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順第二中學校
旅順第二中學校
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旅順太陽溝地區有殖民當局開辦的尋常小學,普通中學,師範學校,警察學校,高等學校,工科大學等。其中旅順第二中學校是日本殖民當局在關東州建立的唯一的一所中國男子學校。這所學校具有反帝愛國,抵制奴化教育的光榮傳統。
所謂高公,即旅順第二中學。1924年由日本人創建,將旅順中學校的中國人班分出來,成立旅順第二中學。學制五年。這是日本在“關東州”建立的唯一一所中國人男子普通中學。 1921年,日本殖民當局在這裡籌建校舍。1924年4月校舍竣工,命名為“旅順第二中學校”。 1942年之前學制都是5年,1942年之後改為4年。 1932年,“旅順第二中學校”與“旅順師範學堂”合併成立“旅順高等公學校”。分為“中學部”和“師範部”,原校舍均不變。 1944年,高公中學部改為旅順男子高等公學校,高公師範部改為旅順師範公學校。 1945年,旅順高等公學校解散。蘇聯紅軍接管了高公中學部校舍,在此創辦了蘇軍子弟學校。1955年,解放軍接防后,校舍改為部隊營房 中學部招收高等公學堂畢業生的中國男學生,招生考試競爭激烈。當年旅順高等公學堂的應屆畢業生,只有分數排在年級前5名的學生才有資格報考。每年整個關東州上千名考生,只錄取90人。而與之在同一條大街上,相距不足300米的 “旅順中學校”,又名“日本男子學校”。只要是南滿鐵路沿線的日本人,經濟條件允許就可以讀書。這裡我們不難看出,日本統治時期,在教育上重視日本人,歧視中國人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 高公宿舍平均每年有住宿生320多人,走讀生僅有80多人。高公曆屆畢業生約1600人,未畢業生400餘人。“五卅”慘案發生后,高公學生上街遊行,曾遭到日本警察的鎮壓。高公有許多去關內流亡的學生,就是為了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而不做日本的“州民”或“滿人”,更不做日本天皇的“御民”。由於高公是日本開辦的學校,中國學生私下裡堅決不說日語,不唱日本軍歌,只唱學校歷屆傳下來的《應援歌》、《行軍歌》以及《滿江紅》、《松花江上》、《蘇武牧羊》等。在這座由殖民者辦的壁壘堅固的校園裡,旅順高公學生譜寫過自己的青春之歌,即使在日本殖民當局的高壓之下,這一群跳動著中國心的青年學生仍堅守民族氣節,發生過許多感人的故事。
它坐落在今旅順口區斯大林路西段2號,建於1902年,建築面積3488平方米。這是一組別緻的俄羅斯風格的小建築群。主體為兩層洋樓,中間局部三層,四周卻是獨立式平房。 該樓原為沙俄旅順陸軍醫院。日本侵佔之後,自1924年至1945年為旅順高公宿舍。
旅順第二中學校
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發生於上海,對此商人舉行罷市,學生停學罷課。一致對外聲討帝國主義罪行,對內反抗封建勢力壓制,遂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當時旅順工大、旅順二中聯合起來,不顧校方勸阻疏導,強行舉行遊行示威。遊行隊伍途徑關東廳、東洋橋、市役所、抵達上溝商民兩會會址。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引起了市民同情和支持,紛紛走上街頭。統治當局出動大批軍警進行鎮壓。嗣後,學生們不顧校方訓誡,拒接悔改,返鄉罷課,以示抗議。最後統治當局與校方,不得不委派各地區警務部門與學校教官們,逐戶勸導家長與學生,要求早日返校複課。一場轟轟烈烈地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到此宣告結束。為此,幾個組織者,被剝開除學籍。 1941年6月,旅順高等公學校中學部的四年級學生,因不滿學校壓榨和迫害,舉行罷課。