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秋芳

董秋芳1927年由其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爭自由的波浪》一書作為《未名叢書》之一印行，魯迅親自為該書寫了《小引》。同年，在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中，以“冬芬”為筆名，給魯迅寫了《文藝與革命》的長信，魯迅公開複信給以肯定與指導。

1929年3月回北京繼續學業，大學畢業後去山東省立濟南高級中學教授國文，國學大師季羨林是其當時的學生，其間結識胡也頻與丁玲。

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應郁達夫之邀去福建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創作發表了大量的散文、政論，扶植和培養了一大批革命的青年作家，為東南沿海進步文化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抗日戰爭勝利后，先後在紹興稽山中學、紹興簡易師範、杭州高級中學、寧波市立中學、浙江師範學院任教或擔任領導工作。

1953年調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學語文教材編輯組現代文學研究室主任，兼中學語文課本編輯委員會高級編輯。

1971年退休回紹興定居。

1973年被任命為紹興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1977年2月11日病逝。

在紹興近現代史上，董秋芳雖不像秋瑾、陶成章那樣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轟轟烈烈；不像魯迅、蔡元培那樣有光彩照人的思想和有口皆碑的文章；也不像孫越崎那樣位高權重，實業救國，貢獻卓著。但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是一位同樣值得紹興人驕傲的愛國、進步、勤奮、樂教的著作家、教育家、翻譯家和魯迅研究專家。他戰鬥的筆，在我國新文學運動的每一個戰役中，始終未曾停止過。他和我國新文學運動的奠基人魯迅有著密切的交往和友誼，和李大釗、郁達夫、胡也頻、丁玲、周建人、陶元慶、葉聖陶、樓適夷、許欽文、吳伯簫等老一輩革命作家曾經患難與共。解放以後，他曾在教育部中學語文教材編輯組工作，先後註釋了毛澤東、魯迅的著作以及許多國內外名著，作為全國通用中學語文教材使用。

董秋芳的學生、國學大師季羨林，稱董秋芳為“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師”，他說：“董秋芳先生的指導對我影響最大，他的指教決定了我一生的寫作活動。自那以後60多年來，我從事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研究與文章寫作雖風馬牛不相及，但一有靈感則拿筆寫點什麼，至今已垂暮之年依然舞文弄墨不輟，完全出於董先生之賜，我畢生難忘。”“我對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將伴我終生了。”

抗日戰爭時期，作為福建省會的永安山城的進步文化活動持續7年之久。1938年5月至1945年10月間，永安曾先後出現過出版社39家，新聞通訊社4家，編輯單位20家，書刊發行機構15家，印刷所19家，文化學術團體和群眾組織40餘個。出版報紙12種，期刊129種，書籍800多種，叢書、叢刊近40套。參加永安進步文化活動的專家、學者達100多人，呈現出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因而永安也成為我國東南地區的“文化城”。

在中國共產黨倡導、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一批愛國的熱血青年，隨同一批革命知識分子和一些身份隱蔽的共產黨人先後彙集到永安，組成了一支頗具規模的文化大軍，為了抗擊日寇的侵略，為了民族的解放，他們以筆為武器，採取多種形式進行頑強戰鬥。

永安進步文化活動，培養了一批愛好文學的革命青年，造就了一批黨的工作骨幹。本文且不去敘述當年左翼作家黎烈文組建改進出版社、創辦《改進》、《現代青年》、《現代兒童》、《現代文藝》、《戰時民眾》、《戰時木記得畫報》等刊物對廣大革命青年的影響和教育，也不敘述戰鬥在永安的中共地下黨員對青年的表率作用和革命青年的自身奮鬥歷史，單就魯迅的同鄉、學生和朋友的進步作家董秋芳在永安期間，如何團結、培植文學青年的情況作一些概略的介紹。

董秋芳是浙江紹興人，1937年4月應郁達夫之邀來到福建，7·7事變后在福州組織成立“福州文藝界教亡協會”，他任秘書長兼組織部長，創辦《抗戰文藝》。1938年隨福建省會的搬遷到永安后，任省政府公報室編譯兼省政府圖書館館長。他對辦好圖書館工作頗有研究，發表了《文化鬥爭中的圖書館》、《戰時圖書館工作人員的任務》等文章，分別發表在《新福建》一卷一期和六卷四期上。他任省政府圖書館館長期間，儘管國民黨頑固派特務重重監視，仍利用各種渠道把當時的“禁書”、“禁報”，如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莫維支的《鐵流》，以及魯迅的大量作品，借給要求進步的青年閱讀，且把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暗中借給要求進步的青年閱讀。1942年5月，《新華日報》刊登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主要部分，董秋芳通過圖書館這條有利渠道，在永安的文藝界和愛好文學的革命青年中廣為傳播。《講話》關於文藝“為工農兵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儘可能完善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等精闢論述，對當時永安文化界和愛國進步青年有著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在這偏僻的永安山城，在這險惡的政治環境中，透進了一股清鮮的空氣。董秋芳曾經饒有風趣地說：“金聖嘆以雪夜圍爐讀禁書為樂事，可惜福建無雪無爐只有書。”董秋芳的言行，引起了人們尤其是革命青年對他的欽佩和敬意。

