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經畲

年輕時在漢經營百貨業，積極提倡國貨，拒進外貨，並在南京、漢口興辦和參加許多慈善和教育事業，1933年任漢口市商會主席，抗戰初期任漢口抗敵後援會副會長，連任國民參政會第一、二屆參政員。武漢解放前夕，參與漢口市人民和平促進會及武漢市民臨時救濟委員會工作，迎接解放。1949年9月以華中解放區的代表赴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解放后，在帶領武漢工商界團結愛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和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及貫徹民族政策方面作出許多卓有成效的貢獻。

1880年2月16日生於南京。

陳經畲一生經歷了清朝、民國，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度過最後的18年。他一生奮鬥，為興辦工商事業歷盡艱辛。發展規模雖不算大，但從為謀生計到萌發民族思想到“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宣傳、貫徹執行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和黨的民族政策方面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貢獻”（悼詞）。他走過的道路，是典型的有覺悟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道路。更值得紀念的是，他在發展工商業的同時，還十分熱心社會福利事業。他不是在功成名就之後，而是在剛剛向成功之路起步之時，就著手實施為社會謀福利的宏願。他深知兒童是民族的未來，深知教育對振興民族和國家的重要性，所以特別重視孤苦兒童的福利事業。他所創辦的漢口孤兒院、南京孤兒院和秋潭助學金，培育了大量有用之才。

不斷追求進步的愛國工商業者

陳經畲家庭貧苦，父兄均以織緞為生。晚清末年，手工織緞競爭不過機織的布疋綢緞，織緞業日益衰落。陳經畲出生時，正是家境最困難的時候。在私塾讀了幾年書後，1898年到一家錢米店當學徒。

1901年，經同鄉提攜，陳經畲隻身到漢口當店員，尋求謀生之道。1905年，同鄉、同族馬棣臣出面集資，開設“義順成鞋帽百貨店”。陳經畲由股東資助入股，被聘為經理。

漢口是九省通衢，各方彙集，商業之間，競爭異常激烈。據他的同時代人士回憶，他在事業上成功不是偶然的。他辦事重信譽。他創辦的事業不多，規模不大，但信用卓著，得到武漢市各方面的信任。他的另一特點是特別重視質量。在“義順成鞋帽百貨店”時代，他從自製布鞋入手，創造名牌產品，精選用料，式樣標新。“漢昌皂燭廠”生產的肥皂，他親自規定配料標準，即使在經營最困難的時期，也從不許降低標準。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全國人民掀起抗日救國高潮和抵制日貨運動，這一切觸發了他的民族意識，感到自己對民族的責任。他毅然甘冒損失，將義順成百貨店改為國貨店，不再經銷進口貨。他還認為要救國光靠經商不行，還得辦工業，而且要搞現代工業。他逐步將商業資本轉移到工業中來。他從上海訂購一套製造肥皂的設備，從德國訂購一套從肥皂廢液中提純甘油的設備，重金聘請富有經驗的技術人員負責技術工作，準備將作坊式的漢昌皂燭廠改造為機械化、現代化的制皂工廠。與此同時，他投資搞桐油出口事業，因此又創建義順泰桐油行。

1933年，他當選為漢口總商會會長。

1937年抗戰爆發前，製造肥皂設備已建成開工，從德國訂購的甘油設備尚未到貨。1938年武漢淪陷前夕，他毅然將義順成國貨店和義順泰桐油行關閉。漢昌肥皂厂部分設備遷到重慶，1940年被日機炸毀，部分設備拆存於漢口英租界倉庫，也於1944年毀於飛機轟炸。甘油設備於1939年運抵上梅。高純度的甘油是製造炸藥的原料，日寇當然不會放過，通過日商來淡判，要求合作，陳經畲嚴詞拒絕，最後還是被日寇劫去。至此，所有事業全部停頓，損失十分巨大。

1940年陳經畲以文化、經濟團體代表的身份，被國民黨政府聘為第一、二屆國民參政員。1941年在重慶參加參政會會議后，返回上海租界住地。9月被日憲兵隊和汪偽特務逮捕，扣押一個多月。在押期間，日偽威脅利誘，要求合作，陳經畲不為所動，保持了民族氣節。敵偽無奈，勒索一筆巨款后釋出。