日本偷襲了珍珠港之後,為適應所謂“大東亞聖戰”的需要,對學生實施法西斯教育。他們對學生進行政治迫害,生活剋扣,學生用罷課的方式作鬥爭。日本警察署出動警察監視罷課學生的行蹤。這次罷課迫使日本殖民當局將校長村井榮藏撤職。 日本殖民者為了表示效忠天皇和悼念前方戰死的將士,經常強迫學生在校內外舉行“東方遙拜”、“默禱等儀式”。學生心裡都明白:“東方遙拜”就是東方要敗。每逢日本教師喝令遙拜和默哀時,學生就不約而同地發出長長的鼻音:嗯——以示反抗。氣得日本教師哇啦哇啦罵個不停。因為這種發音辦法不把耳朵放在鼻子旁邊根本無法判斷聲音是誰發出來的。這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失一種好的鬥爭方式。起初也有的學生挺著脖子不低頭默禱或低頭不到位的,等待他們就是體罰。有的學生在關東神宮工地不向日本遙拜,憲兵就用刀庫砍傷學生。這種“拉鼻音”的鬥爭方式也是被逼迫的。
在走訪1941年在旅順高公中學部讀書的學生得知,日本老師大都有狹隘的民族偏見和大和民族的優越感,打罵中國學生是家常便飯,校長倉本也動輒扇學生耳光。今年86歲的離休的老教師田榮堯清楚地記得,1943年,在旅順關東神宮工地勞動,因為他們班學生“消極怠工”,校長倉本命令學生對面站齊,互相扇臉蛋,遭到學生堅決抵制。氣急敗壞的倉本就甩開膀子每個學生扇兩個耳光子。日本教師中也有好的,從不打罵學生,關心愛護中國學生,英語老師櫻井武男就是其中的一個,學生們懷念櫻井武男老師就像魯迅先生懷念藤野嚴九郎先生一樣。 櫻井老師從小是在苦水裡泡大的,生活道路非常坎坷。他的父親櫻井忠溫,曾參加日俄戰爭,在攻擊旅順的戰役中負傷。他用左手寫出了17萬字的《肉彈》一書,被譯成16國文字,廣為流傳。書中批判軍國主義,流露出人道主義精神,因此受到當局的特別“關照”。母親生下他就去世了,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他一生不知道母親長得什麼樣。不久,他父親再婚,他有父親的朋友輪流撫養。9歲時,獨自一人去松山市很遠的繼母的農村裡去生活。邊勞動邊讀書,在別人的冷眼和歧視下艱難度日。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秀。中學畢業后考入東京青山學院英文科。畢業后又通過大學英語教員國家考試。1930年來旅順博物館任英語翻譯。1939年他到旅順高公任英語教員。 櫻井武男老師性格沉靜,好像經常都在思索什麼。他英語詞典不離手,有時走路也在背字典,他這種刻苦治學的精神,深深地感染著學生。他教英語課,講完課本知識,親自動手刻蠟板印教材,從世界名著《天方夜談》選出一些文章作補充教材,這樣既有故事情節,又學習了語法知識。 櫻井老師為人正直,態度和藹,從不打罵學生。這在日本教師中是很少見的。學生們至今還記得他訓話和表情,他每講幾句就要眨眨眼睛,聲音既細又底,每句話都是深思熟慮的。他說:“你們在上千名的考生中被錄取入學了,應該說都是一些優秀的學生,要十分珍惜這個學習機會。但要真正學到一些知識,不下功夫,沒有恆心和毅力是辦不到的。此外,還要鍛煉身體、、、、、、。” 1944年太平洋戰爭後期,學校基本上停課勞動,同學們被強迫參加“勤勞奉仕”(義務勞動)。櫻井老師對停課勞動不滿,認為這樣做耽誤課程進度,影響教學成績。有一次去土城子參加修飛機場勞動。學生們頂著三伏天的火辣辣的太陽,一天要干十幾個小時,吃的是橡子面窩窩頭,喝的是鹽鹼水。學生們採用破壞勞動工具的辦法發泄不滿,反抗虐待。而在同一個工地上勞動的“旅順中學校”的日本學生卻吃大米,白面,干輕快活,有的還經常向中國學生挑鬥。有一天晚上,日本學生又來挑釁,中國學生決定向他們反擊,雙方扔石頭瓦塊就打了起來。有個叫金德敏的,膀大腰粗很有力氣,在“戰鬥”是主力隊員。日本憲兵抓捕他時,一刀沒劈著,跳窗逃走。事後,有的被勒令退學了,有被學校開除了,也有的被憲兵隊抓去,唯有金德敏下落不明。多年後,大家才知道,是櫻井老師救了他。原來在和日本學生打鬥時,他的學生證被日本學生搶去了,日本學生告到憲兵隊,憲兵就要來抓人。