董秋芳在籌辦省政府圖書館時，年紀已四十有餘，他精力充沛，不遺餘力，凡是能買到的新書，尤其是宣傳抗日的進步書刊（以生活書店出版的書為多）無不購進出借。因而省政府圖書館在董秋芳數年的苦心經營下，卓有成效，使廣大革命青年受到黨的團結抗戰思想的熏陶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

1943年9月，一份本省頗有影響的《民主報》從建甌遷永安出版。該報副社長兼總編輯顏學回聘請董秋芳主編副刊。董秋芳高興地接受了。董秋芳早年在北大讀書時常在魯迅、孫伏園等辦的《語絲》周刊上發表文章。《語絲》的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斥。”董秋芳繼承了《語絲》的傳統，把《民主報》副刊定名為《新語》。

《新語》創刊以後，董秋芳利用這個文藝陣地，熱情地鼓勵和指導一批既愛文學，又勇於探索人生道路的進步青年努力掌握和運用好文學這一武器，並引導他們走向革命的道路。在《新語》創刊的刊頭語里，董秋芳開宗明義地宣布兩條：一條要求民主，一條培養青年。他寫道：“青年精神的主要特徵是新鮮、活潑和真實。新鮮是陳腐的反面，活潑是獃滯的對立，真實是虛偽的否定。世界上只有新鮮、活潑和真實，才能使存在生生不息，才能使存在說得上有生命的存在。而富有這種精神的，無疑是青年和精神上屬青年的人。”因而《新語》創刊后，迅速吸引了一批純潔而熱情的進步青年和文學愛好者經常為其寫稿。《新語》並非是純文藝性的副刊，凡是對文藝、政治、社會等方面的言論，只要文字較生動，有進步意義，均受到董秋芳的重視和歡迎。《新語》的寫稿人有老作家、學者，但更多的是熱血青年。他們的文章大都喜歡用魯迅筆法，揭露和抨擊當時社會的種種黑暗，諷刺社會的腐敗和醜惡。1944年4月，董秋芳還發起組織了“新語讀者會”，發展青年文藝作者達100多人。該會宗旨是團結青年作者和讀者，宣傳抗日，學習魯迅，倡導戰鬥性的文藝創作，反對“無病呻吟”，反對“漢奸文藝”。

《新語》不僅吸收和發動了當時不少有名望的作家、學者，如許欽文、許傑、谷斯范等為其寫稿，同時十分重視青年作者的來稿。經常為其撰稿的青年作者就有劉金（筆名柳無垠、茅塞、夢旦等）、曾列明（戈揚）、周璧（李風）、張漢城（筆名張菁、金斗節子等）、陳耀民（夏侯）、劉仁勇（公劉）、伯驥、許文辛、余敦、劉 曾（晏石）、陳炳岑（燦抒）、金紀賢（金來）、呂沁（呂逸風）、張垣、賴丹（賴肇增）、沈顯南（饒非）、賴元沖（司徒慧）、郭永榕（簡范）等。不少青年作者稿件採用數量相當可觀。僅劉金一人在《新語》上發表的文章就有近200篇。董秋芳自己也常用“冬奮”、“秋航”等筆名發表了許多文章。由於稿件多，編務繁忙，董秋芳自1944年1月到12月請了改進出版社的助理編輯周璧協助其編稿工作。

1922年他在北京大學英文系讀書時組織“春光社”，就曾請魯迅和郁達夫作指導老師。1924年6月14日在《晨報》副刊發表的《春光社的過去和將來》一文中指出：“我們春光社的社員，雖然不敢希望戴詩人的榮冠，在沙漠似的中國文學里卻要做儘力吶喊的一員。”“我們要有和煦的春光，必須經過堅忍的長冬的鬥爭；換句話，春光不是僥倖獲得，不是可以隨便享受。這是象徵我們社員在這種冷酷枯槁的狀態下，在文學方面也是在社會方面，要努力奮鬥。”他在北京大學常常選聽魯迅的課，親受魯迅的教誨，關係相當密切。1926年發生“三·一八”慘案，他堅決站在魯迅一邊，積極投入反對段祺瑞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正義鬥爭。他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大屠殺以後》、《吊劉、楊二女烈士記》、《可怕與可殺》、《響應打狗》等文章；在《語絲》上發表了《陳源教授的報復》、《反說難》等文章，憤怒痛斥反動軍閥虐殺革命群眾的罪行和揭露反動文人為其主子開脫罪責的反動嘴臉。

