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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武
經濟學家
建國后，歷任中國銀行總行副行長，山東省財政金融局局長、財貿辦公室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顧問，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幹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農村金融學會副會長。著有《中國的農業》、《當代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道路》等。
1953年春的一天，北京陽光燦爛。
中南海西華廳，貴賓歡聚。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同志請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行長鄭鐵如來家作客，輕工業部黨組書記兼中國銀行行長龔飲冰、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章漢夫、中國銀行常務副行長詹武等應邀到周總理家陪客。在送走鄭鐵如等客人後，周總理留下龔飲冰、詹武等人談工作。
周恩來微笑著，目視眼前的這位年輕人時有點驚訝，稱讚說：“那，你是自學成才啊！”詹武回答說：“全靠黨的教育培養。”
革命聖地延安，曾是一代熱血青年嚮往之地。
1938年，17歲的詹武在台州中學高二年級讀書，受到革命思想影響，朝思暮想要去陝北。
地下黨浙江東南交通聯絡站就設在溫嶺大溪冠城鄉趙任家，趙任是聯絡站站長。他的弟媳陳超得悉詹武要求去陝北。剛好，那時有從陝北來浙南的人住在趙任家，知道去陝北的通道。於是，趙任介紹詹武到武漢漢口八路軍辦事處。
9月18日，詹武離開故鄉，從此開始革命生涯，經武漢、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到了陝北。
10月上旬，詹武進入著名的陝北公學普通班學習。11月28日，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是年年底，陝公奉中央調令，大部分學員開赴前線，留少數學員考高級班。當時，中央決定培訓一批年輕的理論宣傳幹部。1939年6月，詹武考入延安馬列學院，在學院學習的除了年輕同志外，還有李先念、宋時輪、陳郁等領導幹部。1940年6月，詹武在馬列學院普通班學習一年，畢業后又到中國問題研究室深造，後任該研究室副主任。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調查研究的決定，並成立了中央調查局，任弼時任局長。局下分設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黨務研究室和敵偽研究室。詹武先被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后又被調到中央黨務研究室工作，同時兼任任弼時、李富春兩位中央領導的經濟秘書。
為解決陝北根據地的經濟困難，中央發動了大生產運動。1942年12月，毛澤東發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為貫徹這個總方針，1944年，陝甘寧邊區政府相繼召開公營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合作社大會、文教大會、勞動英雄模範大會。詹武參加了這四個大會，從會議發言交流材料和座談中學到了許多東西，結合自己幾年來在基層的調查所見所聞，寫了三篇文章。
第一篇《陝甘寧邊區公營工業的發展》，由中央印刷廠印成小冊子，發給中央領導等參閱。
第二篇《陝甘寧邊區勞動互助的一些經驗》，在1945年3月7日、8日《解放日報》刊載。
第三篇與人合作，寫了《苗店子合作農場是怎樣失敗的》調查報告，全文8000餘字，1945年4月21日，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
秀才詹武，初步展現了在經濟理論領域的研究才華和成果。
回憶延安時期的這段經歷，詹武總結說：在延安7年，特別是在馬列學院的2年，比較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理論，還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親身聆聽了中央領導同志的教誨，使他在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和掌握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上，受益終身。
又是一個“9·18”。1945年9月18日，詹武離開延安赴熱河承德。