1943年，陳經畲以六旬高齡，獨自一人，通過敵人封鎖線，跋涉數千里返渝。見上下競發國難財，義憤之餘，對國家前途感到渺茫，在重慶獨自隱居。1945年抗戰勝利，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同意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陳經畲為之鼓舞，偕長子元直、次子隆恕東歸復業。他對元直說：“抗戰勝利了，和平建國有望，我要實現實業救國的夙願。”

1946年4月，漢昌肥皂廠、義順成百貨店和義順泰油行復業。全部復業資本，包括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共僅法幣4億元，摺合戰前幣值9萬餘元，僅及1938年“漢昌”一家資本額 30萬元的三分之一，可見戰時損失之慘重。

1946年11月，“漢昌”投入機械化生產。

其後內戰深入，市場萎縮，通貨膨脹，物價騰漲，企業資金周轉十分困難。直至1949年，國民黨當局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總崩潰，民族工商業已奄奄一息，不少廠店倒閉，“漢昌”也瀕臨絕境。陳元直回憶當時情況說：“武漢再遲些時解放，等待他的只有破產的一途。”

蕩蕩胸懷的慈善家、教育家

陳經畲不僅是有成就的工商業者，而且創辦不少慈善事業和教育事業，舉其較大者有：

1912年，創辦“秋潭助學金”，資助優秀貧寒學生上中學，直至大學。

1914年，創辦“南京北城送診所”。

1924年與至友楊叔平合力創辦“南京適道小學”，獎助貧寒優秀子弟。1932年擴大為“南京和平門清真寺小學”。

1931年武漢遭受特大水災，他擔任湖北省水災急賑救濟會副會長。大水過後，發起創辦漢口孤兒院。

1932年，發起創辦“漢口江蘇小學”，自任校長。

1934年，陳與楊叔平合力建成“南京孤兒院”。

歷經戰亂，資料喪失，但僅就近年搜集到的，也可約略窺見陳之為人。

關於南京北城送診所的創辦經過，南京伊斯蘭教協會楊為仁同志發掘出可貴資料，摘錄於下：

1914年南京疫癘蔓延，貧苦民眾求醫無力，呼籲無門。當時旅居漢口的南京回族工商界人士陳經畲先生等得悉此情，對故鄉疾苦，關懷更切，及時募籌款項，擬在南京開辦施診給葯所，以救一時之急。在南京回教聯合會的支持下，於這年夏創立了南京北城臨時送診施藥所。於1914年6月20日開診，9月20日結束。以後又繼續辦了幾年。后擴大組織，取消“臨時”二字，更名為金陵北城送診所，每年送診近1.6萬號。1932年改為常年送診，一年共送診近7萬號。

當時，陳經畲年僅34歲，經營事業剛剛起步，就對下層民眾的疾苦十分關心，這大概與他出身貧苦有關。

1915年，他參觀漢口一所慈善育嬰堂以後，發宏願要將家財首先用在窮苦孩子身上。同年，他捐銀1萬兩，又得到股東們的同意，從“義順成”贏利中拿出銀1千兩，設立“預憫堂”專戶存放。以後每年存入。到1931年已有存款6萬元左右。這是他以後興辦兒童福利事業的經濟基礎。

他在江寧縣附近陸續購置田產近600畝，所得收益均存入“預憫堂”帳戶。南京孤兒院成立后，“預憫堂”存款和田產全部捐給南京孤兒院基金會，作為孤兒院經費來源。

1931年，湖北省大水，漢口市內水深數尺，人民財產受到很大損失。他的工廠商店自然也受損失。但他略作安排后，毅然出任湖北省水災急賑救濟會副會長。他拿出大部分時間從事救濟工作。水災過後，又擔任湖北省水災善後救濟會副會長，竭盡心力。這是他第一次從事大規模的社會工作，從而在漢口工商界樹立了聲望。

