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歐陽修傳

宋史·歐陽修傳

歐陽修既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古代官吏。他曾任滁州(今安徽滁縣)太守、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等地方官,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歐陽修為政“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宋史·歐陽修傳》),而是注重從百姓實際考慮,順應百姓的願望和要求,寬簡施治,因此深受世人稱讚。歐陽修先後治理過數郡,從不顯露政績,不追求個人聲譽,對待百姓寬鬆簡約,而不隨意騷擾干涉百姓的正常生活,所以他所到過的地方百姓都非常隨便自然,沒有任何拘束不安的感覺。

在徠為政治國上,我國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寬”“猛”兩種方法,並有許多人給以論述。孔子說過:“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可見,寬猛二法的選擇並不是絕對的,而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宜寬則寬,宜猛則猛。歐陽修所處的北宋社會,正是承平安定時期,百姓都希望能夠生活穩定,安居樂業,實行寬簡政治,確是順乎民意,識時務之舉。在對寬簡的具體理解上,歐陽修認為要寬而不縱容,簡而不粗略,並不局限於教條化的認識,表現出深刻辯證的思想。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歐陽修善從實際出發、講求實際的為政作風。

作品原文


歐陽修傳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余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
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面賜立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之。
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饋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
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系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
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顓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發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為修奏,乞澄汰內侍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
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複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
台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
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後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
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台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王夫人為後。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為御史,眾目為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
修徠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污衊,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阱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曆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
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
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
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主薄,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
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年十三時,見修著《鳴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日能為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修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修自作也。服除,始為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眾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為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為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為,可為世道惜也哉!