晉察冀中央局設在張家口。詹武又奉調從承德回到張家口市委。市委書記是詹武在延安時的同事——中央黨務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劉秀峰。劉秀峰要詹武留在張家口市委。詹武留下來任張家口市第五區區委書記。區委發動工人向僱主開展增資鬥爭，發展黨組織，發展工人糾察隊（屬地方武裝）數十人。
1946年八九月間，傅作義集結國民黨部隊進攻張家口。國民黨軍隊幾十萬兵力對張家口形成合圍。共產黨軍隊正面戰場打得很漂亮，多次挫敗了國民黨軍隊的正面進攻。由於情報有失誤，傅作義調集好幾個師的兵力從側面包抄進攻張北，從而從後方偷襲張家口。他們不顧中共方面一再發出的警告，於10月11日強行佔領了地勢高地形有利的張北。張家口市委只得決定撤出張家口。
1946年12月，詹武跟劉秀峰到冀中區，第一次進入金融領域。他被任命為晉察冀邊區銀行冀中分行行長。
當時貨幣是獨立的，國民黨發的錢是“法幣”，邊區政府銀行稱之為“外幣”。因處特殊區位環境，冀中銀行業務多，詹武在冀中分行幹了兩年，積累了與國民黨“法幣”作鬥爭的一些經驗。
共產黨取得解放全國的勝利后，不甘心失敗的國民黨和美國一些政治家們說：共產黨在軍事上打100分，經濟上打零分。他們認為共產黨搞不好經濟，希望看到共產黨因經濟失敗而跨台。
詹武十分自豪地笑笑說：“我進天津接管中國銀行的成功事實，作出回答：共產黨搞經濟照樣行！”
天津，外商銀行家乖乖認錯
詹武接管天津中國銀行，主管外匯業務與外匯管理。他根據在解放區從事銀行工作的經驗，首先獨立自主地確定了靈活調整的匯價機制，與天津外貿局協商成立匯價制定小組，解決了匯率問題。其次，是成立了外匯交易所。他在冀中區分行工作時就開設了外匯交易所，業務上有些經驗。
過去外商銀行在外匯業務上稱霸，匯價是由外商銀行制定的。詹武接管天津中國銀行后，實行獨立自主制定匯率，天津的匯價不再受外商銀行的控制，中國銀行還要監管外商銀行的業務。詹武派人去外商銀行查賬，有兩家外商銀行拒絕檢查。幾天過後，外匯交易所在報上公布十幾家銀行為指定銀行，可進交易所進行外匯交易。詹武沒有指定這兩家不讓查賬的外商銀行。這兩家外商銀行行長從報上看到沒有外匯交易員資格，在天津就沒有外匯業務可做了，面臨關門危險。這下子他們急了，兩家外商銀行的行長馬上來找詹武。詹武說：不見！讓秘書接待。秘書對兩位外商銀行行長狠訓一番，責問他們為何不接受中國銀行的監管。兩位外商銀行行長無言以對，滿口承認錯誤，表示今後一定遵守法律，服從監管。於是，在公布第二批指定銀行名單時，列入了這兩家外商銀行。後來中國銀行再去查賬時，他們不敢無禮了。
“我們狠狠地剎了一下外商銀行的威風”，詹老說起此事，又怡然而笑地說，“這是空前絕後的。”
這段帶著理想和激情的往事，展現了一位充滿智慧的新中國第一代銀行家的風采。
1949年5月，華東局解放上海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但是缺少接管上海的金融人才。
華東局向中央提出：想借鑒接管天津的經驗，要求派人幫助上海處理金融、外匯方面的事務。並經中央同意后，指示人民銀行負責調人。
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派詹武、陳心波（後任人民銀行總行人事司長）和楊秉超（後任人民銀行總行印製局局長）3人到上海。他們於5月26日夜冒雨連夜抵達上海，並於次日上海全面解放時順利地接管了全市的金融工作。
中國銀行總行原設在上海，有職工4000餘人，他們目睹解放軍露宿街頭，紀律嚴明，秋毫無犯，非常敬佩。龔飲冰、詹武等軍代表以身作則，與銀行職員在一個大食堂一起吃飯。銀行職員的伙食比軍代表好，職員內心深為感動。
接管期間，中國人民銀行第一任行長南漢宸寫信給華東局組織部部長兼華東財經辦事處主任、華東區行行長曾三，希望詹武到中國銀行上海總行工作。
6月4日，鄧小平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一次高層會議，饒漱石、曾三、陳穆、龔飲冰、冀朝鼎、詹武等參加會議。鄧小平在會上宣布：中央來電，中國銀行接管原則上按天津的辦法，但要比天津掌握得寬些。並宣讀了中國銀行的人事任命。
龔飲冰任中國銀行總經理，冀朝鼎任中國銀行副總經理，詹武任中國銀行第二副總經理。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龔飲冰、冀朝鼎兩人奉調北京。詹武在上海主持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工作。12月，總管理處遷往北京。
我黨在接管了中國銀行國內的全部機構后，與國民黨爭奪海外數十家中國銀行分支機構的鬥爭，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中國銀行總管理處曾兩次分別發電各海外分支機構，通告新總管理處已遷北京，台灣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屬於非法，你們應抵制他們亂命，保護行產，立功受賞。為爭取海外分支行起義，還發動總管理處內同海外行人員有密切關係的職員，向海外行人員寫信，聯絡感情，宣講政策，爭取他們待機起義。
