心調兵堵截。當孫軍兵臨寧夏（今銀川）城下時，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聯合向孫軍出擊，經數次激戰，打敗孫殿英。1934年3月，孫殿英敗退山西，馬步芳率部回青海。年底，馬步芳所部被蔣介石改編為新編第2軍。

新編第2軍部隊編製序列(1934年底）

新編第2軍軍長兼第100師師長馬步芳

馬步康旅

馬繼融旅

韓起功旅

1935年6月，青海省政府成立保安處，馬步芳任處長，並著手訓練保安團隊。全省劃分為15個保安區，共編組107個保安團，有團丁15萬餘人，各種舊式步槍5萬餘支，馬槍600餘支。1936年8月，馬步芳代青海省政府主席，並就任“西北剿匪第2防區司令”。同年10月，馬步芳調遣其正規軍及民團在甘肅河西對北上紅軍進行瘋狂阻擊，歷時7個多月，至1937年5月中旬結束。

紅軍西路軍在馬步芳等馬家軍的阻擊下遭受重大損失。同年秋，新編第2軍改編為第82軍，馬步芳任軍長。1938年3月，國民政府正式任命馬步芳為青海省政府主席。後任國民黨青海省黨部主任委員。1943年9月，蔣介石將騎兵第5軍和第82軍合編成第40集團軍，馬步芳任總司令。

第40集團軍編製序列（1943年9月）

第40集團軍 總司令 馬步芳

第82軍 軍長 馬步芳（兼）

第100師

暫編第61師

新編騎兵第8師

騎兵第5軍 軍長 馬步青

騎兵第5師

暫編騎兵第1師

暫編騎兵第2師

抗日戰爭勝利后，第82軍改編為整編第82師。1947年3月26日，馬步芳奉蔣介石之命，派馬繼援率整編第82師開赴隴東。1948年5月，整編第82師恢復第82軍番號。從7月開始，馬步芳在青海擴編新軍，陸續編成第109師、第248師、騎兵第14旅、第129軍、第357師、新編第1師等。

為阻擊解放軍西進，蔣介石令馬步芳、馬鴻逵組成“寧青聯合兵團”。兩馬在青海民和會晤，達成由馬步芳任西北軍政長官，馬鴻逵任副長官兼甘肅省主席，並達成共同出兵的協議。馬鴻逵遂致電國民黨中央，表示擁護馬步芳任西北軍政長官，並派所屬第11軍和第128軍組成寧夏兵團，馬步芳派第82軍、第129軍、騎兵第8旅、騎兵第14旅組成青海兵團；馬繼援任總指揮，盧忠良任副總指揮，組成“寧青聯合兵團”。

1949年5月18日，國民黨任命馬步芳代理西北軍政長官，5月24日馬步芳率領青海省政府秘書長馬驥、建設廳長馬祿和省黨部主任馬紹武等到蘭州赴任。馬步芳上任后，對會晤中做出保薦馬鴻逵任甘肅省主席的諾言久不履行，馬鴻逵極為不滿，便叮囑盧忠良“寧夏部隊不得過咸陽”。

8月14日，馬步芳赴廣州參加西北聯防軍事會議，19日返回甘肅時解放軍已將蘭州包圍。蘭州戰役后，馬步芳攜眷逃往重慶，后逃台灣，任台灣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去職后僑居沙烏地阿拉伯，1973年病死於沙特。

青海馬家軍馬步青所屬馬家軍編製

騎兵第5師部隊編製序列(1934年）

騎兵第5師 師長 馬步青

騎兵第1旅 旅長 馬祿

騎兵第2旅 旅長 韓起祿

步兵旅 旅長 祁明山

1936年秋，紅軍經過長征，在會寧會師后，黨中央決定組織西路軍，渡過黃河開始西征，經河西去新疆。為了達到全殲紅軍的目的，蔣介石曾電令駐防河西的騎兵第5師師長馬步青阻擊紅軍西進。馬步青徵集沿途群眾修築碉堡、工事，並積極修補武威舊城垛口，準備防守。

紅軍到達靖遠縣境內，準備渡河西進，馬步青沿黃河北岸布防。紅軍在西進途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天氣嚴寒，衣著單薄，村莊稀少，補給困難；再加上浴血奮戰，在馬步青等“馬家軍”騎兵的追擊下得不到休息，體力漸漸不支；人員傷亡，彈藥減少，無法得到補充，作戰力量日益削弱。

經過高台、臨澤、倪家營子、龍首堡、梨園堡等戰鬥，在石窩會議之後，徐向前、陳昌浩遵照黨中央命令回到陝北。部隊由李先念等同志率領進入祁連山，擺脫了“馬家軍”的尾追，向新疆轉移，於1937年4月下旬到達了甘新交界的星星峽。

抗戰爆發后，騎兵第5師擴編為騎兵第5軍，馬步青任軍長。轄騎兵第5師。師長由馬步青兼任，后馬呈祥繼任。1942年，騎兵第5軍移駐青海，馬步青任柴達木屯墾督辦。隨後騎兵第5軍與第82軍合編為第40集團軍，馬步芳任司令，馬步青任副司令。1944年春，馬步芳把第82軍軍長一職交給兒子馬繼援接任，馬步芳乘機勸說馬步青把騎兵第5軍軍長一職交給外甥馬呈祥。