白話譯文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時即死了父親,母親鄭氏一直守節未嫁,在家親自教歐陽修讀書學習,因家裡貧窮,以至於只能以蘆荻作筆,在地上學習寫字。幼年時,歐陽修就聰敏過人,讀書過目不忘。等到成年時,更是超群出眾,卓有聲譽。宋朝立國已有百餘年,而文章體裁仍然承襲五代之陳規遺風,行文措辭刻意雕琢,追求對偶,以至於文風污濁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舊,所作文章見識淺薄,格調不高。蘇舜元、蘇舜欽、柳開、穆修等人都曾想創作古文並藉此大力提倡,以改變當時的文風,但因筆力不足而未能如願。歐陽修隨叔父歐陽曄任職於隨州時,在當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廢書筐中發現了唐代韓愈的遺稿《昌黎先生文集》,讀後十分仰慕。於是用心尋求其中的精義,以至於廢寢忘食,決心要追趕他,和他並駕齊驅。
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正月,晏殊主持禮部考試,歐陽修列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試中甲科第十四名,榮選為甲科進士,並被任命為西京推官。此時歐陽修開始結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議論時事,二人互為師友,又結交梅堯臣,吟詩作歌,相互唱和,從此以文章名揚天下。以後歐陽修回京返朝,升為館閣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陳時弊而被貶謫,在朝官員大多上章為他解救,只有左司諫高若訥認為應當黜除。對此歐陽修寫信對高若訥進行譴責,說他簡直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一事。高若訥將歐陽修的信交給皇帝,以致歐陽修被貶出為夷陵縣令,不久又遷任乾德縣令、武成節度判官。范仲淹任為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后,聘請歐陽修為書記官。歐陽修笑而謝絕說“:我昔日的舉措豈是為了一己之利?我們雖然同時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時升遷。”過了很久,歐陽修復任為館閣校勘,以後又改任為集賢校理。慶曆三年(1043),兼掌諫院。當時仁宗對在朝大臣進行人事更動,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都參與執政,增加諫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歐陽修最先入選。歐陽修每次進見皇上,仁宗都詢問他以治國執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時國家政事之許多方面都在從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勢焰昌熾,大肆攻訐。歐陽修擔心從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難以獲勝,便也多次分別就有關問題向仁宗上書進言。
當初范仲淹之被貶去饒州,歐陽修與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視他們為“黨人”。從此,朋黨的議論便產生了,歐陽修於是作《朋黨論》一文以進呈仁宗。在文中他議論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結為朋黨,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為小人是沒有朋黨的,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祿,所貪求的是金錢財物,當他們的利害關係相同時,就暫時互相援引,結為私黨,這是偽朋黨;當他們見到利益時,就會爭先搶奪,或者利益搶完后就互相傷害,即使是血肉兄弟,親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說小人沒有朋黨。君子則不然,他們所恪守的是道義,所奉得的是忠信,所愛惜的是名譽節操。將這些道德用於修身則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將這些道德品質用於效力國家,則會大家攜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終如一,所以說只有君子才有朋黨。商紂王有臣子億萬之多,卻也有億萬顆心,真可謂無朋黨了,但商紂王卻因此而滅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卻是一條心,真可謂一個大朋黨,而周武王得以藉此興旺起來。這就是君子之朋黨不厭多的緣故啊。所以作為一國之君,應當摒退小人的偽朋黨,而多多提攜君子的真朋黨,這樣,天下就可以達到大治了。”
歐陽修論事切直了當,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敵一樣,唯獨仁宗勉勵他敢於說話,當面賜給他五品官的服飾。對侍臣說“:像歐陽修這樣的人,到哪裡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后,進任知制誥。按慣例,對這個官職必須先考試而後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歐陽修,詔令特意授予他。
他奉命出使河東。從對西部用兵以來,主謀划的人打算放棄麟州,以減少運送軍糧。歐陽修說“:麟州是個天然險要之地,不可以放棄,如果放棄它,那就使黃河以東的郡縣受到震動,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從那裡分出一部分兵力,駐紮黃河附近的各堡寨中,這樣,遇到情勢急迫就能接受援助,而在平時可以節省物資的運輸,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來。歐陽修又進言道“:忻縣、代縣岢嵐縣禁地很多,田野荒蕪,希望讓農民去耕種這些田地,不然,將被敵人侵佔。”朝廷將這個意見發交給有關的官員討論,過了很久才同意實行,每年收穫粟谷數百萬斛。凡是河東地區,賦稅征派過重百姓負擔不了的,他奏請朝廷作了減免,這樣的事情有十幾件。