櫻井老師知道后,連夜通知金德敏同學,讓他立即逃離旅大。他同情愛護被奴役的中國學生,凡是有學生“鬧事”,日本憲兵隊來校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櫻井老師緘默不語,而後冒著生命的危險,及時地將一些緊急情況偷偷告訴有關同學,讓他們趕快逃走。先後共有數名學生在他的關懷援救下逃離了虎口。1994年5月30日,原旅順高公中學部舉行建校70周年聯誼會,籌備聯誼會邀請櫻井先生參加集會,因年事已高,未能成行。87歲高齡櫻井老先生寄來一封信,信中還回憶他當年冒著受極刑的危險救助中國學生逃離虎口的事情,信中寫道:那都是關乎學生生命攸關的大事,我作為一個教師,保護自己的學生就像保護自己孩子一樣,是天經地義的。多麼質樸的話語,多麼正直善良毫無民族偏見的老師啊! 中國奧運第一人劉長春的母校 旅順第二中學校(旅順高公中學部)的學生,因為學習成績優秀,很多人都考入高等院校。後來,有的成為專家學者,有的投身革命犧牲在抗戰前線,有的擔任駐外大使,也有的參加革命工作擔任部級領導。令人值得驕傲的是,中國奧運第一人劉長春1925年就讀於旅順第二中學校,1928年特招進入東北大學。他是一位短跑奇才。30年代,張學良將軍培養他代表中國參加第10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偽滿洲國也要讓他做代表,卻被劉長春嚴詞拒絕了,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不能代表“滿洲國”。他代表中國乘船漂洋過海,輾轉到了在美國洛杉磯,由於旅途疲勞,他的成績10秒7,未被錄取。但是他第一次在奧運會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來了。劉長春在沙河口中心小學讀書的學校改為劉長春小學。在旅順第二中學校讀書卻鮮為人知。1929年劉長春就讀的東北大學設有劉長春體育館和塑像,東北大學畢業后在大連理工大學工作30餘載,學校建有劉長春體育館和半身塑像。而在旅順第二中學校(旅順高公中學部)沒有留下一點標誌性的東西。究其原因,毫不奇怪,日本殖民當局不可能在校園裡為愛國學生塑像。加之1945年蘇軍在此辦學和1955年後這裡不再辦學有著直接關係。如果這裡現在這裡還是學校,那至少可以看到奧運第一人劉長春的塑像。 面對有著愛國反帝光榮傳統的學校,面對即將逝去的老校舍,寫下以上文字和留下幾副照片,為後人留下一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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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旅順第二中學校(中國男子學校)校舍和部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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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1940年住宿生全體合影(學生寢室斯大林路1號)
董秋農(1910-1939) 原名董萬豐 1945年6月17日,毛主席、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和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人士在延安隆重召開“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董秋農是被追悼的革命烈士之一。 日本反戰同盟領導人森健曾回憶道:“1944年11月15日該盟在延安召開大會時“首先向對日軍工作中光榮犧牲的(日、中、朝方)同志默哀”。其中所列名單的頭一位,就是董秋農同志。