1926年董秋芳翻譯了外國文學作品《爭自由的波浪》一書。魯迅很讚賞，並親自為該書寫了《小引》。1927年1月，該書由北新書局出版，作為《未名叢書》之一印行。這本書中的小說和散文，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戰鬥性，對當時的中國青年無疑有著較好的啟示和鼓舞作用。除此之外他還翻譯了劇本《太子的旅行》等20多篇譯文。

1927年，反動軍閥要逮捕他。他離京南下，在杭州第一中學任總務主任。不久發生“四·一二”政變，目睹蔣介石叛變革命，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無恥行徑，他憤怒譴責國民黨的暴行。他被解僱了，回到家鄉紹興。然而當局並不放過他，他被指控為“杭州逃來的為共產黨辦事的”青年，繼而浙江省黨部下令通緝追捕他。他悄然躲入上海，隱居同鄉寓所中。由於國民黨頑固派特務對魯迅和其他左翼青年作家進行無端迫害，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和白色恐怖，且對董秋芳這樣的文學青年也不例外，他真正感受到“苦悶和悲哀”。這時董秋芳在《新聞報》的《學海》欄內讀到魯迅的《文學和政治的歧途》，又在《語絲》上讀到日本作家金子築水的《民眾主義和天才》、魯迅的《醉眼中的朦朧》等文章之後，即以“冬芬”的筆名給魯迅寫了信，向魯迅求教。信中表露了他的苦悶心情：“現在做著似是而非的平凡主義和革命文學的迷夢的人們之朦朧不少，至少在我是這樣。”（《魯迅選集》第二卷46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十天之後，即1928年4月4日，魯迅給董秋芳回了信，著重指出：“現在所號稱革命文學家者，是鬥爭和所謂超時代。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實，怎麼離去？這是和自己用手提著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鬥爭呢，我倒以為是對的。被人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魯迅選集》第二卷46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魯迅給冬芬的回信。為董秋芳撥開了迷霧，指明了文藝革命和勇於鬥爭的前途。

1929年春，在魯迅的關懷勸說下，董秋芳回北京完成學業。他撰文揭露叛變后的國民黨與反動軍閥一樣反動。如：《可怕的夜》（《語絲》4卷23期）、《幻滅的愛》（《語絲》4卷47期）、《號聲》（《語絲》5卷1期）、《吃了西瓜以後》（《語絲》5卷29期）。

1929年秋至1937年春，他在山東濟南高中、天津扶輪中學、杭州市立中學任教。這時他翻譯了托爾斯泰的《巴舍那耶街的罪案》（《現代社會》2卷2期）、猶太作家梅樨古的《一個沒有靈魂的人》等作品。1936年魯迅逝世后，他寫了《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等文章在《多樣文藝》上發表，稱魯迅為“人類中偉大的精神鬥士”，是“敢於辛辣地刺破歷史現實的醜惡的精神鬥士。”他對中國無產階級新文學失去開山祖師感到無限悲傷，並決心踏著魯迅的足跡繼續前進。

時過景遷，江山依舊，二十多年過去了，董秋芳對人生道路的探索與追求已經取得了可貴的結論，那就是要“在陽光普照下，舉著動律的活動，跳躍、戰鬥！”

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國民黨《中央日報》（福建永安版）連續發表了《白話文的危機》、《從“子曰”到“魯迅說”》、《威爾斯眼中的高爾基》等一系列署名文章，掀起了一股宣揚復古倒退，攻擊和侮蔑魯迅和高爾基的逆流，矛頭對準永安進步文化界。董秋芳組織《新語》作者對這些文章進行了批駁，得到了廣大讀者的同情和支持。參加論戰的作者有懷淑、茅塞、李風、戈揚、修士、公劉、柳無垠、會稽細民、金斗節子、伯驥、夏侯、冬芬、張揚、王碩甫等，共發表了批駁文章達30篇之多。但是，《中央日報》的署名文章卻故意一步步把“論戰”拉到魯迅、高爾基身上去，政治問題上去。董秋芳覺察到了。他說：“人家已經把話題引到高爾基身上去了，再爭下去就會引到莫斯科、延安去。我們不是要中他們的圈套么？”於是他及時剎車。後來董秋芳在給參加“論戰”、寫過《打落水狗原來不是痛快的事》的閩西青年作者金斗節子（即張垣）的信中這樣寫道“現時行情不定，物價暴漲，於市不利，轉告同行，莫再寄款，切記。”這是因為，1945年3月13日、14日《中央日報》發表了《肅清危害黨國的毒菌》等殺氣騰騰的社論，董秋芳聞到了國民黨頑固派磨刀霍霍之聲。然而《新語》在3月15日仍發表了最後一篇“論戰”文章。