出使河東回京以後,適逢保州發生了兵變,因此又任命他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在告別皇上時,仁宗對他說“:到那裡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說什麼,就隨時講吧。”歐陽修回答說:“我做諫官時可以直接論事,現在論事就超過我職務的範圍了,是有罪的。”仁宗說“:只管說好了,不要區別在朝還是在地方。”叛亂被平定以後,大將李昭亮和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歐陽修因此將馮博文逮捕下獄,李昭亮於是恐懼起來,立刻放回所納婦女。兵變發生的當初,對搞叛亂的人以不殺頭來招撫,但他們歸順后又都被殺了,對被迫參加的二千人,分別交給各郡去管。這時富弼做宣撫使,他恐怕這些人以後另生變故,準備下令在同一天殺死他們,他與歐陽修在內黃會見,夜半時,屏退左右的人,告訴了他這個打算。歐陽修聽后說“:禍莫大於殺死已經投降的人,何況他們是脅從者,能夠再殺嗎?你的主意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個郡不願服從,又造成事件,那問題就不小了。”富弼聽后豁然醒悟,立即停止了錯誤的決定。
正當這個時候,杜衍等人因被誣陷私結朋黨而相繼罷去,歐陽修慨然上疏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曉他們有治國的賢能,而沒有聽過他們有什麼應當被罷免的罪行。自古以來,小人讒害忠良的賢臣,其借口並不深奧。要大批地陷害賢良的人,只不過指責為朋黨就夠了;要想動搖大臣,必須誣衊他們專權。這是什麼原因呢?排擠掉一位賢人,而大多數賢人還在朝中,這還沒有達到小人排斥異己的目的;如果要把他們都除掉,而賢人又少有過失,難以一一去搜求他們的瑕疵,唯有指責他們為朋黨,則可以一下子把他們都趕下台。至於朝中重臣,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寵信,則難以用其他的事由動搖他,只有專權是君主所最忌諱的,必須用這種說法,才可以打倒他。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惡者之大忌;謀臣置而不用,乃是敵人的福份啊。現在這四個人一旦被罷除,而讓在朝姦邪之徒彈冠相慶,四鄰蠻夷之敵振臂喝彩,臣下我真為朝廷感到惋惜呀。”從此姦邪之徒更加忌恨歐陽修,並借歐陽修喪父的外甥女張氏犯罪下獄之事羅織他的罪狀,致使他降職為知制誥、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遷揚州、潁州。恢復龍圖閣直學士官職,兼南京留守司事,因其母親去世歸還家中。為母親服喪期滿,奉召擔任流內銓,當時在外地長達十一年。皇上見他頭髮都白了,對他非常關心,撫慰有加。小人皆恐懼歐陽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偽造他的奏章,請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謀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們聯合起來陷害歐陽修,出歐陽修為同州知州,皇上聽取了吳充的意見后才取消了這一道命令。升遷翰林學士,讓他修撰《唐書》。奉命出使契丹,契丹王命四個顯貴臣子主持宴會,說:“這樣做不是常例,是因為你特別有名氣才如此的。”
主持嘉祐二年(1057)禮部進士的考試。當時士子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號稱“太學體”,歐陽修對那些險怪奇澀的文字,堅決加以排斥,凡是像這樣的都不予錄取。錄取之事完結后,過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歡自我標榜的人等歐陽修一出現,就聚在他的馬前起鬨,巡街的士兵都無法制止;但是考場的文風,也從此大為改變了。
加領龍圖閣學士、任開封府知府,接續包拯的嚴厲治政之後,歐陽修採取簡易實際、順應常理的做法,不求赫赫的聲威,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過了十個月,改任群牧使。《新唐書》撰修完成後,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在翰林院八年,知無不言。黃河衝破商胡地區的堤岸造成了危害,北京留守賈昌朝打算開掘舊日的橫壟河道,使河水回頭向東流去。而李仲昌又提出不同看法,主張將河水導引入六塔河。主持計劃的人不知按哪個意見為妥,無所適從。對此歐陽修認為:“黃河的水嚴重渾濁,泥沙淤積是自然的事,下游既然淤積而造成阻滯,上游必然發生堤岸潰決。以近年來事實的檢驗,黃河決口不是經過努力不能堵塞的,故道不是經過努力不能復通的,只是這種局面不能保持長久罷了。開通橫壟故道的工程相當浩大而難以完成,即使完成了還會再一次決口。六塔河河床狹小,而以全部黃河灌注,那濱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據此,不如按河水流向,增設堅固的堤岸加以嚴防,疏通它的下游,直使河水流進海里,這樣做,就會帶來數十年的好處了。”宰相陳執中支持賈昌朝的意見,文彥博傾向李仲昌的意見,以致黃河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終於使河北造成了水災。
御史台和諫院上奏彈劾陳執中過於兇狠剛愎,而陳執中仍然拖延不下台。歐陽修上疏,以為“陛下拒納忠善之言,庇護愚蠢丞相,這樣有損於皇上的聖德”。不久,陳執中被罷免了。狄青擔任樞密使,很有威名,值皇上有病,有關狄青的謠言紛紛四起;歐陽修請求將自己調到地方上去任職,以保終身,於是被罷為陳州知州。歐陽修曾借發生水災的事上疏說“:陛下治國已三十四年,而還沒有立太子。過去漢文帝剛即位,就根據群臣的意見選立了太子,而在帝位很久,被稱為漢太宗。唐明宗不喜別人談立太子的事,又不肯早一點定奪,以致發生秦王之亂,國家被傾覆。陛下有什麼感到疑慮而久久不做出決定呢?”後來封立英宗,就是源於此時。
嘉祐五年(1060),拜為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歐陽修在樞密院,與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國的軍隊數量以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駐守軍隊的多少、地理方位的遠近,重新繪製軍事地圖與士兵名冊。凡是邊境長久缺少軍隊的,必須要檢查補齊。他在中書省,與韓琦一起同心輔理朝政。凡是有關軍隊、百姓、官吏以及國家財政利益這類關鍵資料,中書所應當了解的,他都彙集起來,列出總的條目,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詢問有關的官員。當時皇太子還沒有確定,他與韓琦等人協商立太子的事,有關的話都記錄在《韓琦傳》之中。宋英宗由於疾病的緣故沒有親自上朝處理政事,由皇太后臨朝聽政,因此,左右親近的人搬弄是非,幾乎使英宗和皇太后之間因嫌疑而產生仇怨。韓琦入朝奏事,太后哭著對他講了其中的緣故。韓琦以英宗生病為理由,進行調解,太后的成見仍然丟不開,歐陽修進言說:“太後事奉仁宗幾十年,仁德之名聞於天下。昔日太后在處理得寵的溫成皇后的事情上都能應付自如;現在母子之間,倒反而不能相容了嗎?”太后的意思稍稍緩和,歐陽修又說:“仁宗在位很久,仁德光輝照耀天下。所以駕崩之後,天下人都擁戴即位的皇上,沒有一個人敢有異議。現在太后是一個婦人,我們則只不過是五六個書生罷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遺願辦,天下誰肯聽從呢?”太后沉默了,很久才打消了原來的意思。