董秋農的名字分別載入黨和軍隊的名錄中。 出生於金縣二十里堡韓家村(今大連市保稅區)。少年時曾在二十里堡私立小學、南金書院讀書;1926年於旅順第二中學校就讀。中學時代,他經常問道:“大連是我們中國的地方,為何日本人來統治?”“家鄉的父老鄉親們,為何過著牛馬不如的貧窮生活?”“中國人和中國學生總是受日本憲兵的監視和壓迫?”在青年時代,憂國憂民,反抗壓迫,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愛國主義思想在他的頭腦里深深的紮下根來。1928年在旅順二中讀書時,為反對日本統治,他組織同學教訓欺壓中國學生的日本校役; 1929年,為了抗議校方隨便開除中國學生等暴行,董萬豐再次組織領導學生罷課,他堅持把鬥爭進行到底,拒不響應校方的“返校複課”勸說,繼而被迫轉學"北平弘達中學"(今北京二龍路中學)學習。1933年懷著“科學救國,經濟救國”的理想,考入日本神戶商業大學經濟系。留學期間,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積極參加愛國進步活動,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有了理性認識。 1937年1月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商學士”學位畢業,但放棄了校方分配,毅然回到家鄉。擺在他面前的出路何在?走向何方?當時,東北三省淪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手,憑董萬豐的學歷和一口流利的日語,只要願意出賣靈魂,甘心做亡國奴,是不難謀個一官半職,飛黃騰達的。然而,當他回到家鄉后,看到家鄉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統治下,人民依然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這位憂國憂民的熱血男兒,決心尋找一條救國救民的光明之路。光明在哪裡?在中國的大西北。延安的紅星,照亮了黑暗的中國大地,召喚著董萬豐追求真理的心。董萬豐畢業回來只在其二姐董萬青家小住3天後,便在二姐的支持和資助下,帶著二姐給他的50元日本票和一床新的俄國毛毯,瞞著年邁的父母,毅然絕別了相識多年的熱戀女友秘密出走,矢志不移地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1937年3月,當董秋農千辛萬苦地來到了山西太原時,他已身無分文,無法再繼續前進。於是,他就寄身山西省太原西北實業公司當僱員,邊工作邊等待時機去延安。 西北實業公司是山西“土皇帝”閻錫山官辦的。經營煤礦和工廠,實力還算雄厚,待遇也不錯,每月100多元山西票子,並和旅順二中的同窗學友張有萱兩人合租一座五間正房的小院,還雇了一位廚師。但是,仰人鼻息做一個公司僱員,混進於小市民中間,過渾渾噩噩的生活,不是董萬豐的願望。他的心裡始終牽掛著淪落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東北父老鄉親,他不願這樣碌碌無為的生活,他把這裡只作為暫時的棲身之所。董萬豐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他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參加八路軍把日寇逐出中國,才能拯救故鄉的土地和人民。他經常給好友張有萱講有關共產黨的事,經常帶他到太原街頭去聽八路軍幹部講演,看抗戰文藝演出。每當看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街頭演出,聽到《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時,他們都禁不住熱淚盈眶。董萬豐對張有萱說:“西北實業公司雖是棲身之地,但決非久留之地。