1950年1月6日，以工黨領袖艾德里為首的英國政府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合法政府，接著幾個東南亞國家跟著發表聲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後中國銀行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印度、巴基斯坦、緬甸的分支機構紛紛宣布起義。
表現最好的是香港分行行長鄭鐵如，他首先通電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接受北京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的領導。該行保護行產功績顯著。
最頑固的是中國銀行英國倫敦分行。行長夏屏方是宋子文的親信。他回電北京總行說：我的律師告訴我，現在兩個總管理處哪個合法無法確定，因此資產負債表不能寄出，並以同電致台北總管理處。
為此，詹武召集中國銀行高級管理人員商討對策。
常規辦法，是將證明北京總管理處為唯一合法總處的一套文件（包括新的中國銀行條例、章程，指定和召開新的董事、監事會，並任命新的總經理、副總經理等），送英國駐華使館簽證后，令倫敦分行向當地政府變更註冊登記。這需要政務院頒布一個新的中國銀行條例，任命新的董事、監事，召開新的董事、監事會，任命新的總經理、副總經理。這樣一套合法程序辦下來，需要好幾個月。這顯然太慢了，不能解決當務之急。
於是研究採取了非常措施：
中國銀行倫敦分行的錢都存在英國米德蘭銀行。北京總管理處發電報給英國米德蘭銀行，要求其立即凍結倫敦分行的資產，非北京總管理處命令不得解凍。出了這一招險棋，果然奏效。米德蘭銀行承認北京總管理處合法，遵命凍結了倫敦分行的資產。
夏屏方無奈，面臨兩種選擇：要麼聽從北京，資產可解凍；要麼不聽北京，銀行關門。
最後，夏屏方還是選擇前者。他複電北京，承認錯誤，表示服從北京領導，之後資產負債表也寄出來了。
後來，總行叫夏屏方回國述職，他稱病不來。不久，中國銀行總行派巡視團赴海外巡視。巡視團在倫敦分行期間，作了爭取夏回國的許多工作。夏秘密隻身離行出走加拿大，但沒有造成財產損失。
就這樣，我黨在與國民黨爭奪海外分行控制權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1950年初，即順利接管了海外14個分支行，接管資金達1000萬美元。
1978年3月，詹武從下放的山東調回北京。
是年，國際農業經濟學家協會確定在加拿大召開第17屆年會（3年召開一次）。此前，中國出席國際農經協會年會的代表，都被台灣把持。擔任這屆年會主席的英國農經協會主席勃列登和美國農經協會主席格林瓊森，分別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業經濟學家參加年會。沒有中國參加，不算世界性的國際會議。他們通過外交部正式發出邀請書。
當時參加會議，主要面臨與台灣的鬥爭。社科院領導和農業部領導初步確定由詹武帶隊去。詹武接受了這個任務，組成5人代表團，以北京農大安希伋、西北農大萬建中、華中農大沈達尊等3位留學過美國的教授為團員，由農業部外事局處長姜南方任團員兼翻譯，詹武任團長。他們集中培訓3個月。
1979年9月上旬，詹武一行5人到了加拿大的班夫。這是民間學術團體年會，台灣也參加。要確保在會上不出現“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任務艱巨。詹武深感千斤重擔壓身，誠惶誠恐。
代表團出國前，分別發電報給中國駐英、美、加三國的大使館，要他們派人同英國農經協會主席勃列登、美國農經協會主席格林瓊森和加拿大農經協會負責人聯繫做好工作，保證會議期間不出現“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都不得要領。
詹武一到加拿大，先到中國駐加拿大使館，彙報了前來參加國際農經年會及將面臨鬥爭的情況，使館大使很支持。
得悉美國的格林瓊森已動身，還在途中邊釣魚，邊旅行。詹武便通過加拿大外交部秘密警察找到他，告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個外交大使找你。”詹武與其通電話，要求確保在會上不出現“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他說作不了主，要等英國的主席來定。接著，詹武找加拿大農經協會主席，在飛機場約見，談了2個小時，加方態度較為友好，願意幫助。
赴會前，詹武先後做了上述兩件外交聯絡工作。
按照大會規定，各國出席會議發言的代表，每人交一篇論文，按規定字數與格式用英文列印，提前三個月寄交大會籌備處，並已編印成冊。台灣代表也有發言稿。詹武拿到會議發言材料后，首先審閱台灣的發言稿，發現論文的附註中多處出現“中華民國”文字，妄圖打“兩個中國”擦邊球。
在大會開幕前夕，詹武同主持大會的勃列登、格林瓊森、美國司庫舉行談判。詹武提出，台灣的稿子要修改，一定要刪掉所有“中華民國”等文字。但勃列登等三人只答應部分條件，可刪去一部分。