馬步青不知是計，表示同意。但馬步青交權后，逐漸受到馬步芳的冷落，成了個光桿副司令。最後，馬步青只好以養鴿子為生。這樣，馬步芳實際吞併了馬步青的騎兵第5軍。1945年，馬步芳派馬呈祥率騎兵第5軍進入新疆，向新疆發展。進入新疆的騎兵第5軍，在1949年9月下旬參與了陶峙岳、包爾漢的新疆“九二五”起義，軍長馬呈祥不願參加起義，被“禮送”出境。

1948年8月初，臨夏解放前夕，馬步青攜家眷逃往台灣。1977年2月9日，馬步青病逝於台北。

參與戰爭

拒孫戰爭

1933年冬，孫殿英以奉命入青屯墾為名，率大軍進攻寧夏，志在吞併西北。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馬步青和馬步芳系青馬）等恐被各個擊破，地盤難保，乃聯合拒孫，史稱：“四馬拒孫”戰爭。同時，蔣介石也希望孫殿英軍閥與馬家軍相互攻伐，兩敗俱傷。四馬聯軍約4萬餘人（包括青馬部隊），孫殿英兵力約7萬人。經過4個月激戰，以孫殿英慘遭毀滅性打擊而告終。

西路軍戰

1936年10月，西路軍兩萬一千人受命征西，在靜遠虎豹口過了黃河。開局似乎不錯，給了負責河防的馬步青的騎五師以重創。但在青馬青海部隊加入激戰後，局面逐漸發生了變化。11月中旬古浪一戰，九軍大損，隨後在山丹永昌一線的連續戰鬥中基本都是消耗仗。

年底，西路軍搖擺於甘州（今張掖）一帶。后西進，旋遭青馬重兵圍攻。1937年1月初苦戰臨澤高台一線，5軍全軍覆沒，隨後2月的倪家營子一仗雖讓青馬吃了大虧，但自身也損失頗重，遂向祁連山轉移，梨園口一戰，九軍殘部拼光，再戰康龍寺，30軍也基本拼光。

至此過河的西路軍三個軍都消耗殆盡，歸於失敗。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二人隻身回陝北，殘部在李先念帶領下經祁連山轉肅北進入新疆，最後僅存約4百餘人。整個結局，紅軍7000多官兵戰死或被當即屠殺，高級幹部損失眾多，其餘大多被俘，除有一部零散回歸和被俘官兵經統戰工作回歸延安根據地共約五千人外，被俘官兵被活埋或虐殺者達三千人以上，其餘被奴役或散落甘青鄉間。女俘則倍受凌辱並被瓜分作了青馬軍官的妻妾，大量殘弱士兵流落民間，苦難一生。

紅西路軍失敗的戰術原因

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因張國燾的分裂思想導致寧夏戰役流產。無奈之下由五軍、九軍、三十軍組成的紅軍西路軍渡過黃河，獨自踏上了西征的道路。

面對嚴酷的自然環境，窮凶極惡的敵人，剛剛經過萬里長征，糧彈奇缺的西路軍展開了一場氣壯山河的浴血拚殺。初期，紅軍進展較為順利，在乾柴窪第一仗，就擊潰了馬家軍的精銳騎五師和馬步芳的起家部隊一百師。但在攻克古浪后，九軍遭到絕對優勢的馬家軍的拚命反擊，雖然重創敵軍，自己也損失巨大。

隨後，由於作戰任務的幾經變遷，西路軍時駐時走，不但沒有完成戰略任務，反而給了馬家軍集中兵力的時間。諸馬先後調集了十七萬人的大軍，對西路軍進行了瘋狂的攻擊。馬家軍的騎兵得到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集結。面對英勇作戰的紅軍，馬家軍在屢次吃虧后及時總結了戰術：在進攻時驅趕民團沖在前面，精銳部隊積蓄力量待機；攻擊時每人僅帶兩三排子彈，打完了乘馬回去取，以防紅軍得到補充；攻城時往往“圍三闕一”，紅軍撤退時，以騎兵窮追；紅軍一駐就打，不給其發動群眾、安置傷員、整補力量的時間；作戰時採用人海戰術、波浪戰術，決不給紅軍稍作喘息的時機。

對於轉戰萬里的紅軍來說，河西走廊無疑是最不適於作戰的地域。地廣人稀的、一馬平川的地理環境，騎馬作戰、來去如風的敵人，都使我軍最擅長的運動戰、夜戰、伏擊、奇襲等難以施展，而被迫多以陣地戰和敵軍拼消耗，並難以獲得補充。經過永昌、高台、倪家營子、三道流溝等多場血戰，在給予馬家軍多次重創的同時，自身傷亡殆盡，五軍軍長董振堂、九軍政委陳海松、總供給部部長鄭義齋等先後陣亡，余部退入祁連山。部分部隊在李先念、程世才的率領下到達新疆，僅餘420餘人。

西路軍失敗后，馬家軍諸頭目在狂歡慶祝的同時，一面向蔣介石致電邀功，一面對西路軍被俘人員展開了大規模的屠殺，屠殺手段極其殘忍，都是用馬刀和軍鎬砍殺，很多西路軍戰俘是被剖腹抽腸或挖眼、取膽入葯而死的。九軍軍長孫玉清等慘遭殺害，僅在西寧郊區遭屠殺和活埋的就有六千人。

紅西路軍的失敗，也成為我軍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失敗和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