他們不能忘記東北大好河山還在敵人手裡!不能忘記故鄉旅大的父老同胞! ” “三找八路”,踏上革命征途 “七·七”事變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董萬豐義無反顧,下定決心投筆從戎,參加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於是,他帶著同窗好友張有萱去找八路軍,也便有了三找八路軍的感人事迹。 第一次,董萬豐2人去聽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主任彭雪楓同志的講演。講演之後,他求見彭雪楓同志,提出參加八路軍的要求。彭雪楓同志要我們去找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但辦事處卻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董萬豐沒有因受到挫折而灰心,還要繼續要求參加八路軍。為了活動方便,他們2人暫時離開西北實業公司,住到一個旅店裡,不上班,也沒有請假。他們2人再次找到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要求參加八路軍。這次見到了南漢宸同志,當聽說2人是旅大人,東北籍的大學生,就建議他們先參加太原的東北救亡總會。對他們參加八路軍的要求,還是婉言拒絕。 沒想到參加八路軍還這樣難。但是,雖然一再被拒絕,董萬豐的決心沒有動搖,反而更加堅定。同時他理解,在當時非常時期,象他們這樣出自日本官辦大學里的畢業生,西裝革履的打扮,冒冒失失地要求參加八路軍是難免引起疑慮的。於是,他把分頭長發剪成光頭,脫掉西裝革履,換一身粗衣布鞋,又第三次一起走進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見到南漢宸同志后董萬豐慷慨陳詞,訴說了他們追求真理的艱難曲折的經歷和為民族解放事業獻身的決心,並表明,自己雖是日本留學生,但個人是東北淪陷區青年,身受日寇迫害,心向抗日的共產黨,千辛萬苦來到太原,目的就是參加八路軍打日寇。“你們為什麼一再不接收。難道一個青年留學日本,就是漢奸賣國賊嗎?”他說到這裡痛哭不止。 南漢宸被董秋農的情真意切,聲淚俱下的陳詞感動了,也相信了2人的陳述,立即向正在太原的周恩來副主席請示。周恩來副主席當即批准他們2人入伍並給他們開具了去中國共產黨抗日前線的第一個軍事指揮中心——山西五台縣河頭鎮南茹村的介紹信。他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董萬豐入伍后,組織上根據董萬豐2人學業專長,分配到八路軍總部敵工部從事搜集、翻譯日文資料工作,出於工作需要,改名為董秋農。古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董萬豐一旦找到真理,走上革命道路,就以忘我的精神拚命的工作,不管工作條件怎樣艱苦,他都是愉快地完成任務。他對工作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夜以繼日,將搜集和查閱的大量日文資料,及時準確地翻譯出來,並加以個人留學日本的經歷,做出判斷,為總部領導研究分析敵情、指揮作戰部署起到非常重要的參考作用。著名的“平型關大捷”所獲的日文情報和資料的翻譯,就有董秋農等的功勞。為了瓦解敵軍士氣,他嘔心瀝血,細心推敲,編寫了大量針對日軍的宣傳品。還經常親自刻版、印刷、散發和張貼傳單。行軍時,他在牆壁上塗寫大標語,然後趕上隊伍;到了宿營地,為了深入群眾了解情況,他又不顧疲勞經常一個人翻山 越嶺,披星戴月,步行到幾十裡外的村莊去搜集資料。董秋農專心致志的工作精神,在部隊中傳為美談。有一次,朱總司令來到他們工作的房間,為了不驚動他們,他把警衛員留在門外,一個人悄悄進屋,靠鋪蓋卷上靜靜地等著他們。2人聚精會神地伏案工作,沒有發覺,直到他無意中抬頭,才發現總司令。朱總司令看了我們翻譯的材料,點頭稱讚。 