詹武態度十分強硬，明確地對他們說：“不滿足中國代表團的全部要求，我就回使館去，不出席明天的大會開幕式，並確定留下3名代表團成員觀察事態發展。何時全部滿足我們的要求，我馬上返回出席大會。”然後，詹武回房間整理行李，準備離開賓館。
這時，英國的農協主席勃列登來到詹武房間，很失望地說：“這次是我當主席，請有8億人民的中國出席，才是圓滿的國際會議，我為此向你們的外交部致函，又拜訪了你們駐英大使館，不料這些辛勞都白費了！”說完，很懊喪地離開了。
勃列登回去后與格林瓊森說，中國代表團還是要走。
格林瓊森有點焦急，想挽救危局，跑到詹武房間，席地而坐，說：“你們到底有什麼要求？”
詹武提出台灣的發言稿中所有“中華民國”的字樣須全部刪改的原則性意見。
格林瓊森拿鉛筆在台灣農委副主任王友昭的發言稿上把中方提出要刪改的地方都劃掉了。
詹武問：“你能保證他發言時不說？”
“那我保證沒問題，包在我身上！”
格林瓊森從詹武房間離開，已是下半夜1時了。
詹武當即向駐加拿大使館彙報，情況出現轉機，他決定留下出席大會開幕式。
會議開幕式有800餘人參加。會議日程共安排了四人作大會發言，當輪到台灣的王友昭發言時，坐在第一排的勃列登主席和格林瓊森副主席眼睛直盯著他。王友昭發言時神經緊張，連格林瓊森沒有圈掉的也跳過去了。
詹武發言的論文題目是《中國社會主義的農業》，到會聽眾也有800人。給詹武的論文作講評的是一個美籍教授。他事先寫好評語給詹武看，其中有這樣一句：“中國農民擁護不擁護社會主義，還不確定。”這個評語觀點是錯誤的，與中國政府有原則分歧。評語中這句話不改掉，如在大會上發表，將造成惡劣影響。
詹武了解到這個教授的父親與中國友好，便通過代表團三位教授向他介紹中國具體情況，進行勸說后，他終於同意把評論中的這句話改掉。
輪到詹武發言，用英語宣講，臨場發揮相當出色，發言時間超了2分鐘。但主持詹武發言的是一位法國人，他友好地說：發言準時結束。之後，進行論文答辯。最難回答的一個問題是：“你們中國的社會主義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有何異同？”詹武機智地回答：“這個問題，我沒有研究，很抱歉。”
大會發言結束，提問的人來與詹武握手，說：“對不起，那問題是我提的。”與會者說，詹武回答得很好。
國台辦主任在北京時交待：中國代表團在與台灣搞“兩個中國”圖謀鬥爭取得勝利后，我們應該爭取與台灣代表團見個面，向他們介紹國內情況，以便今後建立某種形式的聯繫。
詹武示意在加拿大的華人教授傳遞信息。台灣方面開始不同意，後來，他們同意見面。但在何處見面，怎麼見面呢？
格林瓊森提出：“要不——上我家見面？”對此，雙方都不同意。
後來，商定在會議餐廳見面。一天中午在餐廳就餐，台灣出席會議的三人都把盛好飯菜的盤子端過來，坐到中國代表團的桌子上。詹武等向他們介紹了大陸建設及他們三人原籍的情況。他們也介紹了台灣大學的情況。至於今後彼此可否通過香港交換一些研究的信息資料，他們沒敢表態。
那一刻，許多記者過來拍照，引起轟動。
詹武率團回國向農業部黨組彙報，外交部與國台辦來了幾位司長，外交部國際司司長何理良聽完彙報后說：這個經驗很好，寫個專題總結，報外交部。
後來在外交部召開各部委外事局長會議上，該部國際司談了出席民間性質國際會議如何同台灣搞“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陰謀作鬥爭問題，推介中國農經學會代表團的經驗可供各部委參考。
詹武的經濟理論研究成果豐厚，這裡僅介紹對中央領導層決策產生影響的幾篇巨著形成經過及核心思想。
詹武剛到社科院農經研究所，面臨辦所方針問題：一種是繼承過去一套，關門研究；另一種是開門辦所，召開專題理論研討會，與社會農經界共同研究。他選擇了走後一條路，把社會各界的農業經濟研究人才召集在一起集思廣益，研究發展大農業的新思路，並分別對農、林、牧、漁等進行專題研討。
1978年下半年，農經研究所聯合各省（區）宣傳和農業部門連續召開四個研討會：
在呼和浩特，召開畜牧經濟理論研討會；
在蘇州，召開農業經濟理論研討會；
在舟山，召開漁業經濟理論研討會；
在黑龍江帶嶺國營林場，召開林業經濟理論研討會。
參加會議的對象，是農業研究機構的專家、大學教授、農業行政機關的領導、自然科學方面的學者、專家。四方面的人才匯聚一堂，為農業發展出謀劃策。
這四個研討會，都是詹武作總結。與會同志全面反映了農林牧副漁各業都不被重視，處於薄弱的狀態。與會同志一致的呼聲，是希望黨中央全面重視和加強對農林牧副漁各業的領導，在政策上、財力上給予充分支持。這些反映和呼聲使他腦子裡不斷醞釀，要提出解決農業薄弱環節的對策噴薄而出。
詹武一邊開會，一邊思考，一邊寫材料。1978年12月下旬，在黑龍江帶嶺開完第四個研討會回北京的火車上，他寫完了《完整地執行農林牧副漁並舉的方針》一文初稿。這是一篇對中央決策層產生影響的文章。
恰在此時，中央剛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急需寫一篇宣傳中央全面加強農業發展方針的文章。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黨校校長的胡耀邦，指示中央黨校三個同志找社科院，寫一篇“全面執行農林牧副漁並舉方針”的文章。社科院領導說，詹武寫好了，你們去要。