武漢大水退後，大部分災民返回家鄉，但也有許多無家可歸的孤兒，流落街頭。不僅生活無著落，而且失去受教育的機會。陳經畲率先倡議成立一個永久性機構，收容這批孤兒。這個倡議得到漢口工商界名流賀衡夫、黃文植、蘇汰餘等人贊同，募集捐款10萬元，成立漢口孤兒院，陳經畲任院長。他認為要讓孤兒受教育，要學習一些技術，以便成人後能自立於社會。聘清畢業於南京兩江師範學校的李嘉禾先生為院務主任，負責孤兒的教育。

1937年抗戰開始，日機轟炸武漢。孤兒中在武漢有親友的疏散了一部分，其餘無法疏散的約150餘人，轉到萬縣兒童教養院。

抗戰勝利后，漢口孤兒院在原址恢復，陳經畲仍擔任院長，另設校長一職，聘請對兒童教育事業有經驗的朱涵珠擔任。陳經畲進一步看到，辦孤兒脘不僅僅給孤兒以謀生自立的機會，更重要的要從中培育人才。孤兒院只辦小學。孤兒從小學畢業后，如能考取中學，則從秋潭助學金中補助，直到大學畢業。

武漢解放以後，漢口孤兒院繼續開辦，直到1955年由武漢市民政局接辦。20餘年中，學生逾千人，許多學生畢業后成為各條戰線的骨幹。

陳經畲總覺得為哺育自己成人的父母之鄉報效太少，他曾發宏願要將大部分家財用於家鄉窮苦孩子身上。1931年，“預憫堂”已有存款 6萬餘元，還有幾百畝田地的收入，他認為經濟條件已經具備，但還要訪尋一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來實現他的宏願。

楊叔平先生是陳經畲的至友，又是同民族、同鄉、同事，對陳經畲的志願堅決支持。他不僅捐出巨款作為籌辦費，而且表示願放棄自己一切事業，到故鄉籌辦一所慈幼機構。1931年，他們兩人到江蘇、北京、天津、山東等地參觀考察，歸來后，決定在南京創辦一所養教結構、培育人才的慈幼機構，取名南京孤兒院。

他們兩人均幼年失學，對辦教育均不在行，但是他們向教育專家請教，爭取專家的同情與支持。生活教育的倡導者陶行知先生所辦的曉庄師範，現南京孤兒院緊鄰，楊叔平經常去求教，陶先生還在人力上給予支援，介紹教師去任教。李清悚先生也是當時有見解的著名教育家，任南京市立一中校長。他參加院董事會任董事，經常給予具體指導。他們還聘請教育內行參加孤兒院的教育工作，一方面信任他們，放手讓他們工作，另一方面嚴格要求，要求教職員有熱愛孤兒的心懷。強調師生一體，親如家人。重在身教，陶冶品德。

經過十幾年的細緻準備工作，經濟方面、人員方面、外援方面都建立了一定基礎。所以從 1932年6月開始購地建屋，1934年6月就全部落成。至此，陳經畲完成他生平最大夙願。

南京孤兒院和漢口孤兒院的成長壯大，陳經畲傾注了畢生心力。這兩個孤兒院的學生，陳也視如自己的子弟。每年中秋，從漢口定製月餅運到南京，使孤兒在佳節晚會時共享大家庭團圓的溫暖。院生畢業后，院方介紹工作；考取中學、大學，資助深造；以後生活、工作有困難，乃至政治上受迫害，無不隨時幫助。如南京孤兒院院生孫道章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大學停發公費，陳經畲即去信：“只要你懂得真正做人，行得正，做得對，即使取消公費，我也接濟你完成學業”。孫后被通緝，楊叔平又通過院董和院友多方掩護，使之脫險去滬。陳經畲也即去信和匯款，叫孫到武漢找他。后孫在抗美援朝中立功，特將喜報寄給老院長。後任新華社國際部編輯、駐印尼等國分社記者。諸如此類例證還多。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本軍國主義的炮火，激發他的民族意識。南京大屠殺的消息，千百萬孑遺難民的顛沛流離，使他大為震動。他看到民族的苦難，一方面為他的企業和寧、漢孤兒院做好善後工作；另一方面，他投身到難民救濟工作中去。他以漢口總商會會長和江蘇旅漢同鄉會會長的身份，成立扛蘇難民救濟委員會。當時漢口總商會會同各省旅漢同鄉會組成難民救濟委員會，以江蘇難民救濟委員會成立最早。規模最大，其下設八個收容所。正值冬季，難民歷盡千辛萬苦，九死一生，來到武漢，衣食俱缺，收容所供給食宿，酌發衣被。在此期間，陳經畲幾乎傾注全部精力，上午進行社會籌款活動，下午在救濟委員會辦公或巡視收容所。收容所至1938年6月結束，流動人口逾萬人。