為此,朱總司令向全軍通報,對他進行了嘉獎。董秋農因工作出色,多次受到朱德總司令的稱讚。 1938年初,在朱德,彭德懷的介紹下,董秋農光榮地加如了中國共產黨。 戰地攻心,獨創喊話見成效 1938年,八路軍總部決定“挑選得力的政治工作幹部組成巡視團,深入部隊檢查工作”。董秋農被組織選派到冀南平原,深入部隊檢查工作,重點是檢查黨的工作、幹部學習、部隊的政治教育、對統一戰線的認識和執行情況、總結部隊政治工作經驗等。並追隨當地領導在前線與日寇作戰。董秋農發現,八路軍的對敵喊話內容“繳槍不殺,優待俘虜”雖是正確的,但瓦解軍心的力量不夠。 董秋農從前線回來后,向朱總司令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把個人在留學日本期間,接觸到的日本反戰詩人與謝野晶子的有名詩句,應用在對敵作戰前沿陣地,向日軍用日語喊話,以此配合我軍對敵的“繳槍不殺,優待俘虜”的喊話。 朱總聽后,認為這套辦法很新奇,可以試一下,立即批准他召集一個對敵喊話小組,人數在一個班左右,由他負責領導,讓這些人練習日語,向日軍喊話。喊話的方式,由我軍士兵用日語朗誦與謝野晶子反戰經典名詩《你不能這樣死去》------“啊,弟弟啊!在戰爭中你不要死去!去年秋,你父親有病死了,留下你的母親,痛苦地把親兒送到前線,而她獨身空居。 有誰在門簾后,暗暗涕泣,竟是燕爾婚媳。夢魂不忘音容在。相伴十月兩相離,清冷少女這顆心,如有此生獨有你。嗚呼!又有的誰可依?勸君健在莫死去!” “日本士兵們,原文的詩很話長。我們只說重要的幾句,就是‘勸君健在莫死去’。請你們不要再為日本軍閥賣命了。趕快把槍口向天上放,尋機會到我們這裡來,活下去,以後和你們全家團聚!” 董秋農這套對敵喊話的內容與方式一經在前線實驗,效果非常好----對方陣地一下子槍聲沒有了,日本士兵都不放槍了,陣地一片沉寂。 董秋農的戰場喊話成功,經總部研究批准,向全軍推廣,從各地送上來的彙報,說明效果明顯,並已有不少敵軍士兵在戰場上逃跑前來投誠,總部又根據董秋農的請求,組織投誠的日軍士兵進行對敵喊話訓練。以後,陣前喊話,全用日本士兵來做,由日本人來對付日本人,其效果更好。 挺進冀魯邊,健全“敵工部”1938年夏,董秋農完成八路軍總部巡視團檢查工作以後,他隨肖華所率三四三旅政治部和教導隊的百餘幹部,於同年9月27日到達敵我爭奪激烈的冀魯邊地區。於10月,經統一整編的抗日武裝力量,組成以肖華為司令員兼政委的“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師級建制),董秋農被任命為政治部敵工部長。董秋農到達冀魯邊后,從敵工部門只有他一個人開始,在建立“挺縱”過程中逐步健全了組織。當時冀魯邊地區發生旱災,日軍又即將開始“掃蕩”,環境十分險惡。但他鬥志昂揚,不怕艱難困苦,始終和戰士同甘共苦。看到部隊條件艱苦,他就經常寫信給在家鄉他最信任的二姐,讓她回信時多帶點東西來還有錢,說他“這裡的朋友多,總是不夠用。”而他的二姐也始終冒著殘酷殖民統治的危險,默默的滿足他每個要求:毛毯、錢甚至還有吃的都源源不斷的送往了不知名的每個地方。他享受旅長待遇,但卻把配給他的勤務員主動辭去,送到部隊需要的崗位,幫助挖交通溝。他生活儉樸,從不擺知識分子架子,戰鬥時身先士卒,作戰時宣傳我軍政策,瓦解敵軍鬥志。他率先建議部隊官兵學喊“繳槍不殺”、“優待俘虜”等日語短句,得到了挺縱領導的大力支持。“挺縱”的學喊話活動,是全軍開展較早的,也是較好的。為了使部隊迅速學會對敵喊話,使其在戰場上發揮作用,他下連隊親自任教,親自上戰場對敵喊話。有的老同志至今能將學習的歌訣一字不差的默寫下來;有位老將軍,當年是董秋農親自教的,現在雖不知是什麼意思了,但能清晰準確地喊出來。在當時沒有擴音設備的條件下,他採取到作戰前沿領喊,甚至抵近敵人喊活的辦法,使戰場對敵喊話的效果大大提高,產生了動搖敵軍士氣,瓦解破壞敵偽軍戰鬥力的作用,為部隊奪取戰鬥勝利起到重要作用。“董秋農不僅親自下連隊教喊,而且親自上戰場領喊。在當時沒有擴音設備條件下,必須抵近敵人,這是需要犧牲精神的。