詹武在火車上完成的草稿，還沒來得及推敲和列印，就被黨校來的同志拿走送給了胡耀邦。
過了幾天，胡耀邦閱后說，大體還好，並對詹武的稿子作了一些文字修改。於是此文首先在中央黨校校刊《理論研究》上發表，隨後送《人民日報》。此文觀點正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農林牧副漁並舉的方針相吻合。1979年2月12日，《人民日報》以大標題、大半版刊載全文。同日，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節目摘播。
第二篇對中央領導決策產生影響的文章，是《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道路》。詹武寫了好幾個月，於1979年6月15日定稿，在社科院的刊物發表。中央黨校請詹武作報告。當時中央黨校省部級高級班、普通班和理論工作者培訓班，共1000多人都參加聽報告。1980年3月，國家計委召開一個計劃座談會，詹武在小組發言，講了大體觀點。國家計委專門出了一期簡報作摘要刊載。國務院主要領導閱簡報后給予充分肯定，並派秘書向詹武傳達，要他把以後的研究成果隨時報送國務院。
第三篇《廣東走出了一條價格改革的新路子》，是詹武調到國家體改委后的1984年9月與李寶實、宮其芳同志共同完成的調查報告，報請國務院領導審閱后，得到充分肯定，有些精神，被寫進《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第四篇《談談金融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原載1988年2月1日《人民日報》，文章回顧了20世紀80年代金融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發展，闡述了金融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特點和意義，提出了實行金融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外部條件。此文發表后，得到當時中央主要領導的肯定，后姚依林批示在農業銀行試點。
第五篇《關於黑龍江墾區李長彥僱工農場的調查報告》，原載國家體改委《調查情況反映》1990年第42期。
1991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之前，新華社發了一篇關於黑龍江墾區僱工農場的《國內動態清樣》。江澤民、李鵬、宋平三位中央領導在清樣上有批示，但沒有發給體改委。而鄒家華副總理批示，要體改委調查研究提出意見。詹武等人去調查時事先並沒有看到中央領導的批示。調查組得出的結論與中央領導在新華社清樣的批示有出入，體改委黨組書記問詹武：調查結論能否改？
詹武說：不能改。根據調查的事實，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為此，體改委黨組書記向江澤民、李鵬、宋平等中央領導寫了3封信，附上調查報告，說明這是根據鄒家華副總理的批示調查的，事先沒有看到他們的批示。如有錯誤請指示。
宋平看了詹武等人的調查報告后，批示給黑龍江省委書記孫維本，說：“我看了《國內動態清樣》后，曾有批示給你們。現在看了詹武等同志調查的材料詳實，所提意見也是切實可行的。現批示給你們參照處理。”
李鵬批示：此報告可行。
江澤民批示：同意體改委的分析，處理要慎重。
得悉中央領導的肯定，體改委黨組書記很高興，打電話給詹武，轉達了中央領導的新批示。
毛澤東說，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的末尾。
這件事，充分體現了詹武的務實作風。
第六篇，《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書，詹武任第一副主編，主持具體的編寫工作。中央有關方面確定要寫當代中國叢書，由胡喬木為首，組織力量寫作。《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叢書的首卷。
1984年秋，中央決定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詹武參與主創的這本書寫了一年，在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前出版發行。第一版印7萬冊，書中有些觀點被吸收到中央上述決定之中。胡喬木向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每人贈送一冊。胡喬木在中央全會上介紹了這本書及核心思想。第2次印刷又印7萬冊，很快脫銷。
詹武等的這些思想和理論觀點，發表在二十幾年前。今天，當人們反思中國改革之路出現的一些偏差和失誤，不能不敬佩詹老等編寫組同志忠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