果然，1945年7月12日，在永安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大逮捕事件——“羊棗事件”。在羊棗（楊潮）等被捕一個星期後，在白色恐怖籠罩永安城的時刻，董秋芳於1945年7月19日在《新語》上發表了他的最後一篇雜文《沉默之美》（刊登在《新語》602期上）。他在文中說，從前讀過一本讚美沉默的書，那時候象一個飽經風浪的航海者，要找一個隱蔽的港灣，給被顛簸的身心一個休憩的機會；於是為這沉默之美所沉醉。他在文章中又說：當他的“理智轉過來”的時候，就覺得“沉默之美”是代表“黑暗之夜”，沒有動力，沒有生氣，沒有歌聲。如果讓黑暗永遠佔領世界，那麼我們的世界就成了沒有陽光的死的世界。他斷然宣告：“沉默之美對於那些在生活的旅途上奔走得疲乏了的人會是一種迫切的需要，而對於那些要求在現實中創造出宏壯的生活的人，會是一種華美而空虛的幻影”，“有生命力的人，不需要沉默的美。他們所需要的是動的美，健康的美，蓬勃的生氣的美。這是陽光普照下的人間的美呵！”他呼籲：“讓我們的掙扎、戰鬥，爭取這種人間的美吧！”這是董秋芳對於國民黨頑固派在永安扼殺進步文化活動、逮捕進步文化人士暴行的辛辣諷刺和強烈抗議。文章發表后的第三天，即1945年7月22日，董秋芳即被國民黨特務逮捕。6名《新語》的青年作者也被捕了。1946年1月，羊棗被虐死獄中，全國文化界、新聞界掀起了抗議怒潮，4月，國民黨特務不得不釋放董秋芳等大部分被捕者。

董秋芳在永安生活、戰鬥了七年半之久。他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在培養青年的事業中，在和“黑暗之夜”的抗爭中是那麼堅定，那麼頑強；時至今日，他那為爭取“人間之美”的吶喊聲仍在我們心中回蕩。

董秋芳一方面引導青年用筆向社會的黑暗、腐敗作鬥爭，一方面又十分注意保護青年，使他們免遭傷害。有一回，《新語》上發表了晏石寫的《女人、社會、路》的雜文，中心思想是：婦女要解放，必須先改革社會。特務即找上門來，要董秋芳交出作者的真實姓名和住址。董秋芳說：“文章言論，如有出軌，責任首先在編輯，我要加以檢點。文章是外面投來的，沒有註明真實姓名和地址。”特務沒有辦法，最後給了一個警告：“今後如果再登這種混帳東西，對你不客氣！”（劉金著《馬上隨筆》213頁，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說完悻悻而去。董秋芳對於青年們稍有可取的文章從不求全責備，總是滿腔熱情地加以揄揚，並積極設法刊登。

董秋芳利用《民主報》副刊《新語》這一陣地，致力培養青年，關心青年。他對於在來稿中透露對舊制度的憎恨，對現實社會的腐敗和對國家前途而憂傷的心地善良的熱血青年，總是給以諄諄教導。閩西有一位青年作者張漢城（筆名金斗節子）給董秋芳寄了一篇《苦悶的象徵》的雜文，董即給作者寄去了進步書籍，並附簡訊說：“黑暗之中會有閃光，最終是光明的世界……。希望你鼓起戰鬥的勇氣，多寫些現實生活的稿子寄來，如同你所寫的小說《小狗子的命運》、雜文《打落水狗決不是痛快的事》那樣富有朝氣、敢於正視現實，這樣的文藝將煥發生命的光芒……。”