當時他還擔任了漢口各界抗敵後援會副會長。

走上社會主義大道

1948年秋，陳經畲正在彷徨無主之際，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通過各種渠道送去《新民主主義論》、《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等黨的文件。他仔細閱讀，對黨的政策逐步有所了解。

1948年冬，漢口孤兒院教師、地下黨員林允中被捕，陳經畲通過上層渠道積極營救。聽孤兒院校長朱涵珠說需要金條現洋賄贖，他一口答應：“我向會計打個招呼，憑你的條子去拿，要多少拿多少，無須我簽字”。后營救無效，林終犧牲。

武漢解放前夕，一些工商界上層人士去滬或去港。他函復友人：“這是國共之間的戰爭，是中國人自己的事，無須去港”。他對人說：“別人要走，我決不走”。

此時地下黨由趙忍安與他聯繫。他和張難先、李書城、喻育之等各界上層人士，組織了武漢和平促進會，后演變為武漢市臨時救濟委員會和武漢市治安委員會，他任該會財務組長，會同副組長華煜卿、趙厚甫等多籌措，向反動軍警致送“酬勞費”，以換取他們撤退時不破壞市政設施和工廠。在維持真空時期治安及迎接解放等工怍中，作出了貢獻。

武漢地下黨工作委員會書記曾惇在回憶解放前夕的地下鬥爭時說：“李書城、陳經畲、朱裕璧等社會知名人士曾為掩護我們出過很大力，甚至擔了不少風險，他們對黨的事業是有貢獻的，我們永遠不會也不該忘記他們。”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

黨和人民對陳經畲委以重任。1949年9月，他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參加了《共同綱領》的制定，還先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財經委員會委員、武漢市副市長、武漢市工商聯主委、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南政法委員會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一至三屆中央委員、中南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一至三屆代表和常委、全國政協一至四屆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委、民建武漢市委會副主委、湖北省工商聯主委、湖北省政協副主席、湖北省副省長等職。

他任武漢市副市長后，曾函楊叔平：“這樣的厚遇，真是出乎意料。”他努力學習，積極工作。這時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主要是主持市工商聯的工作。

武漢剛解放，陳經畲即親率訪問團去滬，動員工商界上層人士回漢主持企業。繼之協助政府穩定市場，平抑物價。以後一方面組織工商界學習《共同綱領》和政策法令，鼓勵他們在服從國營經濟和工人階級領導下，改革經營方針和管理制度，積極從事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經營；另一方面，也向政府反映工商界在公私關係和勞資關係等各方面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此外，在動員工商界投入各項運動、完成稅收、推銷公債等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

1953年，國家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執行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陳經畲1955年擔任湖北省工商聯主委。省、市工商聯為配合政府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了大量的工作。

漢昌廠解放后得到政府扶持，能生產肥皂、甘油和牙膏，年年盈利。他深感只有黨的領導，才能更好地發展，於是於1954年申請公私合營，但未批准。他“想不通”，說個人資本“過去總以為是自己克勤克儉掙來的，解放后才弄懂原來是剝削來的。這筆錢拿在手裡，真是如坐針氈，早交出一天，早安心一天”。

1955年，政府批准漢昌廠公私合營，后改建為“武漢化工原料廠”，生產多種現代化工原料，遠銷國內外。解放前他“實業救國”，發展化工的願望，解放后才實現，他十分欣慰。

頭3年定息，他考慮影響，不得不頂，但領后專戶存銀行不用。以後乾脆不領。1957年他將股票等等全部獻出，未接受，1966年再次獻出，終於如願。

1967年5月29日，陳經畲因肺癌不治去世，終年87歲，葬於扁擔山公墓。1988年3月，遷葬於武昌九峰山回民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