歐陽修平生與別人談論事情,從來都是盡其所言,沒有什麼隱瞞。待到他治理政事時士大夫有什麼請求,則當面說明行還是不行,即使是御史台和諫院的官員論事,他也必定問明是非,由此怨恨誹謗他的人越來越多。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於是詔令有關官員討論該當如何,都說應當稱濮王為皇伯,並改封大國的爵位。歐陽修援引《喪服記》的有關規定認為:“‘過繼給人當嗣子的人,也應該為自己的父母服喪。’減三年的喪服為一年的喪服,而不要更改親生父母的名份,因為服喪期限可以減少而親生父母的名份卻不能更改。如果將親生父親改稱皇伯,這樣做,考查以前歷朝各代,都是無典可依的。進封大國爵位,則又於禮不合。所以中書的意見與大家不一樣。”太后發出手諭,允許英宗稱親,尊稱濮王為皇,三個夫人為後。皇帝下詔謙讓。於是御史呂誨等人就此事詆毀歐陽修,爭論不已,都被貶逐。只有蔣之奇的意見符合歐陽修的意思,歐陽修舉薦他為御史,而大家都視他為姦邪之徒。蔣之奇為此事很擔憂,於是尋思怎樣使自己解脫。歐陽修的內弟薛宗孺因事銜恨歐陽修,因此製造男女關係方面的謠言侮辱他,以達到打倒他的目的。謠言展轉到了中丞彭思永那裡,彭思永告訴了蔣之奇,蔣之奇即上章彈劾歐陽修。宋神宗剛即位,想治歐陽修以重罪。於是就此事詢問曾任宮臣的孫思恭,孫思恭為歐陽修作了辯解開脫,歐陽修閉門不出,請皇上查究此事。宋神宗派人去詰問彭思永、蔣之奇此事的來龍去脈,結果他們理屈辭窮,無言以對,都被貶斥。歐陽修也極力請求斥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亳州知州。次年,遷為兵部尚書、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推辭而不接受,徙任蔡州。
歐陽修以高風亮節嚴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衊,六十歲時,就接連上書請求告老退休,皇上則下詔書對他尊寵有加,不讓他辭官。及任職青州時,又因為請求停止發青苗錢,而遭到王安石的詆毀,所以乞求辭官更加迫切。熙寧五年(1072),去世,追封為太子太師。
歐陽修當初在滁州時,別號醉翁,晚年改號為六一居士。他性格剛強,見義勇為,雖有弓弩陷坑在前,將一觸即發,而他也會奮不顧身。因而前後幾次被放逐流離,但志氣還是如常不衰。在貶職夷陵縣時,沒有什麼排遣,就取出舊日已辦的案卷反覆閱覽,結果發現案中是非顛倒、違法曲斷的錯誤比比皆是,於是他仰天長嘆說:“這麼一個偏遠的小縣,尚且如此,全國就可想而知了。”從此以後,他遇事不敢疏忽不慎。當文人求見歐陽修時,他跟他們談話,從不涉及文章的事,只談論官吏治事的問題。他認為好的文章只在滋益自身的思想,而政事的好壞則關係到群眾的利益。凡他任職的幾個郡,不顯露治理事迹,不追求名聲榮譽,為政寬鬆簡易而不煩擾,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有人問他:“為政寬簡,而事情並不鬆弛失誤,這是什麼原因呢?”他說:“把放縱無度作為寬,把省略必要的東西作為簡,那就使政事敗壞,而且百姓也會受害。我所謂寬者,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簡者,是不做繁碎擾人的事罷了。”歐陽修幼年時失去父親,母親曾經對他說:“你父親做官的時候,常常在夜間點著蠟燭辦理官府公文,多次停下來嘆息。我問他什麼事情,他便說:‘是死刑案子,我想尋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卻沒有找到。’我說‘:生路可以尋求嗎?’他說‘:去尋求生路而得不到,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沒有遺恨了。經常為死囚尋求生路,仍然還有失誤造成不該死的人被處死的,然而世間的官吏卻常為犯人尋找處死的理由呀。’他平日教導別人的子弟,經常用這些話,我都聽熟了呀。”歐陽修聽了這段話,終生照做不忘。
歐陽修的文章,才華橫溢,樸實流暢,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處。在議論上,簡單而明了,實際而通情,善於聯繫事物分析不同問題,闡明深刻的道理,駁斥其錯誤,給人以很強的說服力。他的超然灑脫,文情奔放的風格,別人是無法趕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攜後進者,唯恐不及,得到他賞識、舉薦的人,大多成為天下的名士。曾鞏、王安石、蘇洵以及蘇洵的兒子蘇軾、蘇轍,原來都寂然無聲,不為人所知曉,歐陽修就廣為揄揚他們的聲名,認為他們將來一定會名聞於世。歐陽修對朋友非常忠實,朋友在世時就推薦幫助他們,朋友去世后就儘力保護周濟他們的家庭。
歐陽修喜愛古代文化並酷愛學習,凡是周代、漢朝以來的金石遺文、斷章殘篇,他都盡量收集記錄下來,仔細稽考研究它們的不同之處,在記載下來的金石文字後面,寫上自己的跋語,一一加以確鑿的考證,取名為《集古錄》。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書》的紀、志、表,又獨立寫成了《五代史記》,筆法嚴謹而文字簡練,大多繼承了《春秋》筆法。蘇軾為歐陽修文集作序說:“論說道理與韓愈相似,議論政事與陸贄相似,記敘事情與司馬遷相似,詩詞歌賦與李白相似。”有見識的人認為這番評論是很有見地的。

歐陽修簡介


歐陽修畫像
歐陽修畫像
歐陽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卓越的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謚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後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被世人稱為“唐宋八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