由於董秋芳對青年特別看重，由於他對青年的扶植和愛護，在《新語》周圍團結了一批二十歲出頭的青年作者，因而《新語》辦得有聲有色，十分活躍，生氣勃勃。

董秋芳之所以十分理解處在國難當頭局勢下有志青年們的心靈，是因為他早年在北平反動政府的統治下，從他的經歷的遭遇中，曾有過相似的心靈體驗。

董秋芳先生不像秋瑾、陶成章那樣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轟轟烈烈；不如魯迅、蔡元培先生那樣留有豐碑式的宏篇巨制，有光彩照人的思想和驚世文章；也不像孫越崎先生位高權重，實業救國，貢獻卓著。但是，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是一位同樣值得紹興人驕傲的愛國、進步、勤奮、樂教的教育家、翻譯家。在一定意義上說，他是一位更貼近普通老百姓，易為許多後輩學子仿效的平凡而人品高尚的老師。

董秋芳的名字兩次出現在校史上。1913年至1919年，他就讀於紹興第五師範；1947年他任教於紹興簡易師範並擔任校長。

董秋芳1898年8月21日出生於浙江紹興縣青壇村，筆名冬芬、秋芳、秋舫。1913年15歲時，董秋芳考入紹興第五師範，他的同學後來有成就的，還有許欽文、陶元慶等。1919年“五四”時期，正是董秋芳師範畢業前夕。在愛國思潮的激勵下，他與校友何赤華等一起，在紹興支持北京的愛國學生正義鬥爭，宣傳“五四”運動的意義，反對封建賣國罪行，發動學生和市民罷課罷市，抵制日貨，也可謂風雲人物。

董先生出任簡師校長時，提倡思想和言論自由，主張課堂教學與小組學習結合，發展業餘藝術活動，聘請進步教員來校講唯物論歷史知識。解放前夕，董秋芳動員學生參加革命，支持他們上會稽山打游擊，迎接解放。

董秋芳雖未給我們留下大部著作，但他戰鬥的筆，在我國新文學運動的每一個戰役中，始終未曾停止過。他和我國新文學運動的奠基人魯迅先生有著密切的交往和友誼，和李大釗、郁達夫、胡也頻、丁玲、周建人、陶元慶、葉聖陶、樓適夷、許欽文、吳伯蕭等老一輩革命作家曾經患難與共，在文學創作方面，以及在思想上、生活上多有交往。解放以後，董先生曾在教育部中學語文教材編輯組工作，他先後註釋了毛澤東、魯迅著作以及許多國內外名著，作為全國通用中學語文教材使用。在京期間，他靠自學又學會了法文、德文，以後又學俄文。謝德銑先生寫的《董秋芳傳略》中有一段記載：五十多歲以後開始學俄文，記憶力差，很吃力。但他對兒子說：“人家記一個單詞五遍記會，我記它五十遍、六十遍，也就達到同樣的目的了。”面對這種勤奮刻苦的精神，不知今天的校園人會作何感想？

董秋芳1919年畢業於紹興五師，1920年夏即考入北京大學英語系，他後來對別人談到當時為什麼報考英語系的理由，那就是：“為了打開窗口，遙望世界。”董秋芳在北京大學時，學習非常刻苦，並結識了許多革命家和學識淵博、品格高尚、追求進步的教授和學者。他曾和許欽文等文學青年組織“春光社”。1926年底，他的翻譯作品《爭自由的波浪》結集出版，魯迅曾為之寫《小引》。他參加過“革命文學”的論證，擔任過福州市文化界救亡協會秘書長，參加過抗日救亡活動。解放前夕，在紹興簡師支持進步學生的革命活動。他先後在北京、山東、天津、杭州、福州、寧波等城市的大中學校，文化出版界工作過，經歷十分豐富，在我們了解的並不全面的資料中，已足顯其愛國、進步、勤奮、樂教之精神，這正是今天校園所要弘揚的一種校園精神。有鑒於此，我們在校園建設時設置了一個休讀點，起名叫“秋舫”，“秋舫”是董秋芳的筆名，意在紀念這位為教育事業、翻譯事業作出貢獻的卓有成就的校友。意在激勵後輩學子，以董先生為楷模，為祖國、為人民勤奮學習，積極進取。

“國將興，必將尊傅而重教”。在實施教育強市戰略的今天，我們紀念董秋芳先生有著新的意義。大家緬懷先人，追憶董先生的高風亮節和生平事迹，十分有利於“修德求真”的校風建設，為我們進行尊師重教的教育，進行愛國、敬業奉獻的教育充實鮮活的內容。董秋芳先生離開我們已足有二十周年了。但是，他所為之奮鬥的事業是永存的，而且發展著；他的貢獻是不朽的，而且永遠記載在校史里，銘刻在校園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