而他“一聽到打仗,就帶著幾個人跑上去。”他採取各種靈活有效辦法,持續地、積極地組織對敵展開政治攻勢,以動搖敵偽軍心士氣、破壞削弱敵偽軍戰鬥力。當時,敵軍上級為了應對我軍的戰場喊話,陣前不讓我軍有喊話的時間,一對陣就是猛打猛衝,以槍聲、炮聲壓住我方的喊話。 董秋農針對上述情況,親自領導喊話小組刻寫、印刷、散發、張貼反戰材料,包括我軍優待俘虜政策、國內外形勢等等。他還印發了“特別通告證”,凡日軍士兵手中持有此證者,可以立即受到我軍及地方政府的歡迎和收留。並派人把這種“特別通告證”散發在日軍行軍途中、宿營地、碉堡以及日軍常駐地的大街、小巷。 我軍對敵的各種措施,把日軍上上下下的關係鬧得非常緊的張,上級軍官不準下級士兵閱讀我方宣傳材料,不準私藏我軍散發的“特通證”。日軍士兵就背地裡看,私下把“特通證”藏於夾層衣服中,很多偽軍官兵也照此辦理,敵軍的士氣非常低落。 對此,日軍高層設置督戰隊,一經查到日軍士兵作戰不力,或私藏我軍宣傳單和“特通證”者,必遭到當場槍殺的嚴厲處分。董秋農又做了補救措施, 在日軍駐地城鎮,農村房舍,所有建築物的醒目處書寫反戰詩歌,書寫我軍優待俘虜政策,書寫如何到我軍陣地主動投誠的簡單辦法。這樣,日軍官兵在行軍途中,在宿營地都能看到。這些宣傳內容,在日軍官兵腦海中翻騰,其效果其殺傷力,不亞於戰場上槍彈大抱和刺刀肉搏。 董秋農對主動來投誠的日軍士兵,妥善安排其工作和生活,對於俘虜按八路軍總部規定,從生活上、思想上慢慢地感化教育這些軍國主義思想很深的日俘。我們官兵吃小米鹹菜,日俘則是細糧魚肉。白天一起參觀生產活動,晚上一同觀看我方演出的反戰話劇,然後釋放他們回去;不願回去的俘虜,我們則把他們留下,董秋農一一談話、轉化,耐心宣傳我軍的政策,並已有1名覺醒。在駐地召開群眾大會時,他上台現身說法。用日語講:“堅決反對日本侵略戰爭,堅決擁護八路軍。”並號召其他戰俘早日覺醒,此舉在日俘當中反應強烈。 身先士卒,血染沙場 據《陵縣誌》記載:“1939年8月,八路軍五支隊一部,在糜鎮西截擊日軍汽車四輛,斃日軍多名。” 1939年夏秋間,董秋農同“挺縱”政治部符竹庭主任奉命伏擊途經山東德州陵縣與王舉村一帶的日軍。 當日軍汽車駛到東邊的解孟村邊時,狡猾的日軍怕有埋伏,都跳下車來,打了一陣子槍試探,見沒有動靜,這才上車繼續前行。 日軍汽車終於進入了伏擊圈,突然,一顆手榴彈“轟”的一聲炸斷了前面的道路。日軍慌忙下車,用汽車作掩體,向我軍猛烈射擊起來,火力很強。緊急關頭,我軍一戰士機智地轉到車隊的後面,把幾顆手榴彈投向開槍的鬼子,隨著一聲聲巨響,鬼子血肉橫飛。八路軍戰士越戰越勇,不一會兒,鬼子的汽車冒起了股股黑煙…… 在我指戰員勇猛打擊下,十幾個鬼子被消滅,剩下的幾個鬼子見事不妙,跳進路邊的葦灣想逃命。為了能爭取日軍投誠,董秋農親自抵近前線向殘軍高聲喊話,確有一名叫“小島”(音譯)的日軍因其喊話而投降。在這次戰鬥中,我軍消滅了二十來個日軍,繳獲了十餘支槍和一些彈藥,抓獲一個日俘,炸壞了敵人的汽車。我軍速戰速決,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然後就迅速撤離了村子,然而董秋農卻被藏在汽車底下的一個鬼子開槍擊中了他的頭部,不幸中彈壯烈犧牲。他是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第一個留學生,也是八路軍728位團以上幹部烈士中,在前線為國捐軀的唯一一位敵工部長,時年離29歲生日不到一個月。肖華將軍1940年元旦向挺縱各部參加“同樂會”的同志們發表過一篇《艱苦堅持的冀魯邊》的講話。 講話回顧挺縱的戰鬥歷程和取得的輝煌戰績。緬懷了犧牲的烈士,其中也提到董秋農烈士高度讚揚了他的工作方式和戰鬥精神;講話談到與敵工活動密切相關的日俘問題,說:“俘虜日軍9名(因傷死了的不算)。這大大超過我們前報的3名,偽軍1365名(班長到司令95名)”。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同志在董秋農犧牲后,在教育敵工幹事的講話中“多次講到他的功績,用來勉勵敵工幹部”說他“工